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

我在其他地方主張過（Kumar 2000, 2003: 30-35），我們可以稱帝國民族的認同感為某種「帝國的」或「傳教的民族主義」；我承認這麼做有雙重危險。首先，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才出現，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之前提及民族主義是不合時宜且容易誤導人的，畢竟多數帝國顯然早於民族主義的年代——即使他們順利延續，進入了這個年代——我們顯然需要清楚說明「帝國的民族主義」是什麼意思。第二，所有的平行資料皆指出，帝國不是民族（而且民族不是帝國），我們會在之後的論述提及。因此提出帝國的民族主義，將冒上混淆民族與帝國兩個實體的風險，而在多數情況下必須區分兩者。

儘管如此，「帝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是個有用的概念，因為從共同有利的位置觀看兩個無法比較的現象也會有所收穫；如同民族主義者之於他們的民族，帝國主義者亦能感覺到他們的帝國有某些獨特之處，且在世界上肩負任務或目的。這點，再次如同民族主義者，賦予帝國的民族本身較為優越的感受；因為與生俱來的優點，所以他們獲選為執行任務的民族（cf. Smith 2003）。帝國主義者，如同民族主義者，是狂熱的信徒。

是什麼原因或使命，賦予帝國民族集體的認同感？對多數歐洲人來說，羅馬人定下這個模式，他們相信他們為世界貢獻文明，即羅馬法律、羅馬制度、羅馬文化；因此羅馬人認為他們的帝國等於整個已知世界——orbis terrarum，這種想法是可能的。之後的歐洲帝國，從神聖羅馬帝國以降，重申這個主張到了令人生厭的程度，儘管內容可能根據特定時空而有變化。因此，雖然西班牙人就和多數帝國主義者一樣，以羅馬的形象看待自己，但是他們看待自己在歐洲和新世界的使命是天主教的強權（這個角色又受宗教改革增強）。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從他們西班牙的表親手中接棒，不僅視自己為反宗教改革之首，而且以奧地利人的身分，視自己為歐洲文明東翼的守護者，抵抗突厥異教的威脅。至於俄羅斯人則宣告莫斯科是「第三羅馬」，而他們自己繼承遇難的拜占庭，努力地在世界上延續東正教。類似的決心但相反的目標鼓舞了英格蘭人，身為「基督教的國家」，他們試圖領導基督教在歐洲與新世界的改革運動，尤其對抗西班牙與法蘭西等天主教強權的陰謀。就法蘭西人來說，首先他們將帝國與天主教的目標掛勾；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轉向共和主義，逐漸開始認同法蘭西帝國主義是「la mission civilisatrice」，即教化使命（如同不列顛人於不列顛帝國後期的階段）。這本身也是俄羅斯人在他們的第二個帝國或蘇維埃帝國的使命，也就是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向愚昧的人們傳播理性與科學。從羅馬人開始的文明與啟蒙使命，在此被重新強調，輪子也在轉滿一圈後，再度回到起點。

然而，僅僅列出這些目標或任務，反而會對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類比投以更多懷疑；民族主義的目標在典型上並不像這些。十九世紀初期某個時候，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在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其追隨者的旗幟下蓬勃發展，民族主義確實與「啟蒙世界、傳播自由」這個高貴的目標結盟。（Alter 1994: 19-23, 39-65; Mazower 2015: 48-54）但是接續的時期，即「有機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時期，顯示出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面貌：仇恨且無法容忍對手、鼓吹某幾個國家的力量與光芒、要求公民無論國家選擇追求什麼目標都要為國犧牲。納粹頌揚條頓或亞利安民族，其實就是頌揚自己，而且指出了這種民族主義邏輯的終點。（Alter 1994: 26-38; Hobsbawm 1992: 101-30; Zimmer 2003: 80-106）

