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從苦力貿易到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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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拒於門外與門戶開放

一九○○年七月,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發表文章,主張入境和貿易對中美「互有助益」。他列出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出口中國的主要商品:棉製品、煤油等消費品,以及更晚近的鋼鐵製品,尤其火車頭。他訴諸美國商業利益,說從製成品到鐵路、礦場、港口改善、街燈和其他基礎設施工程,美國在中國進一步貿易、投資的機會甚多,因為中國正「快速……投入世界的前進運動」。

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利原則從事對外貿易;但伍廷芳指出,「交易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事,原因很簡單,兩方才能交易。」孔子把「互惠」視為人生的指導原則,也就是美國人所會同意的「為人準則」(golden rule)。但「真正的互惠有賴於開放門戶」,伍廷芳寫道。不過,中國被美國「挑出來施以不公平對待,成為敵意立法的對象。(中國)對美國人民敞開大門,卻讓中國人民吃美國的閉門羹。」

        從商業、互惠角度立論反對排華者,伍廷芳不是第一人。自十九世紀中期起,反對排華者,包括歐美人和華人,都主張遷徙和貿易關係密切。切斷遷徙,後者會受害。但如果說排華會傷害貿易一說是華人問題辯論裡固定的論點,對於排華對商貿的實際影響,卻少有探究。要回答此問題,需要考慮到排華的多個面向。排華對全球貿易和商業關係有直接、間接影響,影響見於諸多不同的經濟活動領域,程度不盡相同。其中一個面向與排華對華商在美國和英國諸移民殖民地裡的貿易、投資的影響有關。另一個面向則要看排華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還有一個問題,則在於以黃金為國際貨幣本位制,對仍採銀本位制的中國的貿易收支和其在全球經濟裡的地位有何影響。

排華最直接的影響,係海外華商和華人投資人的銷路、投資出路變少。在中國(和香港)與澳洲、美國間作貿易的華商,安身於華人市場,華人市場雖然不小,但依舊處於商業主流之外。一八五○年代期間,舊金山、香港的華商和華人航運企業家,靠著將各種商品從中國出口至加州,財源廣進——不只素負盛名的茶葉和絲織品,還有花崗岩、木材、麵粉、棉製品和一般大眾所需的其他消費品。華人也從航運獲利;有些華人自行買船,其他華人找美國人的船托運貨物。整個一八七○年代,海外華商和華人航運業者(雙向)載客;自中國輸入稻米(一年一百萬美元的生意)、茶葉、鴉片;向中國輸出小麥、麵粉、人參、汞、「財寶」,包括華工委由歐美銀行寄送的金砂、金塊。

中國依舊是舊金山前三大貿易夥伴之一,至少至一八八○年為止是如此。那時,舊金山已有二十五家華人所經營且與香港有生意往來的進出口公司。其中生意最好的幾家公司,每家的貿易額都相當於五十萬美元,許多公司是舊金山商業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的成員,其中七家是股東。一八七○年代期間,有些事業有成的華人礦工和華商投資採礦事業,但從未有機會投入大規模的資本項目。他們在農業、都市製造業裡的角色,分別侷限於承租和分包。

反華人的敵意和排華法,在多個方面傷害海外華商和華人小資本家。華人人口變少,市場跟著變小。華人還受到不公平待遇。一八七○年代,舊金山火險公司開始取消其與華人店鋪老闆所簽的保單。舊金山通過數條騷擾華人商家的法律,例如禁止挑扁擔走在人行道上的法令,以及惡名遠播的洗衣店條例。該條例對華人所經營的木造洗衣店施以歧視性對待。

