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

最壞的結果

德國的危機不只是經濟危機，甚至不能算是主要圍繞著經濟的危機，而是國家與社會的全面危機。美國經濟遭逢大難，卻沒有導致國家的危機。英國經濟下滑雖然沒有美國劇烈，但也極為嚴重，結果卻明顯加強保守建制派的力量。美國和英國的統治菁英都認為現行的政治體制符合他們的利益，絕大多數老百姓也都支持現存的統治結構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價值觀。法國在這方面的一致意見較弱，國家因此在經濟危機中遭到了較大的衝擊，但還是堅持了下來。瑞典的經濟危機反而加強了國家的社會民主基礎。

相比之下，大蕭條在德國撕掉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包在化膿傷口上的繃帶，這顯示德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菁英對民主的接受僅僅停留在表面。隨著大蕭條步步進逼，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認為民主是使德國陷入困境的元凶首惡，於是民眾對民主的支持日漸萎縮。德國的民主遭到菁英的暗中破壞，民眾的支持又在迅速退潮，因此德國民主從一九三○年起就已經日薄西山。事實證明，政治的兩極化有利於極端分子，希特勒成了最終的得益者。

經濟危機最嚴重時擔任總理的布呂寧把自己的整個政治方略，都寄託在取消德國的戰爭賠款上，他努力向戰勝國表示，德國在來勢洶洶的大蕭條打擊下，已經無力償款。對他來說，只要能擺脫德國的賠款負擔，德國人民經受的水深火熱就是值得的。一九三一年六月，這個目標看起來就即將實現。當時，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不顧法國反對，推動通過暫停德國賠款一年的提議。當年年底，根據「揚計畫」的規定建立起來審查德國償付能力的委員會得出結論說，暫停到期後，德國仍無力支付賠款。委員會建議取消德國的戰爭賠款，也取消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債務。次年夏天，在洛桑的一次會議上，這條建議獲得通過。德國同意支付最後一筆小額賠款（實際上根本沒有支付）。這樣，戰爭賠款這個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對德國來說不單是經濟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沉重負擔被一筆勾銷。然而，布呂寧卻無法居功。他失去了興登堡總統的信任，在洛桑會議即將召開之時被免職。興登堡用布呂寧做了該做的事，現在用不著他了。

德國力圖修正一戰結果的人想去除凡爾賽條約的桎梏，軍方希望重振雄風，反民主的菁英計畫建立更加專制的統治，這一切在賠款取消後都不再是癡人說夢。興登堡開始露出了本性。擔任總理一者頻繁更換，一九三二年六月到十一月是巴本（Franz von Papen），繼任的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僅從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幹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們主持的德國政府日益右轉。但是，德國不僅是經濟，而且是整個國家都面臨著迅速惡化的危機。在沒有群眾支援的情況下，他們兩人對危機都束手無策。他們的難題是，任何解決危機的辦法都需要倚仗希特勒。

從一九三○到一九三三年，德國的政治體系日益分崩離析，由此產生的巨大真空為納粹黨創造了機會。現存的國家體制幾乎民心盡失，洶湧的民怨促使選民紛紛投向希特勒的納粹運動。希特勒本人也日益成為吸引憤怒而憂懼的大眾的磁石。他的宣傳機器為他打造的形象顯示，他不僅體現民眾對德國現狀的不滿，而且代表著對美好未來的希望與夢想。人們把自己的信念、憧憬與願望寄託在希特勒身上。他提出民族徹底重生的願景，把他們凝聚在了一起。

