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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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七○年代到八○年代：「兩條路線」之爭、《中國時報》與我們

王昇崛起：台大哲學系事件、美麗島事件到劉少康辦公室

《中國時報》是我媒體生涯的開始，前後十三年；從編輯、記者到「人間」主編、副總編輯，都在白色恐怖下討生活。創辦《當代》的那時代，老大哥的戒嚴鐵腕還懸在半空。

《中時》老闆余紀忠（我曾當面喊他過「余老闆」，他笑笑的說再叫他老闆，他要送我去經理部門了。）要我回台灣接編「人間」副刊，應是八二年尾或八三年初。任命之前，余紀忠要我寫一份副刊企劃書，當時並不知道做什麼用，他看完後非常滿意，再三叮囑我保密，絕不可外洩，並鄭重面約我接副刊。副刊工作我倒不耽心，我對副刊很熟悉，而且當時我也無法拒絕，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如果拒不從命，勢必被調到紐約《美洲中國時報》去，當年「聞道長安似奕棋」，聽到紐約報社內部鬥爭甚熾，我可不願耗費精力在那上頭。二選一之下，只有應命，條件是，三年後再派我駐美。

當時台灣政治氣壓極低，余老闆受到很大的壓力。就在任命我返台的差不多同時，電召了總編輯俞國基自紐約飛往舊金山私宅，開口便問：「我想把台北《中時》關掉，全力經營美國的報紙，你看如何？」俞國基力陳不可，很有道理。八二年余紀忠到美國辦報，是不是一開始就打算關掉台北報社「轉進」美國？還是因為王昇手下的的《龍旗》雜誌在八二年十一月開始發動猛烈攻擊余紀忠之故？余紀忠備感威脅起自何時，大約只有起余紀忠於地下才有答案。所可知的是，直接、間接與王昇異軍突起脫不了關係，然而也或有更大的結構性的壓力在。（詳見後）

一九八二年是《中國時報》大成功的一年，銷售量直逼百萬，卻是余紀忠的噩年，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刊反成了余紀忠的致命傷，讓王昇系統得以追殺到見骨而不休。當年有所謂「兩條路線」之爭，一是李煥所謂較開明作法，一是王昇極反動的路線；甚至美國在台協會（AIT）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夕的報告也指出，統治集團內部有強硬派與保守派不同路線之爭；一指李煥路線、一指王昇路線。這兩條路線權力鬥爭積不相容，《中國時報》屬李煥派，《聯合報》屬王昇派，結果王「昇」而李「渙」。

「兩條路線」的王、李之爭，早在一九七二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即見端倪。掌控台大的有四大系統：國民黨系統、政戰系統、救國團系統、軍訓系統； 前兩系統屬王昇派， 後兩系統—軍訓教官歸救國團管—屬李煥派。一九七○年蔣經國派張德溥到台大當訓導長，當面給他指令：「現在台灣所有的大學我都能掌控，唯有台大我沒辦法，因為一向是自由派所操控，所以軍訓教官抬不起頭，國民黨不能發生作用，青年救國團也沒有用。」（見張德溥回憶錄）結果王昇「心廬」的成員馮滬祥當鬥雞，國安局檔案有一條重要的材料，明確指出 一九七四年四月馮滬祥與系主任孫智燊發動攻擊的〈臺大哲學系緊急座談會記要〉，是在「心廬」油印的，（見林易澄，〈威權體制與失控的執行者：從情治檔案重探臺大哲學系事件〉）證明與王昇脫不了直接關係。結果哲學系遭清洗，十三位教職員被解聘，僅有三人找到頭路，陳鼓應到「國關中心」、趙天儀前往國立編譯館，兩人都是李煥安排處理，校長閻振興在陳鼓應「國關中心」找頭路時參一腳，他去說情。王曉波原到成大，未果，「被安排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見其自述）胡基峻、李日章等被逼得走投無路；可見陳、王異於他人，背後是有靠山的，沒有憑藉的其他人幾乎衣食不濟。逯耀東在港辦過《中國人》，據曾任《中國人》編輯的皇甫河旺透露，出錢的後台是國民黨文工會；文工會屬李煥系統。逯耀東說過一段軼事，他曾為王曉波向王昇求情，王昇全不買帳，凶狠的說，「要王曉波跪著來求飯吃！」這是我親耳聽到的。但王曉波有不同的回憶。他說：

