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

活死人的現實政治

現實主義不只一種，但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應從一個共同的假設出發，即無政府狀態是世界政治最重大的限制。無政府狀態並不代表混亂或無序，而是缺乏正統合法的中央權威。無論狂熱的世界主義者或陰謀論者相信什麼，反正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都不存在。在世界政治中沒有武力壟斷的情況下，每個行為者都必須採取「自助」措施來確保自身的存續。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一流的行為者就是那些能夠確保自身生存的行為者，亦即國家。因為武力是至高無上的力量，所以最上乘的行為者就是那些最有能力運用武力的國家，亦即擁有可觀武裝力量的國家。

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認為，無政府狀態與自助需求已結合起來，並在國際事務中創造出反覆與持續的模式。在無政府狀態的世界裡，唯一重要的通貨就是權力，亦即一種在影響他人的同時又能抵抗壓力或脅迫的實質能力。如果某個國家積累越來越多權力，其他國家就有動機制衡該國，以防止其實現全面統治。無政府主義的全球結構使各國政府無法完全信任彼此，迫使所有政府只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指導原則。

由於所有國家唯有依靠自己的資源和能力，現實主義者對國際機構規範世界政治的本事都抱持懷疑的態度。各國在考慮與其他行為者合作時，同時也會考慮利益的分配。像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這樣的現實主義者所考慮的問題並非「我們雙方是否都能受益」而是「哪方受益更多」。基於「制衡聯盟」（balancing coalitions）形式所締造的合作關係總是短暫且不穩定的。正如喪屍總是貪食人肉一樣，服膺現實政治的國家總是渴望更有利於自己的能力分配。如果各方把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的考量擺第一位，合作關係就總是短暫的。

由於無政府狀態是對國家行動的強大限制，現實主義者對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並不特別感興趣。一個國家的政府形式無論是民主的、專制的還是革命的，這對該國外交政策路線的影響只是次要的。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如此強大，以至於最終迫使所有國家偏好大致相似的政策，盡量提高安全防衛。但這不一定表示非得儘量強化權力不可，因為一個國家如果變得過於強大，即有可能引發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也就是說，由於獲得如此多的權力，以致其他國家決定組成一個制衡聯盟來對抗崛起的大國。縱使是信仰權力最大化的現實主義學者也同意，「水的阻力」可能遏止任何意圖君臨世界的國家。現實主義者承認，有時，國家會因為國內利益而偏離這些預測。然而，萬一這種情況發生了，系統內的嚴酷競爭將迫使這些行為者改變作風，否則它們會比死屍更快腐敗。

現實主義者像雷射光束一樣，集中關注國際間的權力分配。一國的興衰與它對世界政治結果的影響力成正比。大多數現實主義者認為，均勢政治是一種自然的調節機制。然而，霸權國家（hegemon）在世界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可能為其帶來挑戰，權力轉移理論家關心的便是兩者間的關係。如果某個霸權被另一個崛起的大國取代，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飆升。這種情況如發生在過去（從古希臘的斯巴達和雅典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和德國），世界就會充滿不確定性。過去，這種權力轉移的局勢經常引發大國之間的戰爭。如果崛起的大國表明它抱持修正主義目標（換句話說，想改寫世界現有的秩序規則），那麼這種衝突將會無從避免。

正如上文摘要所示，現實主義對世界有一種相當反烏托邦的（dystopic）、偏執的看法。也就是說，現實主義在喪屍世界中如魚得水，尤其是喬治．羅梅羅的電影天地。在最早版本《活死人之夜》（一九六八年）的情節中，有七個人被困在食人鬼環伺的農舍中。儘管屋外圍滿共同敵人，但屋內的個體幾乎無法合作，親屬關係起不了大作用。兩個分別的主權實體（地下室和一樓）很快由獨立的個體（哈利和本恩）創建並加統治。資源（食物、訊息獲取、槍支）的分配問題正是激烈衝突的肇因。當權力分配發生變化時，旨在創造公共利益（逃生和救援）的臨時協議很快就會崩潰。

