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我們台灣人》

允晨出版

第三章  前人對台灣國民性格的分析

台灣是移民社會,且歷經不同外來政權統治時期,這兩大特色讓歷來觀察分析台灣國民性的作品多元而豐富。

從最早的原住民到不同時期移入的漢人,不同族群具有各自的族性特質,整體以觀,構成了台灣國民性的多元性。同時,不同時代的外來政權,為了統治需要,也常對台灣民情進行觀察研究。

其中,十九世紀末葉從大清帝國取得台灣的日本,對台灣所做的調查研究最積極認真。日本時代初期,除了進行人口普查,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主持的「台灣舊慣調查會」,更對台灣的法制、經濟、社會及原住民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即使更早期的清廷,在鄭氏王朝投降而統治台灣初期,也曾做功課,以瞭解台灣的社會民情。晚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台灣進入民主化及本土化的過程,為回答「我們是誰?」的基本問題,有關台灣社會力的探討也紛紛出現。例如,一九七○年七月,張紹文、張景涵(張俊宏)、許仁真(許信良)、包青天(包奕洪)四人在《大學雜誌》發表〈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引起廣泛討論。

前人對台灣國民性格的觀察,較早的紀錄見諸十六—十七世紀。明代陳第的《東番記》,記述台灣西南沿海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地理風光,有「女常勞,男常逸」、「飽食嬉遊,于于衎衎」、「其無懷、葛天之民乎」等記載。同時,荷蘭首任駐台灣牧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在《福爾摩沙略記》也有對「福爾摩沙人」或西拉雅族的觀感,以「友善、忠實、善良、好客、理解力和記憶力也不錯」描繪。同一時期的荷蘭人及德國旅者還留下「福爾摩沙人」的生活圖繪。到了十八世紀,廣東南澳總兵藍廷珍帶兵渡海鎮壓朱一貴事件,隨其前來的族人藍鼎元在台灣停留一年多,寫了不少見聞與治理意見,曾獲乾隆讚賞推薦,以經略雄才著稱。

當時在鄭氏東寧王國滅亡之後三十年,藍鼎元所看到的台灣平民個性和習俗是:

一、習俗豪奢,宴會酒席所費不貲,中等人家也難負擔。

二、愛好面子、重視穿著;「家無斗米,服值千緡」。

三、除了檳榔不離口,鴉片為患尤烈,「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

四、「賭風最盛,兵民皆然」。

五、以能親近當官者為榮,統治者不時「召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父子之相親切,……則人人自以為官長腹心」,榮耀投靠。

除了一般平民百姓,藍鼎元對當時客家移民、原住民與漢人互動也有若干觀察。在其所撰《平臺紀略》的〈與吳觀察論治談治臺灣事宜書〉,載有:

「客莊居民朋比為黨。睚眦小故,輒嘩然起爭,或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掠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

兩百年後,台灣史家王育德在《台灣—苦悶的歷史》對這一觀察有一段註解:「(客家人)……因為人數少,特別團結,有特殊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而且好鬥,這也助長了別人對他們的戒心和輕視。這等於主張先有雞或先有蛋,無法下定論」。

藍鼎元同情原住民處境。按他的觀察,當時有土番與生番之分。與漢人接近的土番,雖「近亦習為狡偽」,仍「有上古遺意」,他們「皆供辦車輛策應兵役以及差徭絡繹走遞公文」,但「勞苦較臺民十倍」。更糟的,官方的通事向包攬業務的社商索取「花紅規禮」,社商頭家轉而剝削生番,以致「社番終歳所捕之鹿與畜産布縷皆為社商所有」,且通事「酷虐較社商更甚」。

至於「內山生番」,藍鼎元說,他們「好出殺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能為害;若田園平埔無藏身之所,則萬萬不敢出也。」從而,他認為「荊棘日闢,番患自消,是莫如聽民開墾矣」。其能如此,「將生番皆熟,是又為朝廷擴土疆、增户口貢賦」;其或不然,劃定番界,禁雙方往來,「勢必舉全臺而盡畫之」,但荷蘭、日本不受此限,「又將鵲巢鳩居,為邊疆之患害」。