但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心向希特勒。直到一九三三年，左派都保持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選民支持率。兩個天主教政黨又穩占了另外百分之十五的選票。但是，社會民主黨和幾乎完全由失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之間深切的敵意，使它們絕無可能組成反納粹的統一戰線。這種致命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後來發生在德國左派身上的巨大災難。但是，它並非造成災難的原因，因為左派政黨沒有權力。主要問題不在於左派，而是在於右派。政府的權威在崩潰，公眾的不滿在蔓延。納粹黨和共產黨各自控制的準軍事團體之間的暴力衝突日漸增多。中產階級惶惶不可終日，他們驚慌地看到共產黨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多（主要是挖走了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誤以為共產革命迫在眉睫。中間和偏右的「資產階級」政黨失去支持度，和它們一同垮台的還有三十多個地方小黨和利益集團式的政黨（沒有限制的比例代表選舉制度造成了政黨氾濫）。那些政黨的支持者大都投奔了納粹黨。

納粹黨利用民眾的各種不滿與偏見，煽動起人內心深處原始的憤怒和仇恨。然而，它的吸引力不全是負面的。納粹的宣傳一方面把它在政治和種族上的敵人妖魔化，另一方面發出了民族復興和民族團結那令人熱血沸騰的號召。它謳歌一九一四年間（一度）出現的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和大戰期間前線士兵的「戰壕共同體」，聲稱要創建一個超越一切內部分歧的德意志民族「共同體」。這一象徵的號召力不可謂不強。

一名十八歲的職員參加其他政黨的集會後，在一九二九年加入了納粹黨。他聽了一名納粹演講者激動人心的講話後，對自己的振奮心情做了這樣的描述：

我感到深深的折服，不僅因為他熱情洋溢的講話，而且因為他真誠地胸懷全體德國人民，我們德國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分裂為眾多的黨派和階級。我終於聽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切實建議！取締一切政黨！消滅階級！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同體！我毫無保留地支援這些目標。就在那天晚上，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所屬，我屬於這場新運動。它是拯救德意志祖國的唯一希望。

從一九三○到一九三三年，成千上萬和他一樣的人加入了納粹運動，無論出於何種個人動機。希特勒掌權前夕，納粹黨員的人數已接近八十五萬，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大蕭條後加入的。光是名為衝鋒隊（Sturmabteilung，簡稱SA）的準軍事組織就有四十萬成員，其中許多人甚至不是納粹黨員。

多數選民想要的不是連貫有序的計畫，也不是對政府進行有限改革。希特勒的納粹黨對他們有吸引力，因為它許諾要徹底破舊立新。納粹黨人不想對他們口中垂死腐爛的制度修修補補；他們聲稱要將其完全摧毀，在廢墟上建起一個全新的德國。他們不是要打敗反對者，而是威脅要完全消滅他們。這個主張的吸引力正在於它的激進。自小就被灌輸「和平與秩序」價值觀的體面中產階級成員，現在卻願意包容納粹的暴力―只要暴力的對象是可憎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或者是猶太人（不僅狂熱的納粹分子，而且多數民眾都認為猶太人勢力太大，對德國有害）。中產階級視暴力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這一美好目標的副產品。為了凝聚民族團結，克服內部分裂，他們不惜訴諸不容忍與暴力。一九三二年夏，當希特勒在一次演講中把不容忍當作好事，宣稱「我們就是不容忍。我的目標就是要把那三十個政黨從德國清除出去」的時候，四萬聽眾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喝采聲。

納粹的激烈言論是各種仇恨和民族主義口號的大雜燴，許多批評家因此不屑地把納粹主義視為一場不成熟的抗議運動。他們認為，一旦形勢改善，或者納粹黨不得不參與執政時，它就會不擊自潰。的確，納粹運動是一場規模巨大、難以控制、派別林立的抗議運動。但它不是只會抗議和宣傳。納粹領導人，尤其是希特勒，既是出色的煽動家和宣傳家，也是意志堅定、冷酷無情的理論家。

希特勒對自己的目標毫不諱言。他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間寫成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前半部是他在蘭茨貝格的監獄中坐牢期間寫的），最明確不過地宣布了他的反猶偏執，也闡述他認為只有奪取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土地，德國的未來才有保證的觀點。納粹黨外沒有多少人把希特勒的這些觀點當回事，認為那不過是這個活動於政治邊緣、策劃一場未遂暴動的瘋子的臆想。

