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

四、條約港的貿易型態

1860年臺灣開港之後，形成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南北兩個雙核心條約港，大致以鹿港為界，將全島瓜分成兩大市場圈；對外貿易圈則由中國沿岸擴張到全球，而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臺灣出口的國際商品，以茶、糖、樟腦及煤炭為主，大多從產地集中到條約港，船運到對岸的廈門和香港後再轉口輸出，少數直接出口至世界各地。以茶而言，90％的茶葉輸往美國，5%至英國。美國顯然早在19世紀末葉已經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國。糖則由原來的華北、華中市場，擴大到日本、澳洲、歐洲、美國；1880年代後，逐漸集中出口至日本與華北市場。樟腦出口至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印度。進口貨物則以鴉片、紡織品、金屬以及雜貨為主。鴉片是進口大宗，一度達到進口總額的80%。這些進口商品也透過兩個條約港分配到島內其他重要港口。以1891年北部的沿岸貿易為例，外國進口商品由淡水和基隆兩港運到鹿港、梧棲、大甲、吞霄、後壠、竹塹、南崁、三貂以及宜蘭等傳統港市銷售。

即使以與中國沿岸的貿易而言，貿易範圍也大幅改變。以淡水港為例，傳統帆船貿易時期，以至福州和泉州貿易居多；開港之後，主要進口貿易區依序是上海、廈門、汕頭、牛莊、福州、打狗、煙臺、寧波；出口貿易區則依序是廈門、香港、上海、汕頭、福州、天津、寧波、打狗。很明顯地，由於條約港漸用輪船作為運輸工具，沒有傳統中式帆船遠程航行的種種限制，而突破過去正口港市時期以福建為主的貿易圈，與華中、華北及廣東有更頻繁的貿易關係。臺灣南北兩個口岸的貿易，也因輪船定期航線的出現，互動更密切。

開港帶來了新契機與變化，也造就了南北兩大城市由傳統正口港市進一步躍升為國際港市。特別是1870年代後，北部臺灣因茶葉貿易大興，大稻埕趁勢興起。1869年之前，大稻埕仍只是一個小聚落，1895年卻已躍居臺灣第二大城市，僅次於臺南（原臺灣府城）。這是由於原來淡水港的商業中心艋舺排外意識強烈，泊船條件變差，茶加工地點又設在大稻埕，導致大稻埕逐漸變成北臺新商業中心。大稻埕可說是西力衝擊下的新興港市。

大稻埕的貿易型態與傳統港市差異甚大。首先，1869年臺灣茶才進入國際市場，不但逐漸取代福建茶的地位，且引入19世紀在福州發展出來的洋行內地購買茶葉和預付茶款制度。1872年，為了經營茶業，有5家洋行陸續在大稻埕設立據點。這些洋行大部分只是分行，本行則設在廈門或香港。洋行的出現，代表西方資本的進入。他們首先向外國銀行貸款，然後透過媽振館或直接提供資金給臺灣本地的茶館（又稱茶行、埔家館、茶莊），茶館再用預付金制度向茶販、茶農預買茶葉，來確保茶葉之取得。

媽振館，又作馬振館，源自英文merchant，是因應臺灣茶葉轉口至廈門而產生的新興商業機制，在原來福建茶葉的產銷制度中不曾出現。他們是從洋行借來資本，再貸款給茶館取得茶葉，並將茶葉運至廈門出售，賺取中間利差。1893年至1894年，臺北約有20家媽振館，資本多者4、5萬圓，少者5,000圓，經營者是廣東、廈門以及汕頭人，尤以廣東人最多。由媽振館輸出至廈門的茶葉大概佔總額的1/3。由大陸商人，特別是廣東商人所控制的媽振館，顯然在臺茶轉口至廈門的貿易上佔有一定地位。