一八八○、九○年代期間,移民局更改其對排華法的解釋,擴大對「勞工」的定義,窄化對「商人」的定義。一九○○年代初期,該局以新敵意對待抵美的商人,將他們拘留、盤問,常常不讓他們入境。舊金山中文報紙《中西日報》主編吳潘洲說,惡待商人,激起憤怒和反感,從而大大傷害商界。所有大華商,過去付的關稅占舊金山港關稅收入三分之一,但由於受到不公的對待,都已回中國或改去他國做生意。二十世紀初,美國境內經營有成的華人資本家企業為數不多——一些大型農場主和罐頭食品廠老闆、一家銀行(一九○六年成立於舊金山的廣東銀行)、一家輪船公司(一九一五年成立於舊金山的中國郵輪〔China Mail〕)。

在澳洲,一八七○年代華人資本家對最北邊的礦業、種植園農業投入更多資金,但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些商機都隨著入境限制妨礙華工的取得而變少,因為他們的事業靠華工才得以經營下去。澳洲籍史家保羅.格里菲思(Paul Griffith)主張,英裔澳籍菁英寧可毀掉北領地經濟,也不讓華人開發該地。諸殖民地合為聯邦後,已對農業發展投入龐大資金的昆士蘭,靠政府補貼用較高工資僱來白人工人,取代華工和太平洋島民工人。公共衛生官員提出新理論,反駁關於白人在熱帶地區退化一說的舊理論,長年以來這些舊理論被拿來當作使用有色人種勞力的藉口。拉斐爾.齊倫托(Raphael Cilento),澳洲熱帶醫學會(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ropical Medicine)會長,一九二五年吹噓道,白人憑藉勤勞、愛乾淨、「種族純正」,在熱帶地區過得很好。在此觀點下,原本被認為體質能忍受熱帶環境的非白人,這時被視為太髒,身上病菌太多,無法從熱帶疾病預防、治療方面的醫學進步得益。在墨爾本等南部城市,華人依舊只能在華人市場作買賣,只在少許適合華人發揮所長的行業服務非華人的消費者:種菜和製造家具。庫克敦(Cooktown),作為連接北昆士蘭和新加坡、香港的口岸,興盛一時,但一八九○年後衰落。

但在澳洲開店作生意的華人撐了下來。許多人取得豁免執照,以把夥伴和家人帶進來,店鋪生意未衰退,甚至做得更大。在因尼斯費爾(Innisfail),譚仕沛(Taam Sze Pui)所開的仕沛(See Poy)百貨,是北昆士蘭最大的百貨公司。他在斐濟、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種香蕉和甘蔗,也很成功。因此,譚仕沛參與了澳洲華人投資有成的兩個不尋常領域―百貨商店和香蕉業。另一個事業有成的零售業者洪元(Hong Yuen),在新南威爾斯北部的小鎮因佛雷爾(Inverell)經營乾貨店有成。他以該地為總部,建立遍及新南威爾斯-昆士蘭交界地區的一連串「現款取貨」(cash and carry)店,他的家人經營此家業,至少至一九三○年代為止。

但其他華人零售商離開澳洲,前往香港、中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馬應彪一九○○年離開雪梨,創立香港第一家百貨公司,先施百貨。郭樂、郭泉兩兄弟,在雪梨經營一家水果、堅果店,後來離開澳洲,一九○七年在香港創立永安百貨。先施、永安這兩家百貨公司不久都會在上海最時髦的購物區——南京東路——展店,建立不折不扣的零售帝國,分支擴及從雅加達到澳門到新加坡等地。

有一股更大的趨勢把華人外移的勞力和資本轉向他處,而澳洲華人在香港、東南亞經營百貨公司有成一事,則是這股趨勢的一部分體現。值得注意的,從中國南部往東南亞的外移潮,一八七○年後大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達到巔峰。十七世紀起,就有華人赴東南亞經商、定居,華人以親緣或結拜關係為基礎,一起在貿易、採礦、務農方面打天下。十九世紀初,歐洲人改變自己以因應這些結構,一如華人改變自己以因應隨著甘蔗田、茶園、咖啡園擴散而來的新需求、新機會。

