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漢文與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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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訪問臺灣

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啟超應林獻堂的邀請,由日本橫濱搭船訪問臺灣。林獻堂素為仰慕梁啟超,之前已讀過他的很多著作,一九○七年去日本旅行時,特意去橫濱訪問梁啟超,梁啟超剛好不在,後來在奈良的旅館巧遇,就向他請教臺灣自治的問題,梁回答以不要激進,最好學愛爾蘭抵抗英國的模式,穩重徐圖。梁的勸告對後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等的運動引起很大的影響。兩人因語言不通,只好用筆談方式交換意見。

梁啟超在臺兩週,在臺北、臺中、臺南等地跟文化界人士交流,也考察過日本統治臺灣的實況。此時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已十多年,臺灣人寫的中文受到日本明治漢文以及漢文訓讀體的影響,也受到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新文體的影響。很多知識分子對日本漢文訓讀法應該有所了解,也可能讀過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林獻堂於一九一三年去北京時也訪問過梁啟超。他們是否把漢文訓讀做為話題,不失為有趣的問題,可惜似乎沒有資料。

梁啟超離臺後,本來想寫《臺灣遊記》,版權都讓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可是後來太忙,沒有撰成。

日治時期臺灣的漢文課本

日本統治臺灣伊始,就設立了國語傳習所,企圖推廣國語(日語)。至一八九八年,把國語傳習所改稱公學校(相當於小學)。其教學科目中的讀書科,就包含漢文教育。教材是《三字經》、《孝經》以及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及《論語》,基本上繼承臺灣傳統的教育內容(《孟子》因有革命思想被排除,日本國內也一樣)。至於其具體教學方法,據《臺灣公學校規則》第十一條「公學校教科課程表」,六年的修學期間中,前四學年用臺語文讀音,後二學年則改用日本訓讀法,如第三、第六學年均以《論語》為教材,第三學年用「臺灣句讀」,第六學年則用「本國訓點」。至一九○四年再次改革,除國語科之外,另立漢文科。

據此年三月公佈的《臺灣公學校規則》第十三條有關漢文的規定:

漢文ハ普通ノ漢字、漢文ヲ理會スルヲ得シメテ日常ノ用務ヲ處辦スル能ヲ養フヲ以テ要旨トナス。
〔漢文科的要旨在於使之理會普通漢字、漢文,用以養成處辦日常用務之能力。〕

漢文ノ文章ハ平易ニシテ實用ニ適スルモノヲ選ヒ〔略〕
〔漢文文章選擇平易且適合實用者。〕

國語ニ熟シタル兒童ニハ其ノ意義ヲ國語ニテ譯セシメンコトヲ務ムヘシ。
〔如有熟於國語(即日語)的兒童,務使將其意義譯成國語。〕

按照此一規定,總督府編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六卷,做為臺灣專用的課本。而其內容除相關日本歷史、文化以及極少數的中國歷史人物(如孔子、諸葛亮、朱成功)的文章以外,大部分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淺近知識,如科技、道德、商業、實用書信寫法、臺灣地理等,中國古典則除了《論語》以外,一概廢而不用。茲列出第五卷目次,以示一斑:

第一課 仁德天皇                第十三課 人體

第二課 東京                    第十四課 食物

第三課 上野公園                 第十五課 芭蕉

第四課 動物                    第十六課 婦女纏足

第五課 蝙蝠                    第十七課 布帛

第六課 智慧之種                第十八課 豬子養母

第七課 勉強成業               第十九課 二宮尊德

第八課 臺灣                    第二十課 我國

第九課 生蕃                    第二十一課 粟田真人

第十課 自基隆到神戶(一)      第二十二課 京都

第十一課 自基隆到神戶(二)    第二十三課 牽牛花

第十二課 弟寄兄啟              第二十四課 寓話三則

第二十五課 貯金                第三十三課 朱成功

第二十六課 二小童商            第三十四課 往往來來

第二十七課 鐵                  第三十五課 求蔗苗啟

第二十八課 論語五則            第三十六課 石炭

第二十九課 臺北                 第三十七課 天下之糸平

第三十課 自臺北去臺南(一)    第三十八課 醍醐天皇

第三十一課 自臺北去臺南(二) 第三十九課 論語八則

第三十二課 臺南                第四十課 論語六則

當時日本內地所用漢文課本內容是日本江戶、明治時代以及中國古代的漢文、漢詩,如陶淵明、李白等的作品,與此完全不同。至於其所用文體,也已不是傳統的古文,而是平易的新文體。如第二卷第一課(圖18):

日初出時,有人向日而立,前面是東,後面是西,右旁是南,左旁是北,此東南西北,名謂四方。

文中也使用一些日語詞彙,如「勉強」(學習)、「貯金」(存錢)、「辯護士」(律

士)等。

此一階段的具體教學方法,因「公學校教科課程表」中已取消了之前的「臺灣句讀」與「本國訓點」的區別,且《漢文讀本》並沒有施加訓讀符號及送假名(日本內地的漢文課本全文必加訓點),可見顯然已不用日本訓讀法。取而代之的是,鼓勵學生努力用當代日語口語來翻譯漢文。這一來是,鑑於前期教育所用日文訓讀法大概吃力不討好,沒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再者,讓臺灣人學好訓讀的特殊文體,既為困難且無此必要,不如使之熟嫻日語口語,這才符合總督府企圖同化的最終目的。同時,這一問題也牽涉到日本國內的訓讀、直讀的爭論。