北部茶業的發展，洋行在技術和資金上扮演重大的角色。不過，因茶產地分布在臺北、桃園、新竹、宜蘭及部分苗栗地區，尤以臺北盆地最重要，外商影響的地域也以臺北為核心，越向外圍越薄弱。另一方面，1875年代之後，大陸資本和臺灣資本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1880年代之後更凌越外商，控制臺茶的島內和島外產銷市場。南部口岸也有相同情形。洋行最早在打狗設立，以便經營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國際商品糖。然而，糖早自荷蘭時代已經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郊商長期控制其對外貿易，因此在製糖技術沒有大幅突破之前，洋行很難具有如北部茶業般舉足輕重的地位。開港初年，即有幾家洋行倒閉或是撤出。1885年，由於糖貿易集中到日本及華北，使得南部洋行勢力更為衰微。在打狗買糖，必須受到南部最大糖商順和行（1887 年之後為和興公司）的制約和競爭，在臺南則受到糖郊的抗衡。

另一方面，洋行與條約港郊商之間，並非只有競爭關係。在臺南，洋行勢力較打狗地區大，原來的三郊商人不少成為洋行的代理店，代為蒐購土產，再交由洋行對外輸出。即使在打狗勢力最大、承繼順和行的和興公司，其總家長（類似今日的總經理）陳中和也同時擔任唻記洋行的買辦。亦即，與傳統港市相同，由於國際貿易的展開，貿易規模和貿易圈大幅擴張，即使條約港的郊行或貿易商也與洋行建立委託代理的合作關係。

除了洋行和媽振館之外，臺北地區首先出現傳統中國式的金融機構錢莊、匯單館（又稱匯兌館）以及匯兌局。匯兌局，又稱官銀局，於光緒14年（1888）設立，以經營各衙門的官銀匯兌交易為主，旁及貸款給有信用的官民或經手民間匯兌。錢莊可視為中國傳統的銀行，資本較票號少；匯單館與內地的票號類似，主要經營匯票事業，但是規模較小。

臺北由於每年茶葉貿易規模巨大，需要巨額資金流通，交易對象又廣，傳統港市採用的現金或是交互計算的交易方式，已經不敷實際需要。原來僅在中國內地流行的錢莊和匯單館因而引入。尤其是匯單館，可以說是因應大量茶葉貿易而產生，主要與媽振館交易，即使在臺南也僅有兩家錢莊，而沒有匯單館存在。匯單館最早設立於1870年左右，1890年代迅速增加；至1895年前後，大稻埕大概有10家左右的匯單館，較著名的是建祥號、謙裕號、怡悅號、聯成號以及鴻記號。其中，除了聯成號外，也兼營錢莊。（表 6-1）

匯單館通常在香港、廈門、上海及福州設有代理店或支店，以進行雙邊資金流通。因其需要較大資本，大多是合股組成，主要由廈門商人經營，或是大陸商人與臺灣商人共同組成，資本額在一萬圓至十萬圓之間。匯單館與錢莊的設立，代表的是華商金融資本，特別是臺灣人資本的崛起。例如，1890年代，大稻埕的匯單館即有兩家由板橋林本源家開設、一家由經營郊行的新竹鄭家出資成立。（表 6-1）即使在廈門的22家錢莊中，也有5家由板橋林家創立或是其所投資；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林維源甚至攜帶佛銀7百萬圓到廈門。由此可見，19世紀末葉，臺灣商人金融資本的崛起及其財力之雄厚，特別是傳統港市的大郊商也試圖涉足金融市場，再次展現部分郊商參與國際貿易的面貌。

19世紀後期，在西力壓迫下自由貿易的展開，反而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臺灣商人因為糖、樟腦、茶等國際貿易的擴展，迅速累積財富，是原來以福建為主的傳統帆船貿易所無法匹敵的。部分嗅覺敏銳的大郊商也涉足國際商品的產銷，例如新竹的鄭恆利、黃珍香以及吳振利等郊行即因樟腦暴利，遠到內山開墾、製腦。鄭家的鄭利源號甚至成為19世紀末新竹最大的樟腦行。霧峰林家則與德國公泰洋行攜手合作，進行中部樟腦的輸出販賣，而累積可觀的財富。又如1895年，臺南糖郊中最有名的5間郊行，有三家是臺南人開設，一家是廣東人，一家是泉州人。顯然，即使在臺南，在地郊商的財勢也超過了大陸商人。

