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記憶》

漫長的十九世紀與鄂圖曼的最後歲月

十八世紀時鄂圖曼帝國在軍事上的連番挫敗，通常引發局勢動盪與叛亂蜂起，最終還造成兩位鄂圖曼蘇丹遭到廢黜：分別是一七○三年的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II）與一七三○年的艾哈邁德三世（Ahmed III）。本世紀的後半則見證了「阿雲」的崛起：他們當中有盜匪軍頭、地方頭臉人物，也有行政首長。在一七八七至九二年的俄土戰爭期間，他們鞏固了自身的地位，各省的許多重要行政職能，包括徵兵和補給供應，全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力量最強的「阿雲」能打下一片基業，建立一個偌大的自治政體，他們擁有自己的軍隊，彼此攻伐，為當地的臣民帶來不少苦難。這些豪強當中，有保加利亞的奧斯曼．帕茲萬特奧盧（Osman Pazvantoğlu）、阿爾巴尼亞南部和伊庇魯斯（Epirus）的特佩鄧林．阿里帕夏（Tepedenli Ali Pasha）、安納托利亞西部的卡拉奧斯曼奧盧（Karaosmanoğlu）家族、安塔利亞（Antalya）的特克留魯（Tekelioğlu）家族，以及奇里乞亞（Cilicia）的科贊奧盧（Kozanoğlu）家族。在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二年間，這類地方豪強在實際上簡直是統治了鄂圖曼帝國巴爾幹與安納托利亞領土的半邊天。不過，由於俄國對巴爾幹地區一直虎視眈眈，這些豪強很少尋求獨立。他們都明白，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夠獨力抵擋俄羅斯人的蠶食鯨吞；他們也清楚，唯有和伊斯坦堡談判交涉，讓他們取得合法正當地位，才能得到帝國資源的挹注。

與此同時，鄂圖曼帝國在埃及的統治，遭受馬木留克貴族與一七九八至一八○二年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入侵的挑戰。最後，在一八○五年，由原來出身鄂圖曼帝國傭兵的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i）奪取埃及統治權。穆罕默德．阿里憑藉麾下那支歐洲式訓練的軍隊，得以統治埃及長達四十餘年。在塞爾維亞這邊，一八○四年爆發的亂事標誌著此後一連串民族解放戰爭的開始。到了一八二○年代，塞爾維亞、希臘和埃及在實質上都已經是獨立狀態了。

面臨許多國內外紛至沓來的挑戰，鄂圖曼政府以發起積極的改革來應對。和歐洲一樣，對鄂圖曼帝國來說，軍事、官僚組織、教育和財政金融的中央集權與現代化，在這漫長的十九世紀裡，一直是帝國政府的首要之務；這個時代以塞利姆三世（Selim III）發起的各項改革為開端，而以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崩解作為收場。塞利姆三世的各項改革都冠以「新秩序」（Nizam-ı Cedid）之名——用來和鄂圖曼的傳統「舊體系」（Nizam-i Kadim）區別——於一七九二年開始施行，這時正是帝國與俄國作戰又一次將要失敗的前夕。「新秩序」著重在外交與鄂圖曼的軍事改革上。這些改革最顯而易見的成果，便是在一七九四年組建的「新秩序」軍團，這是一支以當時歐洲各國陸軍作為模範而建立的現代化省級民兵武力，兵源來自土耳其的農民和安納托利亞的部族男子。（巴爾幹半島的百姓被排除在外，因為當地的「阿雲」對此表示反對。）到了一八○七年，這支軍團已有二萬三千人。在國際外交戰線上，塞利姆在位期間，藉由以下諸多行動，讓鄂圖曼帝國整合加入到歐洲外交體系之中：帝國先是在一七八九及一七九○年與瑞典、普魯士結成正式同盟以對抗奧地利和俄羅斯；一七九三年，在對抗拿破崙的反法同盟戰爭（First Coalition War）當中宣告中立；一七九九至一八○一年，因為拿破崙入侵埃及，而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而在一七九三年，伊斯坦堡首次在倫敦開設常駐使館，一七九五年又陸續在柏林、維也納和巴黎開館。

