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新疆》

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統治之始（1949-1955年）

1、「解放」之名和實際情況

◎「解放者」之姿的中國共產黨

1949年11月7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的一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進入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中國共產黨終於開啟在新疆的統治。

對於人民解放軍的進駐，當地人民分為接受和不接受兩派。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前共和國幹部賽福鼎等人投向共產黨的同時，哈薩克人的領導人烏斯滿．巴圖爾等人則決定和解放軍抗戰到底；另一方面，曾任新疆省聯合政府祕書長的艾薩．玉素甫．阿布甫泰肯選擇流亡，在土耳其創辦雜誌《東突厥斯坦之聲》，成為海外維吾爾人政治運動的先驅。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也有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的時候，正如許多文獻指出的，與過去的軍閥和國民黨軍隊相比，早期的解放軍與當地民眾有時會相互合作。這樣的觀點不僅可以在中共的宣傳看到，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領袖熱比婭．卡德爾在自傳中也指出，當時解放軍士兵普遍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士兵們為改善形象提供無償勞動；不過根據她的自傳，此後不久當地居民開始與漢人疏離。

中共積極討好當地民眾，能否贏得當地民眾的支持關係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正如〈序章〉中所提到的，新疆社會長期遭受漢人統治者的壓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目的在推翻漢人統治，許多人對此表示認同，由此可以看出當地穆斯林對漢人的反感有多強烈。

中共因此提出一些對策。首先，反對漢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透過表面說法，中共將自己定位為前軍閥統治下各民族的「解放者」，同時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革命運動給予肯定，並敦促所有相關人員加入該運動。中共以這種假裝寬容的方式，將自己與過去的軍閥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並尋求與當地穆斯林團結起來。

◎新疆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共的這種作法明確體現在新成立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的任命中。1949年12月17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時，任命了許多當地穆斯林。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國民黨時期的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續任，包爾漢也是全中國唯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能繼續任職的國民黨時期的省政府主席。此任命是「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拉攏著名的當地民族政治家。

在他之下的副主席是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幹部賽福鼎，與漢人高錦純並列。正如〈序章〉中提到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賽福鼎代表已故的前共和國領導人前往北京會見毛澤東，並表示願意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時，他與總兵力超過1萬4千人的前共和國民族軍隊進行了談判，讓民族軍改名並編入人民解放軍。從此以後，賽福鼎就被毛澤東視為前共和國政府及軍隊的代表，因此也被籠絡為新政府的副主席。

也有其他穆斯林被任命重要職位，不只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等也被分配到職位，這些任命表面上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然而實際的政治權力還是由中共組織（以下簡稱黨組織）控制，與政府機構分開存在，而新疆的黨組織最初是由王震和其他漢人幹部鞏固。

◎早期的黨組織和少數民族菁英的誕生

早年新疆的黨組織是由漢人鞏固，想當然爾，這是因為除了盛世才當政的那段時期，共產黨在新疆從未有根基。中共在著手治理新疆時，在新疆黨組織的最高層設立了一個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新疆分局（以下簡稱新疆分局）的組織，王震被任命為新疆分局的書記，他同時也是駐紮在新疆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領導人，黨和軍隊在新疆都全權交給了王震一人。

王震領導下的新疆分局中有漢人老幹部，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恩茂長期跟隨王震南征北討，當時王恩茂作為南疆區（喀什）黨委書記負責新疆南部的黨組織，後來取代王震成為新疆黨組織的一把手。1949年8月，在新疆「解放」之前，鄧力群從莫斯科前往新疆，鼓吹國民黨軍隊投誠，而後留在新疆擔任新疆分局的宣傳部部長。鄧力群在20世紀的80年代成為中央宣傳部部長，有「左王」的稱號。

早期的黨組織是由漢人組成，未見當地的穆斯林，但在經過毛澤東於1949年11月14日的指示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毛澤東的指示是針對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該局控制著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西北地區，毛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強調在新疆創建少數民族幹部的重要性。

