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臺灣商務出版

第七章 消費狂熱的毛像章現象

除了清除中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分子之外,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向中國青年灌輸革命的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該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毛澤東認為,青年是一個關鍵性工具,可以用來打擊他所看到的國內日益增加的資本主義式官僚。更具體來說,毛澤東擔心官僚機構的成員,他們有權運用和分配國家剩餘,因此開始變得沈迷於維護這種權力帶來的更高的地位,以及更好的生活方式。簡言之,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就是在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裡創造出相當於資產階級的一種階級。為了對付黨內對黨的革命目標日益增長的這種威脅,毛澤東轉向年輕一代。在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說,他認為這些年輕人並沒有在之前的革命鬥爭中受過關於革命原則的教育,所以有潛力推動「向共產主義繼續發展的革命」,不然就會「否定革命和幹壞事」。基於支持和鼓勵年輕人,毛澤東努力招募紅衛兵,向他們灌輸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承諾所必需的價值觀。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幾年,毛和黨內其他領導人開始激發和加強年輕人的革命理想,方法是鼓勵他們參與諸如第六章所描述的各種活動,包括大型集會、革命活動,或是穿著軍裝、持有毛澤東各種著作,來體現他們的革命熱情。在文革十年的初期,用來表明革命身分的強大圖騰之一就是毛澤東像章,雖然在中國以外毛澤東像章的知名度不如《毛主席語錄》。這些像章印有毛澤東的肖像或革命口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第一次群眾大會之後開始流行起來。很快地,全國上千萬紅衛兵都渴望參加集會一睹毛的風采,宣示他們對毛和革命的承諾,並帶一枚毛像章回家做為參加的證明。

正如本章將要說明的,這些像章為其擁有者創造出來的象徵性和社會價值,迅速激起了一股物質欲望的浪潮,推動了幾十億枚像章在全國和全球各地生產、銷售和收藏。跟規模更大、更引人注意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這股毛像章狂熱也是由國家發起的,用來達成極其緊迫的政治目標,但這股狂熱同時提供了很重要的例子,證明消費主義自我擴張和具強制性的特質。對毛像章的狂熱,反映了工業消費主義的三個核心特徵:大量生產,無休止地交換和討論,以及用佩戴這些像章來表達身分認同和社會地位。但這股像章狂熱與各地的消費狂熱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狂熱是一種被強化的時尚形式:它們突然出現、被熱情擁抱、從社會的一小部分迅速向外擴展、吸引廣大群眾參與,然後和開始一樣突然結束。流行時尚的狂熱通常不必花很多錢,也很容易加入,因此很容易就能鼓勵大眾參與和模仿,並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下,一下子就引爆大眾的熱情,人們經常為了參與這股狂熱而採取極端行動。隨著狂熱迅速發展,往往會誘發一種欲望,而這種欲望後來會變得跟產品的最初用途或社會價值完全脫離,結果創造出全新的階級制度。

當毛澤東審視著一九六六年夏末湧進北京的一群群崇拜他的青少年時,應該沒有預想到,他在文革期間動員的這些年輕主人公,會傳播他本來想要抵制的那些價值觀。儘管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吶喊的高漲情緒,似乎表明了毛對他們這一代最殷切的希望,但這些年輕人對毛像章的狂熱,進一步證明了日常行為將會如何促進消費主義和否定共產主義革命。

像章狂熱的國家起源

做為一種典型的流行時尚狂熱,絕大多數的毛像章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先是從一九六六到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個月開始,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達到頂峰,六九年六月以後迅速衰落。雖然這股狂熱在全國各地興起,但第一批推動者是經由國家生產和銷售管道獲得毛像章的高級幹部,他們啟動了這些通路以創造和傳播這股狂熱。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也就是北京第一次紅衛兵大集會僅僅兩個月後,林彪元帥、周恩來總理等高級幹部們出現在公眾面前及各地流傳的報紙圖片上時,他們的外套上都戴著毛像章。隨著政府官員開始把毛像章當作禮物送給前來首都的遊客,這一股時尚狂熱也跟著散播,例如周恩來就贈送了一萬枚毛像章給新疆學生代表團帶回家鄉。不到幾個月,這一股狂熱就開始了,各級政府幹部都自豪地戴上毛像章。

