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想像「聲辯才博」──李弘祺談史、論藝、述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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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與現代世界

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是馬丁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提出「九十五條論綱」,發動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紀念日。今年春天,我到德國開會,已經到處看到慶祝這個紀念日的各種準備活動。宗教改革看似一種與現代價值相反的歷史發展,但是它對現代價值的締造,其實有不少正面的貢獻。現在就其犖犖大者,簡單提出來與大家同享。

天主教的腐敗

一五一○年,年輕人路德到達羅馬。他來到正在興建中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正在替隔壁的西斯汀小禮拜廳那片天花板作畫。但是路德對教宗這樣的揮霍和奢侈覺得非常的不耐,精神上更感到無比的拙折。文藝復興藝術的空前魅力和光輝,加上人文主義提倡人性的尊嚴,遂在商業和貨幣經濟的支撐下,繼續讓人們相信天主和教廷能保障這麼一個空前未有的榮景。但是要繼續揮霍,教會不惜用各樣的方法來搜刮金錢和財物。其中最受詬病的就是販售補贖券(過去譯為贖罪券)。

路德深深覺得他有必要站出來對教會做出批判。

當時一般的信徒除了去教會聽道之外,他們如果要了解信仰的內容,最重要的莫過於閱讀《聖經》,但是天主教的教義主張由主教神父來教育信仰,所以信徒一般並不擁有《聖經》,而就是有,多半也讀不懂,因為《聖經》只翻譯成拉丁文。路德認為每一個人不管受過多少的教育,都應該可以直接向上帝禱告,那麼他當然就應該可以讀《聖經》。在當時,用德文寫作的基本上還沒有人。事實上,德文也還沒有成型。路德於是決心翻譯《聖經》為德文。他的的翻譯不僅把基督教的真理用人人可以懂得的方言傳播出去,而且他的解釋也因此流傳開來。路德的用心和印刷術發明以後的宣傳手法可以說是他改教成功的重要原因。

保守主義的革命與革命人格

要讓基督新教變成社會普遍接受的信仰,這不能沒有像路德這樣的領袖。只要一翻路德的著作,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發脾氣,叱責人的文字。下面這兩句話就很傳神:「我不懂什麼是小心或尊敬。我激烈、諷刺、[而且]無懼」,「我不因群眾的反對而退縮;事實是他們越憤怒,我的精神就越昂揚。」但是這並不表示他是以好勇鬥狠的手法來取得勝利。寫《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的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就說他是一個十分服從,性情溫柔的年輕人,其實非常聽從父親的教訓,所以信教非常虔誠。他雖然選擇去修道院(家庭虔誠教育的結果),而不去攻讀法律(父親的願望),但這正好表示他要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面達成他父親和家庭的期許。

在修道院的苦修生活裡,路德才從完全的順服裡,發現單靠自己的力量,並不能獲取靈魂的解放和救贖。這下他開始感覺到究竟「我」是什麼?我能做什麼?他來到了一個「認同的危機」的階段—從前的我和今日的我必須割斷,這樣才能完成他生命的完全「自由」。

從此,路德走上了偉人的不歸路。他雖然過著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一直保持接近自然的習慣,愛好農人的樸素生活。他的婚姻及家庭生活美滿,固然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他明顯地享受與一般農民相聚作樂或歌唱的時光。

他的素樸生活習慣與他疾惡如仇的個性也許看起來是矛盾的,但是實際上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宗教改革能在比較偏重農業的歐洲北方成功的重要原因。雖然路德並不贊成用激烈的手法來推動改革宗教,但是他卻成就了革命的事業。這是他人格特質的展現。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保守主義的革命家。

