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判決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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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不完美的正義

確認事實，永遠是判決最為艱難之處。

任何一件刑事案件，都不是在法庭上公開發生的，事實真相為何，沒有人敢打包票，法官只能依靠證人說法及相關事證，推測事實是怎麼回事。至於證據的可信與否，就算有專家鑑定協助把關，也可能因解讀偏差而造成謬誤，期待判決百分之百正確無誤，是不可能的事。

「法院不是發現真相的地方，法院，只是一個用所蒐集的證據來判斷被告是否有罪的地方。」描述性騷擾嫌疑人被迫認錯，以換取結案的日本電影《嫌豬手事件簿》片尾這句話想說明的，是個十分基本、卻很難被接受的觀念，那就是：判決無法反映絕對的事實，只能反映證據是否足以判定被告有罪。

如果判決不能反映事實，難道真相不重要嗎？

真相當然很重要，正因為重要，所以刑事訴訟的目的就是「發現實體真實」。什麼是「實體真實」？「發現實體真實的完整意義是『毋枉毋縱，開釋無辜，懲罰犯罪』，並不能將之片面理解為『有罪必罰』。」當公權力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或其他權利之前，都必須超越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證明他確實犯了罪，這是保障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也是避免國家任意陷人民於罪的重要機制。只可惜一般常忽略「發現實體真實」除了懲罰犯人之外，還必須減少冤枉之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所以我們不該選擇「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其一」，而是選擇「寧可錯放一百，不可錯殺其一」，因為前者必須付出的代價太大也太高了，沒有人付得起。

或許有人會問，那麼法律到底在保護誰？是被害人，還是加害人？

就國家角度而言，每個國民都應該被平等對待，不能有所偏廢，法律保護的是相對關係，而不是絕對關係，不能、不該、也不會偏袒特定人士。只是現實比想像中要來得複雜，誰有罪？誰無罪？誰是被害人？誰是加害人？不容易判斷事實，處於灰色地帶的性侵害案件的判決容易引發爭議，原因就在這裡。

二○一七年歐美#MeToo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香港體操選手呂麗瑤在臉書上承認她十四歲時遭田徑教練性侵一年。為何她選擇在社群媒體公開，而不是到法院提告？因她深知事隔多年舉證困難，唯一伸冤的方法，就是公開自己的經歷。這也是歐美#MeToo興起的原因，它反映的是性暴力受害者不相信司法制度能伸張正義，只得訴諸媒體輿論為自己討公道。此事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各界人士關注之下，檢警主動介入調查，起訴了年逾七十歲的退休教練，最後法院以呂麗瑤「供述前後不一」、「內在矛盾」、「事後仍與被告保持親密關係」等原因，裁定教練性侵的罪名不成立。

就性侵害案件來說，這樣的判決並不意外，倒是法官練錦鴻的發言很值得注意。他說，他相信呂麗瑤公開此事，不是為了報復或個人利益，不論裁決是否如她所願，她無懼社會壓力和公眾注目挺身而出，已是極為值得讚揚的行為。可是為了避免冤案出現，基於無罪推定審理原則，法院只能判定無罪，練錦鴻說：

「法庭的運作及邏輯與社會運動並不相同，只會根據證據裁決，不會受當事人挺身而出及社會大眾意向的影響。法庭不是推動社會運動的地方，每一個決定必須依據證據而做出，罪名成立與否，必須考慮證據是否達到毫無合理疑點。判決並非反映事實，更不希望裁決結果對往後的#MeToo運動帶來任何負面影響。」

「法庭的運作及邏輯與社會運動並不相同」是什麼意思？我認為練法官是在表明，#MeToo運動固然有其清楚訴求，並形成一定輿論壓力，但訴求就只是訴求，未必能提供具體解答，法院不能、也不會因此而降低有罪門檻。法律有其基本價值，不能偏廢，為了不殃及無辜，法院不可以在有任何疑慮的情況下，判處被告有罪。他說「判決並非反映事實」已顯示他的態度，就是被告無罪只是證據不足，未必是呂麗瑤說謊，所以他「不希望裁決結果對往後的#MeToo運動帶來任何負面影響」。這番話不僅點出了司法的有限性，也呼應了#MeToo運動的初衷—被害人公開現身發聲，喚起各界關注性犯罪，以彌補司法的限制。

