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棒球治台：從殖民計畫到國民運動，屬於台灣的棒球百年史》

97

第五章　「中國人」棒球及其不滿，一九七○年代至八○年代

沒有任何一種運動能真正成為中國人的最愛。足球吸引的觀眾最多。

─中華民國政府新聞局長魏景蒙，一九七二年

棒球在台灣處處可見。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記者李安納德．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九七二年

自一九六九年之後，台灣的少棒神童在接下來十二屆威廉波特少棒，贏得九次世界冠軍。如果這對美國青少年來說還不夠殘酷，少棒聯盟還開始邀請台灣派隊參加每年夏天在印第安納州蓋瑞（Gary, Indiana）與佛羅里達州勞德岱堡（Fort Lauderdale, Florida）舉行的青少棒（Senior League）與青棒（Big League）世界錦標賽。台灣的青少棒代表隊─本質上和少棒聯盟隊一樣，都是全國明星隊─在這些比賽中更是完全宰制。以青少棒（十三至十六歲）來說，台灣球隊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年連續贏得九屆世界冠軍，在二十一年間總共奪得十七座獎盃；青棒隊（十六至十八歲）則在二十三年間贏得十七次世界冠軍。整個一九七○年代，每個夏天都成為舉國沸騰的時刻─盛大的遊行、獎學金、電視亮相與總統接見─慶祝台灣少年與青年再次贏得的世界棒球冠軍。

每一次世界冠軍的勝敗，都對於這項原本屬於日本的運動，現在如何為「自由中國」政權贏得國際聲望，透露出很多訊息。出於篇幅考量，我在此並不打算向讀者一一轉述所有故事，對於細節感興趣的人，可參考盂峻瑋的著作，裡面收錄更多軼事與細節。我在本章將聚焦於第四章已經提出的兩個重點：第一，針對民族主義者與異議者如何使用棒球，在意識形態與外交上的緊張與矛盾；其二，圍繞棒球場上不斷勝利那種濃烈的文化氛圍，一種失敗與羞恥的文化如何持續增長。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這項日本運動搖身一變，成為講述台灣人與外省人共同承受的苦難、屈辱與傷痛的有力場域，很大程度是因為棒球與殖民、戰爭和文化流失之間的連結。台灣的知識分子嘗試引用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litost的概念（譯按：一個人突然洞察自己的悲慘而產生的一種極端痛苦，除了意識到自己的悲慘，他沒有其他自我意識，也沒有任何可以示人的東西），渴望說出在台灣集體認同核心的這種痛楚。同時，台灣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正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寫出奮鬥、風險與失敗的新故事。史考特．桑迪吉（Scott Sandage）的著作《天生失敗者》（Born Losers），考察十九世紀美國的失敗史與人的價值，也提供一個重要的對照，用以理解在一片欣欣向榮之中依然存在的「悲觀主義的潛藏史」（a hidden history of pessimism），以及對那個「個人不足」（deficient self）做出反思。棒球場上勝與敗的敘事，很容易和台灣全新商業世界成功與失敗的主軸交錯混淆。最後，本章將繼續反思邁克爾．赫茲菲爾德「文化親密性」的論點─也就是「在外人看來尷尬」，最終卻能確保「共同社會性」（common sociality）的場域──以挖掘棒球如何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成為台灣現代化創傷經驗及眾多敘事之中的關鍵元素。

少棒與中國人／台灣人的民族

每年夏天在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州與佛羅里達州一次又一次的碾壓贏得世界冠軍，根本就不影響國民黨政府對於這項「日本運動」的支持。官方媒體與親政府知識分子盡量擴大比賽對於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國民黨政權自始至終似乎很難真正「支持」這項運動。一九七六年，國際棒球總會（International Baseball Association, IBA）為了承認台灣在棒球上的優異表現，決定由台灣主辦第二十四屆世界盃棒球賽。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對此賽事完全不打算提供經費，於是比賽最後改在哥倫比亞舉行。同一年，中華民國田徑、足球、游泳、手球、拳擊與體操教練都被派往海外接受四個月的技術培訓，唯獨沒有棒球教練。

拒絕把經費分給棒球，只能解讀為國家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理解這項運動所承載的歷史（亦即日本）遺緒。有一名為官方書寫歷史的人不斷用蔣介石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四川「全國運動節」的講話，闡述台灣棒球勝利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蔣介石給台南巨人少棒隊出發到美國前的唯一提醒，就是要他們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巨人少棒最終在威廉波特拿下世界冠軍，據說全台約一千萬人，也就是高達全台三分之二的人，在凌晨兩點至五點，透過電視轉播觀看這場比賽。（觀眾並不包括蔣介石本人，根據球隊教練的說法，蔣介石在對手第一局擊出三分全壘打後氣得先上床睡覺。宋美齡則在其他官員陪同下看完整場比賽，並在第九局延長賽確定獲勝後才喚醒這位「永遠的領袖」。）但是，即使已經睡飽了，蔣介石也只是如此表達內心的激動：「我相信全國同胞，莫不為巨人少棒隊的比賽感動興奮，進而在各自崗位上奮發圖強，以期早日反攻大陸，光復國土。」