哲學系事件後，迫害並沒有結束，……，當年逯耀東教授在主編《中國文化復興月刊》時，說你王曉波既然已被解聘是否要來寫點文章，混幾文稿費吧！不必伸手跟太太要香煙錢，我失業二年半才安排工作。結果文章寫出來，並在九月初的《中央日報》刊出廣告，有六人去找逯耀東說不准登。逯耀東先生問，可否由他們刪改；他們說，王曉波的文章不必看。逯耀東說「我只是讓王曉波混二文香煙錢，你們不必這樣！」結果後來他們說：「王曉波要飯吃，叫他跪著來求我們！」（見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立法院〔台大哲學系事件公聽會〕，蔡同榮主辦。）

兩說詳略固不同，或誠如《春秋公羊傳》所說：「所傳聞異辭」；也許出於羅生門效應。重點是，陳鼓應到「國關中心」、王曉波「失業二年半才安排工作」，「安排」兩字吃緊，可知背後有有力人士打點，絕非出於王昇派系，李煥自是推手。王曉波在公聽會上表示，後來有人打他小報告，李煥找他去澄清云云。再根據《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王曉波、陳鼓應……與國民黨內部人士有聯繫」，「王曉波的續聘，有李煥、宋時選等人的影響」；宋時選即是當年救國團負責人，可見李煥是另一股對立勢力。晚近也有檔案資料揭露蔣經國在所謂「永靖會議」中三次明確指示有關臺大哲學系事件處理的紀錄；至於其他的耳提面命，尚待出土。

王昇勢力坐大，要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後。

一九七九年一月美中建交，台灣乃成立「固國小組」因應。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固國小組」核心成員之一、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文工會屬李煥系統）主張軍法大審應公開報導， 於是施明德、姚嘉文、黃信介等多名被告能在法庭上放言高談民主有理，輿情為之逆轉；楚崧秋的決策遭到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痛斥為「精神污染」，楚崧秋黯然去職，「固國小組」內部形同一次清洗，改組為「王復國辦公室」，權力全集中王昇之手。一九八一年五月起「王復國辦公室」又改名為「劉少康辦公室」。（參見陳翠蓮，〈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 年代臺灣威權末期的權力震盪〉）王昇要一枝獨秀，不容李煥的所謂「自由派」有任何喘息的空間，而《中國時報》明顯是「自由派」餘孽，收拾《中國時報》，把《中國時報》逐出伊甸園，不只是壓倒李煥的最後一根稻草，且可讓《聯合報》獨佔報業鰲頭，從此一統天下。

誰關了美洲版《中國時報》？答案在此！

余紀忠受不了王大將（朱西寧寫過頌揚王昇的文章〈將軍令〉）的壓迫，一九八○年六月放逐採訪主任周天瑞到美國，八三年換掉「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我是八三年三月正式接編副刊，雖感受到政局有「天風海雨逼人」的險惡，當時還有些懵懂，渾不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其實蔣經國對媒體的控制極嚴峻，當總統不過三年多，掌控新聞有甚於乃父。徐復觀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日記：

晚赴〔余〕紀忠兄所約之晚餐，席中有李幼椿〔璜〕、陶百川、張研田、沈雲龍、高化臣、楊乃藩及鄭女士，言及辦報之難，「現總統」對新聞檢覈之嚴，較其父更甚，……，皆相對無言。

