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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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約港的貿易型態

1860年臺灣開港之後,形成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南北兩個雙核心條約港,大致以鹿港為界,將全島瓜分成兩大市場圈;對外貿易圈則由中國沿岸擴張到全球,而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臺灣出口的國際商品,以茶、糖、樟腦及煤炭為主,大多從產地集中到條約港,船運到對岸的廈門和香港後再轉口輸出,少數直接出口至世界各地。以茶而言,90%的茶葉輸往美國,5%至英國。美國顯然早在19世紀末葉已經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國。糖則由原來的華北、華中市場,擴大到日本、澳洲、歐洲、美國;1880年代後,逐漸集中出口至日本與華北市場。樟腦出口至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印度。進口貨物則以鴉片、紡織品、金屬以及雜貨為主。鴉片是進口大宗,一度達到進口總額的80%。這些進口商品也透過兩個條約港分配到島內其他重要港口。以1891年北部的沿岸貿易為例,外國進口商品由淡水和基隆兩港運到鹿港、梧棲、大甲、吞霄、後壠、竹塹、南崁、三貂以及宜蘭等傳統港市銷售。

即使以與中國沿岸的貿易而言,貿易範圍也大幅改變。以淡水港為例,傳統帆船貿易時期,以至福州和泉州貿易居多;開港之後,主要進口貿易區依序是上海、廈門、汕頭、牛莊、福州、打狗、煙臺、寧波;出口貿易區則依序是廈門、香港、上海、汕頭、福州、天津、寧波、打狗。很明顯地,由於條約港漸用輪船作為運輸工具,沒有傳統中式帆船遠程航行的種種限制,而突破過去正口港市時期以福建為主的貿易圈,與華中、華北及廣東有更頻繁的貿易關係。臺灣南北兩個口岸的貿易,也因輪船定期航線的出現,互動更密切。

開港帶來了新契機與變化,也造就了南北兩大城市由傳統正口港市進一步躍升為國際港市。特別是1870年代後,北部臺灣因茶葉貿易大興,大稻埕趁勢興起。1869年之前,大稻埕仍只是一個小聚落,1895年卻已躍居臺灣第二大城市,僅次於臺南(原臺灣府城)。這是由於原來淡水港的商業中心艋舺排外意識強烈,泊船條件變差,茶加工地點又設在大稻埕,導致大稻埕逐漸變成北臺新商業中心。大稻埕可說是西力衝擊下的新興港市。

大稻埕的貿易型態與傳統港市差異甚大。首先,1869年臺灣茶才進入國際市場,不但逐漸取代福建茶的地位,且引入19世紀在福州發展出來的洋行內地購買茶葉和預付茶款制度。1872年,為了經營茶業,有5家洋行陸續在大稻埕設立據點。這些洋行大部分只是分行,本行則設在廈門或香港。洋行的出現,代表西方資本的進入。他們首先向外國銀行貸款,然後透過媽振館或直接提供資金給臺灣本地的茶館(又稱茶行、埔家館、茶莊),茶館再用預付金制度向茶販、茶農預買茶葉,來確保茶葉之取得。

媽振館,又作馬振館,源自英文merchant,是因應臺灣茶葉轉口至廈門而產生的新興商業機制,在原來福建茶葉的產銷制度中不曾出現。他們是從洋行借來資本,再貸款給茶館取得茶葉,並將茶葉運至廈門出售,賺取中間利差。1893年至1894年,臺北約有20家媽振館,資本多者4、5萬圓,少者5,000圓,經營者是廣東、廈門以及汕頭人,尤以廣東人最多。由媽振館輸出至廈門的茶葉大概佔總額的1/3。由大陸商人,特別是廣東商人所控制的媽振館,顯然在臺茶轉口至廈門的貿易上佔有一定地位。