官方媒體更誇張。有位專欄作家寫了一篇叫〈勝利的啟示〉的牽強文章，從一九七一年巨人少棒隊在延長賽奪冠勝利，一路跳接到國共之間的「對峙」，文中寫道：「國軍將士現今防守著台澎金馬，可謂正處於第六局。我們相信，第九局的俘虜敵軍、攻陷首都、光復失地，已為時不遠……我們將勝利，因為我們的仁義空前無敵……全國軍民與海外僑胞，都在等待勝利的到來。」

台灣知識階層並未錯過這些男孩憑藉球技而讓他們理解到的民族（甚至種族）自信。一位作者在《大學雜誌》撰文，一九七三年台南巨人少棒隊橫掃對手，證明中國人比西方人的道德標準更高，天生有更好的身體與領導能力。他沉浸在「痛擊白種人優越感」的快感中，並激動地寫道：「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中國人領導世界，從少棒開始！……如今，正是我們中華民族改寫世界歷史的光榮時刻！」

政府刊物《中央月刊》還有個作者寫下評論，文章一開始是一首很糟糕的詩，詩最後兩句是：

　　我熱愛我的國家，我願遵守裁判的判決。

　　聽啊，聽啊，這是新世代的宏願與心聲。

作者寫完內心對「施恩澤的威權政體」的幻想後，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煽情、自得的捶胸吶喊，同時也暴露幾十年來對於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命運的焦慮：

　　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

　　中華民國必須成為一流強國！……

　　炎黃子孫永遠同心！

　　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必須復興！

　　終有一天，我們將成為世界的巨人！

這些「討論」，或者說常常是齊聲高呼的口號，顯然引出兩個問題：一是這些男孩的球技；二是他們被賦予的角色，做為實現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核心象徵。針對第二點，我們必須清楚有一些忠誠的國民黨支持者，可能真心相信「反攻大陸」的目標可以實現，因為中國共產黨政權在二十多年毛澤東統治下留下一連串殘酷、失敗與災難的紀錄。正如前一章所述，冠軍隊到前線金門參訪，對著不遠處的大陸同胞大肆宣傳，似乎可以帶領台灣走向最終勝利─只要能讓一群「同胞」了解代表「開明的中華民國」出戰的少年過去幾年的驚人戰績就可以。

由此來看，主宰世界棒壇的金龍少棒、巨人少棒還有勇士隊，完美地符合一個帝國夢──理由不只在於他們是世人眼裡中華民國的「未來領袖」。更重要的是，男孩特別有利於思考民族國家，這就像達恩頓（Robert Darnton）書裡討論的貓，貓正好有一種特殊的「儀式價值」（不同於牛或羊），使得牠們在現代歐洲初期「適合站在各種典禮上」。男孩既是公民繁衍的果實，也幾乎就是男性公民的投射，因此成為想像勞動與征服的沃土。強納森．盧瑟福（Jonathan Rutherford）曾經思索過大英帝國是「母親的男孩」（mother’s boys）帝國，這種文化的教育傳統是要迷戀「男孩子氣」（boyishness），以此連結保守的家庭生活（domesticity）與帝國幻想。這有利於理解台灣男孩在中華民國帝國夢的位置。保羅．霍克（Paul Hoch）解釋了清教徒「生產倫理的男性氣質」（production ethic masculinity）──強調責任與紀律勞動──也有助於我們（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台灣對工業的崇拜）描繪這些少年棒球員在一九七○與八○年代所承受的壓力、渴望及幻想。《中央月刊》另一位作者總結，台南巨人少棒隊的球技、強健體魄與「高雅尊嚴」，不過是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最新綻放的「芬芳」成果。在〈棒運國運〉一文中，作者掌握機會把棒球場上的勝利，擴大到二十世紀最持久、最令人渴望的中國夢─團結以及最終變成一個「不再因年齡或籍貫而切割」的社會。