楊乃藩是社長兼總主筆，與徐復觀時有函電聯絡，約稿、約書交流不斷。在座其他幾位應是徐復觀舊識，唯一逕稱「女士」的是鄭淑敏，明顯徐復觀不識。這也難怪，鄭淑敏究竟不是學術中人，也非文化界人士；余紀忠網羅楊乃藩與鄭淑敏，別有機心。楊乃藩原任臺糖公司主任秘書等職，余紀忠覬覦大理街報社旁的台糖屬地，遂重用楊乃藩，終於取得那塊土地。鄭淑敏得獲余紀忠青睞，一則是她首任丈夫是當過美國新聞處處長的柯約瑟，二則更重要的是，她系出「心廬」，我的了解是因為她與政戰圈的關係很深。鄭淑敏聽過南懷瑾在信義路三段的「老古文化中心」的開講，同列所謂「南門弟子」的，有炙手可熱、權傾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還有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一級陸軍上將劉安祺、調查局局長阮成章，海軍上將崔之道，國民黨陸工會副主任焦金堂、海軍總司令部政戰部主任蕭政之等，另一位「同門」即李登輝心腹蘇志誠。後來蘇志誠、鄭淑敏成為李登輝的兩岸密使，據說牽線的就是南懷瑾；確否不知，此自是後話。余紀忠拔擢鄭淑敏，就是要利用這層軍特關係，拉攏、討好王昇。余紀忠為取信王昇，還起用過「劉少康辦公室」執行長李廉當主筆，作用都一樣。我當副刊主編時，每年文學獎，報社一定「指派」軍方屬政戰人事充當評審，其忌憚有如此者。

早在一九七五年蔣經國找了王惕吾與余紀忠到海外辦報，余紀忠虛以委蛇，只辦「海外版」應付。王惕吾先行，在美辦《世界日報》；余紀忠在《世界日報》成立六年後才決定到美國辦美洲報，拖了那麼久，為什麼突然在八二年下決心到美辦報？周天瑞的大哉問或許可以這樣解答：余紀忠動心起念或許就有「轉進」美國的打算，一旦美洲版大成功，可以藉此抗衡政治打壓，至不濟，也可一步一步慢慢把《中國時報》重鎮移到美國。

一九八二年初余紀忠決定投下鉅資辦美洲《中時》，九月一日創刊，即面臨軍方凌辱的橫逆，蔣經國彼時健康確實陷入每況愈下的狀態，王昇得以「挾天子以令」，高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根據錢復回憶，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即將出使美國當大使那天，應召到官邸見蔣經國，錢復說蔣自八一年開始起就不大下鄉，當天蔣不尋常的告訴他一些私人的事：「他告訴我糖尿病影響了他的眼睛和腳，使他的視力衰退，而腳部只要站立或走動就會劇痛。」再按蔣經國御醫姜必寧說法：「七三年（一九八四） 眼睛開刀之後，腿沒力氣，走路也走不動，只能躺在床上，不然就是坐輪椅，三天兩頭就生病、發燒，常常得打點滴。」余紀忠八三年左右打消不切實際的東移紐約的主意，核心骨幹周天瑞說，為了躲避王昇《龍旗》的圍剿，一度想申請美國大學研讀，滯美以避禍；可見政治壓力之撲天蓋地而來。卜大中透露的內幕：王昇請吃飯，「余先生帶著總編輯張屏峰先生、採訪主任余範英（余家長女。按，採訪主任王健壯已調《時報周刊》，余範英暫代〔？〕）前往赴會。席間王對其心腹梁孝煌說，把我們的意見告訴余董事長吧。梁於是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紙，唸了《中時》幾項罪狀，主要是美洲《中時》不反共云云，最後語帶威脅，建議余先生更換總編輯和採訪主任，如果余先生沒有適當人選，由我們派人去《中時》上班。（據說王昇打算用李廉當《中時》總編緝、馮滬祥當採訪主任，都是王在「心廬」智庫的心腹。）余先生很不高興，第二天就出國赴美。……」余老闆最後不惜棄美洲報保台灣《中時》之本，毀家紓難必須放在此一政治大佈局下才能解釋。