一八○七年，塞利姆三世因為受塞爾維亞和伊朗瓦哈比（Wahhabi）的亂事影響，致使失去統治正當性，遭到廢黜並且慘被殺害。這場原來是朝廷內反對派系策劃的祕密政變，最後演變成「耶尼切里」禁衛軍、「烏里瑪」宗教機構和伊斯坦堡暴民的公開暴亂。上述這些團體的地位與定位，因為塞利姆三世推動改革而受到威脅；而沉重的稅負與貨幣的貶值，則使得他們的生活水準受到損害。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塞利姆三世推動的改革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改革引發了真正來自伊斯蘭教內部的革新論述，它們不但提供了另外一種不同於西歐的現代化道路，也及時為許多受到西方影響而興起的改革帶來了合法正當性。因此，這個時期最終為日後更為徹底的「坦志麥特」（Tanzimat）與「哈米德」（Hamidian）改革時代奠定了基礎。「坦志麥特」的意思即是「改革時代」，由一八三九年開始，至一八七六年告終；起於一八七六年、結束於一九○九年的「哈米德」時代則是依當時在位的蘇丹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命名，此次改革使鄂圖曼帝國轉型成為一個更為強勢的專制國度。

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在位期間（一八○八—一八三九）繼續推動塞利姆的改革。他經過精心的宣傳與準備，顧及「烏里瑪」和軍方感受，成功獲得各界對改革的鼎力支持，於是能夠在一八二六年時，將反對改革的最主要勢力「耶尼切里」禁衛軍一舉摧毀，就此撤廢。在一八○六至一八一二年的第七次俄土戰爭，以及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一年的希臘獨立戰爭當中，「耶尼切里」禁衛軍的糟糕表現，和穆罕默德．阿里手下那支現代化的埃及軍隊形成強烈反差，也使得蘇丹得以順利推動軍事改革。馬哈茂德二世另行組建一支受過歐式訓練的新軍「穆罕默德的精銳勝利親軍」（Muallem Asakir-i Mansure-i Muhammadiye）人數很快便來到二萬七千人，而他麾下的另一支部隊「勝利預備軍團」（Asakir-i Redife-i Mansure）在一八三六年時已有十餘萬眾。而常設駐外使館的開設、現代化軍校、機械學校和醫學院的創建、一八三四年現代郵政體系的創立、一八三一年第一份官方報紙的創辦、朝廷抄沒高官顯要家產辦法的廢除，以及最重要的，一個徹底改革司法與政府體制的諮詢委員會的成立——上述這些，都為鄂圖曼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官僚國家奠定了基礎。

鄂圖曼國家體制走向現代化和合理化，在「坦志麥特」時期（一八三九—一八七六）全速進行。各種內閣部會及委員會紛紛仿效歐陸各國而設立，當中以成立於一八三六年的外交部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外交部之所以應時崛起，有部分是因為在鄂圖曼帝國軍事實力逐漸衰弱的情況下，國際外交顯得日益重要，但也要歸功於外交大臣及其僚屬的專業素養。事實證明，這些外交人員對歐洲語言、社會、經濟與政府政策的掌握，對於帝國邁向現代化至關緊要。除了向內閣制政府體制過渡之外，這個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展，便是各種諮詢委員會與議會機構的創設。這些機構之中，以「最高司法規章委員會」（Meclis-i Vala-yı Ahkam-ı Adliye）最具重要意義。儘管這個委員會並非選舉產生的機構，卻具有部分立法職權，也因此得以在改革鄂圖曼法律體系與中央官僚體制時扮演關鍵角色。到了一八六八年時，這個機構已經演化發展成為「國務會議」（Shura-yi Devlet）了。

蘇丹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時（一八七六—一九○九）另一個意義重大的發展，就是在一八七七年三月正式開議的鄂圖曼帝國議會。雖然帝國議會未能履行其立法職能，不過事實證明它作為批評政府施政的論壇，卻令人意外的稱職。一八七八年二月，帝國議會召開後還不滿周年，就被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關閉，此後一直到蘇丹於一九○九年遭到廢黜後方告重開。然而，如果我們沿襲早年鄂圖曼史學記載，將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說成是一個冥頑不靈的反動分子，那是不對的。相反的，他其實一直推動鄂圖曼國家體制的現代化與中央集權，只不過是以很典型的專制權威方式在進行罷了。

