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她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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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世界

伊莉莎白．馬許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的數十年。此時，整個歐洲與部分的美洲（其他地方亦然）見證了世界各個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之間彼此相連，這樣的意識，正在成長。與外界接觸更多、受過經典教育的男男女女們，自然注意到，有一種今人稱之為「全球化」的爆炸性高速發展，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你不妨說，此前的世界已經消散無影蹤了」，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的這句話，是在描述西元前三世紀。但他又接著說，因為羅馬帝國的征服，「歷史漸漸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義大利與利比亞（Libya，指非洲）的命運兩相交織，與亞細亞與希臘的命運結合，而這一切的結果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地。」自波利比烏斯以降的史家，不斷指出其他同一類的「全球瞬間」：比方說，在十三世紀末時，貿易是如何一度能將印度與中國部分地區、勒凡特（Levant）、波斯灣，以及歐洲各口岸和城市國家的商人聯繫起來；西班牙於一五七一年征服馬尼拉，是如何開創出亞洲、東南亞、美洲與歐洲之間全新的貿易、遷徙與貴金屬交易體系儘管如此，十八世紀前後不同類型的全球連結演化之速度，在西方和其他地方觀察家眼中，是全新的發展「一切都在變化，而且必須再度變化」，雷納爾神父在他的《東西印度群島史》（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一七七○年）中如此主張。這本書是當時對歐洲與亞洲、非洲、美洲間接觸，最有影響力的探討與批評。我們也可以援引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一七七七年擲地有聲的說法：「人類的地圖一口氣全部展開了」，讓我們有機會「瞬間看見其全貌」。

這種整個世界顯得更加緊密交織的感受，在不列顛本國可以明顯感受到，而伊莉莎白．馬許本人的人生也深受其影響。海洋就是這種「連結性」最主要的載體與標誌—一位作家曾經在一七六○年，稱大海是「浩瀚的相聚地點」；而且她也有充分的理由知道，不列顛同時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以及最龐大的商船陣容。終馬許之一生，這些海上的優勢讓不列顛（以及法國與俄羅斯）得以逐漸開拓、入侵太平洋地區。太平洋佔據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而歐洲人過去對這裡的認識不僅有限，而且並不深刻。不列顛和法國從馬許出生前、在世時一直打到過世後，打了一系列的戰爭，波及的地理範圍無情地擴大。最後，倫敦方面得以成為世界上最遼闊，範圍也最廣大的帝國。如同日耳曼地理學家約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所言，到了一七七五年，不列顛已經成為唯一能強勢干預地球上每一個大陸的強權（雖然不盡然能站穩腳跟，程度也不見得深入）。

此外，不列顛雄心壯志的貿易，奴隸貿易的恐怖規模，不列顛人海外移民的增長，以及高產的印刷業與消費主義—這一切都影響了伊莉莎白．馬許的個人經驗—激發出一種對世界廣袤，人性多元的鮮活認知，超越了眾人所處的政治階級。如果一七六○年代伊莉莎白人住在倫敦時，家裡景況一直很好的話，說不定她會買個口袋地球儀（這在當時是日益受到歡迎的小東西），或是把錢花在一系列的新地圖集、百科全書、報紙和童書上—這些都讓人感覺到「以迷你的方式打開這個世界」。這一類工藝品與製品的增長，使人感到世界更容易掌握，甚至能放進口袋中。

不過，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經驗與認同變化，可不只跟不列顛帝國有關；就好比這個時期各大洲、各民族與各個海洋之間相互關係的成長，絕不只和不列顛與其他西方強權的施為及野心有關。馬許的誕生，跟上百萬西非人被迫遷渡過大西洋有間接，甚至可能是直接的關係；她生於倫敦而非牙買加，也跟西非人在牙買加揭竿起義有關。她的生命軌跡自始至終深受不列顛船隻、軍人與商人現身全球，影響力日增的事實影響。但她的人生同樣因為某個摩洛哥統治者而劇烈轉變—這位統治者試圖建構自己的世界秩序，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馬格里布、鄂圖曼帝國，與東西歐、亞洲以及後來的美國等地的商人聯繫起來。倫敦、巴塞隆納與利沃諾（Livorno）固然為她的故事提供了背景，但巴斯拉（Basra）也是，波士頓也是，達卡也是，馬尼拉也是。伊莉莎白．馬許的人生之所以不斷經歷轉變，部分是因為受到來自歐洲之外的一連串影響與干預，也是因為其中的行為者們各自從不同觀點看待世界。她受的苦同樣也跟她自己，跟她是什麼樣的人脫不了干係。

她本人

我是在寫我的前一本書《俘虜》（Captive）的時候，第一次遇上伊莉莎白．馬許的。一開始，我只注意到她生命中屬於地中海的那一段，直到我開始挖掘背景，才漸漸發現她故事中涉及的其他地理位置。我得知，加州的某一間圖書館藏有她親手寫的印度旅記，以及她寫摩洛哥的書本手稿。接著我才接觸到記載了她跟牙買加與東佛羅里達連結的檔案。進一步研究之後，浮現的則是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和西班牙、義大利、謝德蘭群島（Shetlands）、中美洲、中國海岸、新南威爾斯、爪哇、波斯、菲律賓等許多地方的關係。

