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以上,西班牙國內各黨派勢力結盟的情況大致如後:全國勞工聯盟及無政府主義組織、馬統工黨、部分社會主義人士連成一氣,支持工人掌權;與之對抗的則是主張中央集權政府和軍事化部隊的右派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與共產黨。
各位應該輕易就能看出來,此刻我何以比較傾向共產主義觀點而非馬統工黨立場。共產黨有一套明確可行的策略,從目前「保守評估未來數月情勢」的常識看來,共產黨的做法顯然略勝一籌;而馬統工黨一日數變、且戰且走的策略與宣傳手法實在糟糕得難以言喻,若非如此,照理說他們應該能吸引更龐大的支持或追隨者才是。在我看來,此刻共產黨最足以籠絡人心的作為是他們持續投入作戰,但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卻停滯不前。至少這是社會目前的普遍感受。共產黨之所以步步掌權、黨員人數亦迅速增加,部分可歸因於他們吸收了反對革命勢力的中產階級,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是當時看起來唯一有能力打贏戰爭的人。有了俄國武器,再加上由共產黨主控、戍守馬德里的壯盛軍隊,共產黨一時成為全西班牙的英雄。誠如某人所言,每一架飛過頭頂的俄國飛機都是共產黨宣傳品。至於馬統工黨提倡的「革命純粹主義」,我雖能理解邏輯,但依我之見終究徒然。說到底,打贏戰爭才是眼前唯一重要的事呀。
在此同時,舉凡報章雜誌、宣傳冊、海報書刊,處處可見附魔般卑劣的黨派鬥爭。這段期間,我最常看的是馬統工黨黨報《戰鬥報》和《前進報》,但它們無止境地挑剔加統社黨「反革命」立場,自命清高的態度令我疲憊萬分;後來我進一步細讀加統社黨及共黨媒體,這才發現馬統報紙與此二者的自吹自擂相比,簡直無可非議。姑且不論其他理由,馬統工黨的發聲管道少之又少:不像共產黨,馬統工黨跟本國以外的任何媒體皆無關係;但即使在西班牙境內,馬統工黨仍處於極大劣勢,理由是國內媒體審查幾乎由共產黨一把抓,有誰刊登任何有害共黨立場的言論,極可能遭禁或受罰。故我們可以公正地說,馬統工黨持續不懈鼓吹革命、竭力說教、頻繁引用列寧至令人噁心想吐的地步,但鮮少涉及個人誹謗。此外,馬統工黨盡可能只透過文章報導與他黨激辯,不使用訴求對象更廣的彩色畫報攻擊政敵(西班牙的文盲比例較高,海報遂成為重要宣傳工具),僅簡單傳達反法西斯立場或抽象的革命理念;而民兵傳唱的歌曲亦同樣謹守分際。反觀共產黨發動的攻擊則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打算稍後再詳述這個部分,在此先簡要提示共產黨的攻擊路數。
從表面上看,共產黨與馬統工黨的爭吵、攻訐其實是一種手段:馬統工黨傾向現在、立刻、直接革命,共產黨則否;這部分雙方互有攻防,勢均力敵。然而,共產黨卻進一步主張馬統工黨的論述會分化、削弱政府力量,導致戰事不利;雖然最後我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但這種說法亦不無道理。共產黨起初小心試探、爾後變本加厲,斷言馬統工黨的錯誤判斷和蓄意不軌將導致政府分裂;他們指稱馬統工黨是一群偽裝成革命份子的法西斯,專拿希特勒和佛朗哥的髒錢辦事,透過宣傳「假革命思想」協助法西斯,甚至將馬統工黨打為「托派組織」、「佛朗哥第五縱隊」云云。這種說法無疑暗指成千上萬的勞動階級─包括在前線戰壕受凍的八九千士兵,還有犧牲生計、有些甚至得放棄國籍才能來抵西班牙協助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上千外國人─全是見錢眼開的叛國賊。這類故事透過海報等各種文宣在西班牙境內廣泛散布,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及親共媒體亦不斷不斷地反覆宣傳。如果我認真蒐集這類語錄,大概能編出六七本書吧。
