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

第四章進步是一種救贖

那些晚上做夢的人，他們在塵封的心靈深處做夢，在白天醒來時發現那不過是過眼雲煙；但是，那些在白天做夢的人，他們是危險的人，因為他們睜著眼睛做事，讓他們的夢想成為可能。─T．E．勞倫斯（阿拉伯的勞倫斯）

隨著英國人陷入了一種脆弱無力感，爭奪霸權的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引起了人們對進步敘事的更多懷疑。他們會不會是在製造一場大規模的破壞性戰爭？在這個時刻，大約在一九○七年前後，十八世紀貴格會成員桑普森．勞埃德（Sampson Lloyd）的後裔對一七九五年的加爾頓事件進行了讚許的反思。在考慮加爾頓的論點時，這位年輕的勞埃德戴著最近征服非洲的樂觀視角，回憶起了他在童年時曾經與傳教士與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的見面經歷，李文斯頓是一個「和平的人」，他肯定了槍枝對一個英國人在非洲的作用。但在這個國際間劍拔弩張的時刻，勞埃德也對那些推動軍備集結的政治家表示遺憾，因為他們讓「基督教國家」之間有了爆發戰爭的威脅。在他看來，這似乎超出了自由主義者對歷史進步的敘述，因為自由主義者只設想與歐洲以外的未開化的「他者」進行暴力爭鬥。但基督教的紐帶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的激烈競爭中已經蒸發不見了。七年後，勞埃德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用於征服非洲的機槍在歐洲製造了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基督教國家」正在應對一系列的文化挑戰，包括對根本性的對《聖經》年表的懷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也是世紀之交時自由主義危機的一部分（在英國，還表現為女性參政運動、大規模工人罷工和對愛爾蘭自我統治的冒險政策）。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渴望體驗充實時間的英國人轉向了新型的靈性主義（spiritualism）。以威廉．莫里斯的藝術和工藝運動為代表，許多人對資本主義成果在審美上的反感加強了人們對於神祕主義的興趣。這種對神祕主義的迷戀在尋求從資本主義時代中獲得釋放的過程中得到了蓬勃發展。發現看不見的電磁波使無線電報成為了可能，這鼓勵了人們「願意相信」各種不可見的、看似神奇的感應和心電感應現象，這其中也包括精靈和神在現實世界的積極作用。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也許已經失去了不少吸引力，但是人們投入到了中世紀世界和文藝復興基督教的神祕主義和其他的靈性主義之中（在菁英階層中尤其如此），以尋找歷史學家艾力克斯．歐文（Alex Owen）所描述的「即刻感受和與不同觀念中的神的合一。」根據基督教傳統，人們會在審判日的復生後與已故的親人重逢；靈性主義開啟了現在就與他們相遇的可能性，而這正是靈性主義者想要逃離的歷史時期。歷史學家托馬斯．拉奎爾（Thomas Laqueur）解釋說，在這一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的世俗時間感和遠離傳統宗教感情的世界的產物。」東方主義者們對「東方的」神祕主義傳統的興趣與這種探索相吻合，推動了像神智學（Theosophy）這樣的普遍主義神祕哲學的發明。如果沒有歐洲與「東方」思想的長期基礎，亨利．柏格森的神祕主義思想則是無法想像的，它也是這種思想漩渦的一部分；許多柏格森主義者都對神祕主義感興趣。工廠裡的工人以各種方式抵制時間紀律，贏得了反叛、懶惰、缺乏主動性和動力的聲譽；神祕主義是資產階級對統一時間和它所促成的合理經濟行動的抵抗。對空洞的、世俗的時間正常化的反叛是廣泛的，甚至是普遍的。變化並不是單向的，無論輝格派歷史學家多麼希望它是單向的。