王昇為何以及如何垮台？美國在台協會（AIT）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的回憶錄《非官方外交》（Unofficial Diplomacy）透露內幕：「《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告訴我，他得悉王昇和蔣彥士（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說定，一旦健康日衰的蔣經國去世，王昇將出掌黨祕書長，蔣彥士擔任行政院長。」此秘辛一定是蔣彥士密告余紀忠；余紀忠一向交好蔣彥士。可見王昇封相拜將，已擘畫後蔣經國時代的佈局；王昇形同「政變」。所謂八位資深高幹趁王昇訪美之際集體告御狀，結束了王大將的野心；王之被黜，蔣彥士必是八人之一。有趣的是，王昇受訪赴美，這麼重大的關鍵事件，時任駐美大使錢復的回憶錄中竟完全空白！王昇訪美是大事，駐美大使可不可能置身事外？絕不可能，只要拿顧維鈞的口述回憶錄做對比，就知道駐美大使即非百分百介入，但一定全程掌握；錢復回憶錄對這麼重大事件卻是不着一字，其中必有不可說的玄機。錢復在能力上固然不能望顧維鈞項背於萬一，兩人的回憶錄，一個在九天之上、一個在九地之下，也是高下、優劣立判。

王昇訪美返台，有一說十天就被拔官。王昇是八三年三月二十號回台，二十九日蔣經國指示：「王主任化行〔昇〕應予調職，以遵重任期制，其出處為何？請大家想想。」蔣經國四月四日下定決心拔除王昇，由許歷農接任政治主任，拍板定案後，一定有人為王昇緩頰，蔣經國十五日遂下令：「不必再表示意見」云云。小蔣親口告訴郝柏村，對王昇有兩點不滿：據說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說：「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另一不滿是王昇拒絕郝柏村邀他去各官校作系列思想及精神講話，因為他自言是最反共的。蔣說這句話不知何意？郝也說甚為不解，也不以為然，並表示這句話顯然情緒化了。下面小蔣還有一句重話，「要王昇今後守分，否則將有不好的結果。」（王昇免職過程參見郝柏村一九八三年日記）最後發配到巴拉圭，像中國封建王朝的「遠謫」或希臘人的「貝殼放逐」。據華航工作朋友的現場聽聞：王昇以年老體衰為由求情免去，小蔣說：「抬也要抬上飛機」。五月蔣下令拔除劉少康辦公室；記得第一個打電話到報社告知「好消息」的是老友許逖，言下洋溢著興奮。

王昇貶去，「世間已無王大將」，余紀忠的心頭大患已解消， 那麼為什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美洲《中時》停刊？再看三例。八三年七月十二日，參謀總長郝柏村受邀赴余紀忠宴，余解釋登載有關美國軍售新聞事，要點有三，余紀忠表示：自去年蔣主席在中常會指示後，即手諭社長、總編緝、主筆等遵照，怕口說無憑，拿出簽條及每個人的「簽悉」，做為憑證，並說要電召美洲版負責人回國，面告今後不再發掘軍售新聞，除官方發佈的消息外，絕不刊載。此外，還表達幼子返美後，帶同美版負責人及傅健中（《中國時報》駐美特派記者）見錢復當面保證。幼子就是余建新，英文名 Albert，大家私下喊他「亞伯特王子」，很早我就斷定亞伯特一旦接班，馬上會賣掉報紙，獲利了結，果然一言成讖。不堪的是堂堂的大報人，竟無視媒體的尊嚴與專業卑躬屈膝到如此可憐地步，比低到塵土下還低，連兒子都押進去！報老闆都如此，何況拿筆桿的區區文人、學者？怪不得阿圖色（Louis Pierre Althusser）說：「媒體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郝伯村最後記載對余紀中拿幼子當保證極滿意：「尤其余先生第六項說明，（按，即前述第三點）更見誠意。」這是兵臨城下後探龍得珠的勝績。第二例。八四年九月五日國民黨開中常會，砲聲隆隆，《中央日報》董事長曹聖芬開砲於前，《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踵繼於後，指控《中國時報》報導奧運新聞罔顧黨國立場，「為匪張目」；此事是周天瑞親聞於余紀忠的越洋電告。周天瑞的解讀是，曹聖芬、王惕吾當著蔣經國的面告了一狀。按，當年「為匪張目」可是砍頭的死罪。第三例。再按周天瑞說法，九月十九日余紀忠在中常會提報告，陳述他的辦報心情，澄清外界的誤傳，解釋了奧運新聞的處理原則，……。蔣經國聽完，沒有任何慰勉，卻原則性指示：文宣部門今後對「海外文化隊伍」要有所關切，甚至要有所整理。老實說，這是蔣經國下的哀的美敦書，宣告了《中時》「不好的結果」，埋下「關門」的契機。

