引論：為什麼要關注俄羅斯「向東轉」？
當美國正在「重返亞洲」途中，我們已經在那裡了。——俄羅斯駐美國大使Sergey Kislyak，2014年
2021年3月中國和俄羅斯兩國外交部長以全球治理為題發表聯合聲明，史上罕見。他們的共同主張包括「摒棄借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和搞雙重標準」、「民主模式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應尊重主權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正當權利」、「國際社會應堅持踐行開放、平等、非意識形態化的多邊主義原則」等等，在在劍指美國强權。
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導致世界經濟陷入停擺狀態，甚至呈現「去全球化」的趨勢。與此同時，美中緊張局勢持續發酵，地緣政治鬥爭蔓延到東亞地區，牽連中印邊境糾紛、台海對峙、南海爭議再度升溫。雖然中美「新冷戰」彷彿如箭在弦，但我們往往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持份者 —— 俄羅斯。近年克里姆林宮推動「向東轉」戰略，透過與亞太融合發展，跟東亞國家提升關係，將地緣政治重心從歐洲轉移至亞洲。
縱使今天俄羅斯的國力不可跟蘇聯時期同日而語，但仍然具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足以左右東亞地區的政經局勢。俄羅斯在東亞地區安全上相對能避免利益衝突，大可以扮演仲裁者角色，例如調解南海爭議各方的利益訴求；但與此同時，作為軍事強國，參照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委內瑞拉和利比亞的行動，莫斯科也有能力成為東亞的「攪局者」，試圖損毀美國的利益。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對能源需求殷切，而俄羅斯依賴能源出口，雙方存在經濟互補性，當中跟中國的能源合作尤為顯著。近年東亞安全局勢愈見複雜，也促使性價比較高的俄羅斯武器獲得爭議其中的國家的青睞，包括印度、中國、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等，成為俄國軍火的主要買家。另一方面，在國際制裁影響下，俄羅斯難以獲取西方資金和先進技術，而東亞四小龍則有機會為俄國提供適切的替代品；比方說，莫斯科寄望香港或新加坡成為俄羅斯資金避風港，也希望獲得韓國建造液化天然氣船的技術。對於東亞國家而言，俄羅斯是潛在的軍事戰略平衡者和經濟合作夥伴，已非無足輕重的外來者。
俄羅斯對東亞的國際關係局勢潛藏可大可小的影響力，但論者對「向東轉」的重視程度見仁見智。作為俄羅斯「向東轉」的旗艦項目，每年在俄遠東海參崴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匯聚東亞各國領袖，常見與會者向普京贈送高帽。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形容海參崴發展是他與普京的共同夢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認為跟俄羅斯遠東合作是歷史機遇和時代潮流；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向東轉」的視野務實，預視它將會成功。不過在官方美言以外，西方智庫輿論對「向東轉」的發展態度甚為審慎。前白宮俄羅斯顧問希爾和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羅鮑波曾於《外交事務》撰文表示，俄羅斯的戰略重心依然在西方，因為莫斯科缺乏足夠資源實現「向東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報告表達了相似觀點，認為俄羅斯的歷史、戰略文化和人口特徵均屬於歐洲，所以在亞太地區只能扮演旁觀者。
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向東轉」一詞大行其道（亦稱「向東看」、「轉向亞洲」、「轉向東方」），但其實克宫立意向亞洲發展始於普京上台之初，實在非一時之權宜之計。呼應着「亞洲世紀論」，普京於新千禧年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前夕，撰文〈新東方展望〉表示「俄羅斯一直認為自己是歐亞國家，我們從未忘記俄國領土的主要部分在亞洲」。八年後的金融海嘯促使俄羅斯開拓亞洲市場，以減輕對歐洲經濟的依賴。2011年普京開始倡議成立歐亞經濟聯盟，銳意成為歐洲與亞太的橋樑，旨在平衡俄羅斯在東西方的發展。翌年在莫斯科斥資200億美元提升遠東基建的努力之下，海參崴成功舉辦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標誌着俄羅斯認真走入亞洲。誠如2013年版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指出，全球政經重心正從西方轉移至東方，俄羅斯「向東轉」為普京的長遠戰略，以尋求達致歐亞兼顧的外交政策，而烏克蘭危機是推進這戰略的催化劑。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基斯利亞克（Sergey Kislyak）曾嘲諷說：「當美國正在『重返亞洲』途中，我們已經在那裡了」。