無罪推定是國際公認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目的在於保護每一個人，不需要證明自己無辜，因為一個人做了某件事，或許可以提出證明，但要證明一個人沒做某件事，是不可能被證明的，所以制度上不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辜，而是要求檢方進一步舉證，只是這樣的概念與多數民眾素樸、直覺的「正義觀」相左。法官只是人，既有著屬於人的義憤填膺，也有著屬於人的悲憫同情，必然存在著判斷的盲點與缺陷，除非司法制度或判決原則有重大改變（例如性侵害案件一律改採有罪推定，這也是部分激進主義者提出的論點），否則就算更換任何學富五車、道德高尚的人坐上法官的位子，也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裁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說：「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這句話常被拿來批評判決（性侵案）被告無罪的法官，認為他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法官」。我認為霍姆斯的意思並不是指經驗比邏輯重要，而是認為判決除了必須符合嚴謹的邏輯推演，更需要扎實的經驗輔助，這裡所說的「經驗」不是指法官的日常經驗，而是反映公共政策、時代需求、道德價值等人類集體經歷的總和。霍姆斯期許的司法過程，不是機械性地套用原則理論，更不是單憑執法者的個人經驗，而是一個邏輯與經驗交互辨證的過程，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理論上，刑事訴訟的程序設計是嚴謹的，每個環節都設計了保險：警察詢問出了問題，有檢察官擔任守門員；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是否充分，有審級制度負責把關，後面還有再審及非常上訴等救濟程序。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不會犯錯，就算每個執法者盡可能縝密地蒐證、耐心地偵查，照理說冤案是不該發生的，但它就是有可能發生。這是現實，也是無奈。

現行做法不是沒有討論的空間，像是性侵害案件是否要採取非告訴乃論？減述作業為何形同虛設？執法者何以陷入「完美被害人」迷思而不自知？都必須衡量諸多因素與細節，檢討是否有調整的必要。任何法律或制度要落實，就必須折衷協調 ，它們的可行性很重要，通不過可行性，再崇高的理想也是無用。每起性侵害案件的情況都不相同，無法一概而論，期待處理性侵案能建立一套簡單有效的判決公式，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證據標準，無異是緣木求魚。

法律試著在每個人自認的正義中找到平衡點，這個平衡點不可能滿足所有人。就像死刑要不要廢除？安樂死該不該存在？這樣的辯論始終莫衷一是，支持者各自擁護信念，很難說服彼此。但我總以為，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法院只接受合乎法律邏輯的證據，證據不足，就無法判處有罪，畢竟正當法律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才是刑事訴訟的核心，至於被害人的經驗與感受，很遺憾的，那是法院不能、也無法處理的範疇。

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在不完美的世界追求正義，除了需要勇氣，更需要包容。面對性侵害案件充滿不確定的真相迷霧，不同專業者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這樣的不同未必是二元對立、是非對錯的問題，只是顯示了彼此觀念及角度的差異。若是雙方無法辨識對方的善意，只站在自己位置發言，既不參照其他說法，也不願打開聆聽與對話的空間，最終受傷的永遠是兩方—無論是指證歷歷，卻無人相信的被害人，或是拚命喊冤，卻備受質疑的無罪被告。

無論是眾聲沉默的性侵案，還是被迫消音的性侵冤案，都是在性（侵）是羞恥、見不得人的禁忌文化之下，讓「不可說」本身製造出驚人的黑暗與混沌，掩蓋了被害人向外吶喊的求助，無辜者渴望平反的聲音，以及所有牽涉其中親友的傷痛。但願每個人都可以反躬自省，也願意側耳聆聽，瞭解這個議題的複雜程度，認知到個人所知的限制，提醒自己保持願意修正的態度，讓不同角色的痛苦可以被聽見，透過不斷的思辨與說理，才能往解決的方向跨一步。

這是一條漫長而遙遠的路，但仍值得我們努力嘗試。

作者臺大人類學系畢業，曾任職首都報社、自立早報、超級電視臺等媒體，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CALL IN！地下電臺》《歷史迷霧中的族群》《活在拜物星球》《福爾摩沙愛情書》《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沉默：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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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
作者：陳昭如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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