在羅梅羅一九七八年的《生人勿近》（Dawn of the Dead）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場景。這次，一群倖存者在購物中心裡完成設防。儘管擁有豐富資源，但幾位主角還是竭盡全力阻止另一群人進入商場。後來有個騎自行車的團體突破他們的設防，他們的反應竟是打開泊車區讓更多喪屍闖進來，以分散自行車騎士的注意力。在羅梅羅一九八五年的《喪屍出籠》（Day of the Dead）中，合作關係也無法確立。事實上，莎拉這一角色在影片開頭後不久就抱怨：「我們都是各管各的」。

喪屍傳統經典上現實主義的印記不僅限於羅梅羅的作品。羅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的《陰屍路》（二○一○～）也強調，源自無政府狀態的威脅比活死人造成的威脅更大。在第一季，格倫（Glenn）在亞特蘭大被一群敵對的人類倖存者帶走。黎克（Rick）與另一集團的領導人物協商釋放格倫，而這位領導人物意譯了修昔底德的名言解釋道，即使在後喪屍的世界中，「情況一如往昔，弱者會被俘虜。」人類集團間大多數的互動都不可避免地導致暴力衝突。黎克的集團設法建立對一處監獄建築群的支配權時，很快便引發與鄰近伍德伯里（Woodbury）地區的安全困境。黎克集團和總督集團之間的關係很快演變為零和局面。身為長久的競爭對手，總督和黎克兩集團一再相互攻擊，似乎成了沒完沒了的衝突循環。人類在面對復活屍體時無法合作，這是喪屍經典中的一個共同主題，一如現實主義在詮釋歷史時反覆出現的立場：國際合作只是徒勞無功。

食人鬼侵入後將如何影響世界政治？現實主義的答案簡單到令人驚訝：國際關係基本上不會受到影響。儘管有人聲稱，這種侵入會對人類生存處境造成新的威脅，進而導致人類行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現實主義範式面對此一說法根本無動於衷。事實上，現實主義者應會同意丹尼．博伊二○○二年《28天毀滅倒數》中韋斯特少校（Major West）的觀點，亦即有關喪屍災難造成的後果：「我在病毒肆虐後四個星期裡只看到人殺人的慘況。這與我在感染前的四個星期以及往前的四個星期，還有再往前的四星期，總之就是在我願意追憶的時間裡，人始終在相互殘殺。在我看來，我們現在的處境也算正常。」

對現實主義者來說，死靈族肆虐正與昔日的瘟疫和災難相呼應。從羅馬帝國時期的塞浦路斯瘟疫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到一九一八年的流感大爆發，再到COVID-19，疾病都會影響世界政治。新型冠狀病毒促使大國訴諸傳統的現實政治作為，例如中國和美國囤積了個人防護裝備等重要資源。「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猖狂流行。美國暫時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因為該國官員認為中國正在操縱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

過去，大多數疾病的大流行會將既存的權力關係具體呈現出來。由於較具活力、較強大的社會能對瘟疫產生較高的免疫力，因此它們在大流行期間便可獲得較大比重的相對權力。同樣，現代研究表明，與較弱、較貧窮的國家相比，較富裕、較強大的社會能夠周全地抵禦自然災害。現實主義者看不出喪屍肆虐的影響為何會與上述有所不同。美國戰略司令部對此表示贊同，並得出如下結論：「擁有較先進、準備較充分和較健全的醫療保健與農業系統的國家……將能夠更理想地減輕喪屍現象的許多影響。」如果將修昔底德的精神加以發揮，喪屍的現實政治將是強者盡其所能，而弱者必遭受貪婪之復活死屍的吞噬。