西洋傳教士十九世紀下半葉前來,走入人群,當醫者、啟蒙者、探索者、記錄者……深入他們稱為福爾摩沙的社會,也探究人文民俗,留下關於國民性的諸多紀錄。

其中,馬偕(George Mackay)的探索福爾摩沙之旅,最多姿多彩。他一八七一年底從打狗(高雄)進入台灣,在南台灣短暫停留後,選定滬尾(淡水)為宣教基地,足跡遍及北、中及東北台灣。他的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讚歎台灣山川生態之美,探討漢人社會生活習俗,批判家長式政治及吏治腐敗,分析原住民文化特質,為其受到漢人欺壓打抱不平,也描繪了獵人頭的習俗及過程。他以行醫傳教貢獻台灣,人稱「偕牧師」、「黑鬚番」。

馬偕指出,台灣有原住民及漢人兩大族群,分屬馬來人種與蒙古人種。漢人稱原住民為番,且依居住區及是否接受漢人統治分稱平埔番、熟番、南勢番、生番。他比較主要族群的傳統、習慣、特徵、語言等差異,並做了結論:原住民來自南海和東方諸島嶼,可能一小部份來自中國大陸,到達台灣的時期不一,且為馬來人種。

馬偕寫回憶錄,時在清朝光緒年間,當時中國大陸人口二億五千萬,台灣漢人三百萬,其中福佬人佔八分之七。他指出,客家婦女不纏足,強健勤奮,但關切客家話將來會消失。對於各族群,馬偕認為,漢人輕視原住民,透過以物易物、欺騙,奪其財產土地。

對於漢人,馬偕多少帶著批判態度,尤其是政治文化。他指漢人政治是家長式的,男人留辮子是政治忠誠的表態,而金錢萬能,地方官員兼理行政與司法,不僅吏治腐敗,「官吃錢」現象普遍,拿錢還可代人受刑。馬偕並以相當的篇幅描繪親身體驗衙門審案充滿「謊言、欺詐、迫害」的不公不義及系統性貪污情況,也在竹塹(新竹)見到巡按大人斬首魚肉庶民的地方官。

至於漢人社會在科舉制度之下的教育,馬偕指台灣沒有先進國家普及的國民教育,漢人學堂費勁吵鬧,學生高調朗誦聲尖銳拖拉有如「不堪入耳的噪音」,教學方式落伍,科舉制度下的考試也令人難以恭維。

婚姻方面,後來成為台灣女婿的馬偕觀察,傳宗接代在婚姻的考量因素中,先於男歡女愛,也高於找伴攜手,以便家族有人掃墓、靈位得以祭拜。

宗教生活也是馬偕身為傳教士關注的項目。基本上,他強調台灣宗教和中國同一性質,是儒、道、佛三合一。漢人社會因此崇拜偶像,男女神祇眾多;眾神分別掌管自然界的各種力量、不同行業或人生各個階段、身心諸多情境,其來歷、敬拜的民眾及地區不一。

從而,漢人有很多神明要拜,處處有廟宇。大部份漢人因此馬馬虎虎地信拜神明,通常有問題或災難才去求神拜佛,沒事就不會特意拜廟。所有敬拜,馬偕認為以祖宗崇拜最重要,漢人真正的神明是祖宗神主牌。

他把原住民按遭漢人征服同化程度分四類:平埔番最早被征服,許多地方都有,他主要探究北台灣噶瑪蘭平原的平埔族;熟番是遷移而與平埔族住一起的原住民,主要在西部和漢人混雜居住;南勢番指花東縱谷最北邊奇萊平原的約四千居民,應是最晚移入台灣的馬來人種;生番為「不屈服的山地人」。漢人稱原住民為番人,凸顯了優勢人種和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馬偕認為,平埔族信祖靈,不拜偶像,敬拜自然。他們單純易受騙,只顧今天,不顧未來,率直熱情,但兇殘而報復心強。由於不識字,又不懂法律,以致他們常受漢人擺布,成為其搶、騙的受害人,土地、錢財遭到榨取,族群被壓迫。

馬偕曾數度前往奇萊平原的南勢番社區。當地風光宜人,以農耕為生,米食為主,人們吃檳榔又抽煙草,使用金屬工具及陶器,男女都戴竹耳環,女性另有項鍊、手鐲等飾品,還有男女分開的公共浴場,生活悠閒自在。他們語言與平埔、生番都不同,既不剃髮也不留辮子。一如其他原住民,馬偕對南勢番前景不看好,面對漢人勢力,他們禁不起誘惑,酒精與放縱的生活,逐步敗壞了族人的道德與身體;與世界各地許多原住民一樣,一接觸文明就失去自我特質。南勢番如今正名撒奇萊雅族(Sakizaya),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三族。

