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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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長征與延安 ── 一九三六年

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

──黃火青，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

在中共的文獻裡，他們的部隊抵擋住第五次「圍剿」，並執行從中央蘇區離開的戰略撤退。但在國民黨的描述中，這更像是倉皇逃難。共產黨無從選擇，撤出根據地才是明智的做法。共產黨重新在更偏遠的地方安頓下來，保留資源重新整頓，以待迫在眉睫的日本進犯。

中共的長征被過度神話了，但它實際上的確發生過，也確實是一個轉折。「長征」的叫法一直會混淆一般的視聽並產生誤導。長倒是長，但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有組織的征途。不同的部隊向西及向北移動，經歷波折煎熬和千辛萬苦，在疾病、困乏和敵人追殺下的殘部最後來到陝北山區。他們在延安棲身，並建立一個統治陝甘寧邊區的獨立政府。共產黨的部隊也控制著中國其他的地區，但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八年之間，延安成為共產黨的象徵。一九四九年的勝利，靠的就是從這個山區據點裡所打造起來的嚴密組織，而這個據點是由新領導人毛澤東所主導。

博古和李德接受了他們的失敗，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撤離紅軍主力部隊。七月，博古和李德離開前方，然而在七月時接受調派的紅軍部隊卻不清楚要到哪裡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周恩來說出此次行動的兩個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撤離行動的協調執行由三人負責，博古專務政治，李德主理軍事，周恩來則監督並敦促軍事準備。他們僅僅只有開過兩次會，一次在李德住的房子裡，一次在中央蘇區的辦公處所。雖然周恩來曾參與討論在撤離後哪些幹部應該留下的問題，但還是不能與聞主要的決策。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元帥）必須留下，他受傷非常嚴重，而且因多處骨折需要開刀。中間雖然有許多困難，周恩來仍出手處理，讓事情得以順利進行。

鄧穎超也患有肺癆，痰中有血且發低燒，她因為過於虛弱而要求留下，卻和其他行動不便的領導人一起被編入幹部休養連。

告別瑞金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撤離瑞金，隨同行動的有紅軍總部、八萬六千士兵和後方機關。隊伍行進速度緩慢，又因要在國民黨炮火下的崎嶇山區地形中行進，特別艱險。紅軍突圍渡過湘江，但蒙受重大傷亡。原有八萬六千士兵，只剩三萬人左右，而精銳部隊亦在其中。

當周恩來正在指揮渡江時，毛澤東突然大步走來，周請毛先行渡江，毛說可以等周一起渡江，周恩來仍然堅持要等到所有他的部隊過去並將事情交付給下一個部隊時才離開。關於這段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的對話，並沒有經過中立的查證，但卻是一個對於在長征途中兩者間關係發展上很有意思的標誌。

由於國民黨特務已得知紅軍的行動意圖，紅軍仍處於險境。毛澤東建議轉向西行，那裡的敵人力量薄弱，周恩來也同意。博古和李德對他們所造成的損失而煩慮不安。依聶榮臻回憶，博古深感自責，還曾拿出一支槍像是要自戕。博古無法指揮部隊，責任就落在周恩來的身上。在湘西南的通道召開一場會議，參加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李德堅持要按原路向北行進，但卻遭否決。周恩來率領的部隊進入貴州，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占黎平。

周恩來主張要集中兵力並攻擊敵方薄弱之處。在黎平的政治局會議和遵義會議上，周恩來都公開接受毛澤東的戰略觀點。由於和第二及第六集團軍會師已無可能，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建議不被接受，轉而接受毛澤東的建議，在川黔邊區建立根據地，這樣一來可以繞開和湘西超過十萬人的敵軍正面遭遇。當周恩來告知李德這項決定時，德國佬大怒，隨後兩人大吵一架。政治局要求周恩來和朱德簡化紅軍指揮系統，此舉即削弱了李德的地位。一九三五年元旦，中共中央決定以貴州第二大城遵義作為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十七日

紅軍部隊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進入多雨的遵義。周恩來於兩天後抵達，著手準備一場會議，在這場會議中所決定的戰略和政策影響著中共爾後數十年的發展。遵義會議確立了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二年間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各項會議都不太符合正式會議應具備的規格和組織，但日後這場會議還是被稱為是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或者說是一場中共整個領導層都參加的會議。