這股狂熱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快速傳播和多樣化,部分原因應該歸功於國家之前開發和推廣毛像章的歷史。黨在一九三○年代,即天安門集會前幾十年,製造了第一批帶有毛澤東肖像的像章,在四○年代已成為初期毛個人崇拜的一部分。這些像章最初是被當作獎章,用來授予有功勳的人或紀念重要事件,如完成某項公共工程或建設項目。這些最初的像章為小量生產,主要贈送給精心挑選的傑出人士佩戴。除了單獨放置毛澤東肖像,他們有時會把毛和其他民族英雄,諸如魯迅、朱德和林彪的肖像擺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後,私人公司開始將毛的形象商業化,有時還為了特殊場合製造出高品質的毛像章奢侈品,更做商業生產,用來配合由國家發行或個人像章的製作和發行。例如一九五○年,上海文具店老鳳祥就製作了少量的二十二克拉金質毛像章,以紀念新政府成立。這是一家上流社會商店試圖通過接受新秩序來改造自己,同時將社會主義時尚商業化的另一個例子。然而,當時絕大多數像章仍由國家為了官方目的而製作。例如一九五一年,做為抗美援朝運動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代表們全都獲得了銅質毛像章。

不久,其他人民也渴望得到毛像章。一些人開始製作自己的像章,比如六○年代初期參加越戰的中國軍人,他們用被擊落的美軍飛機上的廢金屬製作像章。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報導一位北京工廠工人田治海,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製出毛像章,引發一波熱潮。他用新生兒佩戴的吉祥物製作模具,一共花了八個月,才用《人民日報》上刊登的毛澤東照片製作了一枚毛像章。新產品立即受到工廠客戶的歡迎,隨著這股狂熱的流行,這家工廠與全國其他廠商分享了這個模具,幫助加快全國各地的生產。經過五○年代的資本積累和工業投資,國家已經有了促進時尚、擴大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機制,並替國營工廠賺錢。

像章狂熱早期的主要響應者,是被動員的一支真正的消費者大軍。當林彪在「大躍進」之後接掌人民解放軍時,他開始推動毛像章,發動規模更大的毛崇拜,用像章來宣示對毛的忠誠。一九六七年五月,全國各大報紙頭版文章大大稱讚林彪決定向所有解放軍人員頒發一套兩枚像章,其中一枚是星形像章,中間是毛的頭像,另一枚是長方形像章,下方印有社會主義口號「為人民服務」,是毛的書法作品。「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為紀念一位陣亡軍人發表的演講標題,這句話概括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前提──勤勞的工人和節儉的消費者為了人民和國家集體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在資本主義繼續蔓延的政治經濟中,這是一個可預見的予盾,因為原來像章上的口號是在頌揚穩定物價和消費者的節儉,後來卻變成一種高價值和廣大人民期望的像章。

官員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消費主義的資源,特別透過降低像章價格和增加生產的方式,來直接刺激和滿足大眾需求,進一步動員消費者後備大軍。財政部還對生產革命產品(包括像章)的工廠給予特別的文化革命減稅獎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第一次群眾大會過後不到兩周,國務院全國價格委員會就下指令要求全國各地商店對所有與毛澤東有關的產品,包括海報、雕塑、毛澤東詩詞書法、畫框,當然還有像章,要盡量降低售價。價格下調的產品還包括墨條和毛筆,大概是為了鼓勵人們製作大字報。委員會還警告不要哄抬價格,並敦促地方官員「確保不抬價」,還要降價到「接近生產成本的價格」。國家更下令增加像章供給量,例如命令擁有二千二百萬人口的陝西省生產三千萬枚像章。因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提供了啟動像章狂熱的最初需求和最初供給,從而代表國家想創造更多收入,也就是使用消費文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的技術來追求資本積累。