希特勒個人的思想並非三○年代初納粹主義從者如雲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在選民蜂擁投向納粹旗下的三○年代初，作為他思想中心的反猶主義反而不如納粹主義相對無人問津的二○年代時在納粹宣傳中來得重要。猶太人當然是德國一切不幸遭遇的代罪羔羊。但是，大蕭條期間吸引了選民的是納粹黨做出的各種許諾，包括結束選民心目中由威瑪共和國民主制度一手造成的痛苦，打倒應為德國困境負責的人，在全國「人民共同體」的基礎上建起新的社會秩序，把德國建成強大、驕傲、繁榮的國家。納粹的宣傳把希特勒描繪為能夠實現上述承諾的唯一人選。一九三二年選戰中納粹的一條口號稱希特勒為「千百萬人的希望」。希特勒代表著納粹黨的意識形態，也代表著公眾對國家得救的渴望。

希特勒靠著出色的煽動才能和堅定的意識形態（但操作手法靈活），鞏固了自己在納粹運動中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意識形態範圍很廣，足以容納右翼思想的各個分支和也許難以調和的不同利益，因為位居他之下的其他納粹領導人各有偏好，有時會不遺餘力地予以推動（儘管可能完全不切實際）。例如說，有人想重點推行「國家」社會主義以贏得工人支持，別的人卻想強調「血與土」來爭取農民的民心。這些不同的目標都被納入含義模糊但號召力強大的民族團結主題之下，存在的任何社會問題都被用作反猶宣傳的素材。「領袖」就這樣成為「思想」的化身。圍繞希特勒建立起來的小圈子成了防止派別分裂這個法西斯運動通病的壁壘，因為在納粹黨成立早期，分裂的現象曾十分明顯。

大蕭條期間，威瑪共和的民主制度即已搖搖欲墜，納粹黨挖民主的牆腳更是屢屢得手。到一九三二年，希望保留民主制度的只剩下五分之一仍然支持社會民主黨的選民、所剩無幾的自由派，以及天主教中央黨的一些支持者。民主的確已死。至於應該用什麼來取而代之，卻眾說紛紜。約四分之三的德國人希望建立某種形式的專制政府，但專制的形式五花八門，無產階級專政、軍人獨裁、希特勒獨裁都有可能。儘管納粹黨人一直不停地鼓譟煽動，但他們在一九三二年夏贏得的選票已經到了他們在自由選舉中能夠達到的上限―剛過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八月，希特勒要求被任命為政府首腦（當時納粹黨剛剛贏得百分之三十七．四的選票，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卻被興登堡總統斷然拒絕。興登堡想要的專制近似於回歸德意志帝國的制度，不會允許希特勒當總理。然而，不到五個月後，興登堡就改變了主意，而那時納粹黨的支持度並未上升，反而在下降。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終於被任命為總理的時候，他剛剛遭遇了選舉敗績。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選舉中，納粹黨自一九二九年崛起以來獲得的票數首次出現下降。由於其領導層內部發生危機，納粹黨這個泡沫似乎已經破掉了。一九三二年的那場選舉是在兩輪總統大選和一系列地方選舉之後舉行的第二次國會選舉，是由國家危機的不斷加深促成的。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在德國的各個城市發生衝突，造成的暴力升級使得內戰成為實實在在的危險。軍隊害怕被捲入。歷屆保守政府都無力解決暴力的問題。僵局就此形成。國家的保守菁英如果得不到納粹掌握的群眾的支持，就無法執政，但是如果希特勒當不成總理，納粹黨就不肯參與政府。最後，能夠上達總統天聽的一些人透過幕後活動打破了僵局，勸說興登堡相信，唯一的辦法是把總理大位交給希特勒，再透過主要由保守閣員組成的內閣來箝制希特勒。這個致命的交易終於為希特勒鋪好了通往權力之路。

