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氣象、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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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熱

氣候書寫不僅憑藉其文本品質，並且還因將測量與體驗連結起來，而產生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效果。這種體裁的確取決於一種內隱的敘述，亦即帝國博物學家將自己的在地知識置於他所服務之帝國大陸框架內的體裁。

一八八七年，魯道夫皇太子在《奧匈圖文全集》（Austria Hungary in Word and Picture）導論專冊中介紹了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概況」，並邀請讀者「藉由目不暇給的圖像，穿越廣闊空間，遊覽使用不同語言的多種民族居住地」。當朱利葉斯．漢恩接受挑戰，為該專冊撰寫「氣候概況」這一部分時，他同樣將它想像為一趟旅程。他想像一個旅人只要趕上半天的路程，便能從寒冷的維也納出發（「那裡只見單調的積雪、雲霧籠罩的朦朧天空和令人不適的冰凍氣溫」）抵達菲烏姆（Fiume）並享受那「充滿陽光和油畫般明亮的和暖空氣」。從菲烏姆再出發（如果也有鐵路該多方便！），旅人就可以沿著達爾馬提亞的海岸繼續前進，那時滿眼將是春花盛開的美景，或者向西再走一段距離，直到盧布爾雅那，然後進入卡林西亞，這樣就可以重返冬季，來到「奧地利的西伯利亞」了。漢恩在這幅無窮無盡的變化中添加了一項人為因素：旅人認真地將自己暴露於「氣候的差異對比」之下，並讓它們「直接對其產生影響」。漢恩也不忘指出帝國著名的療養勝地，例如阿爾科（Arco）和利瓦（Riva），或是指出奧地利阿爾卑斯山的某些地區在「冷天療法」（cold-weather treatments）的功效上可以媲美瑞士的達沃斯。然而，在他的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旅程本身而不是目的地。鐵路旅行為飽覽帝國的多樣性設定了適當的進度。這種奇巧的想法使人聯想到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皇帝的半身像》（The Bust of the Emperor）中莫斯汀伯爵（Count Morstin）的旅行：「在多樣性祖國的境內旅行時，他的反應大多數是在鐵路車站中某些特定、明確與一再重複的表現，而這些表現雖然一成不變，但也多彩多姿。」十九世紀的鐵路旅行是時間標準化的推動因素，表示多樣性可以有計畫地、有條理地被加以消化。

羅特筆下的莫斯汀伯爵不斷重溫帝國權威與咖啡館的主題，漢恩的旅人則寧可追蹤春天的新芽與花苞。正如漢恩所解釋，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觀察季節性植物的樣貌，會比採用溫度計的讀數更加生動、直觀（anschaulich）。因此，旅行的隱喻成為物候研究（季節性的自然現象及其地理分布狀況）的一種方法。在整片帝國的疆域上追蹤春天推進的腳步，這就是在變化之中尋找規律性的做法（套句羅特的話，「在變量中看出熟悉影子」）。這項追尋在有關春天植物萌發的兩幅版畫中以視覺表達的方式呈現出來。第一幅（見圖二十二）的場景位於西利西亞，呈現一間農舍、幾隻動物以及一對母子，而背景則是一片廣闊、平坦但尚未有農作生長的土地。第二幅（見圖二十三）描繪的是拉古薩（Ragusa）附近的拉克羅瑪島（Lacroma）上似乎是一座宮殿的廢墟，上頭長滿了蕨類植物，到處都是鬱金香。根據漢恩章節中的上下文研判，這些圖像代表的應是原始與頹廢並存之主題的變體，描繪了春天到達地中海和西利西亞之間兩個月的時間差。他追隨春天進展的腳步，足跡踏遍整個帝國，先從南部的海岸線到地勢低平的西部土地以及山脈，然後再到東部，總共花費了兩個半月的時間。被漢恩反復用來形容春天推進的隱喻不是「甦醒」（也許民族主義的味道太濃了），而是「征服」。春天將君主的領地一塊又一塊地置於其統治（Herrschaft）之下，唯一的例外是最高的山峰，因為「冬天在該處營造它永久的居所」。帝國的隱喻一直滲透到漢恩對帝國典型氣流的描述裡：「直到目前為止，奧地利的大部分地區一整年都受大西洋氣流的控制（Herrschaft）。」但是，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則「對來自東北部和東部、從俄羅斯入侵的寒氣完全沒有屏障，而其他王室領地（西利西亞除外）則比較能躲過這種寒氣的干擾，一部分是因山脈阻隔，一部分是因所處位置偏西。」在漢恩的記敘中，風、天氣和季節從帝國的整片疆域上驕傲地掃過，這與皇儲洋洋得意握有其父親土地的地理環境鳥瞰圖沒有兩樣。

