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沒有終點的戰爭》

Part 4情緒的傳承

採訪者：你好嗎？
利妮亞：【停頓】通常我都很好。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證詞，二○○二年

我們已經脫離了對死亡的恐懼，但我們沒有脫離對活著的恐懼。
──哈達薩．羅森薩夫特（Hadassah Rosensaft），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牙醫，曾為病人竊取食物、衣服與藥物

Chapter30 對活著的恐懼

1944年3月

倖存者就像是被狂風掃下的一片落葉，這片落葉不屬於任何人，再也找不到已經死去的母樹……這片落葉將會隨風飛舞，不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也不會找到它過去熟識的落葉，或它過去熟識的那一角天空。它不可能長回另一株新的樹上。這片可憐的落葉將會四處遊蕩，回憶著古老卻又悲傷的昔日，不斷渴望著回到過去，但它再也不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了。

──海柯．克林格，《我正為你寫下這些話語》（I Am Writing These Words to You）

利妮亞思緒昏沉，但情緒激動地抵達了她心靈上的故鄉。她以蓋世太保通緝逃犯的身分離開波蘭，如今終於抵達了夢想中的國度。為了恢復身體狀況，她進入了吉瓦特布倫納基布茲（Givat Brenner）的療養中心住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持續撰寫回憶錄，而後和哈夫卡同志一起前往加里利區（Galilee），住進了綠意盎然的達夫納（Dafna）基布茲（里昂．尤瑞斯〔Leon Uris〕在小說《出埃及記》〔Exodus〕中描述過這座基布茲）。她和六百名基布茲居民（kibbutznik）一起住在這裡，終於找到了些許慰藉，「就好像回到了我父母的家一樣」。

許多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倖存者在來到以色列後，都住進了他們早就準備好要加入的基布茲。就連並非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倖存者也常會受到基布茲的吸引，主要原因不在於基布茲的意識形態，而在於這裡能提供工作與自豪感，能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有組織。

但是，他們仍然必須面對許多差異與困難。雖然利妮亞因為終於能停止流浪、能夠自由地唱歌而如釋重負，但刑求與失去了親友的記憶仍使她心情沮喪。「我們覺得自己比其他人還要更渺小也更脆弱。」她在抵達巴勒斯坦不久後寫道。「就好像我們的生活權利低於其他人一樣。」

利妮亞和多數倖存者一樣，有時會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她前往巴勒斯坦各地談論她在戰爭中的經歷，在各種會場發表演說，從海法市的圓形露天劇場到各地基布茲的餐廳，她要告訴全世界，德國人如何屠殺了波蘭猶太人。利妮亞在一九八○年代於以色列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作證時，回憶起她曾受邀到阿洛尼姆基布茲（Alonim）發表演說。她開始用波蘭語和意第緒語訴說自己的故事，接著她的演說卻突然被一陣騷動打斷了。她一停下來，聽眾馬上開始搬桌椅，這是怎麼回事？原來他們正在為跳舞做準備。會場裡響起了響亮刺耳的音樂，利妮亞覺得受到了嚴重的冒犯，於是衝出了會場。她不知道這些人是單純地聽不懂她使用的語言，還是根本不在乎她說的話。

猶太女性的反抗行動經歷之所以會消失無蹤有很多原因。大多數女戰士與信使都被殺死了──托西雅、法蘭卡、韓希、利百加．莫斯柯維奇、莉亞．帕薩克森、朗卡──她們沒有活下來，因此無法講述自己的經歷，但就算是對於生還者來說，女性敘事也同樣會因為政治因素與個人因素而受到箝制，在不同國家與社群中的生還者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

以色列建國初期的政治狀況影響了該國傳播大屠殺歷史的方式。大屠殺倖存者在一九四○年代中期與晚期抵達依舒夫（Yishuv，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居住地），當時左派政黨深受隔離區戰士的經歷所吸引。除了反納粹行動遠比恐怖的刑求還要更容易讓人接受之外，這些戰鬥經歷還能撐起政黨的形象，呼籲眾人為新國家戰鬥。許多隔離區的女戰士都像利妮亞一樣，獲得了演說的平臺，她們也進行了大量演說，但有時卻必須配合政黨的政策和綱領修改說辭。

有些倖存者甚至指控依舒夫太過消極，沒有支持波蘭的猶太人。當時眾人把漢娜．西納許視為象徵，雖然她沒有成功完成任務，只提振了士氣，但她離開巴勒斯坦前往匈牙利戰鬥的事蹟證明了依舒夫採取積極作為幫助歐洲的猶太人。

根據學者的說法，在那之後沒多久，早期的以色列政治家便開始試著把歐洲猶太人與以色列猶太人區分開來。以色列猶太人認為歐洲猶太人的體能不佳、個性天真又態度消極。有些薩布拉（sabra，在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把當時抵達以色列的猶太人稱做「肥皂」，這個名稱來自納粹會用殺死的猶太人屍體製作肥皂的謠言。