希特勒是弄權的好手。墨索里尼耗時三年才完全掌控義大利的國家機器，希特勒卻只用六個月就在德國建立了絕對主導地位，主要是靠公開的恐怖統治來對付反對派，輔以強大的壓力，使人不得不聽從新政權。希特勒上任頭幾週，數萬名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僅普魯士一地就有二．五萬人）被逮捕，在臨時監獄和集中營裡受盡虐待。政府發布的緊急法令給了警察無限的權力。當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會在一片山雨欲來的氣氛中透過了《授權法案》（Enabling Act），解除了國會對政府的限制。一方面忐忑畏懼、另一方面又興奮期待的德國社會順從地接受了這一切。人們蜂擁加入納粹黨。國家、地區和地方各級五花八門的社會和文化組織、俱樂部和協會也都迅速納粹化。德國人中除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堅決支持左派的人（當然還有僅占人口千分之七．六，已經遭受迫害的少數猶太人）之外，還有許多人雖然沒有投票支持納粹黨，但至少覺得它關於「民族崛起」的一些主張有一定的吸引力。完全不為納粹黨宣傳所動的人為了自保，只能把真實的想法深藏心底。民族復興那令人陶醉的氣氛從來都有威脅恫嚇的成分。

納粹黨開始有計畫、有系統地消滅可能組織起來反對它的力量。頑強不屈的共產黨被無情摧垮，社會民主黨這個在歐洲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運動遭到禁止。隨著社會民主黨的消亡和一九三三年五月初德國龐大的工會被強行解散，德國那雖有長期的理想傳統，實際卻只存在十四年的民主幾乎被徹底消滅。剩下的只有地下反對派在危險四伏中勉力維持的星火殘餘。「資產階級」和天主教的政黨也或是遭到禁止，或是自行解散。七月十四日，納粹黨被正式宣布為唯一合法的政黨。

希特勒上台之初，不僅要迎合他的眾多追隨者，而且必須照顧到以德高望重的興登堡總統為代表的保守派中堅力量。三月二十一日，他精心安排一場振奮人心的展示團結秀―「波茨坦日」，宣稱要在新老德國緊密聯繫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復興，把一直追溯到腓特烈大帝光榮時代的普魯士軍國主義與對未來榮景的憧憬象徵性地連在一起。此舉為希特勒贏得了保守派的支持。許多原本對他心存懷疑的人深受感動。希特勒似乎正在從煽動家逐漸變為政治家，他開始把自己的形象從納粹黨魁改造成有水準的國家領袖。

一九三四年初，衝鋒隊領導人羅姆（Erns tRöhm）的野心引發了一場嚴重危機。他要把納粹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還想把軍隊置於納粹黨準軍事力量的控制之下。這顯然威脅到現有菁英的地位。希特勒不得不有所動作。他在六月三十日動了手，下令對衝鋒隊的一些領導人大開殺戒，這就是「長刀之夜」。羅姆和衝鋒隊的一些其他領導人被槍決。別的曾經惹怒過希特勒的人，包括因為在一九三二年秋反對希特勒而被視為叛徒的施特拉塞爾（Gregor Strasser）和被認為一直陰謀反對政府的前總理施萊謝爾將軍，也遭到殺害。據估計一共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人被殺。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打著「保衛國家」的旗號發動大規模謀殺，反而威望大振。在老百姓眼中，他是在清掃奧吉厄斯的牛舍（Augean stables），去除了一個瘋長的惡瘡，或者說是德國政治體上的「潰瘍」。軍方感到高興，因為「清洗行動」去除了對它的一大威脅，鞏固軍方對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清洗行動」也是對意圖挑戰希特勒政權者的當頭棒喝，使他們看到，不管反對的力量多麼強大，政權都不惜隨時使用野蠻的武力予以打擊。至此，希特勒已不可挑戰。一九三四年八月初興登堡逝世後，希特勒攬過了國家元首的大權。此舉確立他在德國的集權。國家權力和元首的權力都集於一人之手。