該意象生動地說明了《奧地利氣候志》的核心命題之一：帝國是溫和海洋型之西方以及嚴酷大陸型之東方之間的過渡地帶（Übergangsgebiet），而這種過渡既是氣候上的，又是地緣政治上的。正因如此，其氣候的差異對比可以理解為連續性的過渡。連續性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continuity）對氣候書寫至關重要。例如，在史泰利亞省，氣候呈現出「一系列不間斷的過渡態勢。中歐氣候越往東歐方面走越顯嚴峻，而越向西邊的海岸走則越顯溫和。但是，如要尋找遽然的變化將會徒勞無功，因為變化不可能跳躍式地發生。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氣候型態，因為在任何地方，山的影響都像柔和的、圓潤的音調共鳴。」在這裡，大氣波（atmospheric waves）的內隱意象適用於一個更典型的哈布斯堡暗喻：如音樂般和諧的一統。

此意象也在哈布斯堡王朝後期的旅行文學中出現過，例如在弗里德里希．烏姆勞夫特（Friedrich Umlauft）的《奧匈帝國之旅》（Tours of the Austro-Hungarian Monarchy，一八七九年出版，一八八三年再版）中。這是一本維也納教育部委外撰寫的附有豐富插圖的書，目的在充作廣大讀者群的休閒閱讀材料，同時滿足教師們的需求。該書的序言宣告其目標在於「喚醒公眾對王朝中較不為人所知之地區的興趣」，同時「激發廣大讀者群的旅行癖」。烏姆勞夫特著手整合文化和環境的描述，以便「先對民間文化，然後再對氣候或是地球構造學的環境進行更詳細的思考。」他像漢恩一樣，也強調遊歷奧地利和匈牙利的遊客會遇到「風景差異對比」與「氣候差異對比」。到了阿爾卑斯山，「你會覺得一天中彷彿跑了數百英里的路程似的，難怪僅僅那些現象就可以造成全面的精神甦活以及細膩感受。」57氣候學為奧匈帝國文學所貢獻的主題包括流通性、連續性以及真實體驗的各種差異。

發現多樣性

執行氣候書寫就是為了釐訂邊界。作者應當根據質與量的證據，確定所研究之區域的「自然邊界」以及某個「氣候區」與另一個氣候區之間的內部邊界。在某些情況下，從某區域到另一個區域的過渡是漸進的。在其他情況下，那過渡是突兀的。歷史學家在考量這個過程的時候可能會很想知道：氣候書寫究竟是發現了本就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區隔，抑或建構了新的差異類別？氣候書寫的一個明確特徵就是凸顯這個認識論的關注。