靈性主義者的趨勢引入了關於能動性的新想法，這些想法決定了帝國在二十世紀裡的再發明。靈性主義者的實踐和分裂的自我觀念復興的核心都是一種「媒介」（後者在弗洛伊德理論中也找到了新的科學依據）。這種靈媒通常是女性，她由一種出現在中介位置的存在所構成，是神祕存在的能動性的傳播者。它顛覆性地把這種能動性賦予了女性，否認這種能動性是她們自己。但有特殊才能者的概念也出現了，它是建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主義理想之上的。考慮到這種概念發生的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的擴張中，在古老的神祕主義的所在地─中東地區，這並不是巧合。在中東地區一直存在的神祕能動性的概念極大地影響了英國人在那裡的活動，激發了「專家們」偏執的歷史敘述，他們自己聲稱對該地區有著超自然的了解。這些敘事為帝國在中東的暴力活動提供了藉口─其中大部分是隱蔽的，因為明確的帝國主義行動越來越有可能在國內和國外受到譴責。同時，專業知識概念的重塑以及專家與國家機構的關係，動搖了歷史學家的制度性權威的基礎，為他們在權力走廊中被社會科學家取代打開了大門。

在一九一四年七月，那些興高采烈地迎接開戰消息的年輕人期待著重振騎士精神的榮耀，擺脫沉悶的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機會。但僵持不下的塹壕戰很快就改變了人們的期望。許多人從啟蒙運動以來的想法中得到安慰，即看似邪惡的事件是進步的必要條件。這一歷史上最痛苦的事件實際上可能是歷史一直在走向的世界末日，是最終和平到來之前的大災難，是「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然而，戰壕裡的人們在一場消耗戰中面臨著令人沮喪的能動性的喪失。對於在浪漫主義詩人的熏陶下長大的中產階級士兵來說，人命無力地被耗損掉的技術噩夢幾乎沒有給個人英雄主義的拜倫式願景留下實現的空間。士兵詩人竭力想表達軍事上的癱瘓麻痺和戰場能動性的死亡所造成的難以言表的痛苦和恐怖。痛苦也產生了諷刺。也許沒有人比萊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更有資格嘲笑英雄希望的破滅，他是印度官員的後裔，以總督的名字命名，並撰寫了長達四百頁的關於沃倫．黑斯廷斯的傳記專著。在一九一八年時，他的《傑出的維多利亞時代人》（Eminent Victorians）一書抨擊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主義理想，尤其是在追求所謂的神聖目標時對暴力的虛偽嗜好。

但是，英雄主義的理想通過沙漠中的神祕學能動性的新概念（特別是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倖存了下來。在中東的士兵也許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發現自己的一些「戰爭即浪漫」（war-as-romance）的期待得到了滿足。在巴勒斯坦戰役中，英國與德國的鄂圖曼帝國盟友作戰，這一戰役被譽為「最後的十字軍戰爭」。此外，在勞倫斯（T. E. Lawrence）的戰役史《智慧七柱》（一九二六）中，勞倫斯自覺地將其作為一個英雄故事來敘述：「我實際扮演的角色是很小的，但由於我有一支流暢的筆……我把自己……當成了一個諷刺的首要角色。」事實上，他的行動是由他的野心所決定的，他想獲得配得上史詩般的歷史敘述的經驗。以傳奇的規模恢復偉人的歷史是他尋求擺脫他那個時代的「鐵籠」的一部分。他的敘述明確地努力去超越其歷史經驗主義，以反歷史的方式關注沙漠環境的力量和他自己公開的史詩般的意圖和創造性的特許。

暴力能動性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受到壓制的主題。在士兵們不可言說的經歷中包括親手殺戮的歷史─年輕人要如何面對他們所實施的暴力，以及他們的良知要如何承受這種負擔。大多數的歷史描述都集中在士兵們所受的痛苦和戰爭受害者身上，而不是集中在描述那種共同的殺戮經歷上。然而，勞倫斯公開分享了殺戮的經驗，將阿拉伯沙漠的環境描繪成一個獨特的放蕩的道德世界，在那裡，殺戮和敘述殺戮都有一種不同的意義。勞倫斯是阿拉伯反鄂圖曼起義的顧問，英國在該地區與阿拉伯起義者結盟，以打擊鄂圖曼帝國。他在戰爭史的開頭寫道：「我們的手上總是沾滿了血：我們被允許這樣做。傷痛和殺戮似乎是短暫的痛苦，我們的生活是如此短暫和痛苦。活著的悲哀如此之大，懲罰的悲哀也必須是毫不留情的……當有理由和願望進行懲罰時，我們立即用槍或鞭子把我們的教訓寫在受難者痛苦的肉體上，而且這種情況是無法反駁的。沙漠裡沒有法庭和監獄那種精細完善、緩慢的懲罰。」在文章的後面，他講述了為了維護部下的和平而不得不執行的處決的「負擔」，並以令人痛苦的、坦白的細節描寫了射擊的過程：哈米德站在一個狹窄的山溝裡，勞倫斯「向他的胸部開槍。他（哈米德）倒下了……高聲尖叫著，鮮血噴濺在他的衣服上，他不停地抽搐著，直到幾乎滾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我接著又開了一槍，但由於顫抖，我只是打斷了他的手腕。他繼續叫喊著……我向前一傾，最後一次向他的下巴下方的脖子寬處開槍。他抖了一下。」夜晚過去後，人們整理行裝離開。「他們不得不把我抬到馬鞍上。」最後是關於勞倫斯在其部下目睹了土耳其軍隊在塔法斯的屠殺結果時，鼓勵進行報復性殺戮的敘述：「在塔法斯的恐怖產生出的瘋狂中，我們殺了又殺，甚至把倒下的人和牲口的頭都搗碎了；彷彿他們的死亡和流淌的血可以減輕我們的痛苦。」有數百人被機槍射殺。但為了表達這種恐怖和道德崩潰，大衛．連恩（David Lean）在一九六二年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中把這一事件描述為對一種肉體貼近的、前現代的暴力形式的回歸─瘋狂的勞倫斯揮舞著滴血的匕首。

