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被統治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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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海疆倭寇混真假　犯走私官匪淆黑白

第三章　沿海衛所與海上走私

嘉靖八年（一五二九）的夏天，飢腸轆轆的浙江磐石衛士兵集體擅離職守。軍餉被拖欠數月之久，引發眾怒，數百士兵逮住了當地衙門的主簿，要求發餉。知府只好承諾動用官銀補發欠餉，說服譁變士兵釋放主簿，自行散去。譁變自然引起朝廷的注意，調查結果於這年冬天上奏嘉靖皇帝。這一消息令人沮喪，乃至令一位以不喜朝政聞名的皇帝龍顏大怒，要求從重懲處。磐石衛長官的怠忽職守，遠不止於拖欠軍餉、激變士卒。真實情況是，指揮梅畢、姚英、張鸞三人與走私者及「倭寇」狼狽為奸，允許他們非法買賣番貨，劫掠地方。眾軍官甚至可能直接參與了走私活動。他們算是霉運當頭，一場本不相關的譁變，竟連帶曝光他們的罪行。（或許兩者並非全然無關。士兵也可能是覬覦非法貿易所得，想要分一杯羹，因而譁變。）

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皇帝又收到一份類似的奏章。同前次如出一轍，一件看似無關之事的調查，卻揭露出地方官員的瀆職行為。葡萄牙（被明人稱為「佛郎機國」）的船隻，侵擾漳州附近的沿海地區。沿海守軍成功將之驅逐。但是，隨後的調查顯示，當地官員包括浯嶼寨（金門所下的一個前哨陣地）的把總指揮，從葡萄牙人那裡收受財物。這些官員受到強烈的譴責，被指犯下「賣港」之罪。

軍士和走私牽連在一起肯定令朝廷感到頭疼，但在明代實在不足為奇。這是明朝制度經長期演變而產生的一個合乎邏輯的，乃至不難預見的結果。本章將會對此做出解釋。在第一、二章中，我展示了原籍軍戶如何制訂複雜巧妙的策略，善用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應付兵役。而在本章中，我將展示一些衛所軍戶的子孫如何利用自己靠近國家制度的優勢謀利，儘管相關策略損害的正是他們所服務的制度。

沿海衛所的生活

傳統有關衛所的軍事史著作大概會描述衛所士兵參加的戰役，傳統的制度史著作則大概會介紹明代軍隊的組織結構及其在明代政府等級制度中的位置。以上這些都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我們感興趣的是，對於服役並生活在衛所中的百姓而言，軍事制度創造了怎樣的日常政治。

金門倪氏的故事能讓我們瞭解明初軍戶的歷史，而銅山所南嶼陳氏的故事則能幫助我們知悉家庭在衛所定居後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如同第一章的做法，我特意選擇的案例來自普通士兵，而非世襲軍官。軍官家族的族譜傾向於提供更多本家服役的資訊，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比起一般軍戶的士兵，服役經歷對軍官的聲譽更為重要。雖然也因此，族譜中的訊息通常如同「偉人傳記」。其次，對軍官家族而言，服役與其說是負擔，更是一種特權。因此，族譜往往成為表明這種特權按公平原則或按族規世代相傳的機制。基於上述原因，世襲軍官軍戶留下的族譜超乎其在軍戶中的人數比例。

銅山所南嶼陳氏族譜與眾不同，它詳細地為我們提供一個普通士兵軍戶的服役歷程，在時間上幾乎跨越整個明代。從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周德興大規模抽軍、始祖陳苟住被徵入伍，到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後嗣陳平人考上進士，獲得免役的待遇，這一家族共有十三名族人先後在軍中服役。

明洪武二十年四月，始祖陳苟住由興化府莆田縣東廂龍陂社抽守平海衛莆禧千戶所……〔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為兌調官軍事，由莆禧所調鎮海衛銅山千戶所……天啟五年，平人公登甲，以後軍役不受。