從此,革命性的變革變成近代世界的一個正面價值,直到共產革命為止。

庶民教育與識字率的提升

十六世紀末葉,德國以及北歐的新教徒的識字率已經高過天主教的國家(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區)。十七世紀時,德語地區的商業也跟著繁榮,取代了傳統的漢薩同盟(Hansa或Hanse)。這樣的繁榮有複雜的因素(例如王室的通婚,銀行事業追隨意大利而發達),但是主要來自德語區教育程度的普及。甚至於荷蘭工商業的繁榮也主要是集中在與德語(或荷蘭語)相近的弗萊明語(Flemish)地區。經濟的繁榮很快地超過意大利,並在下一個世紀與西班牙可以相侔而競爭。荷蘭人在一六○二年成立的有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時已經流行一句話:荷蘭的富有程度已經到了「讓有錢人都覺得不好意思」。

識字率的提升有各樣的原因,但是無疑的是因為新教地區特別強調要重視一般人的教育。今天,瑞典是全世界識字率最高的國家。瑞典在一五二七年就由國王宣示接受路德的宗教改革。總之,德語地區的教育提升得很快,而經濟的繁榮也在十七世紀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人們最熟悉的書不外是路德的作品。現在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地區的識字率並不見得低過新教國家,但是無疑的是宗教改革最先帶來了重視平民教育的這個覺醒。

資本主義精神

這裡應該也提到的是路德對經濟活動的態度。因為它對德語地區也有莫大的影響。首先,韋伯主張新教的倫理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精神」。當然,韋伯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發達主要是在新教地方。簡單地說,新教(特別是喀爾文派)的倫理有一些特質:對自己死後的得救非常有自信,並認為規矩地積累財富是信仰最切實的表現。就是說,賺錢來證明一個人已經得到上帝的救贖,這豈不是很好?勞苦工作,領取合理的報酬(包括合理的利息),這些本來是宗教共同的倫理信念,但是在新教的教義當中,卻另外有一點比較突出,那就是對所賺的錢應該可以做合乎倫理的再投資。這種以錢生錢的經濟行為,在歐洲當然是剛剛萌芽,天主教會對這個現象還沒有作出系統的論述。但是在新教的國家,它卻得到了正面的評價和鼓勵。於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就在歐洲北方發展了起來。路德和宗教改革在這裡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附論

路德宗派是在鴉片戰爭前後傳到中國的,台灣則一直要到二次大戰之後才由中國大陸隨國民政府轉進來台灣。在華語地區,路德會(通稱為信義會)大概在一九三○年代最為活躍。其實早在康有為提倡以儒家為國教時,是不是曾受到瑞典(以路德宗為國教)的影響,這個也值得討論。我雖然不認為如此,但是康有為在瑞典及德國的經驗無疑是愉快的,而且還在瑞典買了一個小島。所以說他在新教的國家看到孔教會想法的「印證」,應該也是可能的。一九三〇年代有關路德的文章還見諸非教會的刊物,像《中央半月刊》(1930),《北大學生》(1931),《中華教育界》(1933),《圖書展望》(1935)等。有的文章拿他來與中國的人物作比較:顏習齋是「儒家馬丁路德」,「東方路德太虛太師」云云。不一而足。以路德在歷史上所佔的這麼重要的地位,他是應該受到我們更大的注意和研究的。

這篇文章是我於二○一七年十二月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的同名文章的部分,原文大概有六倍長,並及諸如路德的正義觀,婦女觀,反猶思想等等)

──二○一七年七月末日於美東紐約佳柏谷

海上霸權與民主制度的弔詭關係

古歐洲的海權國家最重要的本色就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擴張,製造殖民地。希臘

土地貧瘠,所以大量移民海外。他們帶著希臘的文化建立各樣的殖民地,而這些殖民地也成了豐富希臘文化的基地。希臘本來的文化則又是由克利特(Crete;基督教聖經[和合本]翻譯為「革哩底」)傳來,所以西方的海洋文化歷來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啟發,一般也都是採用城邦政治,甚至於模仿雅典,或羅馬的共和體制,而他們的文化也豐富了歷史學者對希臘羅馬文明的想像。