奧運新聞「為匪張目」？余紀忠表示「我們做得沒錯」。披露軍購新聞得罪美方？錢復回憶錄提都沒提。社論反對雷根連任？錢復回憶雖說「蔣經國主席曾在執政黨中常會有所指責」， 但認為蔣經國主席此舉恐引發干涉外國媒體的指控，錢乃私下間接情商余先生謹慎。其實都不是死罪。龍顏真正赫斯震怒的是「江南案」的報導。先看時序，「江南案」發生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停刊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不到一個月；周天瑞解讀「江南案」的報導「似為關報提供了必然」，判斷沒錯。「江南案」爆出時，我們剛好在美國。我們與江南認識很久，第一個反應是：「誰要殺他？」他跟中國關係很親密是公開的非秘密，他曾統戰過我，聳恿我訪中，說機票、食宿都由中方提供，還說我去，是台灣第一位記者訪中云云。我的回答是：要去自己花錢，何況我沒興趣。有一次他到中國去，文翊還幫他照顧漁人碼頭的禮品店，他問我要買什麼？我託他代購一套剛出的《魯迅全集》十六冊，後來跟我索價不菲，現在還在我們的書架上。江南是不足觀的文人；不過庸俗之輩，見之生厭，殺之不必，暗殺反使豎子成名；江南竟「死有重於泰山」，間接促成蔣經國政權即身覆亡，這是「歷史的弔詭」或說「理性的弔詭」。

「江南案」發生一年後的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在國民大會「行憲紀念大會」宣布：總統必須依憲法產生，其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總統云云；此一決斷不啻宣告蔣王朝的終結。黨外醞釀組黨的風雲變幻時節，蔣經國十分關注，一九八六年一月派了兩人找「公正會」理事長尤清溝通，其中一位是蕭天讚。尤清問，誰叫你來？ 蕭天讚比大拇指說：「上面要我來。」可見蔣經國應當有所掌握。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蔣經國指示十二名中常委成立「革新小組」，研議解嚴、開放黨禁，自也順理成章。未料研議未定，反對黨卻已成立。蔣經國次日立刻在總統府召開應急會議，決定「不抓人」。蔣經國說：「我要把他們抓起來很簡單，我只要一個命令下去，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但是之後呢？……」為何「不抓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玄機或埋於「金陵王氣黯然收」的決定。依我的判斷，蔣經國之所以按兵不動，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江南案」，國府受到美國不能承受的威脅，蔣經國一定有擋不住的壓力，且事涉在「國家安全會議」執行秘書的太子蔣孝武，不然為何案發後立刻被外放到新加坡？接下來蔣經國為何透過─注意，美國媒體《時代》、《華盛頓郵報》宣布「蔣家王朝」的結束：「蔣家人今後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其中是否暗中與美國達成協商？可能性很大。民進黨宣布成立，在形格勢禁下，蔣經國自「不能也不會」動手抓人。其次，「江南案」顯示情報機制失控；黨外在圓山飯店宣布組黨，蔣經國竟一無所悉，顯示特務機制失效。不要忘記蔣經國是靠特務起家，蔣孝武原本依循乃父掌權的故步，卻造成蔣家覆亡。蔣經國急流勇退，保蔣家的孑餘而避免「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的悲劇。其三，蔣經國臨死前和總統秘書室主任王家驊說自己「油盡燈枯」，也對主治醫生江洪霆說自己「像一根延燒的蠟燭，感覺快要熄滅了」。身體一旦衰弱，膽氣就弱。我有經驗，開刀後第一次開車上高速公路到機場，比新手開車還膽怯。一九八六年黨外準備組黨時，時任監委的尤清想找蔣經國當面談，陶百川叫他「不要那麼衝」，又說：「蔣總統最近生病，心境比較溫和。」早年在蔣經國士林官邸待過的侍從告誡晚到的翁元說：「你若是看到蔣經國脖子發紅，就要小心了，這表示他要『殺人』了！」病入膏肓後的蔣經國已無意志力與鬥志，且無大統繼承之憂；「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蔣家承認歷史現實的最終告白。