陳家祖籍莆田，正軍最初被分配到家鄉附近的莆禧所。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在換防政策下，陳家正軍被調入南邊的銅山所。他們服了兩百三十八年的兵役，除了頭幾年，剩餘的日子一直駐守銅山所。雖然祖軍年老時回到自己的故鄉，但他的後人在銅山定居，漸漸在那裡形成一個龐大的宗族。

衛所軍戶到第七代時，族人已有一百多人。他們認為，是時候編纂一部族譜了。族譜的編纂者不太關心家族的服役史。他的記述似一筆流水帳：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丁〔二世祖〕陳德光故。丁陳宗積補，故。丁陳邦泰補，故。陳壽補，故。丁陳大英補，故。陳文元補，疾。陳元補，故。陳善長補，疾。陳曰清補，疾。陳曰慎補，疾。陳燁補，患病。陳可奇補。

唯一比較精采的情節發生於萬曆十八年（一五九○）左右，當時陳燁因病退伍，由陳可奇接替。但是，一名官員發現陳燁在裝病，於是命令他重返軍伍。

萬曆十八年十月，漳州府推官羅查盤，親審退役陳燁病痊，復充。又陳元瑞補。

陳氏族譜沒有說明家族決定應役人選的方式。譜圖的結構也沒能為我們提供任何線索（參見圖14，數字表示正軍及他們的服役次序）。祖軍陳苟住有兩子，陳家從第二代開始分為兩個主要的支派，分別以祖軍的一子為始祖。曾服役的十二個人中，九個來自長房。很可能最晚遲至第五代，長房承擔起世代服役的責任。唯有在長房沒有合適人選時，另一房才出丁補伍。因此，這個家族實際上表現得很像一個正貼軍戶，家族中的不同支派有如對應著一般的正軍戶與貼軍戶。陳家大部分族人都不是士兵，我們將在下文看到他們所從事的不同職業。

鄭和與倭寇

正是日後被奉為平海城隍的周德興建立起本書所述的各個福建衛所，包括銅山所，陳家在這裡生活了數百年之久。周德興為何選擇在銅山建所？和書中的其他衛所一樣，銅山是明帝國防禦系統的一部分。這個防禦系統規模龐大，最終成長到五百多個衛、四百多個守禦千戶所。我和王迪安博士在地圖上標出五百個軍衛的位置，以分析它們的地理分布。結果顯示，明代軍事基地可劃分為五個主要系統（圖15）。北部邊疆和京畿地區的衛所分布最為集中。其次是西南邊疆的衛所。第三個系統是駐守大運河沿岸、維持運河暢通的衛所。廣泛散布於帝國腹地的衛所構成第四個系統。第五個系統則是沿海地區的衛所，亦即我們討論的對象。衛所的整體分布模式為明代國安威脅的認知與優先順序提供了精簡的摘要：抵禦邊疆地區的遊牧民族和外國勢力的威脅、確保皇室的安全、護衛大運河上源源不斷向京師輸送的稅賦、維持國內的穩定，以及最後，在東南沿海地區，控制海疆的海盜和走私活動。

在今日的中國，海疆的軍事史總是與十五世紀的一名太監緊密相連。每個學童都熟悉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知道他遠航至南亞、中亞，甚至可能到非洲東海岸的偉大航程。（蒲媽奴便曾在鄭和的艦隊上服役，歸國後被擢升為百戶。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過他的衛選簿。）鄭和下西洋通常被視為中國與海洋世界互動的巔峰，之後，明朝轉向閉關自守。毋庸置疑，鄭和的遠航結束沒多久，朝廷就重返重視北方和西北防務的傳統政策。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國家支援的遠航僅是中國海洋史的一部分。到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明朝開國之時，一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貿易傳統早已將中國南部沿海、日本和東南亞連接起來。成熟的航海科技如龐大、快速、靈活的船隻，讓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滿足世界對中國製成品的需求，以及中國人對熱帶產品和白銀的需求。