外界最不熟悉的生番,馬偕著墨更多。他曾與一位英國船長深入生番活動的地區旅行,還得了平生第一次「那種如冰和火般忽冷忽熱的瘧疾」。生番沒有漢人的賭博、吃鴉片、謀殺、偷竊、姦淫等敗德行為,最讓馬偕印象深刻;他們自然崇拜及敬拜祖靈尤為特色;每遇出發打獵、出征、獵人頭等重大行動,以聽取樹林小鳥的叫聲和動靜決定行止,幾近迷信。

馬偕曾在大嵙崁(桃園大溪)遇過生番「紋面的女人」。據他觀察,生番等原住民比漢人有音樂感,婦女的田野工作等生活負擔過重,男人特別是勇士們卻常遊手好閒。他對原住民充滿悲天憫人的關懷,對他們擺脫生活艱難、貧困與酒類等漢人敗德行為的負面影響,並不樂觀。

馬偕也探索生番獵人頭的習俗。他推論,獵人頭源自對敵人的仇恨,能獵取敵人頭顱者被視為技巧高超的勇士,得領受尊榮,所獵頭骨成為茅屋的特別裝飾品。生番是台灣原始的主人,受入侵的漢人欺壓而退居山上,對漢人仇恨甚深,把獵取漢人首級列為最高戰利品,對臣服於漢人的同血緣平埔番下手也不手軟。

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oseph Steere )是另一位探究並記錄台灣的學者。。他一八七三年秋以半年時間,深入台灣,蒐集各種標本,記錄原民語言,寫下各地風土人情動植物,後以他的調查筆記,著成專書《福爾摩沙及其住民》(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與馬偕的《福爾摩沙紀事》一樣,其中歷史、地理、人類學、博物學等資訊應有盡有,有如一部袖珍型的台灣百科全書。

史蒂瑞到台灣時,漢人墾殖到此已兩百多年。他指出,福爾摩沙顯已被打造成中國風貌:習慣群居的漢人,在島上至少七個城市外圍建築了中國式城牆,但不論村落或市鎮,漢人住家、街道,都「極盡骯髒污穢之能事,彷彿清潔和新鮮空氣會令他們渾身不對勁似的」。據他觀察,漢人社會幾乎沒有「公眾權利」的觀念,鋪路造橋的公共建設不足,警力和消防設施相當原始。

除了福爾摩沙的「中國化」,他也分述漢人飲食、衣著、物產、纏足、戲劇等生活文化。他認為,漢人音樂天分不佳,表達哀傷的方式過度而令旁人不舒服;尤其漢人處理農業主要肥料來源的水肥,顯然令他難忘:「他們保存、運送這些肥料的方式,對於文明人的眼睛和鼻子來說,卻是難以忍受的」。

他探訪了不同族群,分別討論漢人所稱「開化的野蠻人」或熟番(如巴宰族)、平埔族(如西拉雅族)、生番(如賽德克族)、傀儡番(排灣族)的特質。他觀察記錄各族風土人情、語言、音樂、衣著、食物、住屋等特色。例如,他注意到台灣生番與婆羅洲的迪雅克(Dayak)族都獵人頭,且把人頭裝飾於部落和房屋;但後者只獵敵人戰士的頭顱,生番獵取的對象不分男女老幼。和馬偕所見略同,他對原住民在漢人進逼之下的處境,抱持同情。

另外,來自蘇格蘭的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在台灣傳教超過四十五年,著作甚多,包括廣受推崇的《廈門音新字典》,一九一三年出版,通稱「甘字典」,以羅馬拼音採白話字,至今仍為保留台灣母語的重要工具書之一。甘為霖的《素描福爾摩沙》(Sketches From Formosa)一書,觀察記錄了台灣各族。他指出,人種方面,台灣非蒙古種的原住民各族,外貌、語言、習俗有所差異,但語言關聯緊密,只要「懂一種語言,要學其他種語言就很容易」。

儘管認為漢人是「精明刻苦又孜孜不倦的民族」,甘為霖顯然看不慣漢人對原住民的壓榨和詭計。在甘為霖看來,客家人是有些奸巧、卻富進取心的族群,女性已解放天足,能操體力勞務;且客家人勤於訓練書寫,積極讓孩子接受教育。

