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的香水》

迷人的權力香味
可可．香奈兒及波林娜．熱姆丘任娜
——二十世紀的兩種人生

她們投身於牽動世界歷史發展、
動盪不安的漩渦中，
那裡攪亂一切，但同時也提供機會發展，
而這是在戰前井然有序的世界裡不太可能發生的事。

俄國革命這個歷史事件，導致革命前的「凱薩琳大帝的花束」演變成「香奈兒五號」及「紅色莫斯科」。分叉的兩條線發展，展現在歐內斯特．博（巴黎）及奧古斯特．米歇爾（莫斯科）的傳記裡，也具體呈現在一家名為「香奈兒」的私人企業，與蘇聯國營托拉斯「特哲」不同的生產線上。兩者都是在烽火連天的艱困時代中，對美好的渴望，同時也象徵著與過往世界的決裂。

即使是香水，也不可能不受時代權力及誘惑影響。如今也是時候，應該追查香水世界與權力光環之間的聯繫了，這樣的關聯原本就存在，毋須建構，只等著被人發掘。

對可可．香奈兒及她所處的世界，我們雖然不是無所不知，但也算知道得很多。不過，另一個世界呢？那個有著「新黎明」香水廠及其所製造出來的香水——尤其是當中最富盛名的「紅色莫斯科」的世界？可可．香奈兒的名氣與重要性，都讓人無法忽視她的存在。但我們對波林娜．熱姆丘任娜的認識，大半停留在她是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以及，她在史達林時代曾被流放五年。但我們並不知道，她在蘇聯的香水及化妝工業發展上，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九日，嘉柏麗．香奈兒出生，在法國鄉村長大。她很早便進入上流社會的生活軌道，不是因為她想從政，而是因為她總是結交有錢有權的男伴，因此被捲進權力的漩渦。在這些男人的眼中，她只是個附屬品。但香奈兒並不是那種會放棄自我與自主權的女人，反而比較像是懂得利用男人的女人，即便她只是將那些男人的生活世界及經驗，當成一種終身學習的場所，藉此接觸自己出身環境無法提供的社交生活，並將見多廣識的儒雅舉止內化成自身的生活態度。身為一位美麗、機智，遍覽群書且風趣詼諧的女伴，她意外地結識了不少手握大權的人，並學會如何廁身於他們的世界：參加耶田．巴爾森於貢比涅（Compiègne）附近的羅亞呂城堡舉辦的狩獵活動，成為英國花花公子（dandy）「卡柏男孩」的情人。卡柏是克里蒙梭的朋友，跟著他，香奈兒進入多維爾、比亞里茲及巴黎的時尚界。

在巴黎，香奈兒認識了全英國最有錢的人，暱稱「本多」（Bendor）的西敏公爵。多年來，她在這位英國貴族散布歐洲各地的豪宅不斷進進出出，並往返於巴黎及她位在倫敦梅費爾（Mayfair）的住所之間。她與溫斯頓．邱吉爾也留下不少合影，邱吉爾是她的愛慕者，她一直與他保持密切且深具意義的關係。塞繆爾．戈德溫（Samuel Goldwyn）將她帶到洛杉磯，讓她不僅能幫明星著裝，還能研究現代大眾消費市場的運作方式。在成為知名時尚設計師後，她還曾接待過威爾斯親王，也就是後來的愛德華八世及溫莎公爵，並與他建立起直呼其名「大衛」的關係。她也曾在自己的別墅安置了一位羅曼諾夫沙皇家族成員，她不僅接受他的感情，也接受他反動的世界觀。儘管在公眾面前，她是不碰政治的時尚偶像，但在兩次大戰期間，特別是「人民陣線」當政，時局動盪不安時，她的政治觀點在他所屬的社會圈裡顯得相當鮮明。例如在「人民陣線」時期，她僱用的裁縫師為了薪資罷工，香奈兒認為她們背叛了她的信任，她也在開戰後馬上關店，令員工丟掉飯碗以示報復。

