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遠足文化出版

就中國大陸在戰後所面臨危急的政治及經濟情況而言,國民黨領導者沒辦法像美國急於報復珍珠港遭日本「偷襲」那樣,一頭栽入報仇的衝動中。事實上,一九四九年初,對日抗戰的記憶似乎早就被國民黨高層拋諸腦後,取而代之的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抗爭。岡村寧次當年曾和國民黨將軍何世禮有過一次談話,當話題轉向二次大戰時,何世禮說道:「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許多國民黨官員希望集中注意力在眼前的危機──國民黨希望打敗共產黨,重新奪回中國大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曹士澂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帶領了幾位中華民國外交代表前往日本,和岡村寧次及其他幾位前日本皇軍高階軍官見面,希望對方能組織日本軍官團隊幫助國民黨對付共產黨。曹士澂帶去一封蔣介石的信函,內容表示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情勢不太好,軍方及政治領袖正計劃撤退到臺灣,並且在臺灣重整旗鼓,為將來反攻做準備。在準備反攻的同時,蔣介石希望過去的皇軍「老夥伴」能幫忙──他指的是戰前在日本軍事學校和中國留學生一起訓練與學習的那些日本軍人。

有幾位前任白團的成員表示,岡村寧次得以在中國的審判下從一連串重罪中無罪釋放,就是因為他們向蔣介石承諾組織白團這樣的團隊作為交換條件,以賦予岡村寧次自由之身並讓其回到日本。無論當初確切的情況究竟如何,結果是四名日本皇軍軍官──包括岡村寧次大將、小笠原清中佐、澄田賚四郎大將、十川次郎中將──聯手尋找其他前皇軍軍官組成了白團。為了隱瞞美國占領軍,參加白團的人都使用中國化名,至於白團之名,則取自富田直亮的化名「白鴻亮」的姓氏。富田直亮是白團首任領導者,也是前日本皇軍大將。選擇白團作為名稱的另一個理由,則是「白」與代表共產黨的「紅」字相對。

白團的任務是重新訓練國民黨軍隊,並協助重新組織有朝一日將對中國大陸發動的大規模攻擊。根據既有的記載,這項安排確實提升了國民黨軍隊急需改善的軍事專業,也提供了前日本皇軍在赤貧時期的收入。不少加入白團的前日本軍官是出於意識型態上的熱情,有些則是為了防止前殖民地落入共產黨手中,這也是日本帝國本來就有的政策。白團設立了軍事教育課程,訓練地點靠近北投這個殖民時期日本人喜愛的溫泉勝地。蔣介石經常到訓練地點巡視,有時候他的兒子――即臺灣後來的領導者蔣經國也會去。根據日本人的回憶,當時的美國軍事顧問雖然也會在臺灣與白團的人接觸,但他們或許沒看出有日本人採用中國化名,不然就是對這種情況毫無意識。

參與金門戰役的日本人堅信國民黨軍隊在金門戰役中得以消滅兩支來犯的共軍,正是因為日本人的訓練。對此,中國大陸的資料來源相對沉默得多,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紀錄則暗示日本人的貢獻不大。美國占領日本時也成立過類似的組織,這些組織由占領軍查爾斯.威勒比少將的團隊直接資助經費,但其蒐集情報的能力很差,參與的前日本軍人通常充其量就是負責一些見不得光的非法行動。此外,如果考慮到國民黨還想反攻大陸,「從美國的觀點來看,臺灣方面的運作並未變得更好」。參加白團的日本人之所以自我評價甚高,應是由於他們對自己能與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維持戰後的「特殊關係」感覺良好,因為這肯定了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終極目標並未失敗。蔣介石的目標是自身的利益,他是否會以同樣的觀點看待日本的帝國目標,十分令人存疑。這一切都導致了戰後中國與日本在利益上有所交集,加上日本皇軍的高階軍官在戰後所受到的待遇,皆豐富了原本非黑即白的敘事。