北部茶業的發展,洋行在技術和資金上扮演重大的角色。不過,因茶產地分布在臺北、桃園、新竹、宜蘭及部分苗栗地區,尤以臺北盆地最重要,外商影響的地域也以臺北為核心,越向外圍越薄弱。另一方面,1875年代之後,大陸資本和臺灣資本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1880年代之後更凌越外商,控制臺茶的島內和島外產銷市場。南部口岸也有相同情形。洋行最早在打狗設立,以便經營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國際商品糖。然而,糖早自荷蘭時代已經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郊商長期控制其對外貿易,因此在製糖技術沒有大幅突破之前,洋行很難具有如北部茶業般舉足輕重的地位。開港初年,即有幾家洋行倒閉或是撤出。1885年,由於糖貿易集中到日本及華北,使得南部洋行勢力更為衰微。在打狗買糖,必須受到南部最大糖商順和行(1887 年之後為和興公司)的制約和競爭,在臺南則受到糖郊的抗衡。

另一方面,洋行與條約港郊商之間,並非只有競爭關係。在臺南,洋行勢力較打狗地區大,原來的三郊商人不少成為洋行的代理店,代為蒐購土產,再交由洋行對外輸出。即使在打狗勢力最大、承繼順和行的和興公司,其總家長(類似今日的總經理)陳中和也同時擔任唻記洋行的買辦。亦即,與傳統港市相同,由於國際貿易的展開,貿易規模和貿易圈大幅擴張,即使條約港的郊行或貿易商也與洋行建立委託代理的合作關係。

除了洋行和媽振館之外,臺北地區首先出現傳統中國式的金融機構錢莊、匯單館(又稱匯兌館)以及匯兌局。匯兌局,又稱官銀局,於光緒14年(1888)設立,以經營各衙門的官銀匯兌交易為主,旁及貸款給有信用的官民或經手民間匯兌。錢莊可視為中國傳統的銀行,資本較票號少;匯單館與內地的票號類似,主要經營匯票事業,但是規模較小。

臺北由於每年茶葉貿易規模巨大,需要巨額資金流通,交易對象又廣,傳統港市採用的現金或是交互計算的交易方式,已經不敷實際需要。原來僅在中國內地流行的錢莊和匯單館因而引入。尤其是匯單館,可以說是因應大量茶葉貿易而產生,主要與媽振館交易,即使在臺南也僅有兩家錢莊,而沒有匯單館存在。匯單館最早設立於1870年左右,1890年代迅速增加;至1895年前後,大稻埕大概有10家左右的匯單館,較著名的是建祥號、謙裕號、怡悅號、聯成號以及鴻記號。其中,除了聯成號外,也兼營錢莊。(表 6-1)

匯單館通常在香港、廈門、上海及福州設有代理店或支店,以進行雙邊資金流通。因其需要較大資本,大多是合股組成,主要由廈門商人經營,或是大陸商人與臺灣商人共同組成,資本額在一萬圓至十萬圓之間。匯單館與錢莊的設立,代表的是華商金融資本,特別是臺灣人資本的崛起。例如,1890年代,大稻埕的匯單館即有兩家由板橋林本源家開設、一家由經營郊行的新竹鄭家出資成立。(表 6-1)即使在廈門的22家錢莊中,也有5家由板橋林家創立或是其所投資;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林維源甚至攜帶佛銀7百萬圓到廈門。由此可見,19世紀末葉,臺灣商人金融資本的崛起及其財力之雄厚,特別是傳統港市的大郊商也試圖涉足金融市場,再次展現部分郊商參與國際貿易的面貌。

19世紀後期,在西力壓迫下自由貿易的展開,反而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臺灣商人因為糖、樟腦、茶等國際貿易的擴展,迅速累積財富,是原來以福建為主的傳統帆船貿易所無法匹敵的。部分嗅覺敏銳的大郊商也涉足國際商品的產銷,例如新竹的鄭恆利、黃珍香以及吳振利等郊行即因樟腦暴利,遠到內山開墾、製腦。鄭家的鄭利源號甚至成為19世紀末新竹最大的樟腦行。霧峰林家則與德國公泰洋行攜手合作,進行中部樟腦的輸出販賣,而累積可觀的財富。又如1895年,臺南糖郊中最有名的5間郊行,有三家是臺南人開設,一家是廣東人,一家是泉州人。顯然,即使在臺南,在地郊商的財勢也超過了大陸商人。