托派組織、法西斯、叛國賊、殺人兇手、懦夫、奸細……凡此等等都是共產黨編派給我們的罪名。我承認這讓人很不開心,尤其是想到那些該為此負起責任的人。看著十五歲西班牙男孩躺在擔架上被人從前線扛下來,毯子裹著他茫然蒼白的臉;然後再想到倫敦、巴黎那些撰文宣傳、油嘴滑舌的傢伙,竟然把這個男孩打成法西斯,實在令人心痛。戰爭最可怕的特色,就是所有跟戰爭有關的宣傳、尖銳指責與仇恨,全都出自一群不打仗的人。我在前線認識的加統社黨民兵,還有不時巧遇來自國際旅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人會說我是「托派人士」或叛徒;他們把這些狗屁倒灶的事全留給後方記者去處理。那些編寫刊物反對我們、在報上詆毀我們的傢伙全都離子彈、離泥濘數百公里遠,他們大都安安全全窩在家裡,最糟糕的也不過就是在瓦倫西亞報社辦公室寫稿。除了黨爭必備的汙衊中傷,慷慨演說、英雄主義、貶低敵人等所有尋常戰爭元素一樣不少,而且一如往常都是出自那些不上戰場或是一說要他們打仗,跑得比誰都快的傢伙之手。這場戰爭讓我明白一件最悲哀的事實:左派媒體跟右派媒體完全是一丘之貉,狡猾陰險、顛倒是非*。我真心認為,對我們這一邊、也就是共和政府陣線而言,這場戰爭並非一般的帝國主義戰爭;然若從戰爭宣傳的質性來看,你完全無法感受到這份事實真相。左、右派媒體一同栽進辱罵誹謗的糞坑時,內戰才開始沒多久:《每日郵報》「紅軍釘死修女」(REDS CRUCIFY NUNS)的海報記憶猶新,而《工人日報》也指稱佛朗哥麾下的外籍兵團是「一群由歐洲各國殺人凶手、白人屠夫、癮君子、下三濫組成的軍隊」。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甚至拿我們比作「用活生生的孩童屍體堆出來的法西斯路障」(但屍體碰巧是最難用來搭路障的材料),亞瑟.布萊恩特爵士亦宣稱西班牙共和派成天嚷嚷要「打斷保守派商人的腿」。寫下這些垃圾的人沒打過一天仗,說不定還認為打筆仗相當於上戰場。士兵打仗,記者喊話,這種情況不分戰爭,不分戰場;除非為了極短暫的宣傳任務,沒有一個愛國者會想靠近前線戰壕一步。聊以安慰的是,我認為「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狀態;也許在下一場大戰來臨時,我們會看見「侵略主義者身上終於有了彈孔」這史無前例的景象。
從新聞報導這部分來看,他們在這場戰爭的表現和其他所有戰爭一樣,搬弄是非、吵吵鬧鬧;不過這場戰爭仍有一事不同。一般來說,記者通常會把他們最惡毒、最具殺傷力的謾罵留給敵人,但這一回,隨著戰事與時序推移,共產黨和馬統工黨愈來愈惡毒地攻訐對方,其程度更甚對抗法西斯。儘管如此,當時我仍未嚴肅看待這件事;因為政黨鬥爭本就煩人噁心,此外我只當它是別人的家務事。我認為這種無聊爭吵不會改變任何一件事,也相信世上沒有完全無法化解或妥協的分歧立場。就我的理解,共產黨和自由派鐵了心要反對革命到底,但我壓根沒想過他們可能會走上回頭路。
但他們有充分理由這麼做。這幾個月,我一直待在前線,而前線的政治與社會氣氛毫無異狀。我一月初離開巴塞隆納,四月底才首度休假;在這段期間內(甚至還要再晚一點),由無政府主義組織和馬統工黨武裝控制的亞拉岡地區仍充斥革命氛圍,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是如此,也和我初抵時一模一樣:將官士兵、農民民兵人人平等― 領同樣的薪餉,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互稱「你我」或「同志」。這裡沒有掌權階級,沒有僕人階級,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教士,沒有逢迎諂媚亦無高高在上之人。我呼吸著自由平等的空氣,也愚蠢地以為這種空氣能遍及整個西班牙;我沒搞清楚的是,我幾乎可說是碰巧被孤立、隔離了,周圍盡是西班牙勞動階級中革命思想最深化的一群人。
因此,當我身邊較具政治意識的人告訴我,參與內戰的人不可能單純抱持純民兵立場,必須在「革命」與「法西斯」之間二擇一,我傾向嘲笑這種態度。整體而言,我接受共產黨的觀點(該黨觀點可簡化為「打贏之前不談革命」)更甚於馬統工黨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若不前進就只能後退」)。但後來,我認為馬統工黨是對的,或者說再怎麼樣都比共產黨更公正合理,這時我的抉擇已不全然出於理論了:共產黨立場寫起來漂亮,但問題在於,他們的實際行動讓人很難相信他們確實是基於真誠、善意才有此作為。共產黨總喊著「先打勝仗,再談革命」,而馬統工黨民兵大都真心相信這句口號,虔心以為只要打贏戰爭就能繼續革命志業;殊不知這口號根本是詐欺。共產黨真正在做的並非延遲革命、等待適當時機再起義發動,而是確保這場革命永遠不會發生。時間一久,共產黨的意圖也愈來愈明顯:勞動階級開始一點一滴失去原本握有的權力,愈來愈多不同背景階層的革命人士被捕下獄。共產黨每一步都打著「軍事必要行動」的名號(他們早把藉口都想好了),其目的是利用這場戰爭,將原本處於優勢的工人逼回難以扭轉的劣勢─待戰爭結束,工人會發現他們再也無力抵抗重新引入國內的資本主義秩序。請注意,以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針對「加入共產黨的平民百姓」,至少不是針對在馬德里附近英勇戰死的數千共產黨員,而是那些主導共產黨立場路線的傢伙。至於共產黨高層─雖然我很難相信亦無法理解─但他們似乎個個蒙著眼睛做事。