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的政府，在如電報與鐵路這類現代技術的推廣和幫助之下，達成鄂圖曼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集權與效率。一九○八年時，政府官員的人數從十八世紀初期僅一千五百餘人，上升到三萬五千多人。這類新式政府官員大部分都是在專門學校接受教育的專業官僚。一八六五年時，陸上電報線路已經鋪設到位於波斯灣的法奧（Fao）港，在阿卜都勒．哈米德二世當政時繼續拓展電報線路網，以蘇丹的耶爾德茲宮（Yildiz Palace）內設置的電報局為中心，將各省省會與中央政府連結起來。許多人畏懼的蘇丹國內情治監控體系，同樣也極度仰仗電報這項新技術。在鐵路網方面，和歐陸各國修築的鐵路網相比，鄂圖曼帝國的鐵路系統還是小老弟一個：一九一一年時，帝國鐵路總長為六四四八公里（四○三○英里），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當時全國鐵路總長是二二七四八公里（一四二一八英里），俄羅斯則為六八○二五公里（四二五一六英里）。但是縱使如此，鐵路網也足以讓伊斯坦堡能迅速重新部署軍隊，調往陷入危難或發生叛亂的地區。然而，由於通貨現金的日漸缺乏，以及鄂圖曼帝國逐漸債臺高築——帝國於一八八一年設立國債機構（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以來，05債權漸次落入外國控制——扼殺了帝國現代化的後續發展，並且嚴重戕害了政府的威信。

鄂圖曼帝國軍隊自一八四八年起開始實行徵兵制。但是，由於缺乏戶籍人口的全面普查，再加上不只是非穆斯林男丁可以豁免兵役，甚至連住在城市裡的穆斯林，以及若干職業成員（例如公職人員和宗教機構人員）也能躲過徵召，使得帝國軍隊的規模和其對手相比，顯得有些遜色。帝國陸軍在承平時期的兵力，是十八萬至二十萬人，但是這時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樣的兵力僅及奧地利陸軍的半數，可能還只是俄國軍隊的五分之一而已。鄂圖曼帝國軍隊裡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安納托利亞的穆斯林農家子弟。雖然一八五六年時蘇丹已頒布詔令，宣諭所有帝國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享有均等權利，但也須有同等的義務，然而非穆斯林役男還是能靠著繳納免役捐來避免被徵召入伍。這套系統一直保持不變，直到青年土耳其黨人（Young Turks）於一九○九年實施不分宗教信仰的徵兵制度為止。

對於帝國的臣民而言，「坦志麥特」為他們帶來了不論其宗教與種族為何，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新時代。然而，在伊斯坦堡試圖推動這些改革，使得帝國無能的經濟與政治體系能適應現代化挑戰的同時（這一點和歐洲與亞洲其他各國相似），這些改革也表示將帶來更嚴格的國家控制與監視，更具效率的徵稅和官僚集權，因而在各省菁英與普羅大眾招致不滿與怨恨。這些改革也不符合列強各國的利益。列強希望鄂圖曼帝國保持在積弱不振的狀態，以便保持列強之間在帝國內利益的均勢，如此就可以讓帝國為列強較為先進的工業提供廉價的物料和市場。列強對於鄂圖曼帝國政府的批評，以及敦促帝國實施改革的要求，通常都言不由衷，純屬干涉鄂圖曼內政的託辭而已。例如在一八七八年，列強各國就向鄂圖曼帝國傳達希望由一位他們所指定的基督徒出任總督，以治理帝國歐洲領土各省的要求，而不是要求帝國頒布一部給予所有臣民平等權利的憲法。

受到伊斯坦堡中央集權措施威脅的地方掌權者，在日漸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想裡找到了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帝國中央的菁英曾經提出基於鄂圖曼主義（Ottomanism）與伊斯蘭主義（Islamism）的替代公民權概念，試圖反制這股民族主義運動，但終究未能成功。不過，導致鄂圖曼帝國最終滅亡的，卻不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或是所謂落後陳舊的帝國國家體制；相反的，是國內外反對力量的匯總結合，造成帝國的滅亡。帝國的現代化國家結構缺乏足夠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帝國推動的經濟改革通常雜亂而漫無頭緒，面對持續不斷的戰爭和叛亂、國家人力與經濟資源的日漸吃緊，以及列強各國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壓力，這些改革仍嫌不足。經濟發展未能到位，因此無法創造出一個識字率更高、有著強大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現代社會。鄂圖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不同，後者日後改頭換面，以蘇聯的形式謀得賡續存活之道，而鄂圖曼卻與奧匈帝國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崩潰消亡。鄂圖曼帝國軍隊在大戰中的表現令對手協約國驚異，造成他們的重大傷亡，但鄂圖曼帝國及其人民也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一五％的人口被徵召入伍，當中包括文職行政人員以外、將近半數的成年男子。到了戰爭結束時，陣亡人數有三十二萬五千人，傷者四十萬，帝國在戰後被勝利國瓜分，只剩下安納托利亞中部一小塊國土。雖然鄂圖曼帝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簽訂的《穆茲羅斯停戰協定》（Mudros armistice）中承認瓜分現狀，但是土耳其國民反抗軍（Turksih national resistance）拒絕接受。土耳其國民運動是由原鄂圖曼將領、民族運動英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領導，他們成功收復了安納托利亞，在此基礎上廢除蘇丹（一九二二年）及哈里發制度（一九二四年），並且於一九二三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國。