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普世主義的，而不是特殊主義，這個差別必須牢記在心。帝國主義的民族不像民族主義的民族，他們不會頌揚自己；他們頌揚的是他們代表或背負的目標，他們正是從這點來衍生自我身分與在世界上的定位。但是帝國與民族主義並置依然有所啟示，從兩者身上我們都見到融合一個民族與一個政治實體或幾乎共生的企圖。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傾向自鳴得意與自恃甚高，並且弱化「僅為國家」的身分，但是，如此是為了堅持更高形式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支持著民族投身至超越該民族的目標。

從這個觀點看來，多少有些諷刺——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最大的交會正是在一八七〇年代到一次大戰之間，民族主義脫掉自由的外衣，呈現赤裸的面貌，轉而追求權力。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蒙森（Wolfgang Mommsen）談到這個時期「民族政治的變形」：

民族國家的概念，當中有某些要素，在十九世紀上半令這個概念成為解放的意識形態，來對抗公國與小型貴族菁英武斷的統治，而且是爭取法治政府的知識武器。但是這些要素逐漸喪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這個概念與既有民族文化的權力地位聯合，而且認為有必要將其價值強加於族群或文化的弱勢，無論是在政治團體之內或之外。（Mommsen 1990: 215；亦見Mommsen 1978）

蒙森認為這種變形與當時的「高度帝國主義」（high imperialism）直接相關，即強權透過取得越來越大的領土帝國以競爭世界舞臺的支配地位，尤其是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Mommsen 1990: 212）。這也是另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霍布森的觀點，霍布森是帝國主義重要的批評者，他認為帝國主義「貶損真正的民族主義，手法就是溢出天然的堤防，吸收遙遠或鄰近的領土上不情願又未同化的民族」（Hobson [1902, 1938] 1988: 6）。對霍布森和其他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而言，民族歸屬依然展現自然且令人嚮往的原則——「通往國際主義的康莊大道」，而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本質與目的的顛倒」。（Hobson [1902, 1938] 1988: 11）

在其他思想家眼裡，這樣的立場對民族主義似乎太善良。對他們來說，民族主義是天生的帝國主義，如同此時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對抗民族主義。如此一來，帝國主義不再那麼被視為顛倒的民族主義，而是尋求權力的民族主義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民族則是以帝國的形象想像自己，也就是偉大與崇高權力地位的傳統象徵。克里斯多福．貝利（Christopher Bayly）認為：「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一體之兩面……排外的民族主義興起，抓住並利用新興且偏重干預主義的國家。而這個國家的力量是關鍵，促進新的帝國主義，並且強化整個世界大多數人與『族群』人口之間的界限……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互相作用，重新再次劃分世界與人民。」（Bayly 2004: 230, 242-43）

因此，再一次的，帝國與民族、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分野，似乎粉碎並消失。如果民族可以被視為帝國，那麼帝國，尤其是現代的帝國，似乎就是大規模的民族。不列顛帝國，或某些人稱「大不列顛」，就這個觀點表達的即是不列顛民族主義，欲於世界擴張不列顛人的存在與權力（例見，Seeley [1883] 1971）；法蘭西帝國，某部分與不列顛互相對抗，表達的是一八七一年慘敗於普魯士手中而受傷的法蘭西民族主義（見Schivelbusch 2004: 103-87）。也許，帝國主義顯得像是過度膨脹的民族主義；但是，無論如何，民族主義還是表現自己最終的邏輯與趨勢。

帝國與國家——持續的對立與緊張

那麼，這是結論嗎？葛爾納、安德森與其他許多人，極力區分帝國的原則與民族的原則，他們錯了嗎？帝國主義只是換個名字的民族主義嗎？

馬克斯．韋伯觀察，雖然所有強權基於聲望，傾向帝國主義而且持續「擴張」，但並非所有民族皆是如此，有些民族從自我當中尋求原則與民族尊嚴。「不是所有政治組織『擴張』的程度都相同。他們並非全都尋求向外擴張的權力，或者隨時準備合併與支配其他領土與社群，以取得控制的政治權力。因此，作為權力結構，政治組織轉向外部的程度各不相同。」（Weber 1978: 2:910）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也許覺得需要帝國，但是瑞士或挪威並非如此。