雖然如此,到日治時代後期,由於總督府改變政策,採用內臺共學的原則,尤其是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裡,日本人和臺灣人共學的機會愈來愈多,所用漢文課本自是日本內地的。因此,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臺灣人當中,學過訓讀法的人應該不少。

有趣的是,臺灣總督府所編《漢文讀本》的有些教材,在同樣做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也有使用。如《漢文讀本》第四卷第十五課的〈蒸氣〉(圖19),在朝鮮總督府所編《新編高等朝鮮語及漢文讀本》(一九二三,圖20)中也出現(第十七課),只是朝鮮課本按照朝鮮傳統的漢文讀法(懸吐;見後文一一八頁),加了韓文的助詞、語綴。

直讀論的重現

現在要回到明治時代的訓讀問題。直讀漢文對室町時代的桂庵來說,只不過是無法達到的夢想。江戶時代的徂徠、春台熱心提倡,卻也未能付諸實踐。可是在中日以對等立場正式締結邦交,互為開國的明治時代,直讀漢文成為可以實行的方法重新浮現在議論臺上。只是此時的漢文直讀論就是因為能夠付諸實踐,帶上了複雜的陰影,沒有順利展開。

明治初年著名的漢學家、史學家重野安繹(一八二七—一九一○)在〈漢學宜設正則一科,選少年秀才派清國留學之論說〉(一八七九)一文中,早已指出學習中文口頭語言的必要,也介紹了徂徠的訓讀廢止論,主張學習中文也應該實行跟英文一樣的「正則」教育。接下來,擔任過東京帝國大學博言學(語言學)教授、著有《日本口語文典》的英國人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一八五○—一九三五)也發表了〈望改良支那語讀法〉(一八八八),再次指出訓讀的不自然,說:「畢竟日語有日語的語序,英語有英語的語序,是眾所周知的。唯獨對支那語不允許治外法權,置在權內,何耶?」(原為日文)他用當時成為日歐之間最大外交案件的治外法權問題,調侃了訓讀。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來,訓讀一定是很奇怪、難以理解的東西了。

在那以前也有天竺、震旦、日本的國家概念,可這與現代的國家概念不能同日而語。明治以後,日本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給漢文直讀論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荻生徂徠曾以儒家思想的普遍性為前提,通過更正確地解讀儒家經典,企圖將中華文明內在化、日本化,因而主張直讀論。而此時大家認為中國既然是外國,中文理應與英文等西方語言一樣,當作外國語來學習。這樣中國的外在化乃成為直讀論的理論根據了。

重野安繹認為需要學習中文口語的另一理由是:「今我既與支那鄰國相接,軍國重事如往歲臺灣之役(指一八七四年日本對臺灣的軍事行動),將來不能保其必無。」這就意味著他預測到了甲午戰爭的發生。與英國人張伯倫調侃的意圖恰如其反,此時的直讀論恐怕是語言上的「脫亞入歐」。

到了二十世紀以後,繼承明治時代有關直讀論言說的,主要是中國學的學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青木正兒(一八八七—一九六四)和倉石武四郎(一八九七—一九七五)。青木正兒是最早介紹中國文學革命的人,也呼籲研究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必要。他的〈漢文直讀論〉(一九二一,原題為〈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不拘泥於中文的發音,主張可以用日文漢字音(吳音、漢音)來直讀。可是他這篇論文卻由於當時學界的壓力,被迫延期發表。倉石武四郎首次編纂了有羅馬拼音的《中國語辭典》(岩波書店,一九六三),是現代漢語教育的開拓者。據他回憶,青木正兒發表〈漢文直讀論〉的時候,他雖然贊同直讀論,可前輩學者勸他不要發表己見。

青木和倉石的直讀論受到學界排斥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此時的漢文訓讀成為發揚日本精神的手段,很多軍人用漢詩來抒發忠君愛國的情緒,這些當然都是用訓讀的。明治時代重野安繹主張的「正則漢學」後來成為實用語學,正如重野所期待,貢獻於日本的對中政策。而「變則」的訓讀,本來理應被淘汰的,卻不知不覺被軍國主義吸收,脫胎換骨,重新現身,保持餘脈。兩者的矛盾到二戰以後,變為革新派的直讀和保守派的訓讀,一直延續至今。

以上簡述了訓讀的歷史,兼及各個時代的思想背景。訓讀只是閱讀漢文、翻譯漢文的方法而已,可是它的演變史卻反映了佛教的傳來、「國風」文化、佛教和神道的鬥爭和融合、朱子學的傳入和展開、西洋文明的輸入等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事件。整個訓讀的歷史不妨說是一部日本史。這在以上所說訓讀演變的四個分期跟日本歷史的政體演變,即古代律令國家時期(奈良時代、平安前期)、攝關政治和院政時期(平安後期)、武家掌權的幕府時期(從鎌倉、室町到江戶時代)、現代(明治以後)基本上吻合的事實中也許能夠得到印證。

作者一九五二年生於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畢業。京都大學大學院中國語學文學專業博士課程畢業。曾任慶應義塾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專攻中國文學。特別擅長全角度研究小說與戲劇以及說唱文學,在各自產生的社會背景下探索其相互關係。主要專著有《花關索傳研究》(合著,汲古書院)、《中國小說選》(角川書店)、《教養中國語》(大修館書店)、《三國志演義的世界》(東方書店)、《三國志的世界》(講談社;臺灣由臺灣商務翻譯出版)等。


書名《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
作者:金文京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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