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巫師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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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與先知

四星期後，原本受到平肖啟發、由杜魯門提出的聯合國會議在長島的成功湖（Lake Success）舉辦，所在的聯合國臨時總部曾是一間陀螺儀工廠。那裡離佛格特的出生地——花園市不過八公里。令人忍不住猜測他對一個致力於散布工業繁榮的會議辦在那裡作何感想；正是工業繁榮破壞了他年少時的鄉村景色。這場聚會的官方名稱是聯合國資源保育與利用科學會議（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但卻以簡寫聞名——UNSCCUR（念作〔un-sker〕）。第四點計畫敲響了警鐘。來自五十二國，超過一千一百名正式發表人、與會者和觀察員代表著數十個學術團體、政府機構和私人團體，周圍是宛如海王星外古柏帶（Kuiper belt）一般的幾千名聯合國人員、記者、低階外交官、下屬和各式各樣的馬屁精，以及維安人員。沒有任何代表來自蘇聯或衛星國家。

美國內政部長朱利斯．克魯格（Julius Albert Krug）發表了UNSCCUR的開場演說。「現在開啟保育的新時代，正是時候，」他說，「這是因發展和善加利用全球人類資源而神聖的時代。」克魯格讀過佛格特和奧斯朋的書，嗤之以鼻。他說：「我毫不懷疑科學家與工程師能找到答案、發展食物、燃料和材料，滿足全球愈漸增加的人口所需，並且大幅改進生活水準。但卻有些人『擔憂』全球人口增長，導致目前我們生活方式似乎不可或缺的一些儲備越來越少，對此，我不贊同。」這裡的「有些人擔憂」，指的就是坐在旁聽席的佛格特和奧斯朋。幾分鐘後，聯合國經濟事務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部長安東．戈戴特（Antoine Goldet）承諾，「馬爾薩斯的教誨將受到質疑」。

會議記錄洋洋灑灑八大卷。那麼多人在成功湖（Lake Success）討論那麼多議題，難免意見分歧。比方說，奧斯朋發表一場演說，堅持人類必須和環境建立「嶄新而明智」的關係（記得嗎？地球環境是佛格特和奧斯朋介紹的新概念；正是在這些談話之中，可以看到這概念逐漸清晰起來），此外還有其他的關切。僅管如此，就像歷史學家永特指出的，布勞格的信條是主流——科學和技術妥善應用時，能讓我們順利生產，脫離環境的煩惱。UNSCCUR的討論聚焦在開採油頁岩提煉石油、大量噴灑殺蟲劑、更有效率地從熱帶森林伐採木材、更便宜地當造合成肥料、控制植物繁殖、擴張核能，以及其他一堆技術解決辦法。

會議中典型的人物是史丹佛大學礦物科學院（Stanford’s School of Mineral Science）的院長阿維爾．厄文．萊沃森（Arville Irving Levorsen），他吹捧世上的石化燃料取之不盡的好消息。萊沃森說，尚未發現的石油儲備「是目前年產量的五百倍之多」。唯有社會不再尋找石油，才可能發生石油短缺，而唯有他們未能以『自由企業（利潤激勵）系統』組織自己，才可能發生這種事。」這一節的會議激怒了馬里昂．金恩．哈伯特，導致公然爭執，最後他則用佛格特的方式描述了生產高峰。不過很少與會者注意哈伯特的異議，或奧斯朋或任何其他人的異議。閉幕致辭將會議總結為傳達「人類能確保現在與未來能從地球資源得到更大收益的方式」。UNSCCUR成了巫師思想首度亮相的舞臺。

佛格特坐在第一場會議的聽眾席，但到了第二場會議，他卻在講臺上。第二場會議的規模比較小——來自三十二國、各種機構和私人團體的一百七十三名代表。受吸引去成功湖的人之中有些熟面孔，像是羅伯特．庫什曼．墨菲、恩斯特．邁爾、法蘭克．達玲（Frank Darling）、奧爾多．李奧帕德之子史塔克（Starker），以及克萊倫斯．柯譚，他是佛格特在反蚊蟲控制辯論的同伴），以及IUPN大部分的領導階層—西方保育界的菁英。朱利安．赫胥黎並未出席；他被擠出教科文組織，一部分是因為他想建立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動力刺激了敏感的聯合國。總共十一節會議中，有三節是佛格特主持，超過其他人的場數，而且他名列會議的四名會務委員。會議的正式名稱是國際自然保育技術會議（International Techinc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自然贏得了自己的縮寫：ITCPN。

