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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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代儒相還是一朝奴相?

周恩來常被人稱為一代儒相或賢相。其實,這又是一種歷史錯覺。首先,這裡有對儒家文化中君臣關係的誤解。在儒家文化追逐世俗權力和實際利益以外,還是有其追求某種形而上的道德理想的一面的。中國皇權時代的官僚體系不僅擔負著管理職能,還有某種對社會的教化功能,使社會生活符合王朝正統的道德倫理的要求。這種管理和教化的雙重職能,還常常使官僚體系的承載者們以為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角,只有他們才具有學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優越。這不僅使他們自認為為民父母,是引導民眾走向道德正途的導師;還自以為是他們、而不是皇帝,承負著古代聖賢的道德和學說。

論及周恩來的「忠君為國」思想,有必要糾正一些時下對於儒家「忠君」兩字的誤解。比如,人們一直以為「君為臣綱」的思想,是儒家首先提倡的,而事實上這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在《忠孝》篇中首次提出的。在儒家那裡,君臣關係並不是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像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亦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是一種人格上的平等關係,君以什麼樣的方式對待臣子,臣子便可回報以相應的態度。所以在儒家思想中,臣子不是一味的服從君主,而是要時刻提醒君王以民為本,以道為準。因而,儒家的士大夫們一向認為他們還應當成為帝王師,用聖賢的道德和學說來勸諫君主,監管規範皇帝的行為舉止。在《論語‧憲問》中,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認為對待君主不能只阿諛奉承一味迎合,也不能陽奉陰違故意欺騙,而要在其犯錯誤的時候指出君主所犯的錯誤,並引導他改正。《孟子‧萬章》下篇中,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何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從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出孟子也是主張直諫的,君主犯了重大錯誤就要勸阻,在反覆勸阻不聽的情況下甚至可以廢棄他,另立他人。這種觀點比孔子「勿欺也,而犯之」更為激進。這便是中國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道德精神。

用儒家「忠君為國」思想的上述標準來剖視「紅色宰相」周恩來的君臣關係,便不難發現他的文革言行非但沒有任何規範毛澤東行為舉止的意義,更缺乏起碼的為文人士大夫們推崇的聖賢道德和獨立人格。和儒家提倡的「勿欺也」的思想完全相反,我們在周的言行中看到的只有他對毛的阿諛奉承和一味迎合。與其說周恩來是一代儒相,不如說更像一個奴相。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在1966年11月10日毛第7次接見紅衛兵時,就親眼目睹周恩來跪倒在毛面前的地圖上,為毛指點方向。他當時的直感是:「一個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連林彪都在汪東興面前批評周說:「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

眾所周知,林彪所製造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毛賴以發動文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但不為人知的是:周恩來在這方面對毛的肉麻吹捧非但不亞於林彪,常常還有其首創性。近年來據一些學者所挖掘出來的史料,周恩來對毛的吹捧遠遠早於林彪。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時期,他就疾呼:「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們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在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又篡改歷史事實,吹捧毛「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周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成為黨內最早喊毛「萬歲」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中央領導人之一。早在文革之前,周就多次說過林彪在文革中為人們熟知的吹捧毛的觀點,諸如「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60),「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和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世界人民的領袖。」(1966)文革中林彪有一句被批臭了的捧毛的名言:「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據後來學者們的考證,後半句確實為林彪所言,而前半句則是周恩來的獨創。中國古代儒家的良臣賢相從不把皇帝當作聖賢道德的化身,當周恩來究其一生都在獻媚「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時,他離開一個儒相的「忠君為國」標準的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遠。