我漸漸了解到，這場跨國的紙上追跡之所以可能，而且獲益甚豐，本身進一步指出了這名女子人生經歷的某些變化。伊莉莎白．馬許的社交生活相當模糊（有時堪稱貧瘠），而且變動頻仍。在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早期，這樣的個人（女性尤甚）鮮少能在檔案中留下什麼了不起的痕跡，除非他們夠倒楣，捲入某種特別慘痛的事件—比如謀殺或異端審判，或是大型暴動、大屠殺、陰謀，或是上了奴隸船。相反地，伊莉莎白．馬許和她的交流圈可以在圖書館與檔案館中找到線索—不只是幾段插曲或危機時刻，而是她大部分的人生—原因多少跟與她的生命同時期發生的變局有關。她在世的這段期間，國家與帝國，及其人數漸增的領事人員、管理者、職員、外交官、艦長、通譯、製圖師、傳教士與間諜，加上東印度公司這類的跨洲組織，都愈來愈渴望也愈來愈有能力監控、記錄「小人物」的足跡，有時候連女性也不例外。

之所以能重建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跨度與內容，也是因為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眼下的全球通訊大爆炸所使然。全球資訊網路的到來，意味著歷史學家（以及其他每一個人）都可以挖掘手稿與藏書目錄、線上文件與世界各地的族譜網站，深入的程度甚至是十年前無法想像的。目前，這場變革帶來的好處—就像很多其他變革一樣—還有利於世界上較為富裕的地區。即便如此，現在追尋一個像這樣一再跨越不同地理與政治邊界的生命歷程，變得容易多了。這場資訊爆炸持續衝擊著人們想像歷史的方式，與傳記的本質，其影響在未來只會有增無減。

當我們說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與苦旅可以重建，而且重建本身便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她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日益緊密的全球關聯，並不代表與她相關的史料數量豐富，或是唾手可得。當然，她是位熱愛書寫的女子。即便是（或許特別是）當她人在印度洋面上某艘貨船的下層甲板，或是摩洛哥監獄等自由受限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她都勤於動筆。但是，這些時候她所寫的文字，以及她所有的信件，都未能傳世。她的丈夫或雙親寫給她的私人信件，或是任何仔細描述她外貌的文字（好讓我們填補沒有她肖像的空白），也都不存在。伊莉莎白．馬許有什麼顏色的眼睛與頭髮，她身高多高，她的嗓音，她行走坐臥的姿態，我們一無所知—至少眼下如此。我們同樣不知道她本人，以及其他人如何看待她的膚色。

我之所以常常以「伊莉莎白．馬許」連名帶姓的全名稱呼她，以及有時候稱呼她「馬許」，有一部分正是因為我缺乏傳記作家通常會知道的一些基本資訊。我只用她婚前的名字，主要是為了前後連貫，但也是因為她活出來的姿態。因此，在本書中，她永遠是伊莉莎白．馬許，絕不會是伊莉莎白．克里斯普。許多傳記在提到女性人物時，總是直呼她們的名字，這種習慣造成一種彷彿這些女性人物很不成熟的感覺，此外還暗示著，對所稱呼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友好與熟悉，但實情通常並非如此。她的生命與內心有些方向，恐怕就和她的外貌一樣，我們永遠無法有適切認識；但是能充分清晰地看見，每隔一段時間她對他人帶來的影響。

她本人和她家族中的一些人，集結出一套令人讚嘆的日記、簡報與家族故事，這些文件跨越時間，傳達出她的人格特質與她的行動。裡面有伊莉莎白．馬許在摩洛哥與印度寫下的文字。她的弟弟約翰．馬許（John Marsh）寫了自己的職涯回憶錄。她的叔叔喬治．馬許（George Marsh）編纂出一本厚兩百頁的書，談他自己和他的人際交往；此外還有兩本備忘錄，以及對自己生命中重要篇章的詳細日記。這些各式各樣的紀錄當然是談個人與家庭的際遇、成就與憾事，但我們也可以把這一切當成對大環境改變的寓言來解讀。甚至連伊莉莎白．馬許的父親所繪的若干地圖，都乘載著超乎表面的涵義。為了解讀這名我們看不到全貌的女子在想法、情感與志向上的變化，我會一再援引這些五花八門的家族文獻。

我們必須做這些嘗試，因為，馬許固然把自己生命中的特定階段看成是一趟苦旅，但她鮮少直接把自己呈現為受害者。她之所以不時有著如此的靈活性，不停經受著一起起的事件，是因為她自己的行動與計畫使然，而不只是因為她的邊緣身分使她受害，也不只是因為她男性親友的職業與霉運、她個人的生命階段，或是她在文件上屬於哪個國家或哪個帝國之故。如果不仔細參考這些她個人與家人的文字，我們會特別難以理解發生在一七五六年、一七六九年、一七七○年至七一年、一七七四年至七六年，以及一七七七年之後的五個情境—這五回，伊莉莎白．馬許在不同的程度上掙脫了傳統的家庭紐帶與女性責任，深刻而鮮活地與橫跨各大陸、大洋的發展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他的歷史和她的歷史