UNSCCUR和ITCPN這兩場會議在聯合國所在的同一間舊工廠中舉辦。一場的代表在走廊上匆忙地和另一場的代表擦肩而過，但他們身處在兩個不同世界。UNSCCUR代表著對自然的「利用」，而ITCPN則代表著對自然的「保護」。UNSCCUR看著工業化的影響，說道：「對，不過放聰明點。」ITCPN看著同樣的影響，說道：「不，還有更好的辦法。」UNSCCUR是條難走的路；ITCPN則是輕鬆的路。UNSCCUR有經費，也有官方的關注，以及制度化的力量。ITCPN則有熱忱和叛逆的能量，以及總體化的意識形態。如果說UNSCCUR是巫師式宣言，ITCPN就闡釋了先知的觀點。雙方都誠心而理想化，並暗地中蔑視對方，而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這兩群男人身穿黑西裝、黑領帶，手提黑色公事包，在菸味瀰漫的房間裡想像未來的樣貌。

「在ITCPN提出的環境主義，在智識和道德上，猛烈抨擊了對美國試圖推動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此又引用了歷史學家永特的話，以下將繼續摘錄他的著作。）奧斯朋在UNSCCUR的演說小心翼翼。他在ITCPN也發表了演講（永特寫道，奧斯朋「根本是雙面間諜」），他在那裡使盡渾身解術。奧斯朋說，達爾文「證明了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分離、獨立的個體」。人類並不特別！不過飛機、雷達和原子彈這些奇蹟「騙」我們相信，「我們是『宇宙的主人』」。奧斯朋說，人類的未來可能很光明，前提是人類不把自己視為「自外於自然法則」。要確保我們族類的未來，唯一之道是民主社會，而要確保地球本身的未來，則要瞭解我們在自然限制中的位置，並且將文明奠基於這樣的理解上。

講者描述的環境問題，將成為接下來數十年中聖戰的議題—漏油事件、掠奪式捕鯨、濫用殺草劑、破壞河川的水壩計畫、引入外來種、大象老虎和其他大型動物絕跡，以及不智的消費與唯物主義。有一打的文獻質疑不該施用DDT和其他殺蟲劑。這場會議彷彿打開一扇通往一九七O、八O、九O年代的窗，串連了未來的頭條新聞。許多機構的代表從未見過彼此。佛格特和赫胥黎的願望成真，會議建立了理念相近者的網路：他們遇到關心白頭海鵰的團體、遇到關心保護海岸線的團體，也遇到關心空氣汙染的團體。大家的共通點不多，其中之一是他們都讀過《生存之路》。

大地之友（Friends of the Land）的歐利．芬克（Ollie E. Fink）就是其中的典型。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四O年，設立於俄亥俄州，擁有一萬名成員，最初的重點放在美國中西部劣化的農業用地。不過他們悄悄發展得更廣了，而這運動反應在芬克的演說上——遠遠超越土壤保育，拓展到一般性的人類事務。芬克說，「保育是一種生活方式……但並不是美國傳統的方式」（按原文呈現省略符號）。相反地，美國和這世界需要「新文化」、新的思考方式，「一種生態良知」。不過勇敢也有極限。例如一名與會者問，「公開討論保護手段與經濟利益之間最不可避免的敵意問題，不是很有用嗎？」答案是，沒用，至少目前不行。

成功湖的第二場會議某種方面而言，和第一場一樣成果頗豐。然而佛格特無法利用這場會議的聲望，登上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祕書長之位；這組織不接受惹惱了美國國務院的人，畢竟國務院是主要的金主。到了十月，泛美聯盟祕書長耶拉斯把佛格特召到辦公室，告訴他他耗盡了自己的善意。佛格特同意辭職。他讓耶拉斯陷入艱難的處境，但似乎完全沒對耶拉斯懷恨在心。佛格特發表了最後的演說，題名很叛逆——〈美國不是全世界〉（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he World）。他待在聯盟的最後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佛格特就像被奧杜邦解雇那時一樣，激怒了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把他趕了出去。當時他重塑了自己，前往鳥糞島；但這時他已經四十七歲了。他雖然名聲響亮，但那樣的名聲卻不會受到目標雇主青睞。他前途茫茫。不過急迫仍然存在。各個大陸上，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樹林倒下，開闊的土地被轉型成農田和郊區。佛格特站在海灘上，而人潮正在湧入。