供應歐洲工業市場的錫礦開採、橡膠生產,有賴於更大量工人,才得以在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急速成長。東印度群島部分地區和馬來亞的錫礦業,不只倚賴華工,還倚賴名叫「頭家」的華裔資本家。頭家出資招工,為作為錫礦業支柱的小型華人礦業公司提供資金。華人和印度人的遷徙網絡,對涉及緬甸、海峽殖民地、馬來亞、暹邏、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群島、菲律賓的互賴性東南亞經濟的發展,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從印度遷徙到東南亞的人數,與從中國遷徙到東南亞的人數相當,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三八年共約一千四百萬人。

從中國北部遷徙到中國東北的人數也差不多,從一八九○年代至二次大戰,回應俄羅斯、日本在東北的工業、礦業開發,共約兩千五百萬人移至該地區。往東北遷徙的中國人,包含就此落腳者和季節性移工。誠如先前已提過的,為川斯瓦爾採礦計畫在中國北部招工一事,源於日俄戰爭期間中國東北季節性移工市場遭打亂。有些進入不了美國、加拿大的中國人,轉往墨西哥、拉丁美洲;但當地也跟著出現限制心態,因此這些地方的華人依舊不多。

於是,排華的後果,首先是華商和華人資本家在西方的經濟機會大減;其次是華工、華商的外移地集中於東南亞和北亞。前者未直接導致後者,但這兩股趨勢都不只是偶然的巧合。兩者都是二十世紀初期全球遷徙大重組現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定居型移民外移到白人自治領;東歐人、南歐人外移到西歐正工業化的城市;亞洲人遷徙到東南亞、北亞的殖民地經濟體。這些新的族群-種族遷徙模式,並非對勞動、資本市場需求的純粹自發性反應,反倒是把勞動、商業能量導向某些方向而非其他方向的諸多政治、經濟措施所共同促成。

這些作為包括負面政策,例如排華,也有正面政策,例如刻意把英國人的外移地從美國轉向加拿大之舉、實業家、農學家、勞工仲介、航運公司鍥而不捨為官方和雇主招工。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建立在較早就存在的遷徙上,但規模比以前大了許多(英國人外移加拿大、華人外移東南亞);在其他情況下,新的遷徙流問世(義大利人外移美國和阿根廷)。這些模式一確立下來,即透過方興未艾的需求和連鎖遷徙增生。全球勞力再分工源於歐美資本、國家、帝國的急速需求。

二十世紀初的全球遷徙,也因亞洲契約工的使用減少而值得注意。白人種植園殖民地的奴隸得到解放後,一八三○年代白人開始使用華人、印度人苦力,但十九世紀後期,對這類苦力的使用漸減,到了一次大戰,已幾乎看不到。清廷派人調查華工在秘魯、古巴的情況後,一八七○年代終止華人契約工輸往這兩個地方。一九○四至一九一○年的川斯瓦爾金礦開採項目,係中國政府所批准的最後契約勞動計畫之一,但晚至一九二○年代,在其他非洲殖民地,由於旁門左道和貪腐,仍有零星的這類情事。印度契約工遷徙至加勒比海,十九世紀後期變少,但由於英國人動員印度人至新的殖民地種植園區工作(納塔爾和斐濟的甘蔗田、馬來亞的橡膠園),一八九○至一九一○年其實變多。

但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亞洲人契約勞動還是開始愈來愈走不下去,不管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來看,皆然。印度工和華工抗議自身的處境,有時動用罷工,宗主國、殖民地的改革者亦然,最著名者當屬甘地在納塔爾的抗議行動。在馬來亞,白人資本直接控制錫業,以較大的持有地、機械化、較短期合約、自願勞工把華人「頭家」擠走;簽下三年期務工合約、前往新加坡、檳榔嶼工作的華人,一八九○年後開始減少。

一般來講,當工人有其他出路時,要維繫住契約勞動就比較難。從圭亞那到納塔爾到馬來亞諸地的印度人、華人,務工合約期滿後,即以自由之身闖天下,或靠工資為生,或開始經營小農場,做小生意。英屬馬來亞和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橡膠生產者,發覺契約工不足以應付所需,一九一○年時已轉而使用自由工。這不表示不再有嚴酷的勞動條件或社會歧視。例如,馬來亞的橡膠、錫礦工人營地,以惡劣的環境而臭名遠播。