更重要的是航海的特性:人類在沒有發明羅盤以前,大致都要靠著海岸航行,不敢隨便航向四顧無人的大海。希臘及羅馬發展成為海洋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是在地中海,而地中海又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內海,滿佈島嶼,因此他們兩國人所認識的海洋與平地幾乎是相同的。

希臘歷史上最著名的戰爭是波斯戰爭。事實上,這場戰爭強化了希臘人對海洋霸權和生活方式的信心。對希臘人來說,海洋生活和文化是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也是穩定的。波斯是君權專制,也就因此造成所謂「獨裁」,甚至於「暴政」。在歷史上,波斯其實對外族的宗教是相當寬容的,猶太人的經驗就是如此,波斯國王亞哈隨魯(Ahasuerus;一般認為就是希臘人所說的薛西斯一世[Xerxes I, c. 518-465 BC])就娶了一個猶太女子以斯帖(Esther),從此猶太人就被接受住在波斯,一直到今天。但不能否認的是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的想法一直存在西方人的歷史想像中。晚到十九世紀,馬克思也認為中國的歷史發展形態與西方不同,有它「東方社會」的特色,而這個特色,大部分的左派思想家便認為是專制。總之,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等國最懼怕的正好都是專制國家。有趣的就是:歐亞大陸東邊的大陸型國家偏偏總是與君主專制連在一起。中國和波斯之外,後來入侵歐洲的蠻族、匈奴、蒙古帝國、伊斯蘭帝國都是例子。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國家不都是專制國家,說他們是專制,這是西方歷史家的偏見。事實上,英國劍橋大學印度裔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沈恩(Amartya Sen)便很稱讚莫臥兒帝國(特別是阿克巴[Akbar, 1542-1605]國王)的大公主義。近年來,奧柏林學院的韋德福(Jack Weatherford)教授便主張說近代世界重要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寬容)很多都是蒙古人帶來的。不過這些稱讚大陸帝國對現代文明的貢獻的人,著眼的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國的火藥、印刷術、鑄鐵、蠶絲的技術,印度的代數學觀念,坩堝煉鋼法等等,有學者甚至說帖木兒帝國對歐洲文藝復興有極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發明對他們文化的影響卻沒有受到詳細的討論。

有歷史學家指出,這些帝國應該與草原帝國分開來處理和研究。所謂的草原國家就是如斯基提亞(Scythia)、匈奴,早期的突厥,通古斯族的夏,契丹族的遼,女真族的金,沒有文字以前的中亞地區的諸國。這些內陸國家由於很晚才發展文字,所以在文化上無法留下清楚或重要的記錄,談不上有可以讓我們思考的重要性。草原國家缺乏穩定的疆界,所以一般稱為遊牧民族。他們保護自己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不斷的遷徙、逐水草而居。他們一旦開始定居的農業,學習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生活方式,建立行政體系和政府,大多數就採用集權的君主制度。由此可見,不管是上面所說的大陸型的國家或帝國,或是遊牧民族的部族組織,他們的政治行為都避免不了專制和集權,為什麼這樣呢?有學者指出,遊牧生活的不安定性遠遠大過近海航行的海洋生活。海洋的界線從人類開始航行就非常清楚,而且不會經常大幅度改變。但是陸上的帝國疆域就常常變化,而且受氣候變遷的影響也比較大。然而,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大陸型國家在近代以前,物質文明的創造力卻比較豐富。中國及伊斯蘭國家明顯發展出科學革命以前絕大部分的生活工具,文學作品,乃至於科學發明。古代的印度文明發展在恆河及印度河流域,也是一個大陸型的文明,它對西亞及地中海文明的貢獻也昭昭在目。我們從希臘古代的作品裡可以看見文明的流向大多是由印度流傳到地中海地區。相比之下,海洋帝國的特色是透過擴張而吸收外來文明,充滿了彈性和與時俱進的生命力。不斷透過經濟(而非土地)的掠奪,來吸取新文化,以維持自足的生活方式,而綿延長久。