南部的糖業貿易,更孕育出陳福謙(1834-1882)的順和行以及其家族與陳中和(1853-1930)合夥開設的和興公司。透過兩者,可以一窺19世紀末臺灣商人如何試圖直接參與國際貿易、學習西式商業文化的過程,以及早在19世紀中末葉臺灣商人勢力已經崛起,甚至凌駕大陸商人之上。

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陳福謙先在打狗擔任美商羅賓奈洋行(W.M. Robinet & Co.)的買辦,其倒閉之後,轉任英商德記洋行買辦,與李春生並稱南北兩大買辦。同治2年至3年(1862-1863),於旗後(今高雄旗津)設立順和行,買賣蔗糖,同時經營糖廍,並採用預付制度貸款給蔗農,因此逐漸掌握打狗地區大半的蔗糖,主要銷往日本。1870年,又擴大規模,設順和棧於苓雅寮,負責採購南臺灣砂糖、銷售鴉片,且在東港、阿里港、鹽水港均設有糖棧。同年,陳福謙雇用西洋帆船,由陳中和押運砂糖直接運至橫濱發賣。最初每月往返橫濱一次,於大德堂發兌,1876年正式在橫濱186號租屋設立順和棧(Soon Ho Chan),專門經營砂糖業。橫濱順和棧是當地三大外國公司之一,也是華商最早設立的商店,更是中華街的兩大中心之一。其後,順和行陸續於長崎、神戶、臺南設立分棧。貿易項目包括糖、米、鴉片、布、鹽、海產、雜貨等等,進行多角化經營。旗下號稱有 72郊行,委由各個家長(掌櫃manager)負責,來自鹽埕的陳中和則擔任總家長。順和行的貿易範圍遍及香港、上海、日本、東南亞以及西洋。1870年代,除了直接以中式帆船運糖到橫濱外,又為了不被外商牽制,陳福謙還雇用夾板船(Schip,西式帆船)運白糖至英國,是臺灣首位運糖至東洋和西洋的貿易商。

光緒13年(1887),陳福謙家族與陳中和合資11萬元成立和興公司,後來成為打狗地區最大的砂糖輸出商。這個公司資本規模之巨大,可以說是之前幾百至幾千元的臺灣傳統商業合股所未見。由其公司成立章程可知,臺灣商人透過親身參與跨國貿易,瞭解國際大勢,而受到1860年代中葉開始普及的香港「公司條例」的影響,嘗試學習西式經營管理模式。他們不用傳統行號命名,改用「公司」,起草公司成立章程;出資者稱為「股東」,分配「股票」;委由專業經理人經營,由陳中和擔任「正當事」(總經理)、非股東的陳祝三為副當事,並支付月薪,明訂紅利分配情形。像這樣鉅細靡遺的公司成立章程,是以前臺灣傳統商人合股契約所未有的。其不但反映了19世紀末臺灣商業貿易型態的革新,初嚐郝延平所謂「商業革命」之滋味,而且展現臺灣商人對於西方經營模式的認知與學習。其次,由於糖業預付制的影響,打狗和臺南商人也最早與銀行交易和融資。和興公司的職員王雪農(1870-1915),後來成為臺南的大糖商,更是第一位倡導設立新式銀行的臺灣人。和興公司雖然還未完全變成西方式企業,然而仍不能忽視 1880 年代以和興公司為濫觴,臺灣商業開始出現以「公司」命名及更細緻合理的合股契約的歷史意義。

總之,清末臺灣開港之後,條約港逐漸轉以輪船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洋行紛紛來此設立據點,引入資本、新的金融機制及技術,臺灣對外貿易規模大增,網絡也大幅擴張,而突破原來以福建為中心的中國沿岸貿易圈,貿易範圍擴大至全球,且與華北、華中以及廣東貿易頻率提高。另一方面,華商資本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臺北匯單館和錢莊的創立即是明證。尤其是臺灣大商人的崛起,並試圖直接參與國際貿易,學習西洋人的公司經營方式,均是傳統港市少見的。