以色列猶太人認為自己是強大的新浪潮。以色列將會是他們的未來，而過去數千年來都是猶太搖籃的歐洲則已經成為他們的過去了。為了加強這種負面刻板印象，他們抹除了反抗行動戰士（也就是那些跟虛弱根本沾不上邊的歐洲猶太人）的經歷。

人們因此進一步遺忘了反抗行動。在戰爭結束十年後，人們才準備好要傾聽集中營的故事，社會大眾才開始關注倖存者的創傷。一九七○年代，政治情勢轉變，個人反抗行動的故事全都被「日常反抗」的故事所取代。兩千年代早期，華沙的隔離區戰士普妮娜．佛里默（PninaGrinshpanFrimer）受邀前往波蘭接受一個獎項。她站在講台上，同時感覺到痛苦與麻木。「我為什麼要到波蘭去接受頒獎？」她在一部紀錄片中，質問為何她必須回到她逃離的國家去。「我們在這裡【以色列】太渺小了。」

這種爭議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以色列規模最大的大屠殺紀念場館）的前任國際義人部門（Righteous Gentiles Department）主任莫迪凱．帕迪爾（Mordechai Paldiel），一直很煩惱猶太救援者獲得的認同比不上非猶太救援者這件事。二○一七年，他出版了《拯救同胞：大屠殺期間的猶太救援者》（Saving One’s Own: Jewish Rescuers During the Holocaust），描述在歐洲各地組織大規模救援行動的猶太人。

有些猶太人批評説修正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體（貝塔爾的猶太軍事聯盟）的絕大多數地下活動都不受重視。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參與者幾乎無人生還，還有些人認為原因在於歷史學家通常是左派，只願意紀念同類。此外，也有些人指出以色列右派的早期領導人暨該國第六任總理梅納罕．比金（Menachem Begin）逃到了蘇聯，沒有留在華沙隔離區抗戰，他的作為大幅貶低了起義的重要性。聯盟黨（根據地大多不在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修正猶太復國主義者，一直無法針對「一開始推動華沙隔離區起義的人是誰」取得共識。就連左派猶太復國主義者、自由青年運動、青年衛隊和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也都各自在以色列建立了有關大屠殺的檔案、陳列室和出版社。

美國的歷史則有所不同。在較常見的觀念中，美國猶太人在一九四○年代與一九五○年代不討論大屠殺──原因很可能是恐懼和罪惡感，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忙著適應郊區生活，希望能融入中產階級非猶太人鄰居之中，但我們可以在哈西亞．迪納（Hasia Diner）的開創性著作《懷著敬意與愛記下來：大屠殺後的美國猶太人與沉默迷思，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二年》（We Remember with Reverence and Love: American Jews and the Myth of Silence After the Holocaust, 1945–1962）中看到，上述觀念毫無根據。

事實上，戰後那幾年間針對大屠殺的寫作與討論反倒增加了。當時有一位猶太領袖擔心眾人太過聚焦在戰爭上，甚至引述了利妮亞的書作為例子。迪納指出，對當時剛成為全球最主要猶太社群的美國猶太人來說，困難的是如何談論種族滅絕，而非該不該談論。

隨著時間流逝，故事也起了變化。《反抗行動：挑戰納粹恐怖統治的猶太人與基督徒》（Resistance: Jews and Christians Who Defied the Nazi Terror）與《戰士：畢爾斯基游擊隊》（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後來改編成電影）的作者尼賀馬．泰克（Nechama Tec）指出，在一九六○年代早期，美國學術界普遍認為猶太人的態度順從，甚至會責怪被害者。

這種「消極的迷思」的出現，有部分是受到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影響，這種觀點不但充滿偏見，而且也毫無根據。迪納指出，在一九六○年代晚期，美國猶太社群已經變得公開而穩定了，這段時期大量湧現了許多有關大屠殺的出版品，淹沒了較早期的著作，這或許也是利妮亞的書會從我們的集體記憶中消失的原因之一。

就算直至今日，在美國發表這些內容仍會製造出道德難題。描寫戰士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覺得大屠殺「也沒那麼糟糕」──在這個種族滅絕逐漸消失在眾人記憶中的時代，這的確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風險。許多作者都很擔心頌揚戰士會導致眾人把焦點過度聚焦在個人的選擇和行動、暗示倖存者不只是幸運而已、批判那些沒有拿起武器的人，最終導致人們開始責怪被害者。