朱元璋並不想完全切斷這類貿易，而是希望加以管制和約束。貿易，尤其是國際貿易，只會破壞他理想中自給自足的鄉土秩序，激起百姓的貪欲，鼓勵人員的流動。朱元璋還把海上貿易和外國勢力視為統治的直接威脅。他有理由這麼認為：在元末明初的征戰中，好幾個對手都曾動用強大的水師與他對抗，他希望確保這樣的威脅不再出現。隨著朱元璋猜疑之心日重，洪武十三年（一三八○），他為了除掉丞相胡惟庸及其逆黨，發動針對滿朝文武的大清洗。胡惟庸的罪狀之一，就是裡通外國。

朱元璋的對外貿易政策有三大要素。第一，他將外國對華進口貿易限制在朝貢貿易的範圍之內。第二，他嚴禁對外出口貿易。中國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這兩項措施的實行未能盡如人意。聲稱自己是官方朝貢使節的外國人來到中國的港口，其頻率遠超明朝允許的限度。沿海居民常以出海打魚的名義繼續從事對外貿易，地方官吏心下清楚，若予以禁止，整個沿海經濟將會崩潰。當鄭和於十五世紀初來到東南亞時，就已經在當地港口城市發現福建商人的聚居地。由日本人、中國人和東南亞人組成的商隊繼續在中國海域活動。地方官吏大多對私人貿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朝堂之上也長期激辯，討論如何最好地處理國家政策與貿易現實之間的矛盾。

朱元璋對外貿易政策的第三個要素即沿海衛所制度，這也是本書的關注重點。該制度旨在落實前兩個要素，並維護明代海洋秩序。東南沿海地區面對一系列獨特的軍事挑戰。駐紮在此的軍隊和北疆或西南的軍隊不同。他們既無須面對欲侵略帝國疆土的強大軍事力量，也無須防止桀驁難馴的部落引發的騷亂。他們基本的軍事任務就是在海上巡邏，打擊非法貿易。

衛所士兵的任務皆圍繞此目標展開。位於海防第一線的是「水寨」，駐守水寨的士兵來自衛所。（前線的單位還包括「巡檢司」，但是巡檢司的人員一般由縣衙派遣，屬於另一行政體制。）沿海衛所的士兵定期輪流戍守各要塞。金門守禦千戶所（現在的「金門城」）是現存最完好的沿海衛所之一。建築史學家江柏煒可以利用現存的古城結構重建起倪五郎時代的社區布局（圖16）。

銅山所的軍卒被派駐於近旁的銅山水寨，這裡還有來自六鰲所和鎮海衛的士兵。駐守水寨期間，他們負責在附近水域巡邏，並且一年兩次汛防，前往海上要處巡防停駐，威懾企圖上岸的走私者和海盜。沒有巡邏任務時，衛所的士兵主要忙於操練。有些衛所擁有船塢，為士兵製造巡邏用的海舟，在這樣的衛所中，士兵也會從事造船工作。

衛所裡的生活並不好。軍官貪汙腐敗，士兵經常領不到軍餉，類似於磐石的譁變事件屢見不鮮。軍官濫用職權，強徵普通軍戶的勞力，有時是出於官府的需要，但更多時候則是為了軍官的私利，相關的記載俯拾皆是。逃兵時有出現，更加重留下來的人的負擔。到了十六世紀中期，情況開始惡化。

在幾乎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東南沿海海域騷亂頻頻，愈演愈烈。一群又一群劫匪沿著海岸線燒殺擄掠，將村莊、鄉鎮、城市乃至衛所夷為平地。在許多沿海衛所的民間傳說中充斥著兩類故事，一類是軍民如何奮勇抵抗劫匪的襲擊，另一類則是抵禦失敗後當地遭受的滅頂之災。莆禧所軍戶的後人至今還講著這樣的故事：他們的城隍爺之所以身著御賜黃袍，乃是因為附近衛所相繼被劫匪攻陷時，唯獨莆禧所成功抵禦侵襲，因此受到朝廷的嘉獎。而在周圍一些村莊的村民中間，則流傳著一個悲慘的故事：他們之所以不養狗（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乃是因為劫匪到來時，狗吠暴露了祖先的藏身之處，引發了一場屠殺。