鄂圖曼帝國的成就

好幾個世紀以來，鄂圖曼帝國以彈性、務實的做法，加上相對來說較為寬容的態度，統治著包括土耳其、希臘、庫德族、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和阿拉伯等多個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廣土眾民。在當時，正當大多數的歐洲君主都藉由迫害、放逐和殺害那些碰巧與他們有著不同信仰的人，以圖建立起宗教同質性的帝國時，唯獨鄂圖曼帝國為那些遭歐洲驅逐的猶太人提供新的家園，並且允許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教堂、會所、學校和印刷廠繼續運作。帝國在巴爾幹與中東等地維持安定秩序達數百年之久。至於十八世紀後期，地方實權人物「阿雲」對各地百姓所犯下的暴行，或是像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大屠殺」之類的事件（此事發生在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入侵的動盪時期，有數十萬無辜的亞美尼亞人因此而喪命），並不能據以否定之前數百年來鄂圖曼帝國所締造的成就。十五、十六世紀時，帝國為其治下的許多地區帶來了經濟的穩定、繁榮與文化的蓬勃昌盛。地方貨流集市的擴展，薩拉耶佛（Sarajevo）和波士尼亞等新城鎮的建立，以及十六世紀時巴爾幹與安納托利亞等地人口的成長，全都是經濟繁榮的顯著象徵。

十五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時的鄂圖曼宮廷建築，足以和同時期的歐洲皇家建築分庭抗禮。蘇丹的托普卡匹皇宮，或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堡興建的清真寺建築群「法提赫庫里耶」（Fatih Külliyesi），以及蘇萊曼一世的「蘇萊曼庫里耶」（Süleymaniye Külliyesi），都深受歐洲人的敬佩與羨慕，證明了在工程和美學天賦上，鄂圖曼帝國的建築師完全有本事建造出能和同一時期、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相媲美的建築。

帝國的地理位置，與其多種族、多宗教的特色，使得歷任蘇丹和臣民皆能接觸到來自廣大地區的文化傳統與科學創新：從中國到波斯、阿拉伯世界，從中亞到歐洲以及中東。舉例來說，歷任鄂圖曼蘇丹無不進口大批中國瓷器在托普卡匹宮中使用，當中包括燒製於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與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知名青花瓷和青瓷器皿。而鄂圖曼帝國自身的磁磚產業，則於十六世紀時在伊茲尼克（Iznik）這個城市，發展到藝術美學上的巔峰，這裡燒製的磁磚，產生了一種精巧的綜合。在其中，受到中國青花瓷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另外也可以看出中亞帖木兒後裔國家的傳承。

另一個表現文化創造力的領域，是傳統伊斯蘭書籍藝術，其中包括書法、裝訂和波斯細密畫（miniature painting）等；鄂圖曼細密畫傳承自波斯傳統，不過也受到歐洲人像畫和地中海製圖法的明顯影響，形成了一種鮮明的東西方融會風格。鄂圖曼細密畫的主題同樣也獨樹一幟，明顯強調記錄帝國歷史，包括對於人物、地點和事件的詳細呈現。這種相當於史料記載的性質，使得鄂圖曼細密畫成為日後研究帝國朝廷社交生活實況的珍貴史料。06

