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從三等秘書到駐美代表──一個台灣外交官的雜憶》

二、川蔡通話

偶然與必然

台美在1979年斷交以前，雙方元首唯一會晤的場合即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總統在任內晚期訪問台灣，由蔣中正總統親自接待。台北與華府當時不僅具正式邦交，且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下的軍事盟友，兩位軍人背景的反共國家領袖的會談，列入了雙邊關係的歷史性紀錄。

我當時還在國民學校二年級，記得由校長、老師帶著全年級的學生，穿上制服，和其他成千上萬大、中、小學的學生、機關團體代表，擠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二段交界的街口定點等候。附近最顯著的建築物即是五層樓的「美而廉」西點麵包與咖啡廳，隔壁幾戶就是高牆圍蔽的美國大使官邸，算是台北市最具國際化的地段。當一長串黑頭車由重型機車開道，從松山機場一路進入市區，沿著兩邊仍有不少稻田、菜畦、低矮房舍的南京東路，緩緩經過我們的行列，艾、蔣站在敞篷禮車向夾道的群眾揮手致意，我們也起勁地揮舞小支兩國國旗歡迎，小小年紀何能體會其中的外交意涵。

1979年台美斷交將近四十年後的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總統與美國準元首川普終於打了一通約十分鐘的電話。對華府的代表處而言，這絕非一個偶然突發奇想的即興之作，但是否必然成真，在電話沒有接通以前，我們在第一線人員緊張不安，唯恐臨時生變或凸槌，功虧一簣！

2016年7月川普確定贏得共和黨提名，我們在華府除了全面動員情蒐外，也開始向熟識的共和黨友人洽請動用關係，引介川氏競選陣營的核心幕僚、策士、專家吃飯或茶敘。前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杜爾（Bob Dole）是最早公開支持川普的共和黨大老，當然是駐處諮詢的管道之一，他也不止一次在選前親自向我深入分析選情，看好川普足以逆轉，擊敗希拉蕊。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也自始向川普獻計，提供內政、外交競選政見，會長佛訥（Edwin Feulner）長期友台，加上基金會不乏各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卸任官員，自屬駐處洽助對象之一。

不少與駐處素有交情的共和黨籍國會議員、資深助理、金主、保守派人士等在大勢所趨下，也紛紛投入川普團隊，盼在八年的歐巴馬政府後，得以班師回朝。而台灣長期與國會兩院及跨黨派智庫團體的聯繫，使駐處得以充分掌握相關的人事資訊，方便適時施力，台北也隨時授予機宜。

2016年11月8日大選結果揭曉，川普勝出，我們馬上啟動與川普當選人交接團隊的直接、間接聯繫，不排除任何高層互動模式，包括視訊與電話。

早在2016年11月17日，第一位外國政府領導人搶先飛到紐約並登上第五大道川普大樓（Trump Tower）者，就是日本安倍晉三首相。他以「路過貴地打個招呼」（drop by and say hello）為由會晤川普，順便遊說美國不宜退出TPP，並投其所好，贈送了一支金質高爾夫球桿作為伴手禮，博得了媒體極大版面。

我基於好奇，特別向一位瞭解內情的日方友人查證，獲告安倍此行乃紐約的日本大商社在第一時間向日方高層提議，東京方面當機立斷，安倍即刻上路並拔得頭籌。媒體刊出二人的畫面，顯示川普狀至得意，甚至忘形。（註：但川普基於競選政見，在2017年1月20日上任後第四天就宣布美國退出由歐巴馬主導的TPP，大澆日方一盆冷水。往後四年安倍一再辛苦經營與川普的交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日本政府最後接手完成了CPTPP談判）。

為配合台北與紐約十三小時的時差，駐美代表處縝密喬好「川蔡通話」時段並取得川普紐約辦公室的直撥電話號碼，呈報台北高層。我身上也緊緊揣著寫著電話號碼的紙條，12月1日整個晚上不敢入睡，一方面為了保密而不動聲色，另一方面深怕川普臨時改期、變卦或越洋電話突然斷線，心裡七上八下，何能成眠？

12月2日美東時間上午10點，台北時間晚上11點，蔡在總統府由國安會祕書長吳釗燮、外交部長李大維陪同，撥通電話後與川普愉快暢談了約十分鐘，較原訂的五分鐘加倍。

台北媒體呈現蔡、吳、李同框的歷史性鏡頭，均露出燦然的笑容！身在華府的我本人沒有參與連線，但在確定台北、紐約通話順利完成，當天中午與代表處幾位同仁便餐時，身上仍懷著那張電話號碼的紙條，破例喝了一大杯啤酒慶功！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外交記者羅金（Josh Rogin）在2021年出版《天下大亂》（Chaos under Heaven）一書爆料，指出2016年12月2日的川蔡通話其實是一樁「意外」（accident）或即興演出（one-off gesture），乃主持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前國防部官員薛瑞福（Randy Schriver）趁著政府交接階段一陣混亂之際，透過參與國務院交接小組的一位共和黨國會助理，將蔡夾帶排入川普的通話日程表。