梳理過俄羅斯「向東轉」的時間脈絡後，我們需要釐清其對象是亞洲，而不單純是「向中國轉」。2016年版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闡述了亞洲政策的重點，包括與中國繼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印度強化特殊戰略夥伴關係、與蒙古加強傳統友好聯繫、與日本建立睦鄰關係、與朝鮮和韓國維持傳統友好關係、與越南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新加坡展開全方位合作、與澳洲發展互利關係⋯⋯等等。在首屆「東方經濟論壇」上，普京表示遠東地區將會成為俄羅斯的重點發展中心，而且應該融入於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此前，俄羅斯智庫瓦爾代國際俱樂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受政府委託為「向東轉」構建理論基礎，由克里姆林宮前外交顧問卡拉加諾夫（Sergei Karaganov）領銜製作和發表六冊Toward the Great Ocean（或譯《前進大海洋》）研究報告。他倡議俄國政府應制定俄遠東發展策略，尤其是交通和物流網絡，同時強調「向東轉」是文明任務，透過把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從西方轉移至東方，讓俄羅斯重新擁抱歐亞兼備的雙重認同，變成歐洲—太平洋（Euro-Pacific）國家，在亞太地區擔當中美之間的平衡者。中國無疑是莫斯科「向東轉」的首要對象，主因是兩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契合程度高，例如共同抗衡美國霸權及能源合作等。然而，俄中關係不是鐵板一塊，而且雙方無意締結軍事同盟，以免失去外交獨立性。目前俄羅斯在東亞依然保持外交彈性，可以向印度出售武器，跟越南在南海爭議海域開採能源，在台海衝突上保持中立，一切以自身最大利益為依歸。
有關俄羅斯「向東轉」的學術文獻，比較突出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cific Rus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匯聚了多國專家探討俄羅斯遠東與亞太融合的具體機制，歸納出俄羅斯「向東轉」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欠缺一致性；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運用個案研究法來審視2014年後俄羅斯的遠東發展，以及跟與中國的政經合作，藉此探討「向東轉」是否早已發生。另外，俄羅斯學者Alexander Korolev和Maxim Bratersky分別認為俄羅斯向亞洲發展旨在抗衡美國霸權及打破西方世界秩序；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榮譽副教授Stephen Fortescue批評俄羅斯的官僚失責導致「向東轉」缺乏連貫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樂觀地判斷美俄在亞太地區仍然具備合作空間。一眾中國學者的觀點比較相近，認為「向東轉」代表俄羅斯更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但並不意味會完全摒棄歐洲。
為了延伸上述研究成果及填補一些空白，本書嘗試對俄羅斯「向東轉」進行有條理的事態探討。對「後克里米亞時代」的俄羅斯與13個東亞國家（或政治實體）或與之利益攸關者的關係，進行個案分析，從而考察這戰略的成效。全書分為六個部分：第一章闡釋俄羅斯「向東轉」如何受到歐亞認同、美國因素、遠東發展和歷史淵源的影響，從而建構理解其「向東轉」戰略。之後按次區域劃分，以事態探討的進路（Issue inquiry approach）著手研判「向東轉」戰略的施行和東亞各國的對應。第二章就俄羅斯與中國關係進行「多層次分析」，從國際結構、國家、領袖和社會大眾層面摸索俄中關係的虛與實。第三章窺探俄羅斯的大中華觀，了解它與台灣和香港的關係；這是相關研究的嶄新嘗試。第四章審視莫斯科的東北亞戰略，如何經營或是重建跟日本、朝鮮、韓國和蒙古的關係。第五章梳理俄羅斯在東南亞的外交進展，細看東盟、越南和新加坡如何應對其東亞戰略。第六章透過觀察莫斯科跟與印度和澳洲的微妙關係去明瞭俄羅斯對美國「印太戰略」的考量。
結論：坐山觀虎還是騎虎難下？
俄羅斯的東亞政策存在四大結構性障礙，包括歐亞認同的身份局限、過去向亞洲發展的失敗經驗、過於「重視」和糾纏跟美國的大國博弈，以及俄遠東的發展定位模糊。假如俄羅斯「向東轉」的目標是為了擴大地區安全上的影響力和推動經濟產業升級，效果迄今確實不似預期。
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俄羅斯鮮有主動介入調停，始終未能扮演重要仲裁者，反而似是攪局人。在朝鮮半島、台海、南海、加勒萬河谷這些引爆點，它不是退居二線就是以出售軍火來擔當「幕後玩家」。不少持份者都批評莫斯科假裝中立，實際上「為虎作倀」支持中國，藉以抗衡美國霸權；但這也未必盡然，不是沒有證據反映莫斯科跟中國的對手暗通款曲。無論如何，難道這些就是贏取東亞國家信任的良方嗎？
克里姆林宮看好亞洲的發展潛力，尤其是金融和科技產業，可惜俄羅斯經濟未能長足受惠。它與東亞國家的經貿連繫仍然以能源（和軍火）為主，最關鍵的突破契機是俄中東線天然氣管道，而向日本和韓國供氣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俄羅斯與亞洲國家的核電合作得到印度呼應，卻不被越南等其他國家歡迎。面對西方的金融和技術制裁，莫斯科未能在東亞地區找到適切的新出路。儘管日本與韓國分別提出「八點經濟合作計劃」和「新北方政策」，唯俄羅斯自身惡劣的營商環境導致日韓企業卻步。為了避免招致美國反感，日本、韓國與新加坡不願意向俄國提供能源開發和造船技術，而香港與新加坡亦抗拒成為俄資的避風港。