朱紈（一四九四—一五五○）是首位受朝廷委派處理沿海騷亂的官員，他一開始穩定住了局勢。然而，朱紈的所作所為，引起地方利益集團的怨恨。這些集團頗有權勢，都在暗地裡從事海上貿易。其中一人乃是出身同安軍戶的林希元（約一四八○—一五六○）。朱紈批評他與海盜和走私者狼狽為奸，認為他是福建士人中的害群之馬。（據朱紈所言，林家擁有從事東南亞貿易的大型船隊，卻假裝那些船隻都是當地的渡船，以規避嚴禁海上貿易的律例。）

又如考察閑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並違禁貨物。

因越權擅殺俘虜，朱紈遭到降職處分，悲憤自盡。海盜的突襲，沿著海岸線南北蔓延。一些襲擊規模之大，甚至造成幾個主要城市和沿海衛所的淪陷。

最終，一批精明強幹的明軍將領指揮以募兵為主力的軍隊，運用新的戰術平定了亂局。他們當中包括出身晉江顯赫軍戶的金門所千戶俞大猷（一五○三—一五七九）。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俞大猷的部隊與名將戚繼光的部隊協力於平海衛痛擊海盜，獲得一場大捷。但是海盜問題的解決，最後在於放寬明初以來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朝廷頒布新的執照制度，允許中國商人合法前往西洋（東南亞）和東洋（東北亞）。沿海騷亂終於得到平息。

中國人將發動襲擊者稱為「倭寇」，字面上的意思即日本強盜（「倭」的字面義是「矮的」）。民國時期，中國歷史學家將明代倭患視為日本的對華戰爭，顯然，他們將歷史和自己所處的時代聯繫起來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學者重新將倭患解讀為階級鬥爭，也就是崛起中的商人階級對封建政治秩序發動的攻擊。今天看來，上述兩種解釋都缺乏說服力，但學界目前也還沒有共識得以取代這些觀點。一些學者將倭寇之亂歸咎於明朝未能維持一支足夠強大的海軍，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問題根源於貿易各方的均勢遭到破壞。近來全球史引發大家的興趣，隨之出現一個新的論調：正是攜帶先進火器的歐洲人的到來，破壞了當地的非正式貿易秩序。

「倭寇」到底是哪些人？大部分史料的回答清楚而簡單：矮小的日本強盜。該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衝突，將一個固定範疇強加於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即使在當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一再指出這個標籤並不準確。據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而另外十分之二的人可能來自明朝的藩屬國琉球。屠仲律急於闡明自己的觀點，以致數字統計有欠嚴謹。他繼續寫道，所謂「外國匪徒」者，半數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於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認識到許多「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只能部分地解決涉入人群的分類問題。將人群分類，不僅要看族群，還要看其行為方式。任何要將走私者、商人和強盜劃分清楚的嘗試，都將遭遇到實際上是同一群人同時在從事這三項活動的事實。如明人所觀察到的：「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商人和走私者之間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並不取決於人本身。眾多當時知名的海盜主要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當時的南中國海處於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當時機到來，水手們眨眼間就可以停止貿易活動，轉而打家劫舍。他們劫掠的對象，既包括其他水手，也包括沿海的居民。（英文翻譯更加複雜化了這個問題。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指出，海盜「pirate」這個範疇是歐洲經驗的產物，但它被用來涵蓋中文在光譜上不同位置的詞。「倭寇」經常被譯為「pirate」，但他們並不像英文中的「pirate」那樣，主要活動在於劫掠合法船隻；他們生活在海上，登岸劫掠，抓取人質然後索要贖金，之後再跑回海上或近海的島嶼上。）

不同情況下，同一群被貼上海盜標籤的人，既可以是國家權威的替代者，也可以成為國家權威的一部分。明代官員時不時會嘗試「招撫」海盜，也就是說服海上組織的首領，商人和海盜都是，臣服於朝廷，並受朝廷委派鎮壓其他海盜。因此，有時一些海盜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家的代理人。

此外，無論是走私者、海盜還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緊緊地嵌入沿海地區社會。如早期鎮壓倭患的朱紈注意到，海上貿易與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乃至於「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林希元這樣的仕紳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

作者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擅於利用歷史人類學和田野調查方法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社會史。著有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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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被統治的藝術》
作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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