而她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德國佔領法國期間，更是與德國人合作。這段後來被視為醜聞的歷史，在香奈兒眼裡只不過是她一貫的個人作風，是一個自認完全獨立且對政治冷感的人會做的事而已。雖然她也覺得法國戰敗、德國佔領巴黎是件不幸的事，可是日子還是得繼續過下去，只是情況不同罷了。她繼續住在凡登廣場上麗茲酒店的（Hôtel Ritz）個人套房裡，這裡此時也成了德國佔領政權高官以及來自帝國的訪客最高級的落腳之處。她一如既往地在酒店餐廳用餐，坐在納粹官員之間。即使在戰時物資短缺的狀況下，這裡仍能端出精緻的菜餚。她也一樣能找到優雅帥氣的情人，只不過這回剛好是德國人——漢斯．鈞特．馮丁克拉格（Hans Günther von Dincklage）男爵。兩人雖然在法國戰敗前就認識了，但他此時為第三帝國的偵查與安全部門工作，是德國大使館裡的特務，專門負責間諜及政治宣傳工作。

香奈兒活躍在德法社交圈中，參加各種展覽開幕式、晚宴和招待會，也曾兩次前往柏林，為了被逮捕到第三帝國做苦力的外甥奔波，而讓她的外甥得以獲釋的交換條件，是她必須協助德國與英國政壇高層接觸聯繫，特別是跟她的老朋友溫斯頓．邱吉爾——現在已經成了英國首相，且還是希特勒納粹帝國的堅定反對者。特別是在帝國晚期，這些連繫的目的是去試探德國與英國之間有無片面達成和平，共同轉向打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可能。香奈兒在柏林會見帝國安全總局的瓦爾特．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下榻處是在當初恩斯特．馬里爾（Ernst Marlier）委託建築師保羅．保姆加騰（Paul Baumgarten）在大萬湖（Großen Wannsee）邊建造的別墅裡。而這個場所，也在所謂的「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奈兒與納粹德國合作的通敵行為並非傳聞。巴黎解放後，法國法庭紀錄中地下反抗軍的證詞，以及德國當局留下的檔案資料，都能證實此事為真。這些證據，雖然無法證實是否有人因為她的行為而遭受了人身傷害，不過，重要的是，或許正是這種看似平常、在日常生活裡默默進行的共謀與合作，使得血腥鎮壓抵抗的佔領政權，以及將成千上萬法國猶太人送上死亡之途的維琪政府，能夠維持著一種正常的假象，彷彿都會生活一切如常，只不過官員的身分有些不同而已：特別是那些操著一口流利法文又有教養的德國人，他們從小就對法國文化充滿熱情，無法想像歐洲沒有法國文化。

這些官員之中有人對法國瞭若指掌，有人是作家，有人崇拜法國。在納粹占領的其他東歐城市中，就幾乎看不到這類官員。此外，大使館裡的成員，不少也是真正懂法國的行家，像奧托．阿貝茨（Otto Abetz）或之前提到的漢斯．鈞特．馮丁克拉格，還有著名作家如弗里德里希．希伯格（Friedrich Sieburg），他一九二九年出版《上帝在法國？》（Gott in Frankreich?），為德國讀者講述法國文化的美好。以及雕塑家阿諾．布雷克（Arno Breker），在巴黎有間工作室。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甚至陪著造訪巴黎的希特勒，一同漫步在巴黎街頭。同樣也是這位雕塑家，在佔領期間住進一間位在巴黎聖路易島（Île de Saint-Louis）「亞利安化」的豪華公寓，主人是海倫娜．魯賓斯坦（Helena Rubinstein），美容沙龍的創始者及全球知名國際化妝品品牌的創辦人。