不過再怎麼說,就算革命失敗,這也是一場值得打贏的戰爭;但我最後不得不開始懷疑,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共產黨擬定的方針到底是不是為了取得勝利。在戰爭的不同時期,理應採取不同策略,但鮮少有人反映這一點。內戰爆發的最初兩個月,無政府主義派似乎暫時挽回局勢,但是從某個時間點開始,他們已無力組織和統整反抗勢力;共產黨在十月至十二月間看似已撐起大局,但要想完全贏得勝利則又是另一回事。在英國,共產黨始終貫徹其作戰策略,少有異議,因為他們幾乎不讓反對意見有機會印成文字,而其「遠離革命暴亂,加速生產,部隊軍事化」這類聽起來實際又有效率的一貫路線也多有助益。不過這套方針仍有其本質上的缺點,值得提出討論。
為了評估每一種可能的革命趨勢,讓這場戰爭盡可能看起來像一場普通戰爭,我似乎不得不拋開既有的策略條件,重新審視。我已在前面章節描述過我們在亞拉岡前線的武裝條件(或者該說非武裝條件),我想應該不會有人懷疑,此舉是有人刻意扣下軍火,以免過多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之手,防止無政府主義往後挪作革命之用;因為如此,亞拉岡地區始終不曾發動大型攻擊行動,故無法逼迫佛朗哥撤出畢爾包或甚至馬德里。其實,武器問題相對之下不過是小事一樁,更重要的是一旦將這場戰爭縮限成「為民主而戰」,無政府勢力就不大可能大規模訴求海外工人同志挹注戰事。若我們願意面對現實,不免發現世界各地的勞動階級其實是以較疏離的態度看待這場西班牙戰事;儘管有成千上萬的外國人自發來抵西班牙協助作戰,但他們背後的數千萬勞工依然無動於衷。內戰第一年,英國大眾發起各式各樣「支援西班牙」活動,募得約五十萬鎊基金― 這個數字大概不及他們每週進劇場開銷總額的一半。各民主國家勞動階級真正能出手幫助西班牙同志的方式唯有「工人集體行動」,也就是罷工和聯合抵制;但罷工與抵制自始至終不曾發生,連個跡象也沒有。各國勞工與共產黨領袖皆表示這事兒他們想都沒想過─只要他們繼續大聲疾呼「紅色西班牙非遭赤化」,也就無人會質疑他們的決定。由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為民主而戰」已種下不良名聲,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無不藉此教育黨內好戰份子「民主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好聽說法」,所以如果一開始大喊「民主是詐欺」,而後來改口「為民主而戰」,肯定不是好策略。有了蘇俄在背後強力支持,共產黨若以「革命的西班牙」而非「民主的西班牙」訴諸世界各地勞動階級,實在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任何回應。
不過最最重要的是,若不帶革命意圖,共產黨可能真的很難(如果尚有丁點可能的話)從背後痛擊法西斯。一九三七年夏天,儘管佛朗哥的軍隊和共和部隊在人數上勢均力敵,佛朗哥控制的地區已明顯超越共和政府;若把殖民地算進去就更懸殊了。若後方有人持反對意見、隨時虎視眈眈,那麼就算派出軍隊至前線作戰,也得保留同等軍力保衛指揮大本營、壓制種種破壞行為,這個道理人盡皆知。但顯然佛朗哥背後並沒有牽制他的民眾運動或反對勢力,故可想見,在佛朗哥占領區內的人民,不論小鎮工人或貧窮農夫大都喜愛或傾向支持佛朗哥;愈多人倒向右派,共和政府的優勢就愈漸削弱。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西屬摩洛哥。摩洛哥當地何以無人起義?佛朗哥有意在此進行卑劣的獨裁專政,但摩爾人寧可選擇他也不要人民陣線組成的共和政府!真相清楚明瞭:摩洛哥摩爾人根本不曾想過要起義,因為此舉不啻將革命放在戰爭之上。