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恥辱： 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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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母親與妖魔

女性通常被認定為性暴力的對象，而非發動者。她們被描繪成「居家天使」、「純真的代表」，以及兒童與社群的養育者。針對性暴力從事的學術研究也經常強化這樣的觀點。畢竟，關於性暴力的知識基礎就是女性主義者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激進洞見，而且至今仍然如此。在這項傳統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對於強暴的認知保持了嚴格的二元性別劃分：他們都是從男性加害者和女性受害者的角度進行思考。陽剛特質本身被描繪成一種受到汙染的特質，熱愛攻擊性的性表達形式。這種想法的一個極端版本可見於麥金儂的一段話裡。她表示，男人想要的是

被綁縛的女人、被毆打的女人、被折磨的女人、被羞辱的女人、被貶抑和糟蹋的女人、被殺死的女人。或者，不要冤枉軟調色情作品，〔這類作品裡的男人所要的是〕願意上床、能夠讓男人擁有、隨時陪在男人身邊、願意讓男人取用，也許只稍微受到綁縛的女人。

麥金儂譏諷道：「男人之所以樂於把女人踩在腳底下，部分原因是這樣會讓他們翹高高。」

這類言詞並不合乎真實，而且也具有危險性。痛罵男性無助於我們理解具備攻擊性的性接觸所帶有的複雜性，更是絕對無助於和男性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同樣重要的是，這樣會把女性恆常擺在受害者的地位：只要身為女性，就永遠都會是受傷和從屬的性別。社會批評家瑪庫斯以深具洞察力的觀點評述道，「在任何關於強暴的解釋當中，把男性的暴力或者女性的脆弱性當成不可或缺的元素」，會使得「強暴犯與被強暴者的身分先於強暴行為本身而存在」。誠然，我們對於性別、能動性和屈從需要有更細膩的思考方式。這就是為什麼本章的根本前提是陽剛特質並不帶有暴力的本性，陰柔特質也不帶有消極被動的本性。把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套在生理男性和女性的身體上，也代表了對於性別的一種有限理解，必須被另一種比較細膩的觀點取代，也就是哲學家巴特勒和其他酷兒學者採取的那種從踐行角度看待性別的方式。如同我們後續將會看到的，性虐行為是性化勞動的產物，而那種勞動又帶有政治性質。

女性加害者

女性主義者已不再能夠忽略女性也會對別人施加性傷害這項事實。無可否認，實務上確實有充分的理由讓人對於聚焦在具有性暴力傾向的女性這種做法抱持戒心。第二波女性主義者發現，由於他們揭露了女性遭受的男性暴力有多麼嚴重，他們的部分對手因此找出了相對的例子，也就是從事了性攻擊行為的女性。蘭茨伯格慨嘆說：「媒體只要發現自己能夠指出有個女人就像男性『一樣邪惡』或者『甚至更糟』，就會深感寬慰而滿意。」聚焦於這樣的女性，能夠把針對最常見的施虐者所提出的性別化批評有效去政治化，而那種施虐者就是順性別男性。

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比較令人擔憂的發展是男權運動的繼續增長。這些擁護男性的運動人士針對性虐的女性加害者提出扭曲的統計數據，而藉此推動一種激進的反婦女主義理念。不意外，監控仇恨團體的南方貧窮法律中心把許多這類男權團體都列為販賣仇恨的組織。一項精明務實的女性主義政治運動，也許不會想要把「正義天平」朝向更加不利於女性還有少數化性別的方向傾斜。

不過，我將在本章主張，把受害者區分層級所造成的危險，更大於淡化男性主導的暴力或是加以去政治化。認知並減少一切苦難，對於任何女性主義政治運動而言都具有關鍵重要性。女性主義如果對於所有個體和所有性別的脆弱性視而不見，在政治上就會軟弱無力。

反恐戰爭

關於女性施加的性暴力所提出的文獻，大部分都指向在地緣政治南方的內戰類型衝突期間所發生的極大量案例。我在本章稍後將會回頭探討這些衝突，但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從事了性攻擊行為的女性在西方並不罕見，只是評論者經常把這類女性描述為異乎尋常或甚至變態的個人，而非隸屬於在性方面具有好鬥傾向的文化。