我們可以肯定，即使是現實主義者也會承認，全球的權力分配將因死屍復活而發生一些變化。考諸歷史，自然災害曾加劇人類之間先前存在的衝突。某些政府將比其他政府更出色地擊退喪屍。那些擁有較強大安全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國家應能平息一切境內的喪屍騷亂，然後重建國內秩序或是阻止喪屍跨境入侵。人口密度低的國家將有更多時間來適應死靈族的侵擾。地理隔絕並不能保證喪屍的預防措施奏效。正如羅梅羅在二○○五年的《活屍禁區》（Land of the Dead）和馬克斯．布魯克斯二○○六年的小說《末日之戰》中所描述的那樣，水對死靈族的遏止功用是有限的，因為它們並不需要呼吸。儘管如此，地理形勢仍然十分重要。一些地理特徵讓人在面對外部攻擊時能改變進攻／防禦的制衡關係，換句話說，在某些地形（例如海岸或是山脈）上，防禦要比進攻容易。現實主義者偏好以山為邊界的國家，因為那可能較容易挫敗企圖從國外入侵的成群食人屍。一些國家毫無疑問會被活死人徹底蹂躪。

然而，世界政治的性質會改變嗎？不見得。擊敗喪屍的最佳策略和戰術將迅速傳播到整個國際體系（暫且不論此類計畫的倫理道德意涵為何）。例如，在《末日之戰》中，擴及全球的大戰略乃源自於施行種族隔離政策之南非政府所想像的末日情景，即黑人的全面暴動。這一戰略呼籲策略性地犧牲幾個人口稠密的都會。然而，鑑於形勢的緊迫性，該策略很快在全球普獲採用。

現實主義者也預測均勢政治（balance-of-power politics）的出現。死靈族會不會建立一個對抗所有食人鬼的制衡聯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對於權力轉移的理論家而言尤其如此。比方，如果喪屍出現在歐亞大陸中部，它們快速擴張的能力可能促成一個自然制衡聯盟的建立，其目的旨在防止喪屍群蔓延到整片歐亞大陸。如果食人鬼入侵一批相當數量的國家，並創造出足夠數量的新食人鬼，那麼權力轉移的動力就會出現。後人類行為者（posthuman actors）將被視為迅速崛起的力量，而且沒有人會否認，他們對人肉的酷愛正代表徹底修正主義的戰爭目標。正如羅伯．湯瑪斯（Rob Thomas）《我是喪屍》（二○一五～一九年）所描述的，無疑有人會提出防堵策略，以作為限制死靈族占地擴張的一種辦法。

然而，大多數現實主義者會質疑抗喪屍普世聯盟的穩健性。首先，推諉卸責同樣也是可能的結果。說到推諉卸責，各國將避免對喪屍群體採取積極作為，而是希望其他國家會代替自己完成制衡的麻煩工作。因此，即使有個強國設法建立一個抗喪屍的聯盟，其他政府也可能只在名義上加入罷了。

其次，支持聯盟的小型國家可能擔心，強大的會員國會把對喪屍的全球打擊行動當作工具，以增加自己的能力和利益。過去歷史為這一預測提供一些支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在其軍事舞台上成立多個傀儡政府，以便在自身與西方集團之間發展出一個緩衝區。即使在冷戰的高峰階段、北約對共產集團施加禁運的戰略時，有些成員國因從對蘇貿易中獲益甚鉅，而一再與該戰略的範圍和性質產生衝突。類似的情況於本世紀初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中也看得到。美國試圖協調全球力量，以打擊所有採用恐怖策略的非國家行為者，而其他政府的回應是：把被視為威脅國家存續但不太符合恐怖主義標準的團體也算進去。

現實主義者可能預測，在任何形式對抗喪屍的征討行動中，也會出現相同操作，而且規模更加可觀。因此，有些國家可能利用活死人的威脅來獲取新領土，壓迫民族統一運動、清算舊帳或是征服競爭對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利用喪屍的威脅作為占領台灣的藉口。俄羅斯可以利用同樣藉口合理化其對鄰近地區進一步的干預。在小說《末日之戰》中，這種衝突讓莫斯科有了重新占領白俄羅斯的理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會互相指責對方未能控制喀什米爾的喪屍問題。美國會忍不住誘惑，把喪屍的威脅視為戰略機遇。古巴的死靈族軍隊必須發展到多大的規模，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的部署才算名正言順？最後，現實主義者（尤其是美國的）無疑會援引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警告，不要到國外「找怪物來殺」。