對德國佔領政權的威望來說，有巴黎社交圈名人的「參與」無比重要。而這些人的參與不僅是因為壓力，像尚．考克多或謝爾蓋．里法為穿著黑色制服的俊美男人著迷，並不是什麼祕密。而他們在昔日同行老友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面臨死亡威脅時，一樣無能為力：雅各布死在法國德朗西（Drancy）等待轉運的集中營裡，他的兄弟姊妹則慘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

巴黎，是有教養的德國人心所嚮往之處，是高尚優雅的表率，如今被德國軍人及情報特務人員所佔，香榭里舍大道成了勝利者的閱兵場。在清晨空無一人的城市裡，相機拍下元首站在艾菲爾鐵塔前的側影，將勝利與屈辱的瞬間定格。這座城市不僅曾是俄羅斯內戰難民的避難所，也給德國政權裡各種光譜、各種行業的異議份子提供過庇護，這些人當中有猶太人、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及民權運動者等等，各種無法在家鄉安穩過日子的人。如今避難所已成噩夢，但對那些被指派到此處的平凡小兵卻是天堂，他們何其幸運躲過被分派到東歐戰場的命運。

在法國，特別是在巴黎，有著第三帝國早就失去的東西：一個有咖啡廳、電影院和商店、葡萄酒、起司和香水的時髦生活。香水儼然成了最具法國特色的伴手禮，是派駐至此地的德國士兵送給家鄉情人的最佳選擇。香水瓶小巧玲瓏、方便攜帶，巴黎來的香氣征服了德國保守拘謹的城市，並為夜夜恐懼空襲的生活帶來一絲變化。這也難怪德國士兵一窩蜂地湧進康朋街三十一號搶購香奈兒精品店裡的香水。

趁著德國佔領巴黎，香奈兒也利用機會解決了一個困擾她許久的問題：她在一九二四年與韋特海默（Wertheimer）兄弟所簽的合約中規定，韋特海默公司擁有「香奈兒五號」大部分的生產及銷售權。正是這份合約，使得這款香水能在國際市場上，特別是在美國，大放異彩。但可可．香奈兒認為自己在合約談判時被擺了一道，因此一直要求修改合約。德國佔領巴黎給了她一個對付韋特海默兄弟的絕佳機會，她利用自己與維琪政權裡的律師與政客的良好關係，透過法國版本的「亞利安化」規定，拿回部分的香水銷售權。香奈兒從不掩飾她討厭猶太人，或許是成長過程中受到聖十字會修女的影響；或者，因為她與俄羅斯皇室流亡貴族的親密關係，使她相信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密謀；又或是因為她堅信自己被生意夥伴──也是猶太人──欺騙的關係。而實際上，皮耶及保羅．韋特海默兄弟以新型銷售手法將「香奈兒五號」成功推進美國市場，一九三九年二戰前夕，紐約舉辦了一場以「明日世界」為題的世界博覽會，會場內美妝館的地基上便嵌著一瓶「香奈兒五號」香水。

香奈兒當然知道，在美國及戴高樂的軍隊進入巴黎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成千上萬與德國人發生關係的女孩及婦女們，都以「橫向通敵」的關係被趕上街頭，遭受各種羞辱及譴責。但這一切並未發生在可可．香奈兒身上：她僅在麗茲酒店內遭到暫時逮捕，隨後就被帶到整肅委員會接受偵訊。而最諷刺的是，幫她逃過審判的，顯然是一封邱吉爾的來信。之後香奈兒立即前往瑞士，等待風頭過去，在那裡甚至又再次與她的德國關係——馮丁克拉格與施倫堡——接上線，並為重返巴黎舞臺而努力。果然，一九五○年代中期，她又回到巴黎慶祝復出。