共和政府若想讓摩爾人相信自己的誠意,首先必須宣布「解放摩洛哥」─不難想見法國將多麼樂見其成!因此回頭來看,這場戰爭的最佳策略應是拋開安撫法國和英國資本主義的渺茫希望。共產黨的整體方針是將西班牙內戰縮限為一場普通、非關革命的戰爭,並且讓共和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徹底跛腳;要贏得這樣一場戰爭,就必須仰賴軍械,並且是源源不絕地獲得武器供應,只可惜蘇聯─共和政府的主要武器供應來源─相較於佛朗哥的義大利和德國,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極大劣勢。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內戰與革命密不可分」的口號或許聽來響亮,實際上卻不夠有遠見。
我認為共產黨的「反革命」方針並不正確,也提出我的理由;不過從目前該黨策略對戰事的影響來看,我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這個念頭我有過不下數千次。無論透過什麼方法,我都希望共和政府能贏得戰爭;但情勢接下來會如何發展,誰也說不準。共和政府或許會再次左傾,摩爾人也可能違背初衷;英國搞不好會繼續收買義大利,而這場戰爭說不定會以最直接的軍事手段劃下句點─一切都在未定之天。我僅提出以上意見,時間會證明我究竟是剖析正確、抑或錯得離譜。
不過,我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並非完全以這個角度看待這場戰爭。當時我實在受夠了亞拉岡前線的無作為,滿腦子只想著我還沒貢獻一己之力、沒能好好打仗。我經常想起在巴塞隆納看到的徵兵海報。那張海報以指責的語氣質問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麼?」我每每覺得自己只能回答:「我好歹也開始領軍糧了。」剛加入民兵時,我期許自己至少要殺掉一個法西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解決一個敵人,很快就能消滅法西斯了,但至今我還沒殺過一個人。我幾乎很難有機會殺人。我並非不想去馬德里─不論政治傾向或立場,任何一個在西班牙從軍的人都想去馬德里─但這表示我可能得透過交換進入國際旅,因為馬統工黨在馬德里部署的武裝人員已非常稀少,無政府主義組織也不像過去那麼多了。
目前我們仍得繼續戍守前線。不過我已經跟大夥兒說了,一旦休假,有機會的話我應該會設法轉去國際旅─也就是讓自己受制於共產黨。好多人力勸我別這麼做,但沒有一個人阻撓我的決定。我得說,馬統工黨內部鮮少出現「獵巫」這種行為,又或者程度不及於此(或許跟他們特殊的條件氛圍有關);就算黨內幾乎聽不見親法西斯言論,也不會有人因為抱持不同的政治意見而受罰。我在馬統工黨民兵團的這段日子裡,幾乎無時無刻都在嚴詞批評該黨路線,卻從未因此惹上麻煩;雖然我認為民兵團裡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黨員,我亦始終不曾感受到任何壓力,被迫必須成為這個團體的政治成員。我個人不曾加入任何政黨,是以後來馬統工黨橫遭鎮壓掃蕩,我懊悔不已。
作者本名艾瑞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英國知名作家,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兼有記者、社會評論家等身份,作品特色包含:社會批評、反極權,並展現其支持民主社會主義。
生於英屬印度。兩歲時返回英國。1921年自伊頓公學畢業後,因家中經濟無法支持他攻讀大學而投考公職。而後到緬甸擔任英國殖民警察五年,在那裡對帝國殖民主義產生反思而寫下《緬甸歲月》。1936年參加西班牙內戰,這次經歷成為他此後寫作反極權作品的起點。歐威爾以《動物農莊》(1945)、《一九八四》(1949)聞名於世。他的寫作常見為底層人物發聲,故有英國評論家稱他為「歐洲永恆的良心」。《泰晤士報》更將他列為「1945年後最偉大的50位英國作家」第二名。1950年於倫敦病逝。
書名:《向加泰隆尼亞致敬》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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