《提洛省氣候志》是由海因里希．馮．菲克爾（Heinrich von Ficker）負責撰寫的，而他所面臨的挑戰是雙重的：其一，該省甚至沒有高山觀測站為其提供關於高海拔的數據；其二，在他看來，提洛省應被分成「北提洛和南提洛兩個完全不同的氣候區」。北提洛是「中歐」氣候區的一部分，因受到山脈走勢的影響而具有相對暖和的氣溫、充足的陽光以及人人聞之色變的焚風。然而，南提洛則應歸為地中海氣候的「高山變體」。基於實用上的考量，菲克爾認為有必要對整個省分進行全面性的概述，畢竟不管怎麼說，那都是一個「行政單位」。但是如何比較這些不同的區域呢？尤其是在數據又存在漏洞的情況下？一方面，菲克爾請求一位研究動物學的同事提供有關提洛動植物對氣候依賴的資訊，因為這些訊息能使「氣候邊界的劃分遠比單純依賴氣象數據的結果要清晰得多。」果然，那位動物學家指出南提洛存在許多「地中海」物種。然而，他提供的只是一張名目繁多的物種清單，沒有什麼東西能讓菲克爾據以進行系統性的「概述」。不過，菲克爾本人後來也提出他最引人注目的那篇概述，其方法是分別針對北提洛和南提洛算出各區在平均高度上的平均溫度。他的數據表明，南北的溫度梯度（temperature gradient）是全球平均標準的三倍。這是菲克爾關於北提洛和南提洛因氣候差異而明顯分隔的驚人論點。不過，菲克爾卻也能夠在著名之布倫納山口（Brenner Pass）附近的埃伊薩克河谷（Eisack Valley）中識別出「過渡區域」（這裡夏季氣溫較為涼爽，而且氣溫波動變化也較南部為大），以重建整個提洛省氣候的連續性。最後，他在結論中向帝國的多樣性致敬道：

對於氣候書寫者來說，提洛省是帝國中數一數二引人入勝的地區。這裡的氣候呈現鮮明的對比，但其凸出的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該省的福氣。在氣候學家看來，評估這些差異，並用數字加以表示，這些都是很具吸引力的任務。然而，在春季時，如能花幾個小時親自穿越布倫納山口，那麼這種氣候陡然變化的反差將會在記憶中留下更強烈的印象。這樣一來，氣候學家的負擔就減輕了，因為他的數據便可輕輕鬆鬆讓每個受過教育的人近乎直覺地將「北提洛」和「南提洛」的概念連結起來（knüpfen ungezwungen）。鮮明的對比能使氣候學家的工作更加輕鬆，這在那些因風景秀麗而成為全大陸最著名地點的區域尤其如此。

穿越布倫納山口（從登山者的角度來看）的意象暗示的不僅只是對比，這還包括連續性。正如菲克爾所解釋的那樣，「北提洛與南提洛之間的巨大反差一到高處就模糊掉了。」

然而，問題來了：這樣的邊界是真實的，還是主觀感知的？是自然界的元素還是人為的統計結果？氣候志對此問題沒有給出結論性的答案。氣候志作者經常停下來討論各種統計方法孰優孰劣。談到選擇何種統計方法，《史泰利亞氣候志》（Climatography of Styria）曾將此比喻為有如選擇一處可以環視風景的高地。隨著新方法的採用，「微不足道的差異便膨脹為整數。並且在進一步分割之後，這些差異之間又更明顯了。至於在那些找不出對比之處，就對平均值進行加工，例如根據季節細分、繪製年度曲線，最終找出令其滿意的差異（在此之前，一切在眼裡看來都無二致，頂多只能發現細微偏差）。」《奧地利氣候志》的各作者並未設法消除「氣候邊界」模棱兩可的性質，而是做出強調其不確定性的修辭選擇。

結論

氣候書寫有異於與編年史或教區紀事等環境文類，因為並未明確依照時間的前後順序記錄變化。它把氣候定義為數十年來有關天氣的統計描述，並將精心歸納的結果，視為外在於歷史時間之外。它進一步仰賴超越歷史之「自然」區域的可能性。氣候書寫對氣候變化問題沒有不感興趣。然而，該文類對於分析尺度的選擇進行詳盡的討論，並揭示氣候邊界的繪製乃是沒有固定限制的過程，需要不斷修訂。這樣一來，氣候書寫創造了一個場域，不僅可以讓人察覺空間中的氣候變化，還可以看出氣候的歷時性變化。正如我們將在第三部分中討論，畫定氣候區域邊界的經驗，同時也推動了幾位哈布斯堡王朝的研究人員著手調查氣候變化的證據。

