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改寫人性的人》

7 「瑪格麗特這麼柔弱的女孩」

瑪格麗特．米德若對儀式和規則感興趣，那是因為她是那種經常打造儀式規則的小孩。她可以把女同學帶進社團，要大家寫下在家或學校發生的所有趣事。她把兄弟姊妹的心智發展記錄在筆記本上，還在上面評論他們的行為究竟是狡猾，還是只是幼稚。她跟很多小孩一樣會列清單，並加上「我最喜歡哪些科目」和「爆發傳染病的年代」等等標題。

她出生於一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是在費城西園醫院的新產房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勇於嘗試、探索完美、力求改進，無論在政治、社交生活和個人行為上，這都是愛德華和艾蜜麗．米德（Edward and Emily Mead’s）傳給四個存活下來的小孩的家訓。艾蜜麗在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學，在那裡認識了愛德華，之後開始著手寫博士論文，探討紐澤西松林區的義大利移民的困苦生活。瑪格麗特六歲參加的第一場婚禮，就是艾蜜麗在工作上認識的兩名剛來到美國的義大利人，後來她還請瑪格麗特詳細描述她看到的陌生食物和習俗。愛德華是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可能一下午坐在家中沙發上，戴著黑色禮帽，埋首閱讀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著作。根據家族傳說，瑪格麗特甚至還不知道「社會學」和「經濟學」是什麼意思時，就會說這兩個字。

米德一家時常搬家，但住最久就是位在賓州巴克斯郡的山脊路和小山谷間的房子。夏天，孩子們在賀里共（Holicong）這個小聚落附近名為「隆蘭」的家庭農場演戲自娛，這也是米德第一個印在個人文具上的住址。米德的外祖母瑪塔一心要把她教育成一個博學、自信的年輕女性，能分辨機智和愚痴之間細微而分明的界線。米德的少女時代體現了誠實的性格如何能自成一種叛逆形式。十一歲那年，她告訴父親（出生時是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是無神論者）她決定在美國聖公會受洗。

一九一九年，米德進入印地安那州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就讀，也就是愛德華的大學母校。她為校慶寫了嚴肅的寓言故事還得了獎。她用特製的窗簾裝飾宿舍房間，但也掛上孟加拉哲學家泰戈爾和俄羅斯革命分子凱薩琳．布雷許科夫斯基（Catherine Breshkovsky）的照片。大二迎新週她設計了自己的服裝，本意是想讓人聯想起當地布滿罌粟花的麥田，但卡帕卡帕伽馬姊妹會（Kappa Kappa Gammas）禮貌地繞過她，沒有一個腦袋正常的女生會想讓自己看起來像來自印第安納州的鄉巴佬。

這雖然不是多大的打擊，卻不免讓米德有種被放逐的感覺。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被同儕徹底排除在外。過去她引以為傲的時尚感、聖公會教徒的身份、刻意的美式英語發音，突然變得陌生和有點可疑。綠堡（Greencastle）跟東岸似乎是不同的世界；在這裡，學期圍繞著中西部大學可想而知的重要事件打轉：「兄弟會活動……足球比賽，還有……跟日後有助於他們成為扶輪社員、他們的妻子成為園藝社成員的人建立良好關係，」她回憶道。這時米德已經跟路德．克萊斯曼（Luther Cressman）訂婚，他是鄉村醫生之子，在曼哈頓的聖公會總神學院就讀。米德在德堡讀了一年，過程中勤於寫筆記但成績平平，後來說服父親讓她轉到離未婚夫和離家更近的學校就讀。於是，她在一九二○年秋天成了巴納德學院的大二生。

日後米德回憶：「我第一次覺得找到了比自己更好的東西，開心極了。」她在巴納德交的朋友是自己的選擇，而非命運的湊巧，總共十幾個人，包括日後成為美國桂冠詩人的雷歐妮．亞當斯（Léonie Adams）。每年他們都會給自己的團體取一個充滿貶義的名稱，當作一種榮譽勳章，可能是西城居民罵她們的話，或教授不滿什麼愚蠢行為或激進政治立場而教訓她們的話。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垃圾桶野貓」（Ash Can Cats）。這對一群思想自由、熱愛冒險、不修邊幅但思想前衛的女性來說是很棒的標籤；其中一半是猶太人，熟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程度跟埃德娜．聖文森．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詩不相上下──一群留著短髮的才女。西一六六街的合租公寓不時響起如珠妙語、酒瓶鏗鏘翻倒、老男人甚至老女人的校園八卦韻事，好不熱鬧。一九二一年夏天，米德通知費城的日日假期聖經學校（Daily Vacation Bible School），她無法繼續在長假期間擔任讀經課老師。