周恩來不僅極力諂媚毛澤東,還同樣竭盡全力吹捧江青。本來,毛澤東在文革中讓自己的夫人干政,在上層政治中大搞「夫妻老婆店」,不僅直接違反了中共自己的章程,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深為良臣賢相們詬病的「外戚政治」。而周恩來對此的態度卻截然相反,邱會作回憶說:「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與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關係到全黨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黨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在文革初期,周恩來聯同林彪把江青的工資級別從9級提升到5級,給她經濟上的實惠。中共九大期間,是周提名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大籌備期間,他甚至提名江為政治局常委,後被毛澤東否決。文革中周恩來講過不勝枚舉的向江青獻媚表忠的言論,例如江青同志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周恩來還在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上第一次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在中國數千年皇權政治的歷史上,還沒有過一個宰相如此肉麻地吹捧後宮后妃的先例—周恩來的獻媚也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了。其實,究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在周眼裡:江青是毛澤東的皇權的一種合理延伸,是他向毛進一步表忠心的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機會。

在中國古代的以丞相為首的文官集團中,一直有著一個敢於向皇帝「言諫」的道德傳統。皇權時代,「惟以天下奉一人」的理念時刻反映在君主的思想、語言以及行動中,這對於飽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士大夫卻是無法完全認同的。他們的使命並非只為了君主,還為天下萬民,他們有義務為萬民請命,要求仁政,匡正君德。如唐朝的貞觀之治,和當時的丞相梯隊成員之一的、門下省的最高長官魏徵的言諫是息息相關。據說魏徵自貞觀七年始,一生向皇帝進諫了200多件事,對貞觀之治的貢獻極大。近年來中國學者著重研究了魏徵在依法治國上的貢獻,認為他的「立法當安人寧國,執法當立戒任刑」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民本主義的思想,是貞觀之治的思想基礎之一。魏徵法治思想的要點是:立法,無論是從指導思想還是具體的立法技術上,都要從人民的安居樂業、國家的安康太平的角度出發。而在執法上,則一定要「慎刑慎典」,千萬不能主觀定罪和刑訊逼供。貞觀初年,嶺南酋長馮盎沒有來朝拜。朝中大多數官員都認為這是一種謀反,唐太宗也決定了派遣軍隊去鎮反。但魏徵卻力反潮流。他認為:馮盎「謀反」只是一種傳說。正因為眾說紛紜,傳聞幾成事實,馮盎當然就不敢來朝拜了。唐太宗覺得魏徵的「言諫」有理,派人前去溝通,發現果然是事實,從而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戰爭。

唐代與魏徵交相輝映的還有另一個有名的儒相狄仁傑,他也常常為了法治和公正而敢於向皇帝「言諫」。唐高宗時。狄仁傑任大理丞(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他在上任第一年中就解決了許多積案,其中不少是冤錯假案。狄仁傑當時處理的案子涉及到17,000餘人,但是竟沒有一個人有怨言。可見他處理非常公正。有一次,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和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柏樹。按當時的法律,最多將兩人免官,但唐高宗在盛怒之下一定要將兩人定為死罪,眾大臣皆縮頭閉口。而狄仁傑據理力爭、當庭直諫。他認為:依大唐法律,兩人罪不當死。而陛下卻下旨處死兩人。這就會造成法律的矛盾和反覆,以後就無法治理國家了。唐高宗最後被狄仁傑說服,就免除了兩人的死罪。

周恩來在文革中還曾擔任中央專案組組長。在文革公檢法全部被砸爛的特殊情況下,這一職位便顯得分外位高權重,至少是全中國司法系統的最高官員之一了。可是,和魏徵、狄仁傑等人積極甄別冤錯假案的執法完全背道而馳,周恩來本人便是製造一系列冤錯假案的始作俑者。周恩來直接插手或有關的中共上層的文革冤案,就有劉少奇、賀龍、陶鑄、彭德懷、羅瑞卿等十餘個大案。

這裡,需要簡單地介紹一下中央專案組(又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中央專案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樣,都成立於文革發動的1966年5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是公開的,而中央專案組卻是秘密的,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媒體上。在它存在的13年時間裡,它行使的權力超過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動混亂的第一個,那麼,中央專案組則是最後一個環節,它負責為中央文革小組發起的行動做最後的定案。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夕,該小組立案審查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人數達到88人。在整個文革時期,整個中央專案組(包含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200萬以上幹部。僅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占總人數的75%左右。在審查中,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一億人。