撰寫氣候志的風潮在二十世紀初即已沒落，如今，這個鮮為人知的術語，含義僅止於「一組數據」罷了。然而，「以文字和圖像形式」呈現氣候學的要求近來又復甦了。二○一二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發布第一份結合了社會科學的報告。文件中主張，「氣候變遷的影響無可避免地需要被理解和應對，並且定位在個人、個別家戶和社區的層級上。」為了說明這點，共同作者提供了一個「民族誌小插曲」。他們介紹一位據悉曾「見證過許多變化」的八十歲坦桑尼亞人「約瑟夫」。這個人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看過德國人和英國人相互廝殺，而他的祖父在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抵禦過馬賽人的牲口劫奪行動，那麼對他而言，「氣候變遷」（mabadiliko ya tabia nchi）究竟意味什麼？……這段話凸顯了約瑟夫面對邊界改變（政治意義上和生態意義上）的經驗，並寓意他並未區別造成變化的驅動力是自然的，亦或是人為。在IPCC報告的背景下，提出專家知識和在地知識之間進行調合的問題。儘管「氣候變遷」可以翻譯成約瑟夫的語言，但這個概念其實對他而言不具任何意義。

大約在二○一二年左右，歐洲和北美的作家開始表達對文學創新的迫切需求，使氣候變遷對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方讀者產生意義。例如，請讀者閱讀下列由多位作者在二○一○年合撰之《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s）的序言：「我們的任務是講述我們所聽到的故事，同時見證我們所看到的。二○○四年開始就已經有了這門科學，但是我們想強調『人』的部分，特別是那些最為脆弱的。」一份針對《氣候難民》的評論正確地提到：「這本書的文類並不確定」，而亞馬遜網站上的一位批評者也表示困惑：「我期待看到事實、數據、表格和圖形。而實際上，當我翻閱書的內容並看到其中精美的照片時，我有點懷疑：對於如此嚴肅的主題，這本書似乎太豪華了。」這是一個帶著自我意識之實驗的例子，旨在從科學成果中體現人本意義的實驗，也就是藉由改變現有科學和文學文類的規則，顛覆讀者的期待。

正如這個例子所暗示，IPCC所提出之「意義建構」（meaning-making）的挑戰不僅是翻譯層面的問題而已。再說這也不是新的挑戰。長期以來，相關各方都以各式辯論，相互探討環境資訊的人本意義。今天，如何將全球模型與「在地故事」聯繫起來的問題，應該被視為這段努力嘗試的部分歷史。這整段歷史包括文學家所熟悉的一些形式，例如抒情詩、旅行敘事、自然寫作以及未來主義小說，以及科學史學家知道的形式，包括宇宙書寫、生物地理書寫、地理學、自然史、醫學地理學、天氣日誌、航海日誌以及教區記事。氣候書寫是這些文類中最新的一種，而且十分值得關注，因為那是首度被卡爾．克雷爾提出來，力圖重現現實的一種解決方案：即在人本意義上，在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規模上，盡量兼具客觀與主觀來描述氣候。

作者為耶魯大學自然史教授，先前曾於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是現代物理和環境史專家，中歐智識和文化歷史專家，研究關懷在科學知識如何被生產，以及科學家如何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共存。著有《地震觀察家》（The Earthquake Observers: Disaster Science from Lisbon to Richter, 2013）與《維也納的動盪時代》（Vienna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Science, Liberalism, and Private Life,2007），均獲得科學史與中歐研究等相關著作獎項。近期得到Mellon New Directions Fellowship資助，研究聚焦在氣候變遷的物理學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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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帝國、氣象、科學家》
作者：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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