五、小結

從時間和空間的視角來看,清代臺灣並非一個同質區域,地域差異頗大,且隨著各地經濟發展,不斷分化出大大小小的地域經濟圈和規模不等的港口城市。本章即試圖綜合過去的研究成果和新史料,從商業貿易型態的角度,將19世紀中葉臺灣的港口城市類型化,並試圖修正部分舊說。

19世紀前半,臺灣各地漸由開發中地區變成已開發地區,並因清朝政策的規範和區域分工需要,逐漸直接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而發展出數個以正口港市為中心的區域性經濟圈。其下從屬幾個以小口型港市為吞吐口的地區性經濟圈,一方面與區域性港市互動頻繁,另一方面直接至中國沿海貿易,形成一種地域間既從屬又分立的雙重貿易結構。清末這些傳統港市的貿易網絡,雖然擴及日本和東南亞,卻仍以福建為核心貿易圈。然而,由於官方政策、地理環境、交通易達性及市場圈規模的差異,各地的出口商品、商人組織、貿易網絡及機制事實上略有不同。正口型港市由於貿易規模較小口大,出現本地與大陸固定商號之間的委託貿易制度,雙方合夥投資關係亦相當密切;小口型港市則以由出海負責商品買賣的整船貿易為主,商業投資亦侷限於臺灣本地,且很少跨出區域性市場圈。無論是正口型或小口型的傳統港市,均以中小型商人居多,貿易規模小,大半以現金或交互計算方式來解決財務關係,而始終未出現中國內地流行的錢莊和票號。

1860年,臺灣被迫開港後,帶來國際自由貿易體制的新變局。臺灣南北各出現兩個條約港,大致以鹿港為界,將全臺瓜分成兩個市場圈。條約港與傳統港市貿易型態差異更大,貿易規模也大幅擴張。傳統港市一方面從屬於條約港,經由條約港來輸出國際商品和進口洋貨;另一方面,直至19世紀末,仍然持續與中國大陸沿海各港進行中式帆船貿易。因此,基本上其長期依附於中國市場,受到西方勢力的影響較有限,郊也較少受到洋行衝擊,甚至共享國際貿易大餅,協助在條約港的洋行收購土產,形成郊行–洋行集貨合作體系。

在條約港,輪船逐漸取代帆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國際商品的茶、糖、樟腦大多集中到此再對外輸出。洋行、媽振館紛紛設立,並帶來西方資本、技術、新金融制度及商業文化。貿易網絡也大幅變化,由原來以華南為主的貿易圈,擴大到全世界,而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由於國際商品貿易量大,需要巨額資金流通,傳統港市盛行的現金或是交互計算方式已經不敷所需,臺北首先出現中國內地流行已久的錢莊與匯單館;打狗和臺南商人則最先直接透過銀行交易和融資。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臺灣商人透過地緣優勢,逐漸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與輸出,迅速累積財富,不但可以與洋行相抗衡,甚至親身至外國經營跨國貿易,設立仿西式的貿易公司。19世紀中後葉,臺灣商人的異軍突起,並漸有凌越大陸商人和洋商的現象,則反映了臺灣本土經濟力的躍升。

總之,19世紀中葉,臺灣的港口城市出現傳統港市與條約港等兩種貿易型態。傳統港市並未因為西洋勢力的進入,受到重大衝擊,大體上還維持傳統貿易型態。條約港則因應國際貿易形勢,不斷演變出新貿易機制,也帶給臺灣商人一展身手的新舞臺。

作者1966年生,臺灣臺南市人。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日本九州大學訪問學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訪問學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太平洋研究中心特別研究員、Fulbright學術基金會訪問學者、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訪問學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等。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清代臺灣史、海洋史、區域研究。著有專書《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日譯本:《台湾拓殖株式会社の東台湾経營:国策会社と植民地の改造》)、《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與Madeline Zelin合編)。


書名《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
作者:林玉茹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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