白團的事蹟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中日之間的合流,招募日本皇軍與中國外交政策設定的目標在此產生了交集。雖然這部分的討論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這段時期的官方歷史中都極為隱諱,卻是一段相當重要的插曲,描繪了中國國民黨與日本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共產黨而和解。相對於美國人視戰後的日本只是一個潰敗又毫無價值的國家,被征服的日本軍方卻受理論上打敗他們的國民黨軍隊招募――這意味著什麼呢?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只在乎實用面向,並未貶低被擊敗的日本軍隊,反而把他們視作對抗共產黨威脅的軍事同盟。歷史學家張宏波指出,美國及西方國家戰後接管地區的日本軍官或領導人所受到的對待,與在中國大陸的情形大相逕庭,在中國大陸的日本軍方領導者都受到了良好對待,也都能與原本應該接受他們投降的中方領導人維持較長期的關係。日本在中國領土雖然戰敗,但投降並不意味著其與中國的關係就此告終,因此得以實質上和平地迎接戰敗。白團所展現的就是這種延續性,雙方的關係從戰時一直持續到戰後,事實上他們共同對抗共產主義的立場,更突顯了日本軍方與國民黨關係間所延續的一致性。

戰後日本帝國的救贖之路?

在日本投降前,蔣介石十分關切大批日軍留在中國一事,初步估計大約要花費五至十年才能將這些日本士兵全數遣返回日本。即使後來確實很快遣返了上百萬人,但還有數以萬計的日本部隊困在緊接而來的內戰之中。日本的需求與中國國民黨的目標產生了交集,特別是從一九四八年晚期開始,國民黨部隊在內戰中趨於劣勢,且冷戰開始後,兩國在經濟上也有了緊密的關聯。在那樣的情況下,雖然岡村寧次屬於已解散的日本軍隊,但一貫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使他得以扮演特殊且核心的角色。對國民政府來說,中國大陸的局勢與在歐美控制區投降的日本人所面對的情況大不相同。國民黨政府一再拒絕把岡村送到東京審判庭作證,顯示出其早有建立白團這類組織的想法,甚至可能早於岡村被遣送回日本之時。

對於國民黨企圖拉攏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推翻共產黨在大陸的勢力一事,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基本上一直被排除在外。與白團相關的通訊來往大多維持在個人的層次,特別是雙方關係最穩固的軍方對軍方之間。駐日代表團的規模雖然不大,卻包含了駐外武官曹士澂將軍,這一點對岡村和其他前日本皇軍軍官來說倒是預料之外的好消息。但在曹士澂安排祕密日本顧問團體前往臺灣前,駐日代表團曾經被牽扯進日本皇軍中將根本博的鬧劇中──他企圖以一己之力協助國民黨對抗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發動的猛烈攻擊。

當幾位前日本皇軍將領齊聚在岡村寧次病榻前,研商如何幫助國民黨政府時,根本博和一小批人企圖偷渡臺灣而被捕的消息,則在日本及國際媒體上成為喧騰一時的大新聞。當時美國占領軍方面曾經發函給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要求中方解釋根本博事件的細節。完全不知情的朱世明對這一切顯得措手不及,但在和曹士澂商量後,他很快地回覆美方,表示根本博的事件與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完全無關。事實上,這是一群與白團無關的前日本皇軍軍人,在代表團渾然不覺的情況下祕密組成的。

根本博一行及戰後日本提供協助的形式

身為勝利者的國民黨政府要招募戰敗的日本皇軍幫忙打仗,從現在來看似乎無比荒謬,但當年幾乎同時發生了好幾起類似的事件,都是前日本皇軍軍官為了阻止共產黨奪去整個中國大陸,而自願幫助才剛擊敗他們的敵人。根本博就是這種信念的追隨者之一,而他所經歷的事件可說是日本人在戰後支持當地民族主義團體的例證,相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前法屬印度支那、荷屬印度尼西亞等地。

根本博是湯恩伯的顧問,實際上與白團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至於他是否真的在防衛臺灣及扭轉軍事局勢上起了作用,至今爭論不休。

對日本本土四個主要島嶼而言,二次大戰結束已是無庸置疑,但對日本先前所控制的其他地區──特別是蒙古、華北地區、山西省以及滿洲沿蘇聯管理區域的部分──日本投降不過就是一紙降書。這些地區的日本軍隊在戰爭結束時收到了內容相互衝突的命令,以致有些人乾脆逃跑,確保自己能搭上第一艘遣返船隻回日本;另外像是根本博或那些在戰後仍如「英雄」般作戰的人,他們掌控了內蒙古的北中國駐軍,以及周遭靠近蘇聯和北中國邊界的地區,並且協助組織了數以萬計的日本平民,讓他們能井然有序地被安全遣送回日本。同時,根本博麾下的軍隊還繼續在河北省的張家口與蘇聯軍隊零星戰鬥。