對於大多數台灣民眾來說，少棒冠軍的吸引力，其實與這些意識形態表演並無太大關係。一九七○年代台灣在少棒、青少棒與青棒上贏得榮耀之際，還有另外兩件同樣重要的事發生，一是台灣「經濟奇蹟」的綻放；另一個是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愈來愈受到孤立。台灣憑藉自己一步步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抬頭挺胸的四小龍之一，善用美國戰後援助賺了數十億美元，棒球場上的勝利也強化了自信。同時，國民黨政權也很快意識到，世界上愈來愈少人認為他們在台灣的統治有正當性，更不符合道德或人性。一九七一年，台灣面臨到最大的屈辱，政府放棄聯合國席位，把台灣推入長達四十年近乎全面外交孤立的狀態，即便到今日，還是看不到任何反彈的希望。

然而，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的痛與恥辱，多少因一件事稍稍沖淡：台灣的少棒與青少棒至少打出世界前所未見的一流棒球。另外，這些年輕人也贏得了國際榮耀，這不見於其他任何文化領域。我們去哪裡找一群台灣人，每年都可以受邀到白宮，成為尼克森總統、史派羅．安紐（Spiro Agnew）或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的座上客？國民黨政府遲遲不願支持棒球，只能從棒球複雜的歷史，還有這項運動本質上完全無法說是「中國人」的傳統或努力而加以解釋。（唯一的例外或許是台北市立棒球場在一九七一年，為了舉辦遠東區少棒錦標賽而重建，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座帶有中國宮殿風的棒球場」）。

儘管如此，每年破曉前少棒奪得世界冠軍狂歡之際，人們仍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他們高喊「萬歲」的對象仍是中華民國。顯然在短短幾年之內，而且幾乎可以說是違背內心的本意，這個外省菁英所支配的政權，一直想辦法要與日本棒球遺緒徹底綁在一塊。然而，如同第四章所示，這也讓那些異議份子輕易地把那些顛覆的象徵掛到國家的符號上。政治犯台灣詩人林華洲以一首反諷的詩作〈少棒〉，尖銳地捕捉到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

　　少棒！少棒！

　　民族的小救星。

　　國家的新希望。

　　少棒！少棒！

　　現代的成吉思汗，年輕的義和團。

　　多少民族恥辱，指望你來洗刷，

　　多少國家災難，盼你來扭轉。

遺憾的是，我們只能假定不是每一個讀者都讀得出裡頭的嘲諷。然而，類似的素材相當豐富。台灣的小孩子幾乎年年站上威廉波特，這些顛覆性詮釋就會再度浮現。

接下來幾十年，反國民黨與台獨運動者精準且有力地掌握住，「中國人的」國家跟這種向日本人學來且幾乎完全是臺灣人在玩的運動之間的矛盾，兩者之間的活動也越來越大膽且針鋒相對。一九七一年，台南巨人少棒隊以秋風掃落葉的態勢，憑藉三十比三的得失分差，依序打敗波多黎各、夏威夷以及印第安納州等隊奪下世界冠軍。同時，在美國人如惡夢般的球場上，台獨力量租了一架飛機，大剌剌地牽引著一條中英雙語布條飛過，上頭寫著：「台灣獨立萬歲，Go Go Taiwan。」此外，更挑釁的是，布條上的中文字使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推行、而在台灣屬於非法的簡體字！這次挑釁顯然奏效，台獨派與中華民國支持者之間爆發激烈的衝突，使得美國警方不得不出動增援，動用直升機才得以控制場面─直到隔年，雙方再度槓上，當大家在慶祝台灣／中華民國少棒再度勝利時，雙方於左外野全壘打牆外用球棒互毆。

台灣球隊的比賽吸引政治立場不一樣的球迷，因此每一面台獨旗幟或布條（例如「台灣弟兄，我們愛你」、「打倒蔣家，建設台灣」、「結束台灣戒嚴」、「不要祕密警察」、「蔣下台，毛滾開」）幾乎都會遇到一位揮舞國旗、高喊「Go Go China」（中國加油）的親國民黨外省球迷。但親中華民國陣營似乎佔了上風，國民黨花錢找了幾十個線人與紐約中國城的打手，專門在場內恐嚇支持「台灣隊」的球迷。一九七一年，冠軍賽曾因為一事臨時中斷，十多名打手衝進球場，扯下了一條用中英雙語寫著「台灣隊，台灣獨立加油」的布條。

一九七二年，當台北勇士少棒隊又到賓州爭奪世界冠軍時，國民黨有備而來，他們租下方圓幾公里內所有民用飛機，阻止台獨勢力重演前一年的空中插旗搗亂。當年，有七、八十名正在美國受訓的軍校生也被動員到威廉波特，他們手持木棍痛打支持台獨的男女，口中高喊「殺死漢奸！」。警方最後只好再度出動直升機，才勉強平息這場鬥毆，但早已讓全世界球迷對於台灣／中國認同的激烈與暴力衝突留下深刻印象。（《獨立台灣》〔Viva Formosa〕有一個作者甚至呼籲台灣球迷，明年要考慮帶著槍到威廉波特看球！）台灣球迷挑戰國民黨霸權時所展現的喜悅與決心，提醒我們這裡搶奪的不只是蔣介石「自由中國」的意識形態；這些球迷也在延續一場已有半世紀之久，關於台灣棒球意義的角力。

