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日本暴力政治》

麥田出版

第一章 愛國者與賭徒

暴力與明治國家的建立

田代榮助站在一座地方神社前,面對一群擠得水洩不通的民眾,宣布自己是這群人的總理與指揮官,並且命他們為「困民軍」。這群由農民和其他村民組成的戰力,綁著頭巾,挽起他們的袖子,手持竹槍、刀劍和來福槍,站在那裡蓄勢待發。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的第一天,他們聚集在崎玉縣的秩父郡,發動了一場叛變,對抗他們認為必須為他們的窮困與無助負責的人:巧取豪奪的高利貸商人與明治政府。當成員在接下來的幾天殺害高利貸者、攻擊國家機構所在、和政府軍作戰時,便是由田代榮助以及副指揮官加藤織平凝聚起這些困民黨員。田代和加藤尤其引人注目,因為他們原本是「博徒」(賭徒)──嚴格來說,是遊走法律邊緣的人,一種極道。十九世紀期中期以前,幾乎沒有人想過,這類人會成為農夫抗議或政治叛變的主導者。而且,在明治政府的第二個十年,一些博徒接下這些角色,晉升到國家層級的政治舞台。

在廣泛檢視日本近代暴力專家的先驅──「志士」與「博徒」──如何經歷一八六○到八○年代、從近世到近代統治的動盪過渡期時,田代和加藤將被視為其中一部分。志士與博徒不是過往封建時代的遺留,而是經歷過德川幕府潰敗的大型起義以及明治時期最初數十年的騷動後,被重新塑造出來的一群人。武士統治的結束、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各式民主政治的萌生,重塑了志士和博徒的早期近世暴力,打造出他們近代的樣貌。然而,志士和博徒兩者穿越這數十年過渡歲月的方式則截然不同。

「志士」是典型的下級武士,身為德川時代的戰士,他們是近世國家的官方武力。然而,由於缺乏讓武士真正擔負國家護衛者的機會,他們比較是名義上的戰士,而非實際上的武力。最終,迫使他們拿起武器對抗的,是他們原本應該要保護的政治秩序──他們對幕府面對一八五○年代抵達日本的西方列強的態度,深表不滿。對身為下級武士的沮喪,加上「直接行動」的意識形態、對政府的蔑視,催生了志士這一群人,並在一八五○年代末期和一八六○年代初期,以行使暴力(主要是暗殺形式)的方式,企圖推翻德川幕府。就最嚴格的意義來看,志士不算是暴力專家,因為他們是企圖使用武力達成自身政治目標的反叛者,而不是為他人施行暴力。他們做為一股政治力量,也並未持續至明治時期。然而,志士提供了一種以暴力反叛看似醜惡國家的典範,這種模式在明治初期仍為人所接受。而且,雖然他們的組成分子多元,包括當時的愛國分子和仇外的恐怖分子,但是,他們的愛國主義卻受到明治時期與之後的近代暴力專家所緬懷而起死回生。

德川時代的「博徒」原本是賭徒,他們鍛鍊體魄,以保護他們的事業及地盤。正因為博徒的暴力能力,德川幕府採取了有點諷刺的措施:請求他們協助國土治安,某些藩主甚至招募他們參與明治維新時期的內戰。在一八八○年代自由民權運動的情勢下,施暴的能力促使一些博徒,如田代榮助和加藤織平等,登上重要的領導角色。博徒不只和志士一樣,留下一種意識形態的傳統,也讓他們本身成為近代政治脈絡中的暴力專家。

志士和博徒都說明了德川時代的暴力,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也說明了暴力如何、又是為何以特定形式繼續存在,以及暴力如何重整,成為鮮明的近代形式。從德川幕府過渡到明治政權的暴力,並未隨著日本成為一新興的近代民族國家而消失,反而留存下來,雖然改頭換面,但仍然牽動日本往後數十年的政治風貌和實踐。

志士:暗殺者、反抗者、愛國者

一八五三年,美國砲艦抵達首都江戶的外海,在一個已經鎖國、切斷與多數西方國家官方關係約兩百年的國家裡,引發了一連串關於外交政策持久且分歧的爭議。雖然各方建議從姑息到驅逐所在都有,主要政府官員最後仍決定,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軍事上相對強勢的美國人合作。這時,德川幕府面對西方時的無能被一眼看透,民眾對於該政權能否保護並捍衛國家的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助長了激烈的改革。對於視日本拜倒在西方腳下為恥辱的人而言,尤其令他們無法忍受的,是一八五八年日本政府與數個西方國家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所簽署的所謂「不平等條約」,以及接下來兩年,由井伊直弼大老主導的剷除異己行動。受到西方強迫打開門戶的煽動,一種初生的愛國主義鼓動以使用暴力的方式,表達對近世國家的強烈不滿。由此導致了這兩百多年來,其中一次激烈的武士叛變行動。