米德從原本成為牧師之妻的預期裡，踏進了詩、情感，以及圍繞著「垃圾桶野貓」核心團體打轉的「各式各樣的小蕾絲邊朋友」的世界。她跟圈子裡的所有人一樣是政治激進派，但從未跨過得體有禮的界線──根據某同事的說法，她只是有點衝。紐約充滿了活力和活動：支持薩科和凡賽第的遊行（譯注：他們是兩名被控謀殺的義大利移民。兩人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卻仍被判死刑。有人懷疑他們的移民身份和政治立場影響了法官的判決）、極具挑戰性的數學和社會學課、伊莎朵拉．鄧肯和約翰．巴里摩的《哈姆雷特》首演、跟未婚夫到格林威治村的餐館共進晚餐，還有填滿其他男士名字的舞會卡，但狐步舞和華爾滋被她用鉛筆頭畫了大叉叉。儘管她瘦小又體弱多病，神經炎讓她的手臂虛弱無力，有年聖誕節她還得了猩紅熱，巴納德學院甚至要求她去上「特殊體育課」，但紐約生活對她來說仍然多彩多姿。

米德的成績也有進步，尤其是一九二二到二三她開始修進階人類學和心理學的這學年。她交出一頁又一頁用細小快速的筆跡寫下的指定閱讀和上課筆記，彷彿要把教授說的一字一句全都捕捉下來。她畫下詳細的編織籃圖樣，提醒自己特定部族使用的不同花樣，並寫下她替朋友做的心理實驗和問卷調查的結果。剛進巴納德學院時她成績普通，多半是C和B，但她自信地跟父親說，大四她已經可以「毫不費力」拿到優等成績。她在人類學課堂上表現優異，鮑亞士教授和他的助教潘乃德准她不用考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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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的一次自殺事件對她造成沉重打擊。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名叫瑪麗．布倫菲爾德（Marie Bloomfield）的同學喝下從巴納德學院實驗室弄到手的致命氰化物。米德跟其他朋友在布魯克斯館的宿舍發現瑪麗的屍體。《紐約時報》只簡短交代死因：「她似乎精神狀態不穩定，在書中讀到死亡可以達到狂喜超脫的境界就深信不已。」

米德很內疚。瑪麗的麻疹還沒痊癒，她卻沒留在宿舍照顧她，跑去找另一個女同學──比起難伺候又黏人的瑪麗，對她來說更具「外型吸引力」的同學。去年聖誕節米德送她一本詩選集，瑪麗在歌頌死得其所的段落畫線，《紐時》認為這就是她對自殺想像的來源。米德覺得，你帶進這世界的想法只要一個不注意，就可能造成慘重的後果。她應該要能事先察覺這種危險才對。「我是她在學校裡最好的朋友，卻從來沒有好好愛她，」事發不久她在給母親的信上寫道。

聽到這個噩耗，潘乃德很快寫了封短箋。「親愛的瑪格麗特，」她在二月八日寫道：

其他女孩需要你盡心盡力對待，如果有什麼事能讓你輕鬆一些，請人送信來教室給我。如果你走得開，就自己來一趟。我的事就算延後再辦也無妨。今天我都會惦記著你，希望大家在困難時期都更能互相幫忙。

米德到死都留著這張紙條。這是兩人之間第一封存留下來的通信。一個是巴納德學院的大四生，一個是哥大的助教。

兩人前一年秋天就已經認識。巴納德學院的女性社群很小，師生彼此都很熟。暗戀（crush）或巴納德女學生所謂的「smash」（譯注：crush 和smash 兩字都有碎裂的意思，但smash 又比crush激烈）很常見，純愛或激戀都有，儘管或許傳聞還是比事實多。但那年春天發生的悲劇使情況有了轉變，兩位女性對彼此愈感親近，發展出新的連結。要再過相當一段時間之後，米德才不再稱她「潘乃德夫人」而直接叫她「露絲」，但潘乃德在當時已經感覺到了一些改變，至少以她自己的觀點來說。「她就像壁爐和鋪了軟墊的椅子，讓我很放鬆，」她在日記中寫下。

