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和諧社會》

第10章

奴才：獨裁如何讓心靈枯萎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魯迅，一九二五年

有些人失控了。

內陸離重慶不遠處的一位民工，千萬普通人當中的一人。跟兒子不親，與母親更疏遠。他拿了一把槍，偷走一台摩托車，搶一間銀行，有人擋路就開槍。

在中國地理心臟湖北省的一位女子，情人已婚，被元配毆打。在一家三溫暖工作，

被客人用整捆的鈔票羞辱，她抽出一把刀子。

在南方東莞的打工仔。沒錢，沒朋友（他背叛了他們），沒家人（母親因為他窮看不起他），沒愛情（心愛的女人當著他的面為嫖客服務）。他爬到宿舍的高層往下跳。

山西煤礦區的一位工人。幹部曾承諾與工人分享開礦利潤，現在把錢全放進自己口袋。

這名工人想討回公道，卻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揍，還被幹部吐口水，被跟他一樣被騙的同事取笑。他去弄一把武器。

濺血。

這些是黑暗的故事。「可是，這些故事如火柴般照亮我們，」旁白說，當故事有人說出來、不再被遺忘的那一刻。賈樟柯的電影《天注定》做的就是這件事。這是一部劇情片，但片中的暴力事件在中國都實際發生過。有年輕男子真的跳下去，女子刺了人，血真的流過。

在二○一三年通訊管道被黨重新封閉之前，賈樟柯在沒有審查的網路上撈到這些

故事，將他們編織成宏偉的全景畫，就像古代中國畫家最喜歡的題材「江山萬里」。

「這是我一直想拍的，」賈樟柯說：「一部能總結當下中國的電影。」這是中國近年最好、也是最灰暗的電影之一。《天注定》展示的是富裕背後的空虛。一個沒有正義的國家，一個不存在道德的社會，人選擇使用暴力，因為相信這樣才能保住自己最後的一點尊嚴。這部片的美學和敘事手法借用了武俠片。古典武俠小說的強盜和綠林好漢、電影中不知畏懼是何物的英雄人物，自古以來就是政治寓言的主角，他們被逼到社會邊緣、無路可退時，就會拔出武器。但賈樟柯的英雄是絕望的，得不到慰藉和救贖。

賈樟柯的故鄉是煤煙繚繞的山西礦區，父親是老師，母親是售貨員，鄰居是平民

百姓。他原本學美術，一九九三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研究電影理論並沉迷於電影史。「學院風氣自由，沒有禁忌，」他說：「我一到就先借日本色情片來看，那是幸福的時光，把我解放出來。」與其他同代的導演一樣，賈樟柯有意識地與陳凱歌和張藝謀等前輩保持距離，用全新的寫實主義來與他們的華麗畫面和歷史譬喻區隔。賈樟柯認為：「現在的導演應該說現在的故事。」全中國終於拜倒在他們腳下。據傳習近平說過，比起張藝謀的浮誇，他更喜歡賈樟柯貼近現實的電影。不過，那是在《天注定》誕生前。

賈樟柯坐在北京城北的工作室，他身後牆上掛的是毛澤東。那是他二○○○年作

品《站台》的法國版海報，毛澤東的頭原本向下，他把海報倒著掛，毛澤東現在又變正的。賈樟柯談起，中國人都是在暴力文化下成長的，換成在另一個中國、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他的電影就不需要這麼多暴力了，「我或許會拍一部律政劇」。賈樟柯在片中呈現出，在一個失去同理心和人性的社會中，有多少的受害者。擁有權力的人貪汙和自肥。受盡恥辱的人對未來不抱希望，他們訴諸暴力不是為了解決問題，那些是他們僅存的能自己作主的行動。「只有這樣做才能說出他們的絕望，以受到大眾關注，」賈樟柯說：「他們承受極大的壓力，所有發洩的管道和閘門都封起來了，這樣子很危險。」

不能說殺人的瘟疫已經在中國擴散開來，這個國家其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

一，不過，難以想像的暴力事件卻不時發生：一名坐在輪椅上的男子，在北京機場引爆炸彈；在廈門，一名生活貧困的小販在公車縱火，造成四十七人死亡；十二名鄉下來的上訪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吞毒藥，因為集體自殺是他們僅剩的抗議手段。在黨聲稱的穩定表面底下，不滿情緒正在發酵。「微博出現前，許多人聽到這樣的故事，以為是個別事件，」二○一三年夏天我訪問賈樟柯時他說：「可是自從有了微博後，我們知道這樣的事在全國各地經常發生，成了我們現實的一部分，再也無法否認。」他的電影是一扇窗口，一如微博曾短暫扮演的角色。我拜訪賈樟柯不久，當局就通知他，片子雖然通過審查，還是不能在電影院放映。當時已吹起新的風，習近平的手下整頓微博，中國又重新開始粉飾太平。