南部的糖業貿易，更孕育出陳福謙（1834-1882）的順和行以及其家族與陳中和（1853-1930）合夥開設的和興公司。透過兩者，可以一窺19世紀末臺灣商人如何試圖直接參與國際貿易、學習西式商業文化的過程，以及早在19世紀中末葉臺灣商人勢力已經崛起，甚至凌駕大陸商人之上。

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陳福謙先在打狗擔任美商羅賓奈洋行（W.M. Robinet & Co.）的買辦，其倒閉之後，轉任英商德記洋行買辦，與李春生並稱南北兩大買辦。同治2年至3年（1862-1863），於旗後（今高雄旗津）設立順和行，買賣蔗糖，同時經營糖廍，並採用預付制度貸款給蔗農，因此逐漸掌握打狗地區大半的蔗糖，主要銷往日本。1870年，又擴大規模，設順和棧於苓雅寮，負責採購南臺灣砂糖、銷售鴉片，且在東港、阿里港、鹽水港均設有糖棧。同年，陳福謙雇用西洋帆船，由陳中和押運砂糖直接運至橫濱發賣。最初每月往返橫濱一次，於大德堂發兌，1876年正式在橫濱186號租屋設立順和棧（Soon Ho Chan），專門經營砂糖業。橫濱順和棧是當地三大外國公司之一，也是華商最早設立的商店，更是中華街的兩大中心之一。其後，順和行陸續於長崎、神戶、臺南設立分棧。貿易項目包括糖、米、鴉片、布、鹽、海產、雜貨等等，進行多角化經營。旗下號稱有 72郊行，委由各個家長（掌櫃manager）負責，來自鹽埕的陳中和則擔任總家長。順和行的貿易範圍遍及香港、上海、日本、東南亞以及西洋。1870年代，除了直接以中式帆船運糖到橫濱外，又為了不被外商牽制，陳福謙還雇用夾板船（Schip，西式帆船）運白糖至英國，是臺灣首位運糖至東洋和西洋的貿易商。

光緒13年（1887），陳福謙家族與陳中和合資11萬元成立和興公司，後來成為打狗地區最大的砂糖輸出商。這個公司資本規模之巨大，可以說是之前幾百至幾千元的臺灣傳統商業合股所未見。由其公司成立章程可知，臺灣商人透過親身參與跨國貿易，瞭解國際大勢，而受到1860年代中葉開始普及的香港「公司條例」的影響，嘗試學習西式經營管理模式。他們不用傳統行號命名，改用「公司」，起草公司成立章程；出資者稱為「股東」，分配「股票」；委由專業經理人經營，由陳中和擔任「正當事」（總經理）、非股東的陳祝三為副當事，並支付月薪，明訂紅利分配情形。像這樣鉅細靡遺的公司成立章程，是以前臺灣傳統商人合股契約所未有的。其不但反映了19世紀末臺灣商業貿易型態的革新，初嚐郝延平所謂「商業革命」之滋味，而且展現臺灣商人對於西方經營模式的認知與學習。其次，由於糖業預付制的影響，打狗和臺南商人也最早與銀行交易和融資。和興公司的職員王雪農（1870-1915），後來成為臺南的大糖商，更是第一位倡導設立新式銀行的臺灣人。和興公司雖然還未完全變成西方式企業，然而仍不能忽視 1880 年代以和興公司為濫觴，臺灣商業開始出現以「公司」命名及更細緻合理的合股契約的歷史意義。

總之，清末臺灣開港之後，條約港逐漸轉以輪船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洋行紛紛來此設立據點，引入資本、新的金融機制及技術，臺灣對外貿易規模大增，網絡也大幅擴張，而突破原來以福建為中心的中國沿岸貿易圈，貿易範圍擴大至全球，且與華北、華中以及廣東貿易頻率提高。另一方面，華商資本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臺北匯單館和錢莊的創立即是明證。尤其是臺灣大商人的崛起，並試圖直接參與國際貿易，學習西洋人的公司經營方式，均是傳統港市少見的。