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讓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毛澤東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幹部的培訓，也打算利用他們。在同一指示中，毛澤東表示，少數民族地區幹部的民族構成應與人口的民族比例相對應。這裡的少數民族是指中共民族分類中漢人以外的各個民族，新疆的黨幹部是從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等當地穆斯林中產生。

1949年12月30日，黨組織為包爾漢、賽福鼎和其他15名「少數民族中的先進分子」舉行了入黨儀式，他們沒有經過候補就入黨，包爾漢、賽福鼎於隔年1950年10月11日被選為新疆分局的委員，從入黨到成為新疆分局的委員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隨後，賽福鼎成為新疆分局民族部長，專門負責民族關係，指導民族間的融合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出現了一批少數民族的菁英。

◎反對共產黨的抵制運動

新疆各地對解放軍的抵抗從未停止，中共確實需要藉由引入當地穆斯林來穩定治理。正如毛澤東在前述指示中強調的，需要「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來徹底孤立各個地方仍然存在的「民族反動派」。

毛澤東所說的「民族反動派」的一個例子是農村社會的上層。一些地主對中共勢力的增長感到恐懼，試圖抵抗，中共對這些抵抗的回應是開展「減租反覇」運動，在中共的脈絡下，指的是將「惡毒的地主」拖到集會上，指責他們過去的錯誤行為並將其處決的政治運動，這項運動已經在內地廣泛實行。當運動被引入新疆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曾經所在的「三區」處於特別尷尬的位置，一些加入共產黨的前共和國領導人被歸類為地主，由於「三區」被視為「解放區」，他們最初不願意在這「三區」實施「減租反覇」，但最終還是進行了。當時的報紙揭露，包括「三區」在內的整個新疆都有許多「惡毒地主」在貧農或妻妾們的告發下被處決的事件。

除了地主的抵抗之外，更棘手的是軍事方面不受共產黨統治的國民黨籍穆斯林，其中最著名的是堯樂博士。堯樂博士是1931年哈密起義的領袖之一，當時他反對盛世才，與國民黨政府接觸，共產黨接收新疆後，堯樂博士被新成立的新疆省政府任命為哈密地區的專員（政府領導人），但在1950年3月，他選擇站在國民黨這一邊，並發起一場反叛行動，反叛軍圍攻伊吾縣城，但被解放軍的增援部隊擊敗，堯樂博士後經印度渡海前往臺灣。在反叛期間，堯樂博士被國民黨任命為新疆省主席，這次反叛應該是對反攻大陸的一次呼應。

除了這些與國民黨有關的勢力，還有一些曾經屬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沒有加入共產黨而選擇抵抗的人，比如烏斯滿．巴圖爾領導的哈薩克民兵組織。烏斯滿得到了哈薩克遊牧民族的廣泛支持，且對漢人抱有同樣的反感，而成為共產黨的嚴重威脅。1950年5月，新疆分局召開了哈薩克人民代表會議，試圖將哈薩克群眾從烏斯滿的勢力中分離出來，迫使他們投誠。然而，哈薩克群眾反而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和「減租反霸」等政治運動感到不安，並沒有按照共產黨的意願投誠，因此解放軍發起了「剿匪」作戰，導致許多人死亡。

隨後烏斯滿被解放軍活捉，1951年4月29日被新疆省各族人民代表會議特別成立的臨時審判委員會判處死刑，並於當天執行。雖然對解放軍的武裝抵抗暫時鎮壓住了，但抵抗運動在「解放」後仍持續了一年多。對於許多哈薩克遊牧民族支持烏斯滿一方，而不是共產黨，中共高層認為，解放軍必須打一場艱苦的戰鬥，並作出下列總結。

◎王震和習仲勳的對立

1952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新疆分局常委會議上，對王震過去在新疆擔任黨和軍隊一把手時的政績與錯誤進行了總結，特別是王震在鎮壓烏斯滿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過程中讓許多哈薩克遊牧民族反對他，被認為有問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場嚴厲批評了王震。當時，習仲勳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二書記，該局是新疆分局的一個上級組織，負責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國西北地區的事務。