每一年少棒球場上的衝突和歐洲足球流氓文化之間有個差異頗耐人尋味，足球可說是群眾暴力文化研究最透徹的領域，足球場上的「球迷透過比賽試著把一瞬間的優勢轉變成一種永久的局勢」。根據比爾．福德（Bill Buford）所說，英國足球流氓似乎只是為暴力而暴力，加入街上與足球場上的各種壯舉，追求的是那種「相當強烈、充滿風險且帶有一種壯烈成仁的崇高經驗，除了經驗本身，排除其他想法的可能」。他們的暴行根本就不可能帶來新的社會秩序或局面；事實上，這些英國流氓需要對手──無論對手的球迷、或是「外國人」，以及帶有羞辱意味的「黑鬼」（wogs），以便在下一次對戰時可以更加心狠手辣。台灣在威廉波特的情況明顯與此不同，台獨運動者顯然是想利用這個一年一度的絕佳舞台，努力提出一套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最佳論點，希望將這種「一瞬間的優勢」轉化為「永久的局勢」，也就是由台灣人主導的台灣。

台獨與反國民黨派用來揭露蔣式政權的各種花樣，可視為一場「創造性的惡作劇」（creative mischief），不但顛覆且同時維持國家權威。事實上，這些惡作劇顯然刺痛中華民國的國家機器。有一本官方雜誌用非常鄙夷的語氣寫道，在棒球場上搞這些把戲的那群「無知又無恥的賣國賊」，「羞辱了全體台灣同胞」，最終要為此付出代價，因為「愛國者…必將群起而上，痛斥並趕走他們」那些自作聰明的顛覆伎倆。

台灣在威廉波特與蓋瑞不斷連冠，每一屆似乎都比上一屆更加輕鬆，似乎只會激發想要把握具體且獨一無二的「台灣」成就的異議者與蔣氏政權的批評者。但是，這些台獨運動者也經常要與受國民黨指示的威廉波特當局周旋。一九七三年，印第安納州蓋瑞舉行的青少棒世界冠軍賽上，四名穿上印有「台獨萬歲」T恤的台獨派，因被在場的中華民國官員指為「恐怖份子」而遭到逮捕。兩年後同樣在蓋瑞，台獨運動者放了一顆綁著同樣獨立口號的氣球，由於現場大方且好奇的ABC攝影師，這段飛到天上的「叛國訊息」，歷史上首度閃過台灣家家戶戶的電視機。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很快要求ABC體育頻道在這場災難之後，停止播出任何中文訊息。這些台獨份子利用「中華民國代表隊」進入美國這個可以自由批評萬惡國民黨的空間，一再讓國民黨政權難堪。然而，這種反對國家但又不斷召喚與刺激國家所帶來的緊張關係，很快就成為每一年威廉波特場上與心理上不可切開的一部分，甚至是在半個地球之外，讓國民黨比它過去的實際情況更像是一個霸權。

最後，棒球世界也持續扮演台灣原住民展現力量與驕傲的重要場域。台灣早期許多少棒與青少棒的世界冠軍，有不少球員是出身東部的原住民。這些年輕人還有身邊的成年人，一方面贏得很大的榮耀接受國家的接見，另一方面卻面對國家持續忽視，或是讓這些代表國民政府接收前台灣歷史的人陷入貧困，內心真的是五味雜陳。事實上，他們在棒球場與運動場上的成功，基本上是台灣原住民再現與理解他們在台灣社會身份認同與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每年一次對於台灣原住民與棒球的關注，雖然讓人感到滿足，但還是不足以真正支撐原住民的生活。我們清楚地看到，台灣棒球界輸出到日本職棒的兩位重量級球星─郭源治與郭泰源─都是有著原住民血統的少棒代表人物。大小郭都在年輕時離開台灣，落腳日本成家立業，直到一九九○年代末球員生涯結束，才重返台灣棒球界。

作者為美國加州理工州立大學（Cal Poly, San Luis Obispo）歷史學教授兼系主任，專長為東亞體育史與文化史。著有《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並合編《The Minor Arts of Daily Life: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在 《棒球治台》一書中，他以紮實的史料與敏銳的文化視角，描寫棒球如何成為理解臺灣與東亞現代史的一扇重要窗口。

---

書名：《棒球治台：從殖民計畫到國民運動，屬於台灣的棒球百年史》
作者：毛岸俊（Andrew D. Morris）
出版社：堡壘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