「燃起燎—原—大—火！」

該怎麼拯救未來，休．摩爾（Hugh Moore）很清楚。摩爾身材結實，頭髮筆直，擁有白手起家的人那種異乎常人的能量。摩爾生於一八八七年，是一座堪薩斯農場最小的孩子。摩爾十二歲時父親過世。他離開堪薩斯，在紐約市當了記者，然後設法進了哈佛。摩爾大一的時候，姊夫勞倫斯．盧倫（Lawrence Luellen）進城拜訪。盧倫說，全國所有人都用公用的長柄杓喝水，長柄杓很少洗，從來不消毒。在結核病橫行的年代，美國人需要不會傳染疾病的飲水容器。盧倫腦力激盪一番，想到了——「紙杯！」聽到這個主意，摩爾附和道：「真是搖錢樹！」

摩爾用摺紙的方式自己摺了一些測試用的紙杯。測試的杯子看起來好極了，於是他從哈佛輟學。兩人樂觀地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租了間房間，他們用飯店金色浮凸的信箋寫信給可能的投資者。摩爾描寫美國的長柄杓掛在公共飲水機上，彷彿許許多多的細菌定時炸彈，令一名企業資本家驚恐不已，貢獻了驚人的二十萬美元。公用水杯販售公司（Public Cup Vendor Company）就這樣成立於一九O九年。盧倫很快就改行去做其他事了，而摩爾則發起運動，主張廢止常見的飲水杯。一州接著一州禁止使用。而摩爾因為紙杯而發了財——之後他稱之為迪克西杯（Dixie Cup）。

摩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服役；他經歷了恐怖的經驗，因此成為堅貞的和平主義者。一九三O年代，國際壓力升高時，摩爾試圖召開國際會議，希望阻止另一場戰爭。他也發明了冰淇淋紙杯，之後則發明了紙盤。他做出種種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爆發。摩爾後來成立了援助盟軍保衛美國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而他之所以有這個餘裕，是因為人們每天會拋棄二千五百萬個紙杯。他的意識形態持續演變，有時甚至不那麼前後一致。強烈的和平主義變成強烈的反共產主義、強烈支持世界政府。

一九四八年，摩爾讀到了《生存之路》。這本書對他有如當頭棒喝。即使事後，摩爾也認為佛格特「真的喚醒我」看見真相——人口過剩是「暴政和共產主義」與「戰爭的根本原因」。佛格特說，勇敢的人必須尋找出路。摩爾決定成為那樣的人。他投入人生和財富，致力於人口控制。他提供資金給美國計畫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 Foundation of America），並且在一九五三年成立了人口行動委員會（Population Action Committee），照他在會議中吶喊的，希望「想出一個計畫，燃起燎—原—大—火！」摩爾拿了一臺打字機，寫出慷慨激昂的宣傳小冊——〈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小冊封面描繪著卡通版的地球，各大陸塞滿卡通人物，北極冒出一根點燃的引線。他發送了逾一百萬份給政客、記者、學校老師和商人。摩爾承諾，他「主要有興趣的不是生育控制的社會或人類層面。我們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者利用饑餓的人，試圖征服地球」。這一切都發生在他踏進威廉．佛格特的人生之後。

一九四八年，摩爾一讀完《生存之路》，就寫信給佛格特。而佛格特離開泛美聯盟前往斯堪地那維亞旅行之後，也仍與摩爾保持聯絡。佛格特在奧杜邦學會和袐魯時，三度申請古根漢研究員，希望撰寫一本生態的科普書籍。佛格特三度被拒絕之後，在一九四三年申請了第四次，這時是承諾撰寫一本關於鳥糞鳥的書。這主意終於說服了古根漢基金會提供研究員的職位，但他從來沒拿到那筆錢，因為當時他還受雇於泛美聯盟。佛格特也得到傅爾布萊特（Fulbright）計畫的獎金。離開泛美聯盟之後，他接收雙方贊助，卻不是為了在袐魯研究鳥類。一九五O年五月，佛格特和他妻子瑪喬麗（Marjorie Vogt）前往丹麥、挪威和瑞典。斯堪地那維亞的許多國家已經讓墮胎和生育控制合法化，並且積極讓「有缺陷」的人結紮，正好佛格特想看看成果。