「向東轉」未必為東亞帶來新的多極秩序，可見未來亞洲局勢將繼續由美中兩國主導，那麼俄國在此有空間左右大局嗎？其實克里姆林宮不樂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以免失去左右逢源的外交機會，所以在美中貿易戰就刻意保持距離。普京曾引用中國諺語，戲言俄羅斯要坐山觀虎鬥。然而，新冠病毒疫情後美中關係加速惡化，引致莫斯科在東亞周旋的空間更形狹小。觀乎俄羅斯的東亞政策擁有強烈反美色彩，華盛頓也不願對俄制裁網開一面，俄美兩國聯手對抗中國恐怕難以預期。相對而言，俄羅斯更樂意與中國加強戰略和軍事合作，從而協助後者成為東亞霸主，藉以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
不過，東亞諸國對中國顧忌甚多，俄中同盟將限制前者跟它們推展關係；況且，兩國實力愈拉愈遠，強國之心不滅的莫斯科怎會甘願淪為北京的「小伙伴」？俄國的中國專家曾提醒，兩國關係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中國崛起衍生的過度自信導致北京對莫斯科更加有恃無恐，俄國應該認真警惕與中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也許終有一天，俄羅斯會遭受魚池之殃，被北京「戰狼外交」拖累？
面對東亞兩虎相爭之局，克里姆林宮智囊提出了第三條路線 —— 「新不結盟運動」—— 將俄羅斯重新定位為平衡中美兩國的「第三勢力」，讓莫斯科領導和團結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東亞諸國，甚至是美國的亞洲盟友。「新不結盟運動」願景宏大，讓莫斯科提升地緣政治影響力，從而重塑歐亞大國的地位，避免在東亞政局被邊緣化。2012年第16屆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在德黑蘭舉行，普京在賀電中表示，俄羅斯一貫奉行平衡的外交政策，而不結盟運動對於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信任和加強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俄羅斯願與之進一步加強合作。當然，這戰略知易行難，皆因「向東轉」成效未張，許多東亞國家依然抱持觀望態度。回顧近年俄羅斯的大戰略，包括「歐亞融合」、「向東轉」、「大歐亞倡議」，彷彿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俄羅斯如何能解決決心和投放不足的老毛病，將會是克里姆林宮需要認真反省、坐言起行的重大課題。
又或者可以從克里姆林宮的全球佈局去理解「向東轉」。某些形式上的地區性團結也許是好事，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讓克宮沉思的是作為一方霸主跟各個全球權力中心的關係，以俄國為核心的歐亞緩衝地帶，怎樣以獨立陣營姿態跟德國領導的歐洲和中國稱霸的亞洲鼎足而立，而不是被前者「吞噬」或被後者隔絕在外。俄國前任外交部長伊萬諾夫（Igor Ivanov）就曾經提過，各方強權從來不會統一，要建立合作體系，規模就會很大，不僅會有布魯塞爾，也會包括莫斯科和北京。不論是歐盟東擴抑或是北京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要成功都不能缺少莫斯科的祝福。
如果有論者認為莫斯科「向東轉」的態度和舉措有點模棱兩可，大家可能有興趣參考一下葡萄牙前任歐洲事務國務卿Bruno Macaes的觀察 —— 俄羅斯也許很自豪自己安於模棱兩可的狀態，這也可能反映在很久以前，劃分各個不同領域的界線其實早就模糊不清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詩人Joseph Brodsky早在蘇聯解體之初已經觀察得到，混亂與矛盾，事實上有利於政權得以從中創造出穩定的秩序。當然，克里姆林宮是否真能在歐亞緩衝地帶縱橫捭闔，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王家豪是國際關係學者，專研俄中關係和俄羅斯亞太政策；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碩士，主修歐亞政治及經濟，現於同校攻讀博士學位。曾於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和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出任實習研究員，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進行學術訪問；著有《絲綢之路經濟帶，歐亞融合與俄羅斯復興》（與羅金義合著）。
羅金義是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總編輯。近年有關亞洲研究的編著包括《老撾的地緣政治學：扈從還是避險？》、Nations,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Asia-Pacific等等。
書名：《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
作者：王家豪、羅金義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
出版時間：2021年6月
- 【書摘】《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 - 2021 年 6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