這個反德川幕府的團體被稱為「勤王派」或「志士」,具有為領土或國家犧牲自己的意涵。孔子曾定義「志士」(志士仁人)為:為了美德與仁慈而捨身取義的人(《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德川幕府晚期的日本,志士領袖如吉田松陰等,便描述其黨羽為:在戰爭時期為國家展現他們的意志的人。在這些年裡,概括吉田的意識形態立場的口號是「尊皇攘夷」。這些概念的知識典故說來話長而且複雜,但主要由十九世紀初的水戶藩學者提出,接著由一八五○年代和六○年代初的重要志士發揚光大。當中最傑出的,不外乎是來自長州藩的吉田,尤其在一八五八年後他更是大聲疾呼,懇求志士擔任「謙虛的英雄」,並採取行動──德川政權一遭受外侮,就應起而攻擊外國人,藉此逼迫幕府以行動制「夷」。吉田同時引領自我犧牲且忠誠的「草莾的志士」,呼籲還政於天皇。他並不是光說不練。一八五八年,他密謀在井伊直弼出使京都途中暗殺他,因而遭到逮捕,並於隔年遭受處決。他的教義在他的弟子中流傳開來,其中至少有十五名弟子成為志士,參與暴力行動,而當中有好幾人──例如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在明治維新與接下來的日本政界扮演重要角色。一如吉田,土佐藩的劍道老師武市瑞山也有一群志士弟子的追隨者,包括知名的坂本龍馬和中岡慎太郎,他們鼓吹使用暴力推翻德川幕府統治,還政權於天皇。

暗殺是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用來對付外國人,以及在日本領土上,被視為向西方人的存在與要求卑躬屈膝的本國人。歷史學者經常把這些暗殺行動描述為恐怖主義行為。這些象徵性行動確實是意圖引起驚恐──懲罰據稱的日本叛國賊、引發排外情緒、打擊令人反感的條約協定。

多起暗殺事件發生在首都江戶,這裡是幕府與外國外交使節官方關係的核心所在。在這裡,志士的典型裝扮是長髮髭面、全身污穢不堪,衣著輕便且隨性,光腳穿著木屐。一八六○年三月,井伊在江戶城門外遭暗殺,無疑是開了往後數年志士暴力的第一槍。當時一起採取行動的有十八名志士,一人來自薩摩藩,其他來自水戶藩,他們要懲罰井伊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行為。同樣在志士受害者名單中的,則是在英國公使館工作的通譯小林傳吉。他因為經常出入滿足外國人情色需求的場所,並以擔任公使館人員的嚮導而為人所知,但是據說引來殺機的,是他和他的英國同僚對著名「四十七浪人」(脫藩武士)石像表現出的不敬。這是否真的為暗殺動機不得而知,因為聽起來比較像傳說,而非實情,但是一八六○年初,小林確實慘死在憤怒的志士手中。同樣在江戶,一小群來自薩摩藩的志士將目標瞄準在美國公使館擔任祕書和通譯的荷蘭人亨利.胡斯肯(Henry Heusken),他因為本身的語言能力,在協商「不平等條約」中擔任要角。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夜晚,一名全身黑衣的蒙面志士埋伏在一處檢查哨,企圖給予胡斯肯和他的隨行人員致命的一擊。不久後發現,這些刺客屬於名為「虎尾之會」的成員,該會由清河八郎領導,他曾經設立私塾,讓學生學習中國經典、劍道,並討論政治。虎尾之會由擁抱「尊皇攘夷」理念的清河八郎親信所組成。幾個月後的一八六一年七月,志士襲擊位在東禪寺的英國公使館。十四、五名志士突破理應防衛森嚴的周邊地區,直闖公使館內,造成數十名人員傷亡。在這幾年間,其他志士的攻擊目標還對準一名俄國海軍軍官、一名荷蘭商船船長以及一名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

雖然志士自認為暗殺行動是英雄行徑,許多外國人士自然是不能苟同的。即便已表明,暴力可因立場而有不同的理解,外國人士依然視志士暴力為恐怖主義,並再次確認日本人的野蠻。第一位英國駐日本公使阿禮國爵士(RugherfordAlocock, 1809-1897)在談論井伊遭暗殺案事件時,確實認同志士的決心和犧牲精神。然而,整體而言,阿禮國仍對他感同身受的暴力威脅極為不滿。在一八五九年八月九日提交給日本政府(應該是幕府)的一份聲明中,他力陳外國人所遭受的惡意對待,阿禮國向地主國陳述在江戶危機四伏的日常生活: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公使館官員,不論是英國或是美國,能走出他們的官邸而不受粗魯、無禮,還有近來──尤其最近更是如此──最胡作非為與決絕的人物的暴力所威脅。他們對著走在通衢大街上手無寸鐵的、和平的、不對任何人造成脅迫或挑釁的紳士丟擲石塊、飽以老拳,或者拔刀相向。