這次會議由周恩來召集並組織，然而召開動機卻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討論最後一次「圍剿」和長征各階段問題時所提出。這也是自中共中央遷到瑞金後和回國的留俄學生間權力鬥爭的延續。周恩來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所犯錯誤的批評在會議期間造成兩極化的對立。毛澤東先前和張聞天及王稼祥進行討論時就發言批評這兩人的軍事路線，大部分的人都發言支持毛澤東的說法，依據金沖及所寫，周恩來「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今後紅軍的今後行動。」陳雲以政治局委員身分參加了會議，他在一份一九三五年二月或是三月發給黨員的通告中表示：「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權力上是競爭對手，而周恩來在遵義會議的態度卻仍然有些曖昧，他毫不猶豫壓縮博古和李德的影響力，來自毛澤東的支持很重要。

一九六七年毛澤東聲稱在遵義會議後，為避免在決策意見上的衝突，紅軍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所組成的「三人團」直接指揮，團長是周恩來。曾任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在毛澤東死後的一九七八年五月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個人認為是靠毛澤東的「戰略方針路線」才能打勝仗，但每次戰役，都是靠周恩來的指揮。周恩來的體力、耐心都異乎常人，連稱呼他為「胡子哥」的年輕幹部都比不過他。他清楚掌握著作戰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對敵方部隊相關兵力的評估。陳雲在通告中所轉達有關遵義會議的決定為：

（一）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洛甫（張聞天）起草常委會決議，發給各支部；（三）常委會適當分配工作；（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金沖及明確表示「中央常委開會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中共官方黨史則強調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成為獲眾人承認的主要領導人，但現今的證據顯示情況並非如此。

中央紅軍主力進入雲南，再轉向川西，停駐會理。在另一場五月十二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爭奪黨內最高領導權的鬥爭仍然持續著。林彪寫信要求撤換毛澤東，因為他不肯正面迎戰敵軍，由於毛澤東所用冷靜且謹慎的方式和周恩來頗為契合，周恩來起而為毛辯護，並且批評林彪。毛則說林彪是個娃娃，什麼都不懂。

張國燾與兩河口會議的分歧

六月十二日，中央紅軍抵達達維鎮（譯註：位於四川省小金縣）和從川陝邊區西進的第四方面軍先遣部隊會師。四天後，第三十軍政委，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達此地。六月二十五日，雙方會師部隊抵達兩河口，周恩來、朱德及毛澤東會見了負責領導第四方面軍的張國燾。第一及第四方面軍會師後的兵力達到十萬人，但眾領導人在是否要停留在近西藏邊界的此地就地發展或是繼續北上的問題上莫衷一是。隔天在又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為選擇何處作為新根據地定出三項原則：

（一）地域廣大，好機動，不會被敵人封鎖；（二）人口要多，能擴大紅軍隊伍；（三）經濟條件上，人煙稀少、糧食缺乏之地甚至還不能自給，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習慣不容易適應。

周恩來堅決主張向北往甘肅。在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博古和張聞天及其他數人相繼發言後，周恩來求得大家的同意。六月二十八日，決議下發，命令會師後的部隊向甘肅進發，並將反擊由胡宗南將軍領導的國民黨部隊。

即便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表示同意，他仍然帶領第四方面軍向南轉移。張國燾常被看作是負面且懦弱的人物，不敢面對強大的國民黨部隊。主張向北且日後領導陝甘寧根據地的毛澤東，則被視為英雄。

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於六月二十九日擬訂於四川西北部松潘對付胡宗南部隊的作戰計畫。情報顯示，胡宗南部隊於當地兵力尚未集結、碉堡尚在構築，紅軍可藉此控制向西北的主要道路。中央常委會通過這份作戰計畫，並同意增加張國燾為軍委會副主席。第一方面軍移動進入攻擊狀態，利用數週時間跨越高山地形，於七月十六日攻打位於松潘左近的毛兒蓋。

張國燾按兵不動，卻要求擔任黨內更重要的職位。周恩來於是提議由張國燾取代毛澤東為紅軍總政委，仍由周恩來為軍委會副主席，政治局於七月十八日通過這項提議。周恩來加入中央常委工作，並同意協助張國燾直到他熟悉政委工作為止。七月二十一日，成立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納入張國燾麾下的三位重要領導人（譯註：此三人分別為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當時都屬張國燾領導的第四方面軍），其中葉劍英卻在以後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觀點。張國燾利用這個機會繼續強化他的權勢，並在七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於毛兒蓋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他續留南方的想法。