這個觀點可能是思考一個事實的方式：帝國與民族在不同時期的國家發展當中，是可以交替的。現代時期初期，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令人覺得帝國似乎是宣示存在的唯一方法。不列顛、荷蘭、法蘭西急忙模仿那些國家的帝國模式，而且相當成功。後來，在十九世紀，隨著民族原則壯大，民族國家形成，似乎提供一個更能實現，而且對許多人而言更務實的選項，對於小型或柔弱的國家更是如此，例如義大利、波蘭、愛爾蘭、挪威、哈布斯堡帝國的斯拉夫民族。在這些地方，帝國是敵人，不是目標。

但是民族主義不是專為小型或柔弱的國家存在的。民族與帝國之間的緊張常見於同一時期、同一國家，包括某些最強大的國家。十九世紀的不列顛有自己的英格蘭本土主義者（Little Englanders），尤其失去北美殖民地後，他們感覺到帝國毀滅不列顛的商業，敗壞自家的道德政治。對不列顛而言，前進的道路即是放棄帝國作為，以眾多民族之一的身分，豎立和平與繁榮的楷模，並且展現其影響力（例見，Thornton [1959] 1968: 1-56; Gott 1989）。在法蘭西，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中，他們喪失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領地之後，帝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出現痛苦的鬥爭，一方想要維持與不列顛帝國的權力抗衡，另一方則認為帝國會礙事，為了法蘭西的民族榮耀，收復失地乃為必要。（Baumgart 1982: 55-68; Schivelbusch 2004: 176-87）

因此，儘管民族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存在相似之處，兩者仍然可以轉向不同方向。民族的世界，接受不同民族的特殊性，並且鼓勵培養獨特民族文化，與互相競爭的帝國世界相當不同；每個帝國都希望以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現代帝國主義最著名的作家霍布森，非常積極串連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儘管如此，他認為有必要在他的研究開頭就闡述明白，與民族主義串通的帝國主義是非常新穎且非典型的帝國主義；新穎與非典型的原因是，這樣的帝國主義以互相競爭的民族為形式，每個民族都力求擴大他們的帝國；然而，帝國真正的原則是單一且普世的。

數個互相競爭的帝國，這個想法本質上是現代的。在古代與中世紀的世界，帝國的根源概念是國家的聯邦，隸屬於一個霸權，範圍大致上是已知、認得的世界，例如隸屬於所謂羅馬治世的羅馬。當具有完全公民權利的羅馬公民出現在已被發現的世界，在非洲與亞洲、高盧與不列顛，帝國主義便包含國際主義真正的要素。羅馬傾覆後，這個單一帝國擁有支配文明世界政治權威的概念並沒有消失，相反的，這個概念捱過起起落落的神聖羅馬帝國。即使第四世紀末，羅馬分裂為東西，單一國家的理論依然存在，雖然為了不同的管理目的而分割。而且儘管許多獨立王國與省分分離，在每個裂縫或對立之下，這個理想的帝國整體仍然存在。查理曼公然以這個理想自居……哈布斯堡的魯道夫（Rudolf of Habsburg）不僅復興這個概念，而且致力在中歐實現。他的後代查理五世在位期間統一奧地利、德意志、西班牙、尼德蘭、西西里、拿坡里等領土，更是賦予這個術語真正的意義。之後的時代，這個歐洲帝國的大夢持續激勵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凱薩琳二世（Catherine）、拿破崙等人。（Hobson [1902, 1938] 1988: 8-9）