希特勒鞏固獨裁的同時，德國經濟開始復興，軍力迅速重建。與此同時，西方民主國家卻在大蕭條的重擊下盡顯疲弱與分歧。歐洲國家正為克服經濟危機而苦苦掙扎之時，幾乎各國的民主都落於守勢，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卻步步進逼。這對於歐洲的和平實乃不祥之兆。

經濟復甦之路

一九三三年，大蕭條對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已經觸底，一些地方開始隱約顯現出微弱的復甦跡象。不過，在許多受打擊極大的工業區，即使形勢開始好轉，也幾乎看不出來。雖然歐洲其他的主要經濟體開始復甦，但是法國卻在經濟蕭條中愈陷愈深。那年夏天，在倫敦召開了旨在穩定貨幣、停止關稅戰的世界經濟會議，那是唯一一次為就復甦措施達成國際協議的努力，但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使會議的願景付之東流。羅斯福不出意料地以刺激美國經濟、照顧美國的國家利益為絕對優先。他甫一上任，就降低美元兌英鎊的匯率。此舉進一步確定各國自掃門前雪的行為模式。各國應對危機的方法不同，行動的步伐各異。沒能通過協議建立國際貿易制度無疑拖了經濟復甦的後腿。民主國家開始跌跌撞撞地走向復甦。凱因斯就承認，即使對職業經濟學家來說，經濟也是「一團亂麻」。難怪政府領導人幾乎從來不清楚自己該怎麼做。

到一九三三年，英國這個除美國以外的全球最大經濟體開始走出大蕭條。次年，英國成為第一個超過了自己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水準的國家，雖然那不過是說明整個二○年代期間增長率的低下。說明最壞時候已經過去的另一個指標是失業率下降。一九三三年，失業人數從三百萬減至二百五十萬。然而，下降仍然極為緩慢。英國的失業率在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十七．六，到了一九三五年，才降到百分之十三至十二之間。在受大蕭條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失業率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三二年，在共產黨的支持下，蘇格蘭、威爾斯和英格蘭北部的數千名失業工人舉行了向倫敦的「飢餓進軍」；麥克唐納首相的政府如臨大敵，警察與遊行的工人發生了暴力衝突，局面大亂。一份得到廣泛支持、要求廢除「家庭經濟調查」的請願書被警察沒收，沒能呈交給議會。一九三六年，在英國東北部受經濟蕭條重創的造船城市賈羅，大約二百名貧困的失業工人向近三百英里外的倫敦進發，贏得了公眾的廣泛同情。他們帶來一份有一．一萬當地民眾連署的請願書，請求政府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民生凋敝的城市，但是，政府卻拒絕接受請願書。

英國政府堅持正統的財政政策，努力保持預算平衡。使用財政赤字來應對大蕭條的非正統方法仍處於萌芽狀態，凱因斯尚未確定他的反週期經濟學理論。華爾街崩盤後不久，凱因斯曾預言倫敦不會受到嚴重影響，說「我們認為前景絕對是振奮人心的」。後來他一定因此言而倍感尷尬。大蕭條強勢來襲之時，實行計畫經濟、透過借貸來促進增長的最大膽藍圖是莫斯利提出來的。此人無疑能力過人，同時又野心勃勃、急躁冒進，沒有固定的政治歸屬。出身貴族的他一度是保守黨人。二○年代初，他對保守黨感到失望，遂脫離保守黨，成為獨立的議會議員，後來又加入了工黨。他在社會和經濟政策上的立場顯然是左傾的。他在自己關於透過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的主張遭到斷然拒絕後，就帶領一批人脫離工黨自立門戶，名為新黨。在一九三一年的大選中，新黨沒能贏得像樣的支持，於是莫斯利開始轉向極右。他公開表示對墨索里尼的崇拜，於一九三二年建立了英國法西斯聯盟，此後在政治上再無建樹。

作者為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克蕭的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另有《激盪時代：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二）》、《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決策》（Fateful Choices）等十數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