「江南案」事發次日，美洲《中時》大肆報導，只專訪兩位媒體人：「江南至交」陸鏗及連載江南《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總編輯阮大方。《美洲中時》總編輯周天瑞供稱此一新聞的報導，是他一人獨行獨斷，沒有找其他同仁商酌，他要求記者專訪此二人，一字不漏紀錄，然後他自己細讀兩人各千字的訪談稿，周天瑞說：陸、阮二人不約而同的認為是國民黨派人幹的政治謀殺，他親自刪掉所有指涉「國民黨幹的」的說法，濃縮成四、五百字，放在一版頭條，次標是「陸鏗認為不可能死於財殺或情殺／阮大方痛憶當年為高準奔走往事」，雖然全文沒有明確結論指稱是「國民黨幹的」，但也呼之欲出了。周天瑞表示， 陸、阮兩位的推斷「沒有任何證據」。（見周天瑞，《報紙之死》）「沒有證據」就沒有論斷權，即使有人對謀殺案情指手畫腳、信誓旦旦，媒體在第一時間也不能藉他們的口用「伏筆」暗渡陳倉；這是媒體唯一的專業決斷。《華盛頓郵報》拿到的可是不折不扣「水門案」局內人（insider）的「深喉嚨」內幕，花費了七百天調查，才能成案。新聞報導與史學論述一樣，沒證據便不能斷案。第二天余紀忠打電話給周天瑞只一句話：「為什麼放一版？」沒批評內容。後來周天瑞紀錄余老闆回應有關方面的追問：「為何關門？」余的回答：「台北鞭長莫及，編輯部難以控制。」半是實話，但也不足以窺其全豹。

王昇當然是戒嚴體制的劊子手，但背後的影武者是蔣經國，沒有蔣的默許或冷眼旁觀，堂堂的中常委如何會受軍頭的胯下之辱？對付余紀忠，除「聖斷」之外，絕無第二人敢出手。所以不像俞國基所說：「美洲《中時》停刊三十年後還是一團迷霧。」周天瑞把帳算到新聞局長宋楚瑜身上，說「去年王昇垮台， 劉少康辦公室解體， …… 接班管制媒體的就是宋楚瑜。……」宋楚瑜立刻寫文澄清，提出時、地、物的鐵證，撇清他與《中時》外匯、關門無關。既不是王昇，也不是宋楚瑜，那還有誰位高權重超邁此二人？只有「今上」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美洲《中時》被迫關門，深受余紀忠賞識的李金銓透露內幕：「當局執意派任黨部『信得過』的總編輯去管事，余先生寧願打落牙齒和血吞，斷然結束該報的生命。」下手的是「黨部」，重點在—不是軍方！不要忘記幾年前的軍方及幾年後的黨部，兩次解決《中時》問題的方程式竟如出一轍。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周天瑞、卜大中都推斷余紀忠有可能利用美洲《中時》套匯；卜大中援引「政府裡面傳言說」，余紀忠到美洲辦報，只是藉口和煙幕，目的是把台灣辦報賺到的億萬家產「洗到美國」； 這也證成我前面所推論的「移師」美國之說。台灣方面故意扣住不結匯，原因很多，套匯當是可能性之一；但非「關報」唯一的關鍵因素，可能僅是示警。

我們當時只知道台灣政情險惡；這麼複雜的權力結構關係是當年不知道的、看不到的。從白色恐怖的台灣逃逸到美國，又從美國回到白色恐怖的台灣，這個轉折改變了我們的生涯。只是從沒想過台灣有一天會變天，更幸運的是身歷且參與台灣波瀾壯闊的民主進程。

金恆煒
輔仁大學歷史系

曾任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
《當代》總編輯

現任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自由時報》專欄作者

著作
《趙高與浮士德》
《民主內戰的必要》
《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的最後「神話」》《我的正義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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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
作者：張文翊、金恆煒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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