美國的「反恐戰爭」在從事了性攻擊行為的女性方面提供了許多例子。二○○五年，在海軍中將丘奇三世的主導下，五角大廈針對關達那摩灣（古巴）的美國軍事監獄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揭露其中有些女性訊問者利用性化策略逼供。一名訊問者「對一名被羈押者做了不當接觸，用手指輕撫被羈押者的頭髮，而且話語和肢體動作都帶有性暗示意味，包括坐在被羈押者的大腿上」。《丘奇報告》聲明這樣的行為並非《軍事審判手冊》當中定義的「猥褻傷害」罪行，「因為訊問者不是懷著滿足自身性慾的意圖而做出這項行為」。因此，她僅止於「受到書面訓誡」。丘奇提及另一名女性訊問者「把一支紅色麥克筆的墨水抹在被羈押者的上衣」，然後對他說他衣服上的「紅色汙漬是經血」。這名訊問者遭到了「口頭訓誡」。6在關達那摩灣擔任口譯員的薩爾目睹了這類行為。他記述自己在那座機構的所見所聞，提及自己看見一名女性訊問者把（偽）經血塗抹在一名穆斯林被羈押者的臉上，導致那名被羈押者不斷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赫絲基是代表關達那摩灣被羈押者的其中一名律師，她描述那些被羈押者

被迫在女性警衛面前脫光衣服，有些人的私處遭到觸摸和掐捏，有些人被提供性服務以換取合作，有些人則是遭到強暴的威脅。我的一名客戶告訴我，有個訊問者掏出一個保險套，威脅說他如果不「合作」，就要把那個保險套用在他身上。

有個女性訊問者「把香菸的煙霧吐在他臉上、摩挲他的脖子、說他相貌英俊、以描述性行為的方式『挑逗』他、發出淫叫聲，以及脫下上衣，讓〔那名〕客戶看見她的乳房與乳頭」。關達那摩灣的另一位律師描述說，一名被羈押者談到當初有個女性訊問者對他說出性暗示話語的時候，忍不住哭了起來。那位律師回憶道，那名被羈押者「真心感到害怕」，原因是「他害怕對方會強暴他」。一名官員承認說，在關達那摩灣這類機構裡，優秀的訊問者都會「採取主動，並且發揮一些創意」。

對於在關達那摩灣與阿富汗受到採用的這類手法，輿論撻伐的聲浪不大，沒有像伊拉克的性化刑虐照片遭曝光之後那樣引起軒然大波。陸軍的刑事調查處在二○○四年一月十三日收到那些照片，提供者是憲兵准士達比，曾經派駐於阿布格萊布的巴格達矯正機構。CBS新聞的《六十分鐘II》節目於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揭露這項醜聞，而記者赫希發表於《紐約客》雜誌的系列文章則是刊登於同年的四月與五月。

那些性化刑虐行為的加害者大多數是男性的警衛與士兵，而非女性。他們雞姦被羈押者、以警棍和磷光棒性侵他們、要求他們公開裸體、把女性內褲套在他們頭上、強迫他們自慰，並且逼迫父子從事性行為。大部分的虐待行為所帶有的恐同性質都明白可見，其目標也是在於把男性囚犯轉變為充滿恐懼而又種族化的「女人」。

比較沒有受到那麼廣泛報導的，則是女性囚犯在伊拉克各地的羈押中心遭到美國男性警衛施加性羞辱、強暴，以及因此懷孕的情形。二○○三年十二月，一名被稱為「努兒」的女性囚犯從阿布格萊布監獄把一份控訴強暴行為的短箋偷偷交給伊拉克律師斯瓦迪。努兒懇求伊拉克反抗勢力炸毀那座監獄，好讓他們不必再遭受更多的羞辱。有些受虐的被羈押者據說藉著自殺尋求解脫，另外有些人則是在獲釋之後遭到家屬「榮譽」處決。

這些男性施虐者的行為受到了譴責，但許多評論者都指稱那些虐待只不過是軍事陽剛特質發揮到極致所造成的結果而已。相對之下，大眾的沮喪則是聚焦於那些呈現了美國白人女性犯下性虐行為的照片。二等兵瑛葛蘭、二等兵安布爾與准士莎賓娜．哈曼的照片深深震撼了女權團體。在一個標題為〈女性主義的假設遭到推翻〉的章節裡（二○○四），著名社運人士暨專欄作家艾倫瑞克坦承說，她看到阿布格萊布那些照片的反應，證明了她「對於女性仍然懷有一些幻想」。她雖然從來不曾認為女人「先天比男人溫柔又比較不具攻擊性」，卻仍然懷有另一種「女性主義的天真」──亦即假設男人是「永遠的加害者」，女人在他們面前則是「永遠的受害者」。用艾倫瑞克的話說，許多女性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加害女性的性暴力是