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為美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提供勞力的東歐、南歐工人,也有類似的處境。《一八八五年佛蘭法》(Foran Act of 1885)明令禁止外籍契約勞動,但還是有新的歐洲移民在某個區隔出的勞動市場從事辛苦的非專技、低工資勞動,住在特定族群的聚居區裡,受到多種不公平對待。一如東南亞境內的同類人,許多新歐洲移民(多達五成)是季節性或臨時性移工,出國打工,把賺到的錢匯回老家。亞洲移工被認為是契約苦力,歐洲人被認為是自願入境者和靠工資為生者,但在二十世紀初期兩者在基本上有許多共同之處。

排華法對中國與英美世界貿易的衝擊有所不同。以茶葉為例可看出其中差異。茶葉曾長期是中國的首要出口品,茶葉貿易的龍頭地位始於十八世紀初,那時英國人需要一項可用來花掉手中白銀的中國貨。十九世紀後期,茶葉仍是中國出口的最大宗;一八七四年,茶葉占出口總額五成五。絲綢居其次,占一成五。茶葉和絲綢占如此大比重,表明中國無意或沒必要採多元的出口導向經濟。但隨著中國進口更多舶來品(一八六七年鴉片占進口總額四成以上),茶、絲綢出口攸關貿易的順逆差。

從一八八六至一九○五年,中國一年茶葉出口量少了一半以上,從兩億四千六百萬磅降為一億一千兩百萬磅。中國對英國、澳洲、美國的茶葉出口也驟減,但原因因地而異。英國人於一八四○年左右開始自行在印度種茶葉,取代中國茶葉,以改善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英國推動鴉片貿易,也出於同樣考量。印度茶葉花了一段時間才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一八五七年印度出口茶葉已達一百萬磅;隨著阿薩姆茶葉產量增長和一八八○年代錫蘭茶葉進入市場,來自南亞次大陸的茶葉逐漸接收英國本土市場。一九○五年,來自中國的茶葉,已只占英國所消耗之茶葉的四十分之一。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馬士(Hosea Morse)哀嘆道,印度茶葉——大面積種植、以工業方式加工處理、兩泡「不失其醇厚」——已使英國人的口味「大大錯亂,體會不到中國茶葉所慣有的那種淡雅清爽,因而即使降價求售,都找不回市場。」

澳洲人,據說人均喝茶量高居世界之冠,連英格蘭都比不上。至一八八○年代後期為止,澳洲人繼續從中國買進茶葉,儘管英國人把印度茶葉說成澳洲境內的「愛國」飲料來推銷。中國茶葉較便宜,被認為品質優於印度茶葉。澳洲人未亦步亦趨跟著英國人轉向,直到一八八六年阿富汗事件後,澳洲人才改變其茶葉的忠誠對象。在新南威爾斯,中國茶葉消耗量從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七年少了將近六成,係中國對澳洲出口普遍下滑現象的一部分。當時某分析家指出,對華的敵意「凌駕其他所有考量,包括商業考量。」

就在中國茶葉對英國出口下滑之際,英國對華出口增加了一倍多,原因之一係中國對外開放更多口岸通商。一九○三年時英國對華貿易順差已達三千五百五十萬兩(五百三十萬英鎊)。英國在中國和香港的經濟活動日益集中於服務業,尤其金融業,正符合大勢之所趨。英國人在上海、香港的銀行收入中國人的資本,投資於東南亞等地。

作者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身為美國的法律與政治歷史學家,她的研究興趣涵蓋移民史、公民身分與國族主義,還有海外華僑。她著有得獎作品《不可能的對象:非法的外來者與當代美國的建立》與《幸運之家:一家人如何奇特的開創了美國的華人世界》。她也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媒體上刊載關於移民史與移民政策的相關文章。


書名從苦力貿易到排華
作者:艾明如(Mae Ngai)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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