戰後初期,中國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的內戰硝煙又起,國民黨領導人當時可能向根本博暗示過國民黨需要日本的協助,中國才能成功發動遏制國際共產主義的戰役。根本博一直是反共戰爭的信徒,所以在五十六歲那年決定前往臺灣幫助國民黨。根本博曾經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見過蔣介石,那時蔣介石到北京與投降的日軍將領會晤,而根本博是該地區的最高領導者。由於蔣介石不主張對日報復,並認為日本應該保留許多軍人相信能保護重要「國體」的天皇體制,據說根本博因而對這位國民黨領導者相當有好感。蔣介石解釋道,促進亞洲和平的唯一途徑,就是和日本共同努力。這個「不念舊惡」的政策,也因此很快就在戰後贏得了日本軍事專家的幫助作為回報。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根本博趁著夜色抵達位於九州宮崎縣東岸的延岡市,從港口搭上一艘小漁船向臺灣前進。他使用了「林保源」這個中文化名,同行的還有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包括一名曾在上海待過幾年的日文翻譯員,以及幾位應和國民黨關係密切的臺灣人。他們循著一條古老航線前進,幾個世紀以來,貿易商都使用這條海路於日本西部島嶼、臺灣、沖繩以及中國東南部往來運送商品及人口。這並不是根本博第一次前往臺灣,但有些傳記似乎不願多提他是如何與美國占領當局交手,另一些傳記則描述成他似乎全憑一己之力抵達臺灣。無論如何,根本博一行人究竟怎麼抵達臺灣,至今仍是個謎。其中一個說法是,根本博第一次企圖離開九州時曾被美國軍方人員拘留訊問,但他說服對方自己是要去幫蔣介石的忙,對方還護送他們上了一艘船,只是這艘船在半途遇上暴風雨,他們又被美國海軍救起,送到沖繩再次遭到訊問,能言善道的根本博又把他的計畫解釋了一遍,美軍接受了他的說法,而且一路非法護送他們到基隆港。

另有一說指稱根本博等人從九州直接出發前往臺灣,一路航程相當艱苦,駕著小船用「跳島」的方式往南轉西航行,被迫不吃不喝數日,終於在啟程後十四天抵達基隆港。當時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一行人才剛踏上臺灣即被扔進監獄,根本博和他的隨行翻譯費盡口舌解釋他們是專程來幫蔣介石對付共產黨,而不是從中國大陸逃來,更不是走私客。不過,根本博及其翻譯也很快就發現,原來最初和他們接觸並提出協助國民黨任務的臺灣人,與實際的軍事計畫毫無關聯,而是另有目的的騙子。幸好他們的運氣不錯,國民黨高層不久後就聽到風聲,說是有位名叫根本博的日本人被關在牢裡。當年根本博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讓他頗負盛名,國民黨高層於是下令釋放並將他帶到臺北。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根本博抵達臺北,巧合的是,美國政府在同月五日發表了對中國白皮書,這意味著國民黨失去了來自美國的軍事支援,這個時機對根本博而言再有利不過了。他們舒適地被安置在溫泉勝地北投附近,大約一星期之後,湯恩伯親自前往探望。曾經在日本留學的湯恩伯說得一口流利日語,雖然他與根本博素未謀面,但都曾耳聞對方的大名,不久之後,湯恩伯就帶著根本博到北臺灣的草山與蔣介石見面。

然而又有另一個相似的版本提及,根本博出其不意抵臺時並未碰上什麼大陣仗,而是被關了長達一個月。當時正值盛夏,監牢中的日子特別難熬,除了令人無法忍受的高溫外,獄中的條件也很差。直到某天,他突然被通知可以洗澡、刮鬍子、換上新衣物──原來他的身分及抵臺目的傳到了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誠耳裡,兩人這才見了面。

在經歷入獄的插曲後,蔣介石下令給根本博一行人在日本的家屬一筆錢,並立即派遣他到金門協助湯恩伯,幫忙設計對付共產黨的防衛措施。雖然根本博原本希望抵達臺灣一事能保密,但香港的一份報紙卻將這件事公諸於世。東亞國家的新聞機構也跟著報導,指臺灣正在招募日本軍人,根本博就是為此被送抵臺灣。