五、小結

從時間和空間的視角來看，清代臺灣並非一個同質區域，地域差異頗大，且隨著各地經濟發展，不斷分化出大大小小的地域經濟圈和規模不等的港口城市。本章即試圖綜合過去的研究成果和新史料，從商業貿易型態的角度，將19世紀中葉臺灣的港口城市類型化，並試圖修正部分舊說。

19世紀前半，臺灣各地漸由開發中地區變成已開發地區，並因清朝政策的規範和區域分工需要，逐漸直接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而發展出數個以正口港市為中心的區域性經濟圈。其下從屬幾個以小口型港市為吞吐口的地區性經濟圈，一方面與區域性港市互動頻繁，另一方面直接至中國沿海貿易，形成一種地域間既從屬又分立的雙重貿易結構。清末這些傳統港市的貿易網絡，雖然擴及日本和東南亞，卻仍以福建為核心貿易圈。然而，由於官方政策、地理環境、交通易達性及市場圈規模的差異，各地的出口商品、商人組織、貿易網絡及機制事實上略有不同。正口型港市由於貿易規模較小口大，出現本地與大陸固定商號之間的委託貿易制度，雙方合夥投資關係亦相當密切；小口型港市則以由出海負責商品買賣的整船貿易為主，商業投資亦侷限於臺灣本地，且很少跨出區域性市場圈。無論是正口型或小口型的傳統港市，均以中小型商人居多，貿易規模小，大半以現金或交互計算方式來解決財務關係，而始終未出現中國內地流行的錢莊和票號。

1860年，臺灣被迫開港後，帶來國際自由貿易體制的新變局。臺灣南北各出現兩個條約港，大致以鹿港為界，將全臺瓜分成兩個市場圈。條約港與傳統港市貿易型態差異更大，貿易規模也大幅擴張。傳統港市一方面從屬於條約港，經由條約港來輸出國際商品和進口洋貨；另一方面，直至19世紀末，仍然持續與中國大陸沿海各港進行中式帆船貿易。因此，基本上其長期依附於中國市場，受到西方勢力的影響較有限，郊也較少受到洋行衝擊，甚至共享國際貿易大餅，協助在條約港的洋行收購土產，形成郊行–洋行集貨合作體系。

在條約港，輪船逐漸取代帆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國際商品的茶、糖、樟腦大多集中到此再對外輸出。洋行、媽振館紛紛設立，並帶來西方資本、技術、新金融制度及商業文化。貿易網絡也大幅變化，由原來以華南為主的貿易圈，擴大到全世界，而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由於國際商品貿易量大，需要巨額資金流通，傳統港市盛行的現金或是交互計算方式已經不敷所需，臺北首先出現中國內地流行已久的錢莊與匯單館；打狗和臺南商人則最先直接透過銀行交易和融資。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臺灣商人透過地緣優勢，逐漸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與輸出，迅速累積財富，不但可以與洋行相抗衡，甚至親身至外國經營跨國貿易，設立仿西式的貿易公司。19世紀中後葉，臺灣商人的異軍突起，並漸有凌越大陸商人和洋商的現象，則反映了臺灣本土經濟力的躍升。

總之，19世紀中葉，臺灣的港口城市出現傳統港市與條約港等兩種貿易型態。傳統港市並未因為西洋勢力的進入，受到重大衝擊，大體上還維持傳統貿易型態。條約港則因應國際貿易形勢，不斷演變出新貿易機制，也帶給臺灣商人一展身手的新舞臺。

作者1966年生，臺灣臺南市人。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日本九州大學訪問學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訪問學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太平洋研究中心特別研究員、Fulbright學術基金會訪問學者、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訪問學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等。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清代臺灣史、海洋史、區域研究。著有專書《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日譯本：《台湾拓殖株式会社の東台湾経營：国策会社と植民地の改造》）、《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與Madeline Zelin合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