大陸國家的內在生命力到了地理大發現以後,因為無法因應海洋國家的予取予求,於是就逐漸衰弱。毫無疑問的就是,海洋國家雖然具有民主國家的特性,使用的是比較接近民主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但是它們卻必須不斷擴張,汲取外來的資源,最終發展成為帝國,或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弔詭性。相比之下,大陸型的國家就缺乏這樣的動力,雖然他們的歷史充滿擴張及征服,但是如果我們把大海也視為政治領域,那麼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絕對不是蒙古帝國,而是聯合王國。大陸型的國家花在維持內部的穩定或說「維穩」的資源遠遠大於海洋國家。這個弔詭性也可以在西歐近代的思想史上面看得很清楚。一方面,西英法荷諸國在海上競逐,發展殖民地,最後更發展為帝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同時發展了理性的科學,並在啟蒙運動的時代發展出前此未有的近代民主自由、資本主義、人權思想等理論及制度。這些觀念很多都是與其他文化接觸的結果,卻令世界各國欽佩嚮往。發展出廢除奴隸制度的也是這些最早到外地去擄掠奴隸的國家。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弔詭?(殖民地這個字源出中古拉丁文,他的現代用法是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第一個倡議使用的,但是他個人非常反對奴隸制度。)

近代東亞歷史的內在困窘就是如何面對大陸型國家的難題。他們想要面向海洋,卻被絲路的想像所捆綁,難以脫身。明末的東南海盜和倭寇代表的正是對大陸性文明的反抗,它持續了一百多年。這樣的困窘在日本比較看不出來,因為到中國來實習如何擴張的同時,西方的海上勢力已經東來。他們的掠奪性格是東亞國家所一直感受的。日本人早一步看出海權立國的弔詭性格,因此他們在明治維新之後,馬上開始學習英國的議會制度,推動君主立憲。日本帝國的興起卻同時帶給日本人自由開放,乃至於多元社會的價值。這一點在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但是能把它放在世界史的脈絡看的,非常的少。就是五四西化派,也未必真正感受到這種弔詭性。

中國下一步該如何走?我的答案已經在海洋文化的弔詭性這個論述中提了出來。中國發展海洋的世界觀,以及強大的海軍力量,這都是不可免的。它必須也欣賞海洋文化不斷吸收其他國家的理性、民主、及自由的價值,不然它的海上霸權會像日本一樣,稍縱即逝。

──本文為二○一九年十月十九日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年會的主題演講部分講稿

作者為臺南市人,臺南一中、臺灣大學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1974)。他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也曾先後在臺灣大學、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並曾經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客座特聘教授。

李教授的博士論文是宋代的教育與科舉,曾經著有《宋代科舉與教育》(英文原著,中文修訂翻譯)、《學以為己:中國的傳統教育》(英文原著,中文修訂翻譯)及文章數十篇。後者得到中國衛視及嶽麓書院合頒的漢學成就獎(2015),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津獎(2017)。受日本學者稱讚為「當今世界上治中國科舉與教育史之第一人者」。

李教授對於知識的探索抱有嚴謹的理想,以公共知識人自居,常常發表有關通識的文字,從翻譯德日進的《人的現象》開始,他曾經陸續翻譯或寫有《中國的自由傳統》(狄培理),《讀史的樂趣》,《面向世界》,《卷里營營》等書,鼓勵推廣通識教育,開闊受高等教育人的國際視野,追求現代性的知識,並與理性、啟示及美藝的世界觀共鳴。他的學術貢獻得到母校臺南第一高中的認可,並選為該校百周年的傑出校友(2021)。李教授現已退休,居住在美國紐約州的赫貞河中游,悠游山水之間,繼續思考近代東亞歷史的世界性問題。


書名《想像「聲辯才博」──李弘祺談史、論藝、述學集》
作者:李弘祺
出版社:商周
出版時間: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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