甘為霖探訪住在台灣東南部的傀儡番或魯凱族原住民,發現其中女性頭目、長老不少,稱讚這一族群真誠、自然、善良,男孩子尤其直率、有趣、自信,身體強健。島上各族群女性地位與角色,也是甘為霖探討的題目。大致說來,在尚未被征服的部落,女性通常辛苦負責家務,耕作、編織、育兒都是她們的日常責任;男人忙著追獵物或獵人頭。已開化的熟番和平埔番,大都以佃農或雇農身分過著貧困生活;且與生番一樣,由於沒有自己的書寫文字,談不上識字教育。

進入日本時代,一方面是殖民政府的需要,不僅人口普查等各項調查統計的工作陸續展開,對台灣社會民情的理解分析也多所著墨,以利統治。同時,隨著台灣在二十世紀進入現代化,為爭取平等自由權利的台灣有識之士,也積極從民族自覺的角度,分析或批判台灣人的國民性。

日本方面,山根勇藏的《台灣民族性百談》最受注目,一九三○年出版。山根曾任教於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委託以三年時間撰寫,出發點是讓在台灣「從事教化事業者,不論一般公吏、教育者、警官等,必需先熟知本島人之民族心理」。作者另著有《台灣民俗風物雜記》一書,也列篇章討論台灣的民族精神。

《台灣民族性百談》引言加上台灣民族性一百談,內容其實以介紹風土人情者為多,如戲劇、音樂、神祇、信仰、習俗(養子、招夫、媳婦仔、查某嫻、聘金、婚約證書、上九流、下九流)、詩社、分類械鬥(五篇,分遠因近因、省對省、府對府、縣對縣、姓對姓)、科舉制度、語言、教育機構、建築、廟宇。

討論民族性的篇章相對較少,分別為:台灣女性殘忍(第十一談)、台灣人好客(第十七談)、台灣住民(第二十一談)、支那住民(第二十二談)、閩族與粵族(第二十三談)、三邑人與四縣人(第二十四談)、台灣人之交通道德(第五十一談)、台灣人之健訟(第六十一談)、反對迎神運動(第七十九談)、台灣民族之財物觀(第九十五談)、台灣人之投書癖(第九十七談)。

台灣總督府法務部一九二○年編纂出版了《台灣匪亂小史》,對已進入日本時代二十五年的台灣,有關人民生性及反叛原因有所描述。本書由法務部專家小組評定,作者秋澤次郎。法務部長長尾景德在序文指出,台灣素有「難治」聲名,原因在「支那民族傳來之慣性,個人性發達,權位爭奪者,常以爵祿官階為香餌,不惜犧牲人民生命財產」。全書對當時台灣人的族性分析,主要見諸緒言及台灣土民性情兩章,雖不脫殖民政府法務單位的本位和偏見,仍有可供參考之處。

《台灣匪亂小史》追溯台灣的漢人移民,主要由中國閩粵地區渡海而來,繼承了明清兩朝交替時瀰漫全國的殘酷掠奪屠殺血脈,且習以為風氣。他們渡海而來並非單純的逃難,而是以佔有土地為目的,趕走原住民,奪取其土地,據為己有。

不僅漢人與原住民有衝突,移民之間也有先來後到的爭鬥,同族與別族之間的流血衝突(械鬥)等,台灣民情剽悍兇暴,即出自這一根源。

人情風俗另一特色,是缺乏公德心,除了私人利益,對公眾事務都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但如認為對己有利可圖,多數人思路很快轉變,見風轉舵,陽奉陰違。

另外,由於祖墳、親戚都在對岸中國,台灣漢人移民通常偏愛中國製品、書籍,並喜愛「唐山」的人情風物,衍生其他效應。

例如:當中國發生革命,立即波及台灣,隨之出現夢想當皇帝的男子,與低知識的愚民相結合而有類似草寇的活動。至於當事人的屬性不一,如藉口對統治者不滿,或以打家劫舍為目的,或以迷信蠱惑民眾滋事等不一而足,但其起因以出於個人名利者居多。這些人一旦利慾薰心,什麼好話都聽不進去,且因知識較低,常難做出成敗得失的判斷。