除此之外，這些戰士的故事會使被害者─侵略者清楚二分的形象模糊、揭露兩者之間的微妙複雜之處，還會凸顯猶太社群內部對於納粹占領時該如何回應的激烈分歧。這些故事不可避免地也會描述說協助納粹的猶太人，以及偷錢買武器的猶太反抗軍──處處都有道德上的疑問。在這些猶太女性的回憶錄中，憤怒與暴力的言詞讓人讀來吃力，讓人讀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戰士都是住在都市的中產階級，他們比較時尚、比較有教養，比較像是「我們」，以致於令社會大眾讀起來感到不舒服。這種種因素都壓抑了人們對此的討論。

另一個因素是性別。在女人扮演關鍵角色的歷史中，她們往往會被抹除，人們傾向於消除女人的經歷。大屠殺的歷史也是一樣，女人的故事尤其會被噤聲。根據海柯．克林格的兒子，也就是大屠殺學者亞維胡．羅南（Avihu Ronen）的論述，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女人在青年運動組織中扮演的角色。當時青年運動分派給女人的任務通常會是逃跑並「把故事流傳下去」。她們是組織指定的見證者暨親身經歷歷史的歷史學家，許多針對反抗行動的初期紀錄都出自女人的手筆。羅南認為，這些女人會以作者身分寫下別人的所作所為──通常都是男人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她們自己的作為，她們的個人經歷因此淪為次要。

學者蘭諾．魏茲曼（Lenore Weitzman）為女性與大屠殺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她解釋說在女性的作品出版後不久，就變成由男人撰寫大部分的歷史，這些男人的焦點都在男人身上，不會去關注那些低估自己任務的信使女孩。她指出這些男人只尊敬肉體上的搏鬥，也就是那些公開並且有組織的行動，把其他暗中進行的任務視為微不足道的瑣事。（就算從這個角度來看，仍有許多猶太女人在起義時確實參與反抗並進行武裝戰鬥，她們的行動也同樣不該被抹除。）

就算女人想要敘述自己的故事，她們也常會被刻意噤聲。有些人會為了政治動機而刪修女人撰寫的作品，有些人會公然無視這些女人，還有些人會不相信這些女人說的話，指控她們憑空捏造故事。在解放之後，一位美國軍方的記者警告畢爾斯基游擊隊的一對夫婦佛瑪．伯格（Fruma Berger）和莫特克．伯格（Motke Berger）不要把他們的故事告訴別人，否則別人會覺得他們是在說謊或瘋了。

許多女人遭到奚落──有些親戚指責她們沒有好好照顧父母，反而跑去戰鬥，還有些人責怪她們「靠著上床活下來」；有些女人覺得自己受到批判是因為社會大眾一直相信純潔的人會被殺死，只有狡詐的人能存活。當女人以脆弱的態度揭露自己的經歷時，若他人沒有用同理或理解的態度接受她們的過往，她們往往會停止傾訴，壓抑自己的過去經歷，並因此躲進心裡深處。

除此之外，她們還會配合環境，女人會自己噤聲自己。許多女人認為自己神聖且無比重要的責任便是養育新世代的猶太人。她們極為渴望能為她們的孩子（以及她們自己）打造出「平凡」的生活，因而把自己的過去壓抑在心中。這些女人在戰爭結束時的年齡通常落在二十五歲上下，對她們來說，她們的一切都走在前頭，她們必須找到方法前進。她們不想要成為「專業倖存者」，家庭成員也會要求女人閉上嘴巴，擔心對女人來說面對記憶太過困難，也擔心掀開舊瘡疤會使她們徹底崩潰。

許多女人深受沉重的倖存者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苦。在比亞維斯托克市的信使海希雅覺得自己準備好要分享她偷竊武器與執行破壞活動的經歷時，猶太人正開始傾吐他們在集中營的經驗。相較於他們的經歷，海希雅「過得很輕鬆」，她的作為似乎太過「自私自利」了。其他人則提到倖存者社群中依「受難程度」高下產生的階序。佛瑪．伯格的兒子曾在一場猶太人大屠殺二代參加的活動上，覺得其他人因為他父母是游擊隊成員而迴避他。有些戰士與其家庭成員認為那些關係緊密的倖存者社群疏遠他們──有時候覺得被排斥。

除此之外，還有過去幾十年來對女性來說占據主導地位的敘事模型。漢娜．西納許之所以是大屠殺中的優秀女性楷模，可能是因為她曾參與依舒夫的行動。但也有學者指出，漢娜是因為年輕、美麗、單身、有錢又是個詩人，所以才會比同為傘兵的哈維瓦．賴希（Haviva Reich）更有名──哈維瓦說服了一位美國飛行員在無人接應的狀況下讓她在斯洛伐克跳傘，為數千名難民配給食物與避難所、拯救同盟國的軍人並幫助孩子逃離，但哈維瓦是一頭棕髮的三十多歲女性，曾離過婚，過去有過多段情感關係。