這種對沙漠環境的敘述允許勞倫斯描述他的暴力動機的一切。就像那些尋找失落世界的人在印度的鄉村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吸引力一樣，阿拉伯的沙漠也扮演了這一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人比其他任何地區都更浪漫地將中東作為逃離資產階級歐洲的僵化時代的地方，是一個可以同時找到中世紀、神話和神祕過去的地方，在中東的沙漠中可以充分實現永恆的感受。勞倫斯的直白文字，他的罪惡感，以及其他的許多東西，使他與浪漫主義者們血統相通。他的良知在他得知英國人在戰爭中對阿拉伯盟友的背叛的情況下尤為痛苦。在與阿拉伯的漢志省（Hijaz）的統治者謝里夫．胡塞因（Sharif Hussein）的通信中，英國官員向他承諾，支持他建立一個依附於英國之下，從阿拉伯半島一直到大馬士革的阿拉伯王國。然而，正如勞倫斯所知道的那樣，英國還與法國、俄國祕密簽署了「賽克斯－皮科」密約，一同瓜分鄂圖曼帝國的戰利品，而在賽克斯－皮科密約中又同時把大馬士革周邊劃給了法國。在更遠的東部，在鄂圖曼帝國的巴士拉、巴格達和摩蘇爾省（位於今天伊拉克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戰爭行動也同樣背叛了其解放的承諾，英國人隨後在這裡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印度式占領政權。關於英國對戰後中東地區的處置承諾的有效性，已經有大量的研究對此著墨探討過了。我在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勞倫斯意識到了這種雙面交易，並為此感到內疚，因此在戰爭期間，他「不斷地、痛苦地感到羞愧。」他有時會表現出努力地顛覆帝國主義野心的樣貌，以支持阿拉伯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後來考慮為羅傑．卡西門特寫傳記。）這種分裂的忠誠心，在其他的英國阿拉伯學家身上也得到了呼應，這讓英國殖民部對那些「比阿拉伯人還阿拉伯」的官員感到十分擔憂。這是一種新的、隱蔽的偉人能動性模式在中東地區發展的產物，當時英國人也在尋找現代性的解藥。英國的阿拉伯學家們的專業才能被理解為在仰賴對阿拉伯人心靈的同情模仿─這是一種對神祕媒介的類比，使得他們對於英國政府來說是不可靠的。這些專家似乎對塑造該地區歷史的神祕政治力量了如指掌，儘管他們公開表示同情阿拉伯人，但他們在一戰後英國統治的中東地區建立了一個暴力的空中警察系統。