這番巧妙的描繪不須多加補充，唯一要說的是，後來多數帝國概念的研究，紛紛證實了其正確性（例見，Folz [1953] 1969; Muldoon 1999; Munkler 2007）。霍布森繼續提到，「帝國的國際主義」持續，但力量漸弱，到了十九世紀啟蒙運動與法國革命的「人道的全球主義」時代，在「強大的民族主義復興之前枯萎」。他一直相信，適當理解與實踐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必然是矛盾的，但是連結到激進且競爭的帝國主義，此舉將「不同民族類型有益的互相激勵」轉為「帝國競爭殘酷的搏鬥」，則會「威脅人類的和平與進步」。（Hobson [1902, 1938] 1988: 10-12）

我們已經提過，今日人們對帝國重燃興趣，有很大的程度與二十世紀過分的民族主義所引發的反感有關，尤其是法西斯政權滋養的民族主義，如義大利、德國，近來更是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暴力衝突的原因。這點無疑引發了對於帝國的懷舊情緒（包括蘇維埃帝國），加上面對全球化的問題與民族國家角色的式微，歷史上的帝國能夠提供建言；更不用說關於如何管理「多元文化」社會（那些社會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從前帝國的產物）。無論我們對此有何感受，以上確實強調了一點，就是在許多人心中，帝國與民族，無論兩者之間具有多少有趣的重疊，終究基於不同原則，指向了不同世界。

作為意識形態構成，民族與民族主義可能占據現代世界秩序的舞臺中央——至少過去兩個世紀皆是。美國革命，也是現代時期首次的反殖民革命，也許可以視為西方思潮首波強烈的反帝國情緒。美國革命受到許多歐洲知識分子的熱情回應，當然包括法國，畢竟這場革命深刻地影響法國，使它於一七八九年推翻舊政權。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例如狄德羅（Diderot）與赫爾德、亞當．斯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甚至邊沁，紛紛痛斥帝國（Pagden 1995: 156-200; Mehta 1999: 153-89; Muthu 2003; Pitts 2005: 25-122）。眾人認為，帝國老舊過時，沉迷「榮耀」、「雄壯」、「偉大」、「光芒」等古代美德，帝國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也隨時會轉為對自己民族的專制統治。雖然帝國明顯是財富的來源，但是最終會毀滅他們國家的經濟，如同毀滅自己的道德健康。

然而，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絕對沒有過上大好生活，無論在思想或實踐上。我們非常熟悉十九世紀末期歐洲帝國主義的旋風（而且，有段時間是美國帝國主義）——「瓜分非洲」、盎格魯與俄羅斯在中亞的「大博奕」、歐洲強權爭奪世界。較不為人知的是，帝國的概念與實踐，如何強大地存留在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並持續影響十九世紀大國的政策。十九世紀中期反帝國的自由主義與放任主義的「間斷」，現在看來越來越虛幻，或充其量只是部分為真。例如不列顛帝國，失去北美殖民地後，緊接取得在亞洲更加耀眼的獎品；法蘭西也是，雖然失去北美，卻早在一八三〇年征服阿爾及利亞後，開始建立非洲新的帝國；當然更別忘記，拿破崙建立帝國的企圖（見第六章與第七章）。

歐洲於政策與實踐上執意追求帝國，這點與其堅持某波重要的歐洲思潮一致；這波思潮指的不只是種族主義或右翼思想家，如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阿瑟．戈平瑙（Arthur Gobineau），雖然他們受歡迎的程度顯示出十九世紀初期與後期皆樂見帝國的存在。也不該忘記一八二一年拿破崙死後，帝國的想法在《拿破崙思想》（l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中復興，而且對於許多法國政治家而言，竟然極具吸引力，包括創立第二帝國的拿破崙三世（Louis Napoleon）（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26）。但是更重要的是，就當時某些最受歡迎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例如彌爾、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無論他們心中有什麼擔憂，每個人都以傳播文明至其他未達歐洲社會水準的民族為使命，並依靠這種教育使命來證成他們的國家「轉向帝國」。（Mehta 1999: 97-114; Pitts 2005: 123-62, 204-39）十九與二十世紀兩個主要的帝國強權——不列顛、法蘭西，兩國當代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都以他們的知識盛名支持帝國概念。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因為我們傾向忘記這一點），帝國一直都是現代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程度不亞於、甚至可能更甚於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時代」並沒有勝過「帝國的時代」，民族主義也並沒有勝過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當然是新的事物，而且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給人新思維與新力量的印象。帝國比從前帶有更多民族的標籤，最明顯的是一九三〇與一九四〇年代，希特勒試圖建立陸地帝國作為德意志第三帝國。不列顛與法蘭西帝國在某個程度上代表民族主義的競爭，疊加在十八世紀較舊式的「強權」競爭之上，但是這完全不代表他們不再是帝國；那表示他們有原則、有目的，有別於其他民族國家。他們的目標與志向是全球的，而不是地方的。