相較之下，想追溯出波林娜．熱姆丘任娜—莫洛托夫的一生遭遇，就麻煩多了。她在西方世界的認知及記憶裡，幾乎沒留下任何痕跡，這位傑出的女性傳記也尚未完成。前蘇聯地區有不少人聽過她的名字與遭遇，知道她不是平凡的人，而且蘇聯猶太人都知道她是個特殊的個案。雖然她是史達林時代蘇聯第二把交椅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卻仍在一九四九年被指控與錫安主義的圈子保持聯繫，因而遭到逮捕並被審判流放。五年後當史達林去世，波林娜馬上在祕密警察首腦拉夫連季．貝利亞（Lawrenti Beria）的命令下重獲自由。

但波林娜不只是黨政要員的妻子而已，她也與蘇聯化妝暨香水工業的重建有莫大關係。據悉也是她的緣故，「紅色莫斯科」這款蘇聯有史以來最受歡迎香水的瓶蓋，才會設計成克里姆林宮的洋蔥尖塔。

波林娜．熱姆丘任娜出身貧窮的猶太區，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Yekaterinoslav），今屬烏克蘭札波利扎（Zaporizhzhia）的波洛吉（Polohy），父親所羅門．卡普夫斯基（Solomon Karpovsky）是裁縫師。從一九一○年起，還是青少年的她就在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一家菸草工廠工作。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就是今日位於烏克蘭的聶伯城（Dnipro），是當時俄羅斯帝國南部工業化、鐵路交通和銀行業的中心，有百分之四十的猶太人口，也是猶太定居區中重要的猶太生活圈。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革命時，波林娜在一家藥房當收銀員。當她留在國內渡過革命與內戰時期，幾位兄弟姊妹則在一九一八年離開俄國，先前往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地區，哥哥後來移民至美國，並以山姆．卡普（Sam Karp）之名成為成功的商人，在商業談判中替蘇聯政府斡旋，幫忙購買軍艦，並透過「汽車進出口公司」的名義為蘇聯政府張羅軍需。而波林娜一直到一九三九年，都還與留在巴勒斯坦的姊妹保持通信。

將散見各處的資料拼湊起來，可以得到如下的印象：一九四九年波林娜被捕，偵訊時曾被詰問為何改名，她解釋說自己只是將意第緒語的珍珠改成俄文拼作Zhemchuzhina，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做法。一九一八年她加入紅軍，負責宣傳及政治教育，並主持一個政治性社團。一九一九年她被派遣至基輔地下組織工作，不久就拿到哈爾基夫（Kharkiv）核發的身分證，使她在烏克蘭地下組織的工作能夠繼續，這時她證件上的名字已是波林娜．謝苗諾夫娜．熱姆丘任娜（Polina SemyonovnaZhemchuzhina）。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間，波林娜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指導長；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受命為札波利扎市委婦女部主任；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擔任莫斯科布爾什維克黨羅戈日斯科—西蒙諾夫斯基（Rogozhsko-Simonovsky）區指導長。上述這些在在顯示出一位意志堅定的年輕女性，在內戰的動盪下仍然致力於婦女工作，特別是在那些紅軍與白軍鬥爭激烈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常常爆發可怖的屠殺猶太人事件，大半是由白軍所發動。在這種情況下，就像美國俄裔歷史學家尤里．斯萊茲金（Yuri Slezkine）的著作《猶太人的世紀》（The Jewish Century）所說，當時可能的選擇只有移民巴勒斯坦、美國，或者乾脆投入爭奪政治權力的鬥爭。

波林娜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時，勝利仍然遙遙無期，而入黨並非沒有生命危險，要有堅定的意志才可能加入。在她致力於婦女工作時，參加了某次大會，引起當時已經頗具名望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兩人在一九二一年結婚。結婚之後她自然也進入政治權力核心，她與丈夫以及史達林夫婦共同生活在一間公寓裡，過了一段時間，才終於住進自己的公寓：在走廊的另一邊。

作者曾任教奧德河畔法蘭克福歐洲大學東歐歷史教授。專門研究現代俄羅斯，史達林主義史，俄羅斯僑民運動，東歐文化史和歷史敘述的理論問題。其著作《莫斯科 1937》（2008）於 2009 年榮獲萊比錫歐洲理解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