有些現實主義者會走得更遠，因為他們認為，人類最終可能湊合著與喪屍結為聯盟，這與人類間的結盟一樣可能出現。如前所述，經典中的某些喪屍一開始就擁有戰略智慧，以致能夠認清與人類達成戰略協議的優點。喪屍研究學者可能反對這點，認為食人鬼既不會說話，也發展不出戰略思維。即使他們不具這類能力，多個喪屍敘事表明，死靈族會與時俱進，演變成更具威脅性的行為者。在魯本．弗萊舍（Ruben Fleischer）二○一九年的《屍樂園：髒比雙拼》（Zombieland: Double Tap）中，下一代的T-800喪屍將「更強大、更致命、更難殺死」。在凱瑞（M. R. Carey）二○一六年的《帶來末日的女孩》（The Girl with All the Gifts）中，第二代喪屍不但會說話，還具備更高階的認知思維。

現實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會指出，羅梅羅作品中的怪物正是喪屍進化為國際戰略行為者的最佳例子。早在《活死人之夜》中，羅梅羅的食人鬼就表現出使用工具的能力。在他日後的每一部電影中，死靈族的認知能力是越變越複雜了。《喪屍出籠》中的喪屍勃布（Bub）和《活屍禁區》中的喪屍大爺（Big Daddy）等喪屍都被描繪成比大多數人類角色更易博人好感的角色。勃布和大爺都學會用槍。勃布會說話、執行簡單任務，並能控制衝動，也就是說，不吃他喜歡的人。大爺和他的死靈族同夥發展出一套等級清楚的權威結構，還能學習戰術和策略。如此一來，它們便能攻占一座戒備森嚴的人類堡壘並殺死其中最強大的領袖。喪屍的認知能力只需稍向前跨一步，就不難想像它們在聯合國為自己的行動做出條理清晰的辯護。

在《活屍禁區》的片尾，喪屍主角和人類主角達成了一項默契，彼此都放對方一條生路，這與現實主義的範式完全一致。喪屍若想存續和繁衍，就得避免失去大腦。而且，他們和人類一樣，也須適應世界政治中嚴酷的無政府狀態。雖然一些新興的喪屍政府一開始可能會推行激進的反人類政策，但無政府主義的體系最終會孕育出一些溫和的觀點。

在一個複雜的喪屍世界中，人類國家和喪屍國家之間是有可能結盟的。事實上，任何企圖成立一個針對死靈族之大聯盟的政府都會立即引發安全困境。奉行現實政治的國家可以與新興的食人鬼政府建立權宜的臨時聯盟，以便利用一切邁向全球抗喪屍之理想主義戰爭的舉動。比較消極的策略是鼓勵約翰．米爾斯海默所稱的「利誘」（bait and bleed）和「消耗」（bloodletting）策略。在這些情況下，現實主義國家會設法煽動抗喪屍國家與食人鬼之間的衝突，然後從雙方的損失中坐收漁利。在柯克曼的《陰屍路》中，總督完美建構了類似的策略：將人殺死，以便他們稍後復活成為喪屍，然後利用喪屍對敵手遂行嚴重破壞。

現實主義者會主張不要干涉喪屍國家對待境內活人和死靈族的方式。最後，現實主義者會得出結論，人類國家和喪屍國家本質上幾乎沒有區別。在現實主義的範式中，人類天生渴望權力，一如喪屍本性就嗜人肉，而權力和人肉都是稀缺資源。姑且不論個體特徵、制度機構或是對生肉渴望的程度有何差異，人類和喪屍的行為者都受到同樣強大無政府狀態的約束。兩組行為者都將採用機會主義策略，以增加自身在無政府狀態中的利益。因此，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徵將保持不變。最後，現實主義者還會告誡人類政府：不要耗費大量鮮血和財力（尤其是鮮血）來進行殊難預測結果的抗喪屍冒險。

作者為塔夫茲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常駐高級研究員、《華盛頓郵報》特約編輯。曾任職於美國財政部、蘭德公司等單位。學術成果豐碩，文章常發表於《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外交事務》等重要刊物。其他著作有《體系行得通》（The System Worked）、《話語權的世紀角力》（The Ideas Industr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