阿禮國說到,永無寧日的危險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冷漠且心灰意冷」,他寫下這段話近乎兩年後,即發生了東禪寺攻擊事件。在他心中,暗殺事件道出日本人與東方的背信、殘忍以及仇恨。同時也透露出幕府的弱點,無法控制如此不法的行為,尤其是在首都;這種如他所稱的「暴民暴力」,讓人想起過去封建時期的歐洲,而阿禮國宣稱,等同志士暴力的行為是不見容於此時歐洲政府的。因此對這位英國公使來說,對外國人的暴力攻擊,確認了他內心的想法,即日本人民和政治無法跟上歐洲的文明、理性與進步。

志士的暗殺行動在一八六○年代早期達到高峰,自一八六二年中起的兩年內,發生了七十起案件。其中包括一八六二年五月對土佐藩家老的攻擊。這次暗殺行動由武市瑞山策畫,原因可能是懲罰這位家老提倡被視為支持幕府的藩政改革。接著九月,英國商人查爾斯.里查森(Charles Richardson)和他的三名同伴遭受三名來自薩摩藩的志士攻擊,史稱「生麥事件」。英國領事館人員薩道義(Ernest Satow)評論這起事件後來造成的恐慌,他說:「這(暗殺行動)對歐洲人的心理所造成的最大的衝擊是,之後,他們把每個帶著兩把劍的男人視為刺客,如果他們在街上遇見這樣的人,而後發現自己竟安然無恙地經過他身旁,他們會當下感謝上帝。」就在兩名士官於一八六四年初在鎌倉慘遭殺害之際,英國臣民再次成為標靶。

暴力事件在京都尤其明顯,這裡是朝廷所在,從土佐藩、薩摩藩和長州藩來的志士,聚集在攘夷和倒幕的公家周圍,營造出一種高度緊張的氛圍。這些志士將他們的暴力合理化為「天誅」行動,並且透過看板、傳單或其他形式公開展示,威脅將這個行動加諸於惹惱他們的人身上。第一批「天誅」的受害人之一是島田左近,他是幕府公家的家臣,一八五○年代末期,他收錢負責監視人民,並向勤王派通風報信,誰在背後批評幕府的不是。幾年後的某一天夜裡,島田正在享受泡澡時,被來自土佐藩、薩摩藩和肥後藩的志士殺死。他的頭顱以一種挑釁幕府報復的方式,懸掛在一張告示的下方公開示眾,告示上寫著:「此人壞事做絕,為天地難容之大奸賊,今梟首誅戮之。」幾個月後,二十四名志士攔截了四名執行井伊肅清政策的負責人。他們四人遭受攻擊時,正在從京都前往東京路上的旅店;其中三人當場死亡,另一人逃走不久後便喪命。志士選擇襲擊目標的政治警告意味,在一八六三年二月一起事件中格外清楚,因為這一次他們刀下的受害者不是活人,而是足利將軍的雕像。志士不滿這三位足利將軍在十四世紀背叛後醍醐天皇的行為,因而砍下三人(或者說,他們逼真的雕像)的頭顱。和島田的頭顱一樣,三位幕府將軍的木像頭顱也被公開示眾,同時附上清楚的訊息,以免有人誤解其象徵意義:「我輩執行天誅,處置這些可恥叛徒的形像。」

雖然志士暴力在製造恐怖氛圍方面極見成效,但情況很快變得明朗,單靠暗殺無法攘夷或倒幕。一八六三年,一次大規模暴力行動為幕府的軍力所擊潰,暴露出志士的局限。到了一八六四年底,一些志士受到嚴懲,很多人在衝突中死亡,而其餘多數志士終於承認,要將具有軍事優勢的西方強權從日本驅逐,只是徒勞無功。最暴力且最引人注目的志士被包圍;數百名志士同時遭到逮捕,或驅逐到京都以外的地區。藩主的軍隊協助打擊志士,由浪人組成的軍隊如「新選組」,也支持幕府以暴制暴。外國勢力對嚴懲及遏止暴力當然毫不手軟,他們更是展現出要將他們驅逐出境是絕無可能的事。一八六三年八月,英國船艦對薩摩藩的鹿兒島展開攻擊,強迫日方對英國商人理查森的暗殺事件簽下一份協議。大約一年後,英國、法國、荷蘭以及美國的海軍轟炸了長州藩的下關,以此報復該藩由志士鼓動攻擊西方船隻的事件。所有這些發展,預示了暗殺政治的結束,以及「尊皇攘夷」意識形態的式微,因為殘存的志士不是退出政治人生,就是加入了推翻德川幕府的軍隊。

作者為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


書名:《日本暴力政治
作者: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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