雖然對北美猶太人來說，這些都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不過談論這些話題的風險仍舊很高。波蘭人民至今仍深受曾被共產黨統治多年的影響，對他們來說，女人和蘇聯紅軍合作具有另一層含意。波蘭參議院在近年通過了一項法案（不過這項法案後來有調整），指出大屠殺期間的任何罪行都和波蘭無關。如今波蘭抵抗組織在波蘭非常受歡迎，有些人會在建築物上塗鴉代表波蘭抵抗組織的船錨符號。只要家中有人曾是參與波蘭救國軍的戰士，這家人就會受到尊敬。相關的論述仍在演進，而反抗運動及其在歷史中的角色仍然模糊不清。戰爭呈現在我們面前與外在世界的方式，持續定義著我們是誰、解釋著我們做出特定作為的原因。

對倖存者與戰士來說，緊接而來的困境不只是他們的生命故事遭到噤聲，另一個困境是自由。

這些無家可歸的二十多歲年輕女性失去了她們的童年，從沒有機會為了就業而唸書或受訓，也沒有普通的親人網絡，而且她們的性發展不是被跳過、受到創傷，就是過於強烈。許多女人──尤其是那些缺乏堅定的政治哲學觀的女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要做什麼、要成為誰，以及要如何愛人。

曾擔任游擊隊成員的菲伊．舒曼有好幾年的時間都在森林裡遊蕩、炸火車、進行戶外手術以及替士兵拍照，她描述說獲得自由並沒有為她帶來毫無疑問的喜悅，而是使她「墜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覺得這麼孤獨、這麼悲傷過，我從來沒有這麼渴望再次擁有父母、家庭和朋友過，但我再也不可能見到他們了。」

她的家庭成員全都被殘忍地謀殺了，在經歷了種種創傷後，是游擊隊的嚴格規定、責任與社群凝聚力讓她持續保持理智、維持專注力並活得有目標：她要活下去並復仇。如今這整個世界只剩下她孤單一人，她什麼都沒有，甚至也沒有國籍。她認識的那些游擊隊員圍坐在火堆旁期望著戰爭結束、幻想著屆時能和親友團聚並歡慶一番時，她的感受卻截然相反：

等到戰爭結束後，我還能找到歸屬嗎？誰會在火車站等著迎接我？誰會和我一起慶祝自由？不會有任何人列隊歡迎我回到家中，我甚至連哀悼死者的時間都沒有。如果我倖存下來了，我要回到哪裡去？我的家和我的小鎮都已經被夷為平地了，住在那裡的人都被殺死了。我的處境和我身邊的這些游擊隊員不同。我是猶太人，我是女人。

後來，菲伊收到了共產黨政府頒發的一面獎牌，但她必須歸還所有武器。她失去了安全感與身分認同，決定要加入共軍，到南斯拉夫繼續抗戰。在前往軍隊辦公室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位看起來像猶太人的軍官，他說服她別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了。因此，菲伊成為了在平斯克市工作的政府攝影師。她後來靠著那面勳章獲得搭火車與接觸行政官員的機會，找到了倖存下來的兄弟。

她透過其中一位兄弟遇到了游擊隊指揮官莫理斯．舒曼（Morris Schulman），她以前曾在森林裡遇過莫理斯，且他在戰前就已經認識她的家人了。有些倖存下來的女人會將死去的父親理想化，進而難以建立親密關係，不過菲伊和莫理斯立刻就對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菲伊為了他拒絕了許多追求者。「我們當時覺得我們必須盡快靠著心中殘餘的愛建立情感關係。」她回憶道。

雖然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算是相對富有又成功的新時代夫妻，但已經沒有猶太人的平斯克市對他們來說太抑鬱了。他們經歷了無數次艱難又危險的旅程，就像其他數百萬對流離失所的伴侶一樣，在歐洲大陸四處遊蕩。他們被迫住進一個環境糟糕到讓菲伊回想起隔離區的難民營。沒多久後，他們加入了違法把猶太人偷運到巴勒斯坦的地下組織「布理查」（Bricha），當時巴勒斯坦的法律仍舊對移民人數有限制。但隨後，菲伊生了孩子，渴望安穩，她和莫理斯改變了目標，後半輩子都住在加拿大多倫多市（Toronto），在那裡建立了事業與家庭。菲伊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不斷公開談論她的戰爭經歷。

「對我來說，過去的世界有時比當下還要更真實。」她寫道。有一部分的她永遠深陷在已經消失的那個世界裡。

《白牆：身為母親、身為女兒與位處中間的混亂》一書的作者。她的文章曾刊登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前進報》（Forward）、《Vogue》和許多出版品上。茱蒂在哈佛大學取得了科學史的文學學士學位，在倫敦大學考陶爾德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取得藝術史哲學博士學位，曾擔任過博物館策展人與大學講師。她出生在蒙特婁，從小說英語、法語、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長大，她如今和丈夫與三名孩子一起住在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