一個月後，也就是三月的時候，潘乃德建議米德報名哥大社會科學碩士班，人類學系也隸屬其下。「鮑亞士教授跟我能給你的，無非就是參與重要工作的機會，」她說。那年春天米德拿到學士學位，長袍上還別著連她那喜怒不形於色的父親都感到驕傲的優等生別針。潘乃德送她三百美金當作禮物，並稱之為「非正式獎學金」，可讓她用來付研究所學費。米德回信謝謝她的「神仙教母」，並附上一句曖昧的附注：「這恐怕不是『非正式』的回覆。」

大學畢業後，早已訂婚的米德和克萊斯曼終於在一九二三年九月結婚，地點就在米德家的賓州鄉間住宅附近的聖公會小教堂。他們到潘乃德夫婦位於新罕布夏州的小屋度蜜月，但分房睡，因為米德回紐約之前要完成研究論文和讀書報告。之後米德又回到學校。

米德並非一直都嚮往成為社會科學家，如今卻踏上了母親之前反對過的研究生生涯。她駕輕就熟，參加研討會，參與辯論，感覺自己正在拓展對人類社群的理解。她覺得自己一腳踏進了一個神祕封閉的圈子。每堂課都是一個新視野。她去修潘乃德的人體測量學課程，上課方式很新奇，不像過去那樣探討頭顱指數和種族階層，反而用不同方式來詮釋統計數字。根據潘乃德所說，從個別測量數字到族群行為模式是一個大跳躍，同時也引誘人做出錯誤不實的推論。看似社會規範的東西，可能其實是自己的統計類別製造出的假象。「以界定瑞典人、巴伐利亞人和黑人的差別為例，」她在潘乃德的概論課寫下筆記。「我們會天真地說，瑞典人跟黑人的差異大過瑞典人跟巴伐利亞人的差異。但嘗試去界定那個差異，又是另外一回事。」社會科學要能超越表面所見，學習質疑社會端出來的預先烹調過的真實。」

她已經從鮑亞士和潘乃德那裡學到一些關鍵原則：擺脫自己的先入之見、問對問題，還有實際去做收集資料的辛苦工作。她漸漸覺得人類學是涵蓋一切的科學，使用的方法比她在其他課學過的方法都要嚴格。過不久，她就針對鮑亞士最喜歡的一個主題提出博士論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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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鮑亞士一直是「如何解釋文化形式差異」之論戰的核心。即使在同一個地理區域，編織籃、刺青和獨木舟的製作方法都可能截然不同，連樣式、技術或相關儀式都可能因社群而異。

變異性從何而來眾說紛紜，主要分成兩種學派。一種認為關鍵在於演化。人類社群發展出某些行為模式以配合某些情況。隨著智力和技術逐漸提高，人類想出更好也更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過去曾經困擾祖先的問題，並在漫長的歷史中日益進步。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社會的技術比古埃及更先進。但這或許也能用來解釋文明社會和至今仍很原始的社會在儀式、親屬系統、宗教和裝飾藝術上的差異。先進又聰明的社會在往前進的過程中，跟其他社會產生了差異，但偶而會有一些早期發展痕跡「殘留」至今，例如愛爾蘭人至今仍相信有「綠精靈」這種傳說動物，而且到處都有，就像下雨過後被雨水沖刷而露出地面的陶瓷碎片。

鮑亞士則有不同的看法。根據他在西北岸的觀察，文化形式往往是從不同族群借來的，有時甚至是距離很遙遠的族群。它們會改變，沒有一定的規律或可識別的法則。如果演化理論是對的，學者應該早已預測出一個地理範圍內、機會和限制條件相似的社群之文化習俗的分布狀況。但實際上的發現卻是，文化形式藉由鮑亞士稱之為「傳播」的過程，發生了可觀的差異。相距很遠的聚落，刺青卻可能相同，而距離很近的部落，刺青卻明顯不同。一個區域的造屋技術看似借用自上游的族群，但仔細觀察卻發現細木工、裝飾和屋頂形狀是複雜的混合體。當地社群似乎把來自不同遙遠地區的技術改成其他用途，因此追溯某個作法、故事或儀式的源頭，到頭來可能是白費力氣。

鮑亞士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寫道：「所有特別的文化形式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當時米德即將讀完第一年碩士。人類的行為和習慣不是從遠古的單一模型分化出來的。應該說，從遠古時代開始，住在不同地方的人類就用不同方法做事，當他們跟陌生的個體和族群接觸時便開始分享和修改自己的習慣。運氣和個人的聰明才智當然也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們聽過光是靠一個人就引入了一整套重要神話的例子，」鮑亞士寫道。