在《阿拉比亞的間諜》（Spies in Arabia）一書中，我把這個故事作為英國對中東的文化表述之一，它促成了空中管控（air control）的發明。但是，更具體地說，這些表現是錨定在特定的歷史概念和歷史能動性的概念中的。正如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五年一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感使官員們能夠克服對殖民暴力的道德顧慮，但這一次，是一種更陰險的歷史觀，也是為陰暗的帝國行動發放許可證。一戰後的政治氣候已經不同了：西線戰事明顯的野蠻性質削弱了對帝國進步敘事的信心，使人們對歐洲人聲稱的優越文明產生了懷疑。但是，隨著反殖民運動努力地執掌起民族解放的論述，浪漫主義形象和對擁有空軍的政權（aerial regime）的相對保密態度，給帝國進步的說法帶來了新的生命。那些宣稱對中東地區有獨到見解的專家們堅持認為，空中管控是該地區歷史進步的最佳助產士。在這片被困在聖經的、中世紀和神話時代的土地上；在這片受制於邪惡的神祕力量的陰謀的土地上，英國騎士在天空中進行的現代的重造性破壞，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一件事。

當英國的阿拉伯學家們尋求從布爾喬亞的英格蘭逃離，被那裡的進步效應所驅離時，他們開始明確有力地表達出他們對一戰前中世紀－聖經式的中東地區的看法。德國的野心和民族主義運動在該地區的發展也激起了他們的興趣，對武器在帝國各地傳播的憂慮也是如此，英國人迄今為止一直容忍軍火的傳播，並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在十九世紀末時，當英國人繼續自鳴得意地為自己將印度從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而感到得意時，政治無政府主義成為了反殖民主義網路中深具影響力的政治潮流，這引發了人們對殖民地軍火的新關注。隨著一八八一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遭到暗殺，政治恐怖作為一種新策略出現在了全球舞臺上。我們將在後面追溯這個「全球左翼」的一些想法；在這裡，我想重點談談英國為遏制它所做出的努力。軍火商不斷地對新的立法加以調適，新法規試圖阻止軍火向殖民地匯入的潮流，為避免被發現，他們採用了越來越小的批量運輸。這些調整使馬斯喀特（Muscat）成為了位於阿拉伯海上的主要軍火轉運港口。到達印度西北邊境的軍火潮尤其令人擔憂。在一八九七年時，年輕的邱吉爾隨馬拉坎（Malakand）的野戰部隊在邊境上發現了「十九世紀的武器出現在了石器時代的野蠻人手中」這讓他大為失望。阿夫利迪人（Afridis）長期以來被英國人雇來守衛邊境的開伯爾山口，但就在這一年，他們叛亂了。在鎮壓了叛亂之後，英國人獲得了馬斯喀特的授權，在其水域內搜查船隻，以限制槍枝流向邊境。這導致了一八九八年的大規模武器在在波斯灣被扣押（激怒了伯明罕的軍火製造商）。一九○○年的〈武器出口法〉（Exportation of Arms Act）增加了進一步的規定。隨著世界大戰的臨近，對武器販運的批評越來越明顯，印度反殖民主義者也轉向了政治恐怖策略。在一九○八年，波斯灣的殖民地行政長官洛里莫（John Gorden Lorimer）譴責軍火貿易是「與奴隸貿易至少一樣嚴重的公害。」它在阿拉伯促成了「無政府狀態和流血事件」並造成了「廣泛和不可治癒的混亂」的威脅。它不再像加爾頓時代那樣，僅僅因為與奴隸貿易有關聯而沾上了汙點，而是本身就受到了道德上的反對，威脅到了神聖的大英帝國治世本身。（而且，政府認為有必要將羅傑．卡西門特軍火走私的警報拉得更響，將他和同性戀行為聯繫到了一起。）在一九一二年，馬斯喀特的蘇丹向英國要求規範貿易的壓力屈服了，引發了阿曼部落的反抗。與此同時，當符合他們的利益時，英國殖民當局也參與到這一貿易之中。

在該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的背景下，在鄂圖曼帝國蒐集情報獲得了新的緊迫性。儘管在南非戰爭之後，情報工作普遍變得更加專業化，但英國與鄂圖曼帝國的正式聯盟促使中東地區轉向非正式、非專業間諜：外交官、休假的士兵、記者、商人等等。考古學家也是這一群體的一部分，他們對該地區的考察，是為了在面對德國人爭取鄂圖曼人的競爭時保持影響力而做出的新的努力。英國人在探詢神祕主義的古老起源時，特別要求與扎根於「阿拉伯半島的」傳統保持連續性。神祕主義研究者米德（G. R. S. Mead）將倫敦「興起的靈媒算命潮流」和充斥在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城的靈媒相提並論：「埃及和非洲、羅馬和希臘、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在這裡相遇。」他們追求的是一個新的歷史劇本。如果自由主義的末世論敘事把英國人帶到了一個伴隨著精神和文化空虛的進步死胡同，也許埋藏在聖經模板下的他們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歷史指南，以實現有目的的存在。關於考古發現的作品也支持了對精神脈絡的追尋：博斯卡文（W. St. Chad Boscawen）一九○四年的《最初的帝國：聖經中的巴比倫》（The First of Empires: Babylon of the Bible）、一九○九年坎貝爾－湯姆森（R. Campbell-Thompson）的《閃族人的魔法，其起源和發展》（Semitic Magic,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哥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一九一四年的《烏海迪爾的宮殿和清真寺》（Palace and Mosque at Ukhaidir）。