隨著這個國家的變化，小人物迷失自己，也失去彼此；這些遭遇讓賈樟柯難以成

眠。有評論家認為他關心的是「底層」，這導演的回應非比尋常：「很有趣，不論農民、工人或知識分子，這國家所有人都用鄙夷的口吻談『底層』，好像沒人覺得自己是其中一人。其實，在中國，我們所有人都活在專制政權底下，每個人都一樣。有些人握有權力，其他所有的人都一樣弱勢，」賈樟柯說：「我們所有人都是底層。」

英文有一個很棒的概念稱做「無知便是福」，這是專制統治者心中理想的奴才狀

態。政府把成年人當小孩，但我們卻言聽計從，沒有獨立思考和承擔責任的能力，依舊在街上吐痰、亂插隊、大聲喧嘩、放肆無禮，隨時等著被統治者斥責和教訓。多年來，審查制度成功讓多數中國人保持在這種狀態，直到微博上有人趁機發表自由和瘋狂的辯論。這維持了四年的自由是一個意外的禮物，讓宣傳部門精心塗抹的畫上出現裂痕。勇敢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看穿表面的光鮮繁華，於是繞過西方時尚雜誌樂於報導的熱鬧派對和驚人利潤，勾勒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社會。「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作家閻連科說：「腐敗、荒謬，混亂、無序…‥人類數千年建立起來的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尺度正在解體。」

二○一二年我回到中國，頭兩年接觸的每一個人─朋友、採訪對象、都市中產階級、中國經濟奇蹟的受益者─都有同一個心願，那就是離開中國。在百度上，「移民」一詞的搜索倍增。「在微博一小時，足夠讓人憂鬱一整個禮拜。」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訴我。微博海量的資訊讓人目眩神迷，但很快巨大的絕望感和無助感就來襲，壓垮每個人的夢想。難道這就是國家許諾的未來？

當時習近平剛上台，宣布他要復興中華民族和實現「中國夢」，但那時也是各地的中國人第一次透過社群媒體找到彼此，互相訴說自己的夢想。「以前我們也跟國家做一樣的夢，」一位知名學者告訴我：「現在大家都說：這些夢跟我無關」。他談到自己的女兒正在學習英文：「我的夢想是她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對中共來說，既然它打算不受節制地永遠統治這個民族，那幾年的網路盛況就顯得非常危險，社會上許多人正從昏睡中甦醒，離開宣傳機器維繫了數十年的催眠狀態。我最常聽到他們說的三句話是：

沒有安全感。

沒有信任。

沒有道德。

是的，中國也有勇敢、熱情、富有同理心的人，他們樂於助人，實踐患難與共的

精神。但他們遇到的阻力比在其他社會大得多，除了受同胞質疑，還會被國家機器盯上。例如在二○一七年寒冬，當局粗暴將外地人趕出北京，還將這些農民工的家拆除，讓許多北京市民非常震驚和憤怒。一些人主動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結果自己也感受到公安機關的威力：通州的楊先生提供無家可歸的人一個房間，讓他們存放物品，結果警察找上門，楊先生連自己的公寓都不能住。畫家華涌拍攝民工被強制驅離的過程，結果他也被迫離開北京，後來在天津被捕。社會運動家胡佳第一次被抓時，是因為他為河南愛滋村的患者奔走，他質問：「為什麼這個國家總是好人遭殃？」正是理想主義讓他們變成可疑人士。

任何獨裁政權都想摧毀人民的團結和同理心。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任，不管

走到那都可聽到有人抱怨道德淪喪。原因有幾項，文革夢魘是其中之一，直到今天，它造成的歷史傷口仍未癒合。毛澤東死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一起被埋葬了，中國出現價值和信仰的真空，只剩下黨的要求：「富起來！」貪得無厭成了新中國的口號。「我們這代人實際是沒價值觀的，也沒原則，」生於一九六四年的張朝陽說，身為網路企業搜狐的老闆，他可說是新中國的明星人物：「所以有叢林法則，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你就有機會成功。你開始利用而不是遵守原則，而且利用的尺度很大。」民調機構易普索（Ipsos）二○一七年在世界各國調查後發現，多數國家人民擔心的是失業、官員貪汙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只有中國人最擔心「道德淪喪」。獨裁體制不僅讓社會墮落，也毒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漢娜‧鄂蘭如此描述獨裁國家：「統治者的觸角一到，就會開始摧毀人的本性。」即便外來者第一眼看不出來，但中國社會其實已經病了。