總之，這是一本遊走在傳記、家族史、不列顛史與帝國史，以及複數的全球史之間的書。由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使然，歷史學家愈來愈關注，試圖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無怪乎人們對於大規模的現象愈來愈好奇：像是氣象系統轉變對世界史的影響，生態環境在時間中的變化歷程，迫遷與自願遷徙的模式，資本、商品或疾病的跨洲移動，思想與印刷品的傳播，龐大陸上與海洋貿易網路的運作，帝國體系之間衝突的影響……諸如此類。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上面提到的這些，以及其他同類型的宏大跨洲力量，都具備無邊的重要性。不過，它們從來不會是直截了當地出現在那裡，彷彿與人無關。世人受到它們的衝擊，理解（或是不理解）它們，適應（或是不適應）它們，但也以各式各樣的角度多方解讀它們。世界史與全球史的撰寫（我從中獲益良多），有時看來就跟全球化本身一樣，極端地非個人。

但是在這本書裡，我打算反其道而行，探究時人眼中的跨國、跨洲，甚至是全球性的變局，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貫穿並困擾著一群人的生活—特別是一位雖不世故，但絕非沒有洞察力的女性。我試圖在個人與世界的歷史之間縱帆操舵，「藉此讓兩者同時映入眼簾」。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萊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五十多年前下筆，指陳別的時代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以這麼快的步調，全然暴露在變化所造成的地震中」。他認為，這些「地震」之所以發生在一九五○年代，是因為舊殖民帝國瓦解，新形態的、較不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興起，核子戰爭的駭人威脅，政客操弄權勢影響個人生活的能耐大幅提升，失控的現代化，也因為婚姻與家庭受到過度的壓力。米爾斯主張，我們必須試著理解這些「最是與個人無涉、最是遙遠的轉變」，跟「人性自我最私密的特點」之間的關係。不光是因為，在生活中經歷這些地震的人們，自己經常無法看清並理解這些關聯：

由於鮮少注意到自己的生活模式跟世界歷史進程間錯縱複雜的關聯，一般人通常不知道，對於自己正在成為的樣貌，以及自己可能參與創造的歷史來說，這些關聯意味著什麼。他們缺乏掌握「人」與「社會」、「個人生命歷程」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交互作用，所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質。

他反而認為，那些命運中注定要「應對自己突然之間遭逢的大世界」的男男女女們，常常只感到「被一種受困的感覺攫住」（possessed by a sense of trap）。

米爾斯刻劃了那些在生命中經歷「地震」的人，會有什麼反應。但就伊莉莎白．馬許而言，米爾斯的說法有對也有錯。接下來我們會清楚看到，她確實不時「被一種受困的感覺攫住」，而且情有可原。不過，她就和其他家人一樣，試圖理解那些凌駕於大海與陸地的變局，她和他們原是以如斯的姿態過生活，採取如斯的行動。伊莉莎白．馬許在十八世紀中葉經歷的全球大地震，其範圍與性質固然與米爾斯在一九五○年代感受到的截然不同，但不斷變化的帝國、政府力量的加強、無法迴避的軍事暴力、現代化，以及家庭與婚姻的重擔，同樣是她生命經驗的一環。伊莉莎白．馬許的地震，也和我們自己在二十一世紀初體會到的大不相同。但是，她所經歷的苦旅的性質，她很早就密集地經受多種跨洲變局的這個事實，以及她面對這些「最是與個人無涉、最是遙遠的轉變」時所感到的震撼與驚奇、困頓與契機，在今天對我們而言仍然清晰可辨。這就是她的故事。

作者為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Shelby MC Davis 1958 professor  of History），英國國家學術院研究員，瑞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琳達‧柯利也是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史上第一位女性研究員（1979年），過去曾任教於劍橋大學、耶魯大學、倫敦政經學院。

她的研究視野寬廣，獨具創見。專長領域為十八世紀的全球史、不列顛與不列顛帝國的歷史，曾被《紐約時報書評》評為「當今最傑出、最尖銳、最具原創性的不列顛歷史學家之一」。著有《不列顛：國家的形成1707-1837》、《俘虜：不列顛，帝國與世界1600-1850》等書。她常在《紐約書評》、《衛報》撰文，並且常獲邀在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國務院、歐盟、英國文化協會、唐寧街英國首相官邸講課。曾以《不列顛》獲沃爾夫敦歷史獎。本書《她的世界史》被選為該年度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之一，在研究與寫作技巧上極為創新，運用一個小人物的個人生平，呈現十八世紀跨國、洲際的歷史。最新著作《槍砲，船艦，筆：戰爭、憲法與現代世界的形成》，即將由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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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她的世界史》
作者：琳達‧柯利（Linda Colley）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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