《台灣匪亂小史》也分析移民兩大族群的族性。

先到的福建人或閩族,主要來自泉州、漳州、同安一帶,由於占有地盤,態度傲慢,往往為了些微利益爭得頭破血流,多半愛錢如命,因生活富裕自稱為「福佬仔」,很早就染上嫖賭作樂、好逸惡勞的習性。

後到的客家人或粵族,以一六六二年隨鄭成功軍隊前來者居多數,主要來自潮州、惠州的興寧、長樂、鎮平、平遠、海陸、堯平、永定、風順、河婆一帶。由於較好的土地或商業利權大多已被福建人掌握,只好轉移尚未開發的地區,如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埔里、屏東等地的丘陵地帶,生活習俗較為勤勉樸實,但不意味著敦厚老實。

整體而言,從司法統計資料看,兩族群都因受到得天獨厚的環境影響,民族性逐漸變得好逸惡勞,且貪圖僥倖,欲意以賭博來發財,加以身體早熟,早年就沉溺於嫖賭玩樂者為數不少。

另一方面,漢人社會雖有儒學一類的禮教,但已變成只為應付科舉考試而尊崇而已,對於培養道義或公德心起不了什麼作用。加上民間流傳許多迷信,往往釀成土匪打劫殺戮的誘因。宗教中屬於溫和而沒有禍害的是媽祖廟,到處可見,顯示民眾對祂的敬仰和崇拜。

在《台灣匪亂小史》及《台灣民族性百談》之外,日本時代對台灣人族性或國民性最有名的說法,莫過於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六年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據報導曾指出三個弱點:愛錢、怕死、重面子。

筆名「菊仙」、新聞工作者出身的黃旺成,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在《台灣民報》撰文,指後藤新平曾提出「治台三策」:第一,台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台灣人貪生怕死,要以高壓手段威脅;第三,台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籠絡。這一說法後來衍生為「貪財、怕死、愛做官」或「愛錢、怕死、愛面子」等口語。

不過,後藤是否確曾說過台灣人這三個特性或施行「治台三策」,並未見諸正式紀錄。但日本當局以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統治,在施行嚴刑峻法的同時,拉攏仕紳,積極進行基礎建設,讓台灣走向現代化,也提高了生活水準,應無疑義。

另外,還有一個普遍流行的說法,指台灣人性格「好騙、歹教」(易騙難教)。整體來說,對台灣人用騙的比教的有用,從而,衍生出「政治是高明的騙術」之說,選舉用「騙」術比較有效。同時,台灣近年電話詐騙橫行,受害者眾,還有不少「業者」在國外被捕,甚至移送中國法辦,廣受關注。台灣人容易受騙,也有不少人以行騙為業,彷彿「騙子樂園」,不啻為國民性的「好騙」做了具體的註解。

除了日本人的觀察與分析,台灣有識之士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社會運動者蔣渭水醫師所著的〈臨床講義〉。他一九二一年發表文章,把台灣當做患者,從醫師的角度針砭台灣的各種「疾病」。

按他診斷,台灣這個患者因「智識的營養不良」,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應診之後,醫師記錄了患者的反應:「頭骨雖大,內容空虛,腦髓並不充實;聞及稍微深入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便目暈頭痛。」

醫師診斷之後,還指出患者的症狀:

「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

蔣渭水還追溯患者以往的症狀,指「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品行高尚,身手矯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行卑劣,節操低下。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全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達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瘉。」從而,這是「慢性疾病,時日頗長」。

針對症狀,蔣渭水認定應採「原因療法,即根本治療」,進而開出處方,即:「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補習教育最大量、幼稚園最大量、圖書館最大量、讀報社最大量」,強調「若能調和上述各劑,連續服用,可於二十年內根治。」

有鑒於此,蔣渭水與同時代的台灣有志之士,在從事政治、社會運動之時,也積極從文化層面努力,喚起民眾。他們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創辦《台灣民報》;特別是文化協會,為提升民眾文化,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舉行知識講習會,以推動啟蒙運動,引介世界文明因子,成就台灣新文化。

作者一九四九年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
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
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做餅的人生 明天有夢》(合著,2001)
《台灣的卓越》(合著,2006)
《構築台灣夢》(2007)
《新聞公害與傳播倫理:不要被媒體牽著鼻子走》(2008)
《從哈巴狗變瘋:台灣媒體亂象紀實》 (2008)
《台灣紳士許遠東》(合著,2010)
《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2013)
《多桑的世代》(2015)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2018)
《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2021)


書名:《我們台灣人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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