在整個中央專案組製造的文革冤錯假案中,把原中共的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大概是最大的案子之一了。周恩來在其中充當了什麼角色呢?首先,根據中共的檔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據以開除劉少奇出黨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中央專案組組長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共同簽發,呈送毛澤東和林彪審閱的。報告稱:

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是周恩來受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委託,做了這個報告。

其次,儘管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在具體辦案的逼供信方面做了主要的工作,但周恩來並非是完全不知情的。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周在劉少奇一案中的作用時還特地做了表揚:「當然專案的問題除文革的幾個同志以外,總理也是參加了的,也是領導的,是他們這些同志,專案小組的全體同志的努力,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周恩來對於所謂的劉少奇「叛黨賣國」的歷史問題的真相,非但知情,不少事件中他當年還是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直接處理的當事人(如劉在1927年的湖北工運中充當內奸工賊和1929年在滿洲被捕的事件等)。因而,他完全知道這些材料是捏造事實、顛倒是非的偽證,但是他從不就此向專案組的其他人做出起碼的負責任的事實陳述,更不用說直接向毛的「言諫」了。

最後,周恩來非但對劉少奇落井下石,還利用製造這一大冤案的機會向毛澤東和江青進一步表忠心。據說,在他簽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的同時,竟寫下了「劉賊可殺」的批語。同時,他還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還向江青個人表示:「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江青閱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在中共黨內,周恩來和劉少奇從來就不屬同一派系。自40年代延安整風起,他們兩人就一直有歷史過節。文革前,周恩來的國務院一直受到劉鄧控制的書記處的掣肘,心中也很可能早有存怨。當毛澤東把劉少奇列為文革第一既定的打倒目標的情況下,周恩來便逢君之惡,不做直諫;加上中共黨內的權鬥歷來狠毒下流,早已司空見慣,人們或許也還有可以理解之處。然而,周恩來對他作為當事人一清二楚的歷史事實不做任何解釋,並利用劉少奇的冤案作為他進一步鞏固自己權位和效忠於皇權的機會,又說了許多對劉少奇的處理非常激烈過分的話(如上述「劉賊可殺」的批語),這便成了一個周恩來個人毫無原則和底線的人格和道德問題了。在這一方面,被周迫害的政治對手劉少奇則比他要好得多。1980年10月,中共為了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召開過一個4,000名高級幹部會議對毛和文革進行討論。在會議上,原周恩來手下的國務院副總理劉寧一的發言令人矚目。他指出:毛澤東其實對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不信任,認為他們掌握了黨權和政權,「都是壞人」,原來都是準備要搞掉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有關上述《決議》有一封給中央的信,信中揭發毛從建國初期起就一直拉攏劉少奇搞掉周恩來。但是劉一直沒有同意,他認為:「反總理對黨的事業不利。」這樣,毛才改變初衷、先聯合周恩來在文革中打到了劉少奇。

中共的黨史專家一直津津樂道地歌頌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不少老幹部,即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但是周恩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白卻一語道破天機:「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指出:「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周恩來可能在私下、在毛的背後也對一些受害的老幹部表示過同情,但是如同女學者崔衛平所指出的:

假如你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致通過」某打倒老幹部的決議,雖然內心多麼不贊成,但是並沒有阻止這種決議的產生和發揮效用,你會後,事後再力圖做出某種補償,只能是杯水車薪。……漢娜‧阿倫特花很大的力氣來劃分—某人在亮起來的公共舞台上的行為與他偷偷摸摸處理的好事之間不可替代的區別,認為只是在「公共生活的對立面」上。某種「善行」位於隱蔽狀態,迴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擔的責任,逃離了在民族共同體的政治生活中參與和發揮影響—無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決定性的作用。

其實,周恩來在公開的政治生活所做的,還不只是生怕越雷池一步的被動,還有著出於近乎冷血的私利和處心積慮的主動選擇的。這可以從他對賀龍冤案的處理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顯示。