這就是叢林法則，也是對權力和金錢的崇拜。人民經年累月只想著要活下來，所

以淬煉出冷酷的實用主義。川普在競選和就任美國總統後，有一個特殊現象是，他在中國有粉絲團，比起他仇恨中國的言論，這些人更在乎的是，他如何肆無忌憚地攻擊政治正確的主張。他們在川普抨擊福利國家和其他國家的難民政策時鼓掌叫好，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誤入歧途和卑鄙的「白左」行徑。「白左」即「白人左派」，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網民流行的貶義詞，主要針對希拉蕊和梅克爾等西方的自由派（後者還有尖酸刻薄的別名「聖母」），但其實也用來稱呼任何為戰爭難民、社會弱勢或同志出力的人，罵他們偽善又軟弱。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遭逢不幸全是自己的錯，反正每個人得為自己人生負完全的責任。挪威學者在二○一八年的研究中驚奇地發現，比起美國人，受訪的中國人大多持右翼的自由主義觀點，也就是相信人生而不平等、反對對富人課徵重稅。五分之一的中國人認為國家不應重新分配財富，科學新聞網站「北歐科學」（ScienceNordic）因此稱「中國人比美國人右傾」。

當過體育記者、後來成為暢銷書作家的李承鵬，有次在成都告訴我：「許多中國人不仇富，他們自己也想變得富有；他們恨的是道德，中國的確道德淪喪。」自由派的他是知名的社會評論家，在二○一三年那場針對獨立部落客和作家的運動後被迫沉默了。歷史學者程映虹認為，將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套用在人類社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社會盛行已久。「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專制政治是天然盟友，」程映虹指出：「它們忽略了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現象，還維護這個現象底下的暴力、欺詐和壓榨。」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雜文寫道：「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這篇短文繼承偉大作家魯迅的傳統，可說是當代中國社會最鞭辟入裡的分析，發表當天是微博上被轉發最多的文章之一，當然很快就被刪除。慕容雪村在文中描寫專制在老百姓心靈造成的荒蕪感。他列出幾種精神狀態，尤其是麻木、拒絕接受現實和奴性，迫使好幾代人只想著要努力活下來。

舉麻木為例，「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搧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對他人的命運也一樣麻木，「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麻木到了極致，奴才開始痛恨所有美好和公正的事物，理想主義者在他眼中是偽君子，致力於社會正義的人是無恥又自私的機會主義者。道德上的自卑感特別容易讓人反射性地引發防禦心態。西方有研究證明，在一群人當中唯一做好事的人，得到的不是敬佩而是憎恨，因為善行讓其他人暴露出自己的瑕疵，提醒他們起身而行的可能性。這種心理機制在所有社會都可以觀察到，但在一個總是以為他人存心不良的社會就特別有害了。

一百年前魯迅已寫過，活在專制統治下的老百姓出於恐懼、投機和麻木，如何自願成為奴隸。「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慕容雪村今日寫道：「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在這樣的國家，刻意跟各種資訊保持距離，才是求生之道。目前流亡在德國的作家長平曾在《南方周末》的黃金年代擔任新聞主管，他說，中國民眾並非「白痴」，但許多人有意識地拒絕思考，「因為想明白了只會帶來煩惱和危險」。

這種說法我經常聽到。「在這體制最倒霉的是看透它的人，」一位北京的老師告訴我：「最好你糊裡糊塗過一輩子，這樣就安全了。」藝術家艾未未有次在推特上說：「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國，你已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那些近乎自殺的路，只有極少數的人敢走。對多數人來說，看清自己活在謊言中，反而會更痛苦。

有次我跟來自成都的觀光客去台灣，親身體會到中國人封閉自我的決心：絕不讓任何擾人的資訊接近自己。這團有一人是市政府的黨委書記，她是一名打扮時髦的年輕女性，不時和我熱烈討論台灣的夜市和食物。「我們在成都也曾經有夜市，」她說：「可惜全拆了。」我們兩人站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等遊覽車，一位老先生走近，很快我們就認出他是法輪功的學員。

法輪功是一種結合佛道學說的健康氣功，曾在一九九○年代吸引數百萬中國人修煉，直到中共覺得受到它嚴密組織的威脅；當時的黨主席江澤民下令取締法輪功並殘酷迫害學員。在台灣，法輪功信徒刻意到中國觀光客出沒的地方，告訴他們大陸學員受到迫害的情況；這些信徒手上拿著海報和傳單，上面有刑求和器官摘取的殘忍照片，據說來自中國的監獄和集中營。

作者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讀漢學。一九九七年起擔任《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駐中國記者，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後，二〇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〇一八年離開中國，目前是《南德日報》駐北歐記者，負責報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