在斯堪地納半島那九個月的時間，佛格特訪問官員，搜集研究論文，拿著拐杖在林子裡遠足；晚上，佛格特精疲力竭地倒在沙發或床上，瑪喬麗則把丈夫的口頭記錄打字出來。這期間，他還受到摩爾來信叨擾。瑪喬麗有語言天賦，會說法文，旅途中學了一些瑞典文；她常常替佛格特翻譯。旅程第十週的時候，夫妻倆參加了一場鳥類研討會，瑪喬麗在鳥類方面十分流利，可以參與交流。佛格特的傅爾布萊特計畫和奧斯陸大學有關，奧斯陸大學給了他一間辦公室和一間舒服的公寓。然而佛格特極端擔心財務問題—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摩爾說服生育控制先驅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僱用佛格特擔任美國計畫生育協會的全國會長時，佛格特立刻就放棄了研究。

桑格將占據佛格特十年的生命。她在一八七九年生於一個艱苦的勞工階級家庭，家裡有十一個孩子，她排名第六（她母親另外還有七次流產）。桑格深信，母親多次懷孕（多少受到她天主教信仰影響），所以才無法長命。桑格年輕時是曼哈頓下東區的護士，見識了貧困女性生命的真相—缺乏避孕措施、危險的流產處置、缺乏產前照護、分娩過程危機重重。桑格成為生育控制運動人士（「生育控制」這詞正是她發明的），（違法）出版了生育控制推廣小冊，（違法）發表生育控制演說，最後，更在一九一六年開設了一間（違法的）生育控制診所，也是美國的第一間。桑格犯了法，被關進了監牢，但她繼續發行宣傳小冊、發表演說、開設診所。她的目標是讓女性能主宰自己的人生。桑格的反對者從羅馬天主教會到印度的共產黨。桑格出於算計和熱情，願意和任何願意提供幫助的人結盟，曾經支持過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勞權激進分子、種族清洗者、保守主義者和華爾街貴族。桑格曾多次支持現在顯得駭人的種族主義態度。歷史學家看法分歧，有人覺得她真的信奉這些理念，有人則認為她言不由衷，只為了更大的理想而討好有權勢的人。

一九三七年，她的運動讓避孕措施在聯邦層級合法化，但四十州對生育控制有著各式各樣的禁令，必須各個擊破。雖然政治上節節勝利，但桑格仍不滿足。現有的生育控制方式不便、昂貴，時常效率不彰。她想要便宜、方便、口服的避孕方式——她有時稱之為「避孕丸」。藥學家不願擔起這項任務，她的許多男性盟友覺得即使有這種藥丸存在，女人也沒能力服用。桑格越來越挫折，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心臟病發，讓她臥床休養了六個月，這算是當時的標準治療。接著又發生三次心臟問題，最後心絞痛纏身。桑格的醫生兒子為了減輕她的痛苦，開了配西汀（Demerol）給她，這是一種鴉片類止痛藥，而桑格的餘生都對此成癮。桑格雖然健康不佳，卻仍決意在美國計畫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PPFA）的支持下發展發展一種避孕藥；這組織正源於她的生育控制診所。

《生存之路》令桑格刮目相看，並在她的演說中間接提及。這本書讓摩爾成為計畫生育協會的主要贊助者。桑格主要是由於摩爾的建議，而在一九五一年五月聘請佛格特擔任計畫生育聯盟的全國主席。這或許是比佛格特想像中更大的一步。佛格特一直是環境擁護者，認為可以控制汙染而保護環境。這下子，佛格特成了人口控制的擁護者，相信減少出生率，可以順便保護生態系。手段反倒變成了目標。