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於所失去的時間和先機感到懊惱。中央常會於八月召開由周恩來主持的會議，會上思考出一項調整方案，調動一、四兩個方面軍的幹部，對領導人事重新調整，最重要的想法就是維持團結。整個紅軍重組為由張國燾負責的左路軍和由周恩來負責的右路軍。

周恩來無法視事

周恩來殫精竭慮地工作，在軍委會他架設電台接收和發送電報，並因為總參謀長劉伯承的眼睛不好，不能在晚上工作，他就接下來做。長期下來日以繼夜的做事，睡眠甚少，在馬背上都會打磕睡。在毛兒蓋前，他就不太舒服，那時食物短缺，士兵都不得不吃野草和青稞。他發起高燒，不能進食，隨軍醫生當成流行的瘧疾來治。但他高燒不退、肝腫大並且皮膚呈黃色，醫生診斷是肝炎，而且已成阿米巴肝膿瘍，需要緊急引流。但那時要執行消毒手術或是腰椎穿刺都不可能，只有施用手邊可用的藥物，並從高山取得冰塊降低他的體溫。

患有肺結核並咳血的鄧穎超和休養連一起行動，周恩來偶爾去看看她也只能說幾個字。當周恩來病況嚴重甚至昏迷時，換她去看他，還幫他處理所穿背心上的虱子和被咬的傷口。

八月十一日，周恩來去電第一及第三集團軍，要求他們繼續執行原來的作戰計畫。八月二十日晨，政治局再次於毛兒蓋開會，毛澤東報告近期與國民黨部隊衝突後的做法，周恩來因為生病沒有參加。八月二十一日右路軍北上進入草地，周恩來跟著彭德懷的第三集團軍後方行動，因為發燒而幾天無法進食，十分虛弱。彭德懷從迫炮連抽調人員組成小組，用擔架抬著周恩來及同樣也病重的王稼祥。一週後他們走出草地，到達位於四川省北部藏區的班佑。九月四日周恩來恢復一些，他通知幹部同僚聶榮臻和林彪，表示部隊因為饑餓和疲困而虛弱不堪，四百多人死亡就在路邊掩埋，還有其他受傷嚴重的人。右路軍於班佑休整，同時等待張國燾和左路軍的到來。

張國燾的徹底決裂

張國燾到達四川的阿垻，但以糧食缺乏和河水高漲為由，拒絕北上。他要右路軍跟隨他轉向西進，企圖利用他部隊數量和戰略地位的優勢推翻先前的政策決定。周恩來和另外六名領導人於九月九日聯名致電給張國燾，強調先前不要陷部隊於險境的協議。張國燾在隔日給陳昌浩（後來也加入了紅軍主力）的一封密電中表達了拒絕的態度。這封密電被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立刻通知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和周恩來在尚未完全恢復的周恩來房裡開會，決定在周恩來的指揮下轉移右路軍及軍委縱隊以擺脫危險。

九月十二日一個更為緊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於俄界（譯註：即位於甘肅省迭部縣內的俄界村）召開，毛澤東報告和張國燾爭論的經過，會議並做出指責張國燾為錯誤的決議。北上紅軍經改編為陝甘支隊，由彭德懷指揮，毛澤東任政委，並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和周恩來組成五人小組，統籌一切軍事事務。在張國燾另立中央後，和他的合作已無可能。

在俄界開會的這些人成為一九三六年成立延安根據地及一九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團體。患難中的交情把他們綁在一起。周恩來是最有影響力的數人之一，然而毛澤東的權威則逐步擴大。

當紅軍進入甘肅南部藏區的甘南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報導在陝北有一處由紅軍把守的蘇區。一場中共團級以上幹部會議在關帝廟召開，毛澤東報告要往陝北，這個提議於九月二十七日在榜羅鎮小學校長室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中獲得確認。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抵達吳起鎮，受到陝甘根據地軍民的「熱烈歡迎」，他們暫停下來反思他們自離開江西後所遭受的重大損失。這僅是長征結束的開端，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將台堡第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會師才是官方認定長征結束的日子。