正如我在《阿拉比亞的間諜》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這一文化項目使該地區的情報蒐集方法變得更加複雜。英國特工抱怨說，在這片基本上是神祕、異域的土地上蒐集情報很困難（正如一位特工所說的，這裡「居住著天方夜譚的靈魂」），但他們又對此樂此不疲，期待著有精靈、騙子和《聖經》中的人物相伴。許多人花了很多時間調查聖經傳說中的地點─約拿的路線、巴別塔、伊甸園─而不是蒐集情報。繪製地圖是一項挑戰；在明顯沒有特徵、沒有地平線、千變萬化、海市蜃樓的沙漠中，暈頭轉向和心煩意亂的特工們往往很難簡單地確定他們在哪裡，發現該地區「到處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所說的「阿拉比亞」，即這種地理和文化想像，似乎確實擁有英國所不具備的優點。這些志願前來的特工中的許多人被吸引到這項工作中，為他們逃避線性歷史的夢想作掩護，他們「直接從這個喧囂和爾虞我詐的現代時代……回到了歷史的書頁中，回到了中世紀的時代。」哥特魯德．貝爾是這批人中唯一的女性，她將一九一一年在中東的旅行紀錄命名為《從穆拉德到穆拉德》（Amurath to Amurath）─這是向莎士比亞對土耳其宮廷連續不變的至高權力的精闢評論致敬。這個時間停滯的地方提供了一個避開「新聞消息」的避難所，一個逃離歷史本身的機會。在那裡他們可以找回「無邊的自由」，與「自由主義」提供的自由不同，這裡提供的原始的、基本的、不屬於人類社會的自由，不受資產階級人類法律的約束，不受「鐵籠子」的約束─在那裡人們只對宇宙力量負責。這一代的旅行者自覺地繼承了浪漫主義，他們把「阿拉比亞」作為現代性的避難所，在那裡保存了西方的精神淵源。拜倫的孫女安．布朗特女爵（Lady Anne Blunt）和她的丈夫威爾弗里德．布朗特爵士（Sir Wilfrid Blunt）是他們中較早的一批人，他的旅行使他比羅傑．卡西門特更早一代成為了反殖民主義的煽動者。作為地理學家認為「仍然未知」的少數地方之一，阿拉比亞是位於地圖之外的地方，是一片尚未被納入到世界時間裡的土地。這對那些渴望實現將阿拉比亞拉入到地圖上的那些胸懷壯志的人來說，這種未知既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誘惑。特工們將在那裡蒐集情報視為進入一個虛構的世界，而此時，間諜小說的體裁正逐漸形成。他們自覺地追隨他們虛構的同時代人，即魯德亞德．吉卜林於一九○一年出版的小說《基姆》（Kim）中的同名英雄，他既是間諜又是精神門徒，深深地意識到自己是在《聖經》和《奧德賽》的土地上工作，在那裡間諜活動一直是認識自我的史詩競逐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些不同的神話歷史劇本的參考塑造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對自己行動力的感覺，以及他們對自己行動的道德判斷，與其他地方的同行非常不同。一位特工解釋說：「穿越了地中海，我們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間諜領域……一個充滿了東方的……狡猾和詭計……在這裡，間諜不再像在西方那樣面目猙獰地出現。」

作者是《阿拉伯的間諜》（Spies in Arabia）和《槍砲帝國》（Empire of Guns）的獲獎作者。作為史丹佛大學國際歷史專業的雷蒙•史普魯恩斯教授（Raymond A. Spruance Professor）和英國歷史教授，她也在《金融時報》、《國家》（The Nation）、《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和平臺上撰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