賀龍是共產中國的元帥、軍委常務副主席,還是周恩來手下最主要的副總理之一。他和周的關係一直在中共黨內被視為莫逆之交。他們兩人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中共建黨建軍初期。1927年8月1日,賀龍和周恩來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而賀龍是起義的前線總指揮。在文革剛發動時,因為毛澤東是保賀龍的,周恩來也確實對賀龍持保護的態度。他甚至還讓賀龍夫婦一度住到他家裡,躲避群眾運動的衝擊。然而,因為賀龍不積極揭發劉少奇,又和林彪在軍委領導權問題上發生尖銳矛盾,毛澤東很快轉向開始整肅賀龍。周恩來並沒有就自己的好朋友賀龍的處境和所謂的「問題」(大都來自林彪派系所整的「材料」)向毛做過任何言諫辯誣。當賀龍問題的「調查組」按林彪的旨意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時,儘管周恩來作為歷史上資深的中共領導人完全知曉這是誣陷,卻像他對待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一樣,沒有為賀講任何一句話。相反,在他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他附和了葉群的提議,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考慮到當時周正和他推薦的接班人林彪打得火熱,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卑下的賣友求榮的行為。據看過中共絕密檔案的學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高文謙先生回憶:「向中央報送的審查報告正是經過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做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據深知內幕的人揭發,這些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據此,1967年9月13日,毛澤東正式批准了對賀龍的立案審查。近兩年後,賀龍就不堪折磨而慘死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囚室中。

林彪事件爆發以後,毛澤東為了把整中共元老的責任推到林彪頭上,在中共上層多次講到要為賀龍平反,但主持賀龍專案的周恩來卻遲遲不辦。如1972年12月,毛就和周恩來講過:「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不過1973年12月21日,毛仍然批評賀龍「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1974年9月,毛澤東見為賀龍平反一事沒有下落,就向陪同外賓來武漢的鄧小平提出:「賀龍要恢復名譽。」同時,毛還特別指示:不要再核對材料了。並請鄧回京後向政治局傳達。毛的「特別指示」點出了為賀龍平反的阻力在哪裡。誰是負責和會核對賀龍的歷史問題的材料呢?當然是專案組,而賀龍專案組的負責人正是周恩來!在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的文革中,周恩來竟成為他朋友賀龍平反問題的最大阻力。這看來匪夷所思,其實只能有一種解釋,除了周聽到毛對賀仍有批評之詞外,那就是周恩來自己在製造賀龍冤案上比毛澤東走得更遠、陷得更深、做得更冷血。他不願意看到賀龍平反後,有人來追究自己賣友求榮、迫害致死的歷史責任。

中共的官方媒體,至今還一直把周恩來美化成一個「熱愛人民」的好總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史實卻告訴我們截然相反的真相。文革後期有一場對普通人民群眾、尤其是對勇敢反對文革的民間異議者和思想家們的大規模鎮壓和殺戮的運動—1970年年初的「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是指「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是指「反對鋪張浪費」和「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文革中絕對大多數的政治運動都源出於毛澤東不一樣,這場「一打三反」運動竟直接來自周恩來,而毛只是批了「照辦」兩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其「注釋」中,則對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經過和具體內容有以下詳細記載和說明:

周恩來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審的這個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為落實戰備,鞏固國防,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予以打擊。……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寫道:「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閱後,寫了這個批語。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這個指示。

作者現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英文著作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fard-Yenching Library, 1998)、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I (M.E. Sharpe, 2001)、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中文著作有《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美國明鏡,2016)、《中外學者談文革》(香港中大出版社,2018)、《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周年的歷史回顧》(香港田園書屋,2019)等。主編《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包括《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2002-2021)、《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2010-2021)、《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等四個大型數據庫,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曾獲得美國「21世紀國家圖書館員獎」、美國圖書館協會「學術勇氣獎」、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傑出服務獎」等多項獎項。


書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作者:宋永毅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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