開創延安根據地

隨後在原先隔絕獨立的陝甘根據地共產黨員和新抵達的中共中央以及長征部隊間，開始一連串日後運作相關的討論。除了要面對「圍剿」外，陝甘根據地還發生由當地省委發起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共中央成立了一個由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小組負責調查此案，許多遭到錯誤逮捕的黨員被釋放，其中包括陝甘根據地創始成員之一的劉志丹。周恩來還發現劉志丹是他在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學生。劉志丹很快的恢復身分，並和其他僥倖逃過死劫得到剛到的中共中央重新分配擔任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工作。劉志丹還樂觀的表示：中央來了，今後一切都好辦了。新的根據地所轄區域內有許多回民，周恩來要求士兵要注意回民們的文化差異。

這時已是寒冬時節，根據地內缺少保暖的冬衣，這是一個簡單卻重要的問題，需要即刻解決。周恩來指示部隊清點衣物及其他必需物資的庫存，擴大現存工廠的產能。根據地還有許多造幣、彈藥和其他所需物品的製造工廠，長征部隊中有許多技術人員都投入到這些工廠中幫忙，解決了這次危機。

瓦窯堡會議，十二月十七～二十五日

兩個月之內，長征部隊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緩解了「圍剿」的威脅並穩定根據地的組織和經濟狀況。在經歷數個月孤立無援和物資短缺後，他們有了新的希望，並在瓦窯堡召開另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是一個位在延安北邊的礦業和商貿小鎮，雖然不大，但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它在中共不得不離開，先往保安，再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到延安之前，曾經短暫成為「紅色首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至二十五日，周恩來及其餘的領導人在作為辦公地點和住處的磚砌窯洞內開會。

中共在陝北軍事上的主要對手是由軍閥張學良帶領的東北軍。張學良是國民黨的盟友，但在他的部隊中有許多人支持要更積極抗日，因此被認為他或許在討論有關愛國統一戰線上態度是開放的。這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現行政策一致，這些政策要求要在抗日和解救民族上推動團結合作。林育英（譯註：又名林仲楠、張浩，為林彪堂兄）於十一月中旬從莫斯科來到瓦窯堡，傳達莫斯科方面的對於建立反法西斯陣線的想法，並重新建立起在長征時與共產國際中斷的聯繫。基於安全因素，林育英並未攜帶共產國際的文件，所以瓦窯堡會議中必須依賴他口頭報告在莫斯科的討論內容。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延安和莫斯科才建立起電訊的直接聯繫。

瓦窯堡會議等毛澤東從前方返回才於十二月十七日召開。他報告軍事戰略問題，表示要在四十天內渡過黃河，才能接近抗日前線。他建議應採取「主動」，並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和周恩來共同起草「關於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畫」，開始進行東征準備對抗國民黨部隊。三天後，毛澤東對黨的活動分子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報告後來被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因為是毛澤東所作的談話，賦與中共加入新統一戰線的合法性，但有關的想法和論點卻不是由毛澤東一個人所做出來的。

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上分進合擊，周恩來在黨內地位不再理所當然高於其他人，而毛澤東即使已經可以挑戰博古在戰略上的教條觀點，但仍不能主導領導層的意見。張聞天表示出清楚的主張，即在面對日本急於想要殖民中國的意圖時，中共不能置身事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根據瓦窯堡會議內容作報告，重申張聞天反對「關門主義」的主張，述明中共應該在各方面都要參與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這些討論即為建構國民黨及共產黨之間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礎作準備。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瓦窯堡誰是主席？

瓦窯堡的五個磚砌窯洞住所在今天被指定為「革命舊址」，更成了中國「紅色旅遊」路線上必看的景點。周恩來和毛澤東所居住過的兩個窯洞仍然可以被參觀，有一個主要的會議室、兩個較次要的房間，一個是中共幹部使用的客廳，第二個房間現在被說成是專門提供給毛澤東使用的。如果在瓦窯堡會議時毛就已經是獨尊的領導人，他應該會有自己的辦公室，在記憶中，他也確實被分配了一間。他在瓦窯堡會議時雖然不是最高領導人，但是以他身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依舊擁有相當大的權威。

即便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權威，但那時按正式級別而言的最高領導人是總書記張聞天（洛甫），他保有總書記的職位直到一九四三年。他在江西和延安所扮演的角色於毛澤東在世時，鮮少被媒體提及。即便張聞天並不是王明的主要支持者，也經常對毛澤東表示支持，但他卻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

作者是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曾在那裡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他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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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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