計畫生育聯盟在桑格的康復期間開倒車，變得混亂無章，成員公然反叛；佛格特像往常一樣充滿活力，似乎能夠撥亂反正。佛格特加入後那年，僱用了研究者和職員，旅行幾千里只為拜訪計畫生育協會的各間診所，以加強分部和各總部之間的協調，並且靠著摩爾的資助，將聯盟總部遷到比較適合的地方。他設下目標，預計在十年內讓該團體的活動加倍。計畫生育聯盟的官員和成員對他的表現很感興趣，計畫生育聯盟主席艾莉諾．皮爾斯布里（Eleanor Pillsbury）表示，「美國沒人比他更適任」。不過桑格和佛格特逐漸產生分歧。

桑格第一次心臟病發恢復期間，有一位舊識和她聯絡。凱瑟琳．麥考密克（Katharine McCormick）是富有的女性主義者，也是第一位從麻省理工學院得到科學學位的女性，之前將她慈善心力投注於治療丈夫的精神分裂，但徒勞無功。丈夫過世後，麥考密克聯絡了桑格，詢問她的數百萬元怎樣才能對生育控制發揮最大的效益。這機會激勵了桑格，她一九五二年夏天就待在麥考密克家，匯整科學文獻。這兩位女性把重點放在格里戈利．平克斯（Gregory Pincus）的研究。平克斯是位醫學研究者，離開了學術界，進行他自己的營利實驗室。平克斯受到西爾藥廠（G. D. Searle）贊助，花了五年發展合成皮質類固醇。但另一間藥廠公司卻搶先一步，於是西爾藥廠放棄了他。平克斯知道類固醇會抑制排卵，認為可以做成人類的避孕藥。一九五二年六月，這兩位女性坐著麥考密克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來到平克斯位在麻州伍斯特（Worcester）的簡樸單層實驗室。麥考密克欣喜若狂，當場開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給他。

佛格特不同意。他說平克斯是名譽掃地的研究者，在學術和產業都前途黯淡。不論他在那間私人的小實驗室裡做了什麼，都不是真正的科學；真正的研究需要多個醫學團隊在臨床狀況下進行。即使平克斯誤打誤撞做出一種避孕藥，佛格特或計畫生育聯盟都沒錢或設施進行恰當的測試。此外，佛格特不相信口服避孕藥能用夠便宜的方式生產，以用於貧窮國家。其他組織—包括新成立的人口理事會（Population Council）——都在贊助實驗室研究。佛格特提議計畫生育協會專注在教育和診所，提高公眾意識，不過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也同意指派一名研究組長和平克斯合作。佛格特希望取悅桑格，因此選了退休的哈佛醫學院婦產科教授約翰．羅克（John Rock）。

結果並不成功。桑格告訴朋友，佛格特「瘋了」——羅克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佛格特跟她說得沒錯，羅克自從一九三O年代起，就是推崇生育控制，但桑格仍然半信半疑。麥考密克為了安撫，告訴桑格說羅克不再是天主教徒了（但這與事實不符）。然後麥考密克去紐約拜訪了佛格特。會面過程並不順利，因為佛格特將平克斯斥之為雜役，而將麥考密克本人描述成是只想玩玩的名媛。麥考密克知道她受的科學訓練比佛格特還要多，當她發現佛格特甚至無意去伍斯特拜訪平克斯，很是挫折。況且佛格特一九五三年得到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榮譽博士學位之後，一直要人稱他為「佛格特博士」。最終，麥考密克踏著沉重的腳步離開會面。她給桑格的信中寫道，計畫生育聯盟裡沒人「真的想找出口服避孕藥。我總覺得迷惑不解——這真的很神祕」。

作者為《大西洋》、《科學》與《連線》雜誌的特派記者，他也為《財富》、《紐約時報》、《史密森尼》、《科技評論》、《浮華世界》、《華盛頓郵報》以及HBO電視網與連續劇《法網遊龍》撰稿。他曾三度入圍國家雜誌獎決選名單，獲頒美國律師協會、美國物理聯合會、艾爾弗．史隆基金會與蘭納基金會等寫作獎項。他於二OO六年以《一四九一：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獲美國國家學院傳播獎（National Academies Communication Award）年度最佳書籍，並於二O一一年推出其姐妹作《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現與家人定居於美國麻州安默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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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巫師與先知》
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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