儘管無數人取得毛的紀念品,以表明他們對毛澤東、共產主義革命和中國的赤膽忠心,但像章狂熱也從參與者的極端壓力氣氛獲得了無法估量的好處,這一事實在無數對那個時代的回憶中得到了證實。來自紅衛兵的壓力和大環境促成一大片紅海,這刺激了一種欲望──基於政治上的必要性──渴望擁有以毛澤東為主題的物品來表明自己的忠誠。一些國營場所規定必須佩戴毛像章才能進入;例如在上海,電影院的工作人員會檢查觀眾的像章和電影票。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學生每天帶三樣東西上學:毛選(毛澤東選集)、毛語錄和毛像章。學生到校時,紅衛兵會上前檢查,沒有帶齊這三樣東西的學生就禁止進入學校,導致許多學生拼命想拿到這三樣物品的最新款。

國家動員群眾參與毛像章狂熱,很快就產生了無法滿足的需求。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一年,隨著生產增加,更多人開始擁有和佩戴毛像章。到了一九六七年年底,隨著文化大革命範圍的擴大,新的革命委員會獲得了更多的政治和社會權力,每個委員會都想要擁有自己訂製的像章,因此產量大為增加。據估計,在那個時間點上,超過一半的人口擁有像章(百分之五十九),這個數字在一九六八年攀升到百分之八十九,一年後更幾乎達到人口的全部(百分之九十四)。在廣州等城市,一些居民試圖確保每個人都有一枚像章,他們收集像章後發送到全國較貧窮的地區。雖說聲稱全國人民都有像章也許不太可能,但除了毛語錄之外,沒有其他東西在當時是如此普遍,超越了年齡和性別限制,甚至還超越了種族。一九六六到七一年期間,毛像章生產總數估計在二十五億至五十億枚之間。儘管這些估計的範圍誤差很大,但即使是最低數字也很可觀,是中國當時約七億人口的好幾倍(圖7.1)。

圖 7.1 各式各樣的毛像章。請注意,不管是像章大小、圖像和材質(塑膠、鋁和瓷器),都有很多樣式。這些毛像章裡包括右下方的「夜光」像章,以及它上面的那枚毛像章,毛澤東望向右邊;對製造者來說,這是一個有潛在危險的圖像,因為這暗示毛澤東支持右翼政治。最右下角的星星形狀像章,是送給解放軍軍人的一套兩枚毛像章的其中一枚,但後來一般民眾也開始佩戴。

自我膨脹的像章狂熱

然而很快地,對像章的需求大幅成長,已經超出了國家滿足和控制這股需求的能力,因此很難估計實際生產的授權和未授權像章總數。隨著這股狂熱越來越瘋狂,國家認可的像章製造商開始少報像章生產量,以保留更多的像章在各自的工作單位間分發,或拿來交換其他東西。有證據顯示,國家工作單位生產了大量授權和未授權的像章。在一九六九年這股狂熱達到最高潮時,共有二萬多家「工廠」生產毛像章,其中大多數未經授權,這說明國家消費主義有能力激起民眾巨大的物質欲望,而不僅僅是宣傳艱苦奮鬥和節儉生活。在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作單位都把國家分配給它們的資源重新挪來生產毛像章。例如在東北城市大連,即使是該市最小的商業組織太陽升商店,也有自己訂製的像章;北京最小的公共交通組織五路車站,以及瀋陽最小的工作單位玻璃量杯廠黨支部,它們的工人也都有自己生產的像章。

這種未經批准私下生產和銷售毛像章的現象,說明國家無法獨占出售像章所需的資金分配和所得的利潤。未經授權的生產商在黑市甚至公開場合交換像章,跟其他工作單位交易,或未經官方許可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內發送。授權廠商也經常從事未經授權的分銷活動。例如一位化名為默人的部落客回憶,一九六七年他還是一名年輕學生,父親的朋友帶他參觀了武漢最好的像章工廠之一,在那裡他收到了工廠製作的所有像章樣品,以及工廠與其他製造商交換的像章樣品。來自全國各地的無數軼聞故事,揭示了這些活動如何破壞國家資本主義對經濟的控制;即使是看似輕微的國家資源分配不當,也會犧牲國家的其他目標。