鄂圖曼帝國非常重視科學與宗教知識的追求，而且不惜重本投注在這些知識領域上面。十五世紀時，帝國最高層級的學院「馬德拉沙」有一百三十所，到了十六世紀已成長至三百五十所；學院中的教師來自大馬士革、開羅和撒馬爾罕，他們在傳授伊斯蘭教相關科目之外，還教授哲學、邏輯學、算學和天文學等理性科學。在這個戰火幾乎永無休止的年代，平民與軍用醫學是一門特別受到重視的領域。和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各大學（從維也納到巴黎、劍橋）一樣，整個鄂圖曼帝國境內，從薩拉耶佛到大馬士革和開羅，都在徹底鑽研、並注釋伊斯蘭的經典醫典，例如被西方尊稱為「阿維真納」（Avicenna）的伊本．西納（Ibn Sina）、伊本．拜塔爾（Ibn Baitar）、拉齊（al-Razi）等人的醫學著作。除了鄂圖曼藥理學著作裡列舉的六百餘種草藥外，帝國醫者還嘗試用音樂來治療精神疾病患者，這種療法可能是沿襲自之前賽爾柱（Seljuq）和埃宥比（Ayyubid）王朝的成例。鄂圖曼帝國有豐富的沐浴泡澡傳統——泡澡這種文化遺緒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代，而藥浴療法則是鄂圖曼醫療作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與此同時，在天文學領域，由大馬士革出身的天文學家塔齊葉丁．拉希德（Takiyeddin al-Rasid）領導的伊斯坦堡天文臺存在時間甚短（一五七九—一五八○），但是卻可以與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烏蘭尼恩堡（Uranienborg）設立的星象觀測臺相提並論。實際上，塔齊葉丁的天文觀測和計算通常都較哥白尼（Copernicus）或第谷．布拉赫都要來得準確。

在所有鄂圖曼帝國的傳統手工藝品中，絲織品和磁磚要算是那個時代裡的非凡之作，尤其在十五到十七世紀時更是如此。國際貿易促成各地在技術和品味上趨於一致，以至於土耳其西北部城鎮布爾薩（Bursa）製造出來的鄂圖曼天鵝絨、絲綢和織錦，通常和威尼斯、佛羅倫斯生產的貨品不分軒輊。鄂圖曼製造的地毯、土耳其式長衫（kaftan）、精緻皮件、武器和磁磚成為歐洲人的搶手商品，而且還影響了上層菁英的品味。到了十八世紀，原先十五到十七世紀歐洲人口中的「土耳其威脅」（Turkish Menace）早已煙消雲散，改頭換面成了「土耳其時尚」（Turkish Fashion）；而鄂圖曼出品的地毯與磁磚，再加上「土耳其咖啡」，成為歐洲熱門商品。從中世紀開始，咖啡就是葉門的一種飲品，之後在十六世紀後半，隨著到麥加朝聖者的回程路線傳入鄂圖曼帝國。此後，雖然當局時常下令禁止咖啡，但是咖啡仍然在帝國全境內大受歡迎；而當局之所以時申禁令，是因為發現很難控制帝國境內各城市裡，從咖啡館（kahvehane）萌生的抨擊時政次文化。確實，這些咖啡館創造出一個供人們議論時政、批評政府的新場所，在這些咖啡館裡分享、演出的文學作品及民俗皮影戲「卡拉格茲」（Karagöz），證明是傳播政治諷刺的有效媒體。

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連通歐亞兩大洲，鄂圖曼帝國的首都是拿破崙眼中擁有絕佳戰略位置的世界之都。伊斯坦堡在十六世紀帝國全盛時期的地位，就和十九世紀的倫敦或二十世紀的紐約一樣，是世界大帝國輻輳四海的樞紐之城。在歐洲各國的首都都追隨其統治王朝，信奉其欽定宗教的年代，鄂圖曼帝國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卻是一個多元宗教並存的城市。直到十五世紀後期、十六世紀時，該城人口中仍有六○％為穆斯林，而其他的四○％為基督徒或猶太教徒。這座鄂圖曼帝國的京城也是國際外交、間諜與陰謀活動的中心：這是一座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提升上擁有無窮機會的城市。作者是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idney）歷史系榮譽教授，澳洲亞洲藝術學會（Asian Arts Society of Australia）及南亞研究學會（South Asian Studies of Australia）的創始成員。對印度社會史及視覺文化有著廣泛研究，其研究主題包括現代南亞歷史、印度藝術與宗教史，以及孟買城市研究。馬賽羅已出版的著作包括2007年的《行動中的城市：孟買崛起》（The City in Action: Bombay Struggles for Power），以及合著的《隨長笛起舞：印度藝術的音樂和舞蹈》（Dancing to the Flute: Music and Dance in Indian Art）（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