一切不義的根源。強暴一再被反覆當成戰爭工具，而某些女性主義者也開始覺得戰爭看起來像是強暴的延伸。看來似乎至少有些證據顯示男性的性虐狂和人類物種可悲的暴力傾向有所關聯。那是在我們目睹女性的性虐狂實例之前的事情。

她在阿布格萊布案件當中見到的情形，摧毀了她認為女性在道德上優越於男性的信念。

艾倫瑞克的不安源自學者和其他評論者的一種心態，亦即不願碰觸美國軍隊裡的女性攻擊性這個問題。女性主義學者向來聚焦於女性在軍隊當中遭遇的各種不公正現象，包括女性不准擔任戰鬥職務、女性軍人面對的晉升障礙，以及女性士兵在軍隊內部遭到性騷擾與強暴的普遍情形。這些關注掩蔽了另一項事實，亦即軍隊的女性成員也會對其他人施加暴力──包括世界各地的女性。

相對之下，伊拉克那些虐行的視覺證據卻無法被忽視；誠然，軍事陰柔特質包含了性方面的好鬥性。如同哲學家曼恩評論的，在愈來愈民主化的軍隊裡，「美國女性被賦予了陽具」，並且「獲邀和男性一同加入軍事化的陽剛美學」。於是，女性獲准「成為插入種族化他者的那個人」。

這不表示女性施加的性虐與男性毫無差異。暴力是有性別之分的。伊拉克、阿富汗與古巴的美國軍事設施當中的男性警衛都從事了公然帶有攻擊性而且往往是插入性的行為；女性則是袒露乳房、半裸跳舞，以及塗抹偽經血。在這種情況當中，女性的性特質被武器化了。

至關重要的是，這些都是刻意採行的性別化手法。二○○五年的《丘奇報告》承認，關達那摩灣的女性訊問者從事的性化虐待行為帶來了「文化與宗教觀感方面的棘手問題」。美國軍事人員在被派往參加「反恐戰爭」之前，都接受了「文化覺察」訓練。記者古雷維奇與莫里斯解釋說，這樣的訓練包括被教導阿拉伯男性「在性方面正經古板，特別不願意在公共場合被人看到自己的裸體，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既然如此，要讓阿拉伯男人崩潰最有效的方法，不就是把他的衣服脫得精光、把他綁起來，並且找個女人來嘲笑他嗎？」古雷維奇與莫里斯堅稱，虐待行為的女性參與者「沒有必要擰拉囚犯脅迫他們做出什麼姿勢，或是以其他方法壓制他們」。她們的目的純粹是藉著置身現場扮演目擊者的角色就能為被羈押者帶來痛苦。陸軍准士格雷納是虐行的首要教唆者，他承認讓女性訊問者在場觀看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嘿，這裡有個女人；瞧，她在看你」。瑛葛蘭附和他的說法，明白點出說：「他們想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讓女性出現在現場，好讓他們知道自己遭到了被女人看見自己裸體的羞辱。」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被羈押者阿爾胥威里非常明白這一點。他指出，那些施虐行為，包括有美國女人參與其中的虐行，都是為了要「羞辱我們，打擊我們的自尊心」。「我們是男人。」他堅決表示，並補充說：

他們可以打我沒關係。毆打不會傷害我們，那只是皮肉之傷而已。可是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男子氣概遭到摧毀……他們想要讓我們覺得自己是女人，讓我們感到女人的感受。感覺自己像個女人，這是更嚴重的侮辱。

就這樣，美國軍方的女性成員藉著把西方異性戀本位的性「自由」強加在敵人身上，並結合白人的種族優勢，使敵人變得女性化。穆斯林宣教師巴什爾教長對這點直言不諱，指稱美國軍事人員表達了「強暴的自由、裸體的自由，以及羞辱的自由」。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歷史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士，也是英國格雷瑟姆的修辭學教授（2019-2023）。她出版了許多著作，包括《痛苦的故事：從禱告到止痛藥》（The Story of Pain: From Prayer to Painkillers，二○一四）、《戰爭與藝術：現代衝突影像史》（War and Art: A Visual History of Modern Conflict，二○一七）以及《動物之愛：論獸姦、戀獸癖與後人類之愛》（Loving Animals: On Bestiality, Zoophilia and Post-Human Love，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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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恥辱： 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
作者：喬安娜•柏爾克（Joanna Bourke）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