姑且不論根本博抵臺的確切路線以及究竟是誰先釋放他,被共產黨打得七零八落的國民黨軍隊似乎真的因為他的抵達而士氣大振。此外,根本博最終加入了湯恩伯的顧問團,更進一步接觸到何應欽。根本博和湯恩伯日後發展出密切的關係,甚至在其返日之際,湯恩伯還特地做了一首詩送行,感謝他對中國國民黨的貢獻。當初可能是蔣介石本人提議讓根本博加入湯恩伯的部隊,因為湯恩伯當時敗給了共產黨軍隊,正從廈門南部撤退。無論如何,湯恩伯是先將根本博帶到福建省廈門,然後才前往距廈門十四英里外的金門,並向根本博討教如何抵禦與共軍無可避免的一戰。至此,浮現了一個依然沒有定論的問題──根本博是否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國民黨軍擊敗共軍的古寧頭戰役中發揮了作用?或是他如聖徒般的事蹟不過是白團神話的副產品?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至三日的日記中,倒是透露根本博抵達臺灣這件事應該為後來日本人和中華民國的合作埋下了種子,他本人也與根本博談到利用前日本軍人發展對抗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武力。由於美國已經切斷對中華民國的支援並退出這場戰爭的舞台,國民黨軍隊又面臨不斷推進的共產黨武力且節節敗退,因此這時候的蔣介石顯然不會放過任何採取行動的機會。

至於根本博是否在金門一役發揮了扭轉戰局的功用,相關證據顯得彼此矛盾。根本博的傳記作者就想要宣揚他以一人之力幫助國民黨抵禦共軍的貢獻。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大規模戰役發生在金門島北邊名為古寧頭的村莊,按照根本博所擬定的戰術,國民黨部隊應該先迫使共軍撤退,再夾擊後撤的部隊,造成其重大傷亡。儘管最終的統計數字還存有爭議,但這場戰役明顯是國共內戰中國民黨一方少數獲得的勝利之一。共產黨軍隊大約有四千人陣亡、五千人被俘,國民黨的損失則為一千人左右。此戰對一路敗退的國民黨軍隊而言,在精神上有莫大的意義,也讓共產黨了解要奪下臺灣並非他們所想的那麼容易。古寧頭戰役並未使任何一方放棄宣稱有朝一日將統治全中國,但確實標誌了一場軍事對峙,預示了在地理位置如此接近的情況下,雙方可以維持防衛姿態僵持多久。根本博宣稱,在國民黨難得擊潰共產黨的這一戰後,他便被尊為「戰神」,而其戰功還包括傳言共產黨以美金五萬元懸賞他的人頭。這些事蹟早已在媒體上大肆宣揚。一九五○年二月,一名日本記者報導了根本博在中國的活動,並以宛如緬懷昔日偉業的手法呈現。雖然日本當時幾乎已遭戰爭摧毀,但許多日本人仍然嚮往戰場,因為那讓他們有機會重溫自己身為帝國戰士時曾經相信過的一切。

白團的成員事後回顧,當根本博的事蹟在日本媒體間傳開了之後,反而讓白團的非法活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掩護,特別是在早期。美國人跟英國人也都知道根本博的行動,這件事證明西方國家一直相當關心前日本皇軍在臺灣的「祕密」活動。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發電報回英國外交部,提及一位美國武官在軍事演習時與根本博會了面,雙方曾短暫地交談,但對話很快就被國民黨軍官打斷,因為他們不希望外界知道當時有三十五名前日本軍官正負責訓練國民黨部隊。據稱根本博曾經向他的同僚表示,即使有日本人的幫助,國民黨部隊仍舊「沒什麼改善」。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根本博帶著當年留在小船上的那根釣竿,靜悄悄地回到了日本,卻沒料到又引起媒體轟動。根本博不過離開了三年,但日本在這段時間內卻經歷了巨變――美國已結束占領,日本開始重建工程,臺灣則成為美國維護其在東亞「美利堅和平」的一環,藉以對抗共產主義。幾年之後,蔣介石特別送了一只中國花瓶給根本博,表達國民政府對他的感謝。

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基督聖體學院院士。
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日文譯本:《思想戦 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榮獲索菲•蔻食物史獎﹝Sophie Coe Prize for Food History﹞,正體中文譯本:《拉麵的驚奇之旅》), 以及中英日文學術論文數十篇。


書名:《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作者:顧若鵬(Barak Kushner)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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