帝國的消失——至少正式意義上的帝國——是相對最近的事。他們存在的記號依然圍繞著我們。從前人口眾多的帝國，現在變成西方主要城市部分的生活，這點當然也是。為了了解我們的現在，必須了解我們的過去，我們需要更近距離地梳理帝國的原則，也特別需要將焦點放在統治民族本身、他們的自我觀念、帝國的理據上。「蠻力與暴力」，如休謨所見，絕對是帝國故事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且不能讓帝國持續這麼久。創造並維持帝國的民族，即「承擔國家」的民族，如何想像他們的角色？他們如何執行角色？這個角色如何影響他們的自我觀感？失去帝國會帶來什麼後果？

既然帝國的故事在整個歷史紀錄上幾乎可說一致，表示可以引用的例子很多。我們應該限制自己在一些現代的例子，如不列顛、法蘭西、俄羅斯、鄂圖曼、哈布斯堡帝國，但是一個帝國總是從一個特殊的模子、一段歷史時期所壓製而成的。帝國，由於其根本原則，不僅能敏銳察覺當代的對手，也不放過從前偉大的例子。有時相對近期的帝國全都延續了下來，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與更新、更有活力的不列顛與法蘭西帝國並存，而且確實持續到進入了二十世紀，只是幾乎都已氣衰力竭。然而，所有西方帝國沒有一個能與羅馬匹敵，而且與其說所有帝國都通往羅馬，不如說是始於羅馬；羅馬是靈感的泉源，雖然羅馬的衰退與滅亡也常被人提起作為警告。現代的帝國往往是由接受古典教育的菁英治理，全都崇拜羅馬、學習羅馬、希望成為「新羅馬」，他們更希望超越羅馬，從羅馬的錯誤中學習，建立更穩固的基礎。這些希望當然終究都是幻覺，如同湯瑪斯．格雷（Thomas Gray）發現「光明的道路只會通往墳墓」。此話對所有人類制度皆為真；帝國也須服從這個法則，但和其他長久的制度一樣，都將帶給後世一番啟示。

無論如何，在觀察更現代的例子前，我們需要回頭看看羅馬。我們已經思考過羅馬人所謂的帝國是什麼意思，以及它作為概念，它對於後來的帝國歷史產生多少影響。而我們現在需要以綱要簡短、但筆法廣泛的方式來思考的是：羅馬帝國到底是什麼？羅馬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運作？因為，儘管受人扭曲與誤解，這些概念與實踐的形式皆深深地影響後來帝國的觀念——帝國是什麼、應該是什麼，以及帝國的言行舉止。同樣重要的是，帝國傾覆的原因為何可作為可畏的警告，或者人們認為原因是什麼，而後來的帝國可以學到什麼，以免重蹈羅馬的命運。為何它們即使費盡心力突破看似命中注定的結局，但終究沒有帝國能夠逃出羅馬的影子。

作者為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威廉．克南二世慈善信託傑出教授（William R. Kenan, Jr. Professor），著有《英格蘭屬性的概念：英格蘭文化、民族身份、社會思想》（The Idea of Englishness: English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Thought）、《從後工業到後現代的社會：當代世界新論》（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一九八九：革命概念與理想》（1989: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Ide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