像章的個體化和個別化生產,進一步破壞了國家資本主義,將勞動力和物質資源挪用到不是原來要用的其他地方。文化大革命導致年輕人停課和高失業率,許多人有足夠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包括自己動手製作像章。例如,武漢的一位年輕人陪著叔叔去了他的工作單位,當地一所工程學校,在那裡他們用學校的設備製造出未上色的金屬像章,然後這位年輕人在家裡親手替它上色,製造出他所說的「鎮上最好的像章」。一些報導描述人們在黑市取得半成品像章,然後在業餘時間或在國營培訓班上課時,用油漆和黏合劑替這些像章上色、修飾。

儘管幹部可能鼓勵年輕人自己動手製作像章,或讓工作單位的成員們一起製作像章,但像章狂熱將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轉向私人像章生產,程度遠遠超出了任何官方授權。例如在福建省三明市地區,製作像章的人會利用醫院注射器,因為注射器的針頭夠鋒利,可以在精緻的像章表面注入油漆。自製像章的人發現,他們可以從工作場所偷取未完成的像章,然後塗上獨特的顏色,創造出具更高交換性和社會價值的像章。許多想擁有自己獨特像章的工作單位和工廠從製造商那裡取得未上漆的像章,然後在工作時間自己上漆。這種做法也延伸到國家官僚機構。一些革命委員會成員認為像章的製作和分發過程太慢了,於是他們利用工作時間來上漆、烘乾和分發像章,等自製的像章一烘乾就立即佩戴上。

在需求方面,像章狂熱開始以無法控制的速度擴張。人們處於各種不同的個人原因佩戴像章,間接地增加了同年齡人間的壓力和跟風的趨勢,從而擴大這些像章的用途。像章既可用來表明自己的身分,也可用來和別人一較高下。取得並佩戴毛像章是為了保護紅衛兵,因為紅衛兵可以用像章來表示他們已經加入革命先鋒隊的特權階級。即使是非極端派也意識到像章的社會價值和交換價值。隨著獲得像章的強制性增加,取得新像章的競爭更為激烈,有時甚至產生可怕的後果。在政治上,除了使自己避免受到可能的紅衛兵攻擊,佩戴像章更是提高個人社會地位的一個有效方法。在像章狂熱之前,表示對黨的忠誠,是加入黨的青年組織(共青團)的關鍵資格標準;而加入共青團後,將來就能正式入黨,享受所有的社會和經濟利益。新中國力爭上游的競爭特質,間接促成了年輕人對像章無休止的需求。

收集和展示最新、最好、最大的毛像章,既是一種政治策略,也是一種明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策略。社會學家安舟(Joel Andreas)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對生產工具的私有制之後,在剩下兩種資本形式─來自教育的文化資本和來自和黨及國家關係的政治資本─的基礎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社會想要進步,很大程度上必須取決於這些文化和政治形式的資本。由於獲得文化資本的教育途徑更加困難,許多中國青年便透過入黨以尋求政治資本。對於有意走政治這條路的人來說,想要取得正式黨員資格,最簡單的途徑就是通過各級黨營組織循序漸進。黨員身分能夠獲得很大的獎勵,但想入黨的替代道路卻很窄,這是高度競爭的過程。幾乎所有六歲到十四歲的兒童都是少年先鋒隊隊員(通常稱為紅領巾,他們用戴這樣的領巾來表示他們是少先隊員),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從少先隊員升入共青團。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五的成年人能晉升進入正式黨員的最高級圈子,伴隨黨員身分而來的則是美好工作前景和地位。在競爭激烈的政治運作的世界,未來的幹部都會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使自己從同輩中脫穎而出。

作者在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消費歷史,師承著名漢學大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脈,受孔復禮(Philip Kuhn)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導,於200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南卡羅來納大學與牛津大學,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學系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中國研究基金會首席講座教授。

本書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補足了消費脈絡最後、最不為人知但最為重要的一塊,亦即毛澤東時期的消費文化概念。另外兩部分別為: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探討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
《中國好,世界就好?一個牛津大學教授對中國消費的25年深度觀察》(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高寶出版,2011),探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書名:《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作者:葛凱(Karl Gerth)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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