任何社會都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下去了解，包括承襲過去的孤立狀態、對外的接觸或遷徙的軌跡。現代社會或許能讀寫，具有歷史意識，沉醉於自身的複雜多樣，但這不表示前現代社會就比較簡單、不知變化。原始社群也有它們的歷史。它們不存在於永恆不變的原始狀態中，有如停住的手錶一樣，等待文明人到來將他們拍醒。研究者不該帶著自己在「尋找一個從有史以來就改變不大的社群」的心態進入田野。相反的，田野工作者看到的只是差異化、傳播和混合的漫長過程的當下切片。動盪、移動、借用和時尚在原始社會裡，跟在百老匯大道上一樣普遍，只要你知道從哪裡去尋找線索。

這些觀點米德在鮑亞士的課堂上全都聽過，潘乃德的課也一再強調。她決定以玻里尼西亞的文化傳播問題當作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個地方特別適合用來檢驗鮑亞士的論點。畢竟，如果能在一個不同文化社群隔著極大距離和洶湧大海的地區找到文化傳播的證據，就能證明借用和相互影響無論在何種地理空間都會發生。而這些過程在移動和接觸較容易的地方，或許更可能發生。

她讀遍找得到的所有資料，每份民族學研究和圖畫、每個刺青和獨木舟評析都不放過，最後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交出論文。在這之前她已經在多倫多的一場研討會上發表過她的一些發現，並從台下的反應得到鼓勵。主辦人愛德華．沙皮爾是鮑亞士以前的學生，如今已是新一代人類學家的領袖人物，似乎對她的論文特別感興趣。她即將要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家，至少感覺上是如此。如今她需要一個能讓她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展翅高飛的研究計畫，不再只是重新詮釋他人的成果，而是自己去收集資料；當年潘乃德就是憑著這股衝勁前往印第安村落。在鮑亞士的建議下，她轉向一個直指「演化論v.s.傳播論」之辯最核心的問題。

養過小孩的人都知道，原本可愛又聽話的小孩到了十二歲就會出現神奇的轉變。一股隱形的力量讓他們變得判若兩人，任性，易怒，並以從小餵他們吃飯、替他們穿衣服的人為恥。鮑亞士在克拉克大學的前老闆史坦利．霍爾，在分成上下兩冊的《青春期：其心理及跟生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關係》（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1904）中探討了這個現象，後來成為這個問題的標準參考書。霍爾認為，這個問題根源於生物體內的最深處，以及種族的演化過程。種族會歷經原始到文明的發展過程，人類也一樣，會從簡單原始的童年進入成熟理性的成年。霍爾那一代作家開始稱這一階段的人為teener（青少年），而青春期特有的反抗掙扎，就好比社會邁向現代之前的成長痛。

然而，如果這一切都是特定文化在特定時代的產物呢？米德不由好奇。假如連「青春期叛逆」如此看似根深蒂固的觀念，都是一種社會學習，而非荷爾蒙（米德的時代才被命名的一種化學物質）的作用，那麼鮑亞士老爹又狠狠教訓了一次那些演化論者。會選這個題目也有私人的原因。米德自己才剛脫離青春期，多多少少放棄了「廣大的鄉間教區，一間堅固的房子，屋裡兒女成群，方圓幾哩外的人無論大小事都會來這裡求助」的少女夢想。她在巴納德和哥大的生活方式，看在她之前在德堡大學的姊妹會成員眼裡一定是離經叛道。假如人類學家必須常走入田野尋找人類早期的版本，那麼米德某方面也在尋找自己早期的版本。

鮑亞士建議她可以考慮美屬薩摩亞。一來因為那裡是美國領地，她能享有美國公民的好處，而且島上的衛生設施還算良好。米德的神經炎一發作，她就很難舉起手，而且很常發生。研究所第一年，某個風大的晚上她在百老匯大道上為了追帽子而跑進計程車道，扭傷了腳踝，腳傷一直沒有全好。之前她的博士論文已經做過玻里尼西亞的背景研究，現在她只要找到自己的田野場域，就能開始收集第一手證據。

此外，米德想要離開還有其他更迫切的原因。她的生活遠比鮑亞士所知的更加複雜。她跟路德都忙著打拼事業，兩人漸行漸遠。一方面她深深迷戀潘乃德，但她同時已跟沙皮爾──曾在加拿大研討會稱讚過她論文的儒雅學者──成為一對戀人。

作者為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研究主題包括族群政治、民族主義、極權政體的轉型，以及城市歷史。經常上媒體評論國際議題，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國際事務》，以及《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