羅金的版本其實是眾說紛紜的傳聞之一，見樹不見林，難謂公允，忽略或抹殺了我方和美方友人在2016年夏天後將近半年來低調、密集地洽助與鋪排。

事先知道12月2日「川蔡通話」確切時間及直撥電話號碼的華府人士，包括我本人在內，應該不超過五位。事後台北的媒體猜測美方的關鍵人物包括杜爾參議員、佛訥會長、薛瑞福、前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的副國安顧問葉望輝（Stephen Yates）、時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蒲博思（Reince Priebus）等。媒體同時點名蔡的國安、外交及駐美團隊發揮優異的專業素養，同心協力，鴨子划水地締造了歷史性的熱線10分鐘，允屬大功一件！

我作為參與全案秘密作業的成員之一，認為與其猜測是否歸功某個特定推手，倒不如肯定所有一路策劃、牽線、暗中幫忙，最終促成通話的台美雙方人士，畢竟這是一件沒有前例可循的集體創作，「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事實上在台北的決策指示前，我們在華府也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提出推案的利弊得失分析（SWOT analysis），為了儘早與素人新總統、新政府團隊搭線，乃向台北建議事不宜遲，何況安倍首相已捷足先登，不遠千里從日本親往紐約搏感情，且川普本人也陸續與歐洲、亞太重要國家領袖通話，莫不形成對我們代表處的壓力。

我帶著華府、紐約兩地的同仁積極運籌布局，分頭與重點對象聯絡。至於白宮與聯邦政府，在政黨輪替階段也陷入兵荒馬亂，氣氛渾沌不明，歐巴馬的政治任命閣員、官員忙著清理辦公室，準備轉往私人企業、公關公司、大學或是民間組織、智庫找頭路。共和黨各方人士也穿梭華府、紐約之間求官、卡位或謀職，各類遊說及利益團體也摩拳擦掌，希望在2017年1月川普正式上台前形塑政策或人事影響力，這些現象毋寧是華府每四年或八年的常態。

國務院當然知道台灣駐美單位和華府其他近二百個大使館、國際組織一樣，設法與新政府人事建立聯繫。12月2日川蔡通話後震驚全球，北京的強烈反應不在話下，歐巴馬政府白宮及國務院官員似也難以置信，這起「意外」竟然成真！白宮僅能重申美方的「一中政策」不變，詎料在新聞稿中卻又使用川普當選人接聽「台灣總統」（President of Taiwan）電話的字眼。一般相信歐巴馬政府末期涉台政策官員對這通電話恐在狀況外，事先既未能向川普提醒或進言阻止，事後也不欲公開挑戰川普而自討沒趣，況且這些官員本身也忙著打包走人，根本無心追究。

若干自由派媒體則以尖酸的語氣，指陳川普此舉不啻明目張膽地激怒北京，認為是一個新手上場的超級失誤，使用了諸如「愚蠢」、「莽撞」、「挑釁」等形容詞，讓原本意氣風發的川普大感不悅，在自己的推特上反問：「台灣每年向美國採購上億美元的軍備，我居然不該接聽台灣總統的祝賀電話？」，言下道盡他的不爽情緒。兩天後他仍然以不解的口氣向電視媒體抱怨，「我為什麼要被『一中政策』綁死？」

一個禮拜後，中共國務委員，前外長楊潔篪氣噗噗趕到紐約滅火，透過季辛吉的管道搭上川普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安排會晤川普的高級幕僚，向他們說教並進行「損害控管」。華府的中國大使館也向川普女兒伊凡卡（Ivanka Trump）及家人大下功夫。

三個月後的2017年2月9日晚上，已搬入白宮的川普由庫許納、新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陪同，在私人起居室（不是橢圓形總統辦公室）與習近平通話，並承諾今後不會再接聽台灣領導人的電話。事後白宮的聲明指出川普「應習主席的要求」，同意遵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Rogin指出這是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的手筆。

從史無前例的「川蔡通話」到亡羊補牢的「川習通話」，整起事件告一段落。川普四年執政期間的美中台關係演變已是後話，但一通電話鮮活反映了三邊關係的敏感現實，劇情不乏懸疑、鬥智、玄機和運氣。台灣駐外人員基於爭取國家利益，使命必達，在面臨逆勢的國際環境中，設法突圍找到出路，在每個階段淬鍊韌性、意志與膽識，在「又期待」與「又怕受傷害」之間，知所取捨，義無反顧。

作者1953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本土家庭，分別從建國高中、台大政治系、政大外交研究所畢業。在台灣接受完整養成教育，於1979年台美斷交的飄搖慘淡時刻加入公職，也是第一位通過國家高考、特考，從基層科員、駐美三等秘書起步，循序漸進，最後在特任駐美代表退休的專業外交官。

四十餘年的公職生涯包括在國內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國際經濟合作司司長，兼任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的英語傳譯。於國外除三度派在華府，另曾任駐亞特蘭大處長、駐馬來西亞顧問、駐世界貿易組織副常任代表、駐匈牙利代表、駐義大利代表，其間獲邀出任哈佛大學訪問學人。2020年夏天自公職退休後，積極參與文教公益活動，並擔任知名民間企業及外交政策智庫資深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