這時習仲勳批評王震擅自採取激進的政策，沒有遵循西北局對遊牧區的慎重穩進路線；簡單來說，王震的新疆分局和習仲勳的西北局在對遊牧區的政策是激進或溫和的問題上出現矛盾。在雙方的對立上，軍方站在習仲勳這一邊，因為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因此在會議上決定解除王震的新疆分局第一書記職務，王震被迫離開新疆。

王震被撤職後，習仲勳進入新疆主持1952年7月至8月在迪化召開的新疆省第二屆黨代表會議，其目的是對遊牧區採取穩進政策，「穩進」便意味著在遊牧區不急於進行社會改革，遊牧民的生活要先得到改善。習仲勳等人還帶著新疆分局的領導到天山腳下的遊牧區慰問，並邀集300多名各界人士參加在伊寧舉行的座談會，說明政府的政策。

習仲勳顯然主導的是穩進路線，強調統一戰線。按照中共的標準，習仲勳的這種態度比較「右」，不是一個急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激進左派，在當時符合毛澤東的意思，但後來隨著政策進一步向左轉而成為批評的對象，因此習仲勳在文革中飽受折磨，文革後他獲得平反，但近年來隨著習近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他的事蹟已不再被拿到檯面上議論。

順帶一提，王震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仍繼續留在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的位置，沒有倒台；1956年，他被任命為農墾部長，是領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中央機構負責人（「領導」比指導有更強的控制力）。接替王震擔任第一書記的王恩茂是王震的親信，此後王震在新疆仍有隱藏的影響力。1999年出版的《王震傳》提到了習仲勳對他的批評，但在2008年的版本中，相關部分被刪除，可能是考量到當時的習近平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任國家主席。

◎土地改革和黨的建設

新疆政策在1952年做出部分調整，這是為了迎接該年稍晚開始的土地改革。當時在大多數內陸地區已經進行土地改革，不僅少數地主受到攻擊，正如在「減租反覇」運動中所看到的那樣，還包括清算所有「階級敵人」的財產，把他們送去勞動改造、將他們處死等。這場運動的迫害規模並不亞於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蘇聯「去富農化」運動。

如果把土地改革直接引進新疆，外來的漢人黨員就會攻擊穆斯林地主，真正的衝突核心就會從階級轉移到民族，整個當地社會都會與中共為敵。因此中共中央在1952年5月17日《關於新疆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規定，土地改革要慎重，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要讓步，清真寺等宗教設施的土地不能動，改革不能在遊牧區和半遊牧區進行，保護需要保護的人和不應殺太多人。

為此，新疆分局在習仲勳出席的新疆省第二次黨代表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農業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並自同年9月至1953年底推動土地改革，新疆分局還於1952年11月頒布了關於長期保護上層黨外人士和專家的規定。所謂的「上層黨外人士」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國民黨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各種人，強調這些人的過去不應受到質疑，如果他們已經改過自新就應受到保護。中共以這種方式制定特別保護措施，縮小敵人的範圍。據記載，土地改革期間，全新疆共沒收了15萬多公頃土地，分配給65萬戶農民。

為了讓土地改革順利進行，開始著手黨的建設（建黨工作），在農村地區建立黨支部，讓農村工人入黨。由於鼓勵當地農村的穆斯林入黨，從1952年底到1953年底的一年中，新疆少數民族的黨員人數從約2千人增加到5千人，在這5千人中，大約有4千人是維吾爾人，漢人黨員的數量也同時從約5千人增加到7千人，雖然漢人在絕對數量上超過了少數民族，但在共產黨幾乎零基礎的新疆農村，接受當地的穆斯林黨員頗具意義。這一時期產生的新疆黨員成為土地改革的實戰部隊，從長遠來看，成為當地既得利益者的基礎，也是日後在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對抗結構中無法全盤掌握的中間人。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曾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特別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過去曾在美國耶魯大學、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做比較政治的研究，專注領域為中國與蘇聯的民族政策、中亞地域研究。本書《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榮獲日本第十七屆（2022年）樫山純三賞。另著有《民族自決與民族團結：蘇聯與中國的民族菁英》（民族自決と民族団結：ソ連と中国の民族エリート，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