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

2 誰是「叛國者」──訪那些開戰後出走的俄羅斯人

文字──劉致昕

俄羅斯侵烏戰爭不到二個月，因戰爭而流亡他國的烏克蘭難民已超過四百七十萬人，成為歐陸二戰後最大的難民潮。而在另一頭，發動戰爭、土地未受戰火威脅的那一方大國，竟有至少三十萬以上的俄羅斯人選擇逃離，逼得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檯面上以「叛國者」「垃圾貼上罵名，檯面下，又想搬出免役、所得稅優惠，試圖減緩人才外流潮。

我們在柏林專訪一對來自俄羅斯的科學家母子，和一對俄國、烏克蘭女同志結成的伴侶。他們回憶戰爭開始後俄人的心境，為何、又如何逃離母國？離開後，又想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普丁往烏克蘭境內十四座城市丟下炸彈，俄軍分三路往烏克蘭境內進攻，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就此爆發。

當自己的總統揮起「正義」之旗發動戰爭，許多俄羅斯人卻開始逃亡。開戰後，在俄羅斯境內與「離開」相關的搜尋關鍵字，包括：「如何離開俄羅斯（как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移民（Эмиграция）」、「政治庇護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бежище）」，搜尋熱度都攀上十年來的最高峰。

在Telegram上，有人發起移民相關群組，參與人數快速飆升，最多的超過十萬，人們在裡頭討論簽證、海關檢查、交通、就業等問題。持俄羅斯護照可免簽證入境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耳其等國家，在戰爭開打後，瞬間湧入了大量的俄羅斯人。

根據喬治亞內政部統計，開戰的前三週，喬治亞湧入超過三萬名俄羅斯人，是在疫情前觀光人潮仍多時的十四倍。前往亞美尼亞的俄羅斯人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而飛往以色列、哈薩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班機，也在戰火下屢加班次。陸路方面，往芬蘭的火車票在開戰後的兩週全數完售。

根據協助反戰俄羅斯人法律服務的公益組織「OK Russians」的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超過三十萬俄羅斯人選擇離開國家。

三月十六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演說，點名這群離開的人，直稱他們是敵人、是西方培養的「第五縱隊」fifth column），要從內部攻擊俄羅斯。「任何人，特別是俄國人，一定懂得分辨真正的愛國者、垃圾、叛國者之間的差別！」普丁強調不支持國家「軍事行動」，不積極工作、支持政府，或在此時離開俄國的人，都是叛國者。他也強調，叛國者離開俄羅斯，是「社會淨化的必要過程」，將使國家更為強大。「把他們像是飛進嘴巴的蚊蟲一樣吐掉就好，往路邊吐！」普丁笑稱。

這番包括社會清洗、獵殺境內「叛徒」的發言，與一九三○年代史達林發動、被稱之為大清洗（Great Purge）的政治鎮壓跟迫害行動前的鋪陳相似。那段期間，包括監控、公審、指名為間諜等「紅色恐怖」不斷發生，有超過六十八萬人被槍殺、超過一百三十七萬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在普丁演說之後，獵殺「叛國者」的氛圍浮現。有參與人權運動、公民運動的俄羅斯公民，門前被支持戰爭的人噴上代表支持戰爭的Z記號，門板被寫上「賤人！別把偉大的祖國賣了！」四月十一日，俄羅斯下議院議員則提議，應把反戰者視作國家叛徒，剝奪公民權。

科技人才、知識分子大量外流

對政治反對者無情打壓，但實際上俄羅斯政府卻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一場嚴重的科技人才外流。

就在三月底，俄羅斯電工企業協會 Russian Association of Electrotechnical Companies）向下議院報告，開戰以來已有七萬名年輕人出走，預估四月還有十萬人出走，主要是資訊科技產業人員。不只跨國科技公司因國際對俄的制裁政策而搬離俄國，許多新創公司、科技企業，也以包機方式快速為俄籍員工移地辦公。

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危機，俄羅斯政府隨即宣布科技公司享有三%以下甚至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也宣布擁有一年以上資訊產業經歷者，或數學、應用電腦科學和無線電工程等大學學位者，可申請緩徵或暫時免除兵役義務。按照俄羅斯法律，所有十八至二十七歲男性皆須服兵役。

一方面稱人民為叛徒，一方面給胡蘿蔔留住人才。事實上，從普丁二○一二年第三次出任總統時，國內人口即明顯外流；二○一四年併吞克里米亞之後，更刺激新一波出走潮。目前推出的免役與稅賦優惠，真的能改變民眾的決定嗎？

她們，和數十萬人回不去莫斯科的原因

二○二二年四月初飄雪的低溫裡，還住在柏林志工接待家庭裡的寶琳娜（Polina）跟尤莉亞（Yulia，雙手捧著熱茶，說出她們不回莫斯科的原因。

「我們在俄羅斯是不安全的。」二十七歲的寶琳娜看著她的未婚妻、三十六歲的尤莉亞，對我們說出她們最深的恐懼。

「尤莉亞是烏克蘭人，而我沒辦法保護她。」寶琳娜說開戰之後，在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會被隨意地叫去警局問話、檢查證件，問人在俄羅斯的目的：「俄羅斯政府還查那些跟烏克蘭境內聯繫的人。如果你想試著離開俄羅斯，他們也要你回答對普丁、對政治的想法，問你在烏克蘭是不是有親戚，是不是要去幫烏克蘭人的忙……」

尤莉亞跟寶琳娜是在二月二十五日，從莫斯科飛往匈牙利，那本該是她們慶祝相識的一趟旅行──分別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她們，在莫斯科長居，一起租公寓、養寵物，還有一大群朋友，每一、兩個月一起飛到基輔，陪尤莉亞的媽媽一段時間。但旅程開始的前一天，普丁對烏克蘭全面發動攻擊。

「是我的國家在轟炸她的國家嗎？我的總統下令丟那些炸彈？」回憶事情發生的那刻，寶琳娜記憶依然清晰。在基輔的媽媽要她們繼續旅行計畫，說戰事應該不會擴大，要她們別擔心，但她們落地布達佩斯沒多久，一場歐陸二戰後最大戰事全面爆發。三十七間航空公司陸續停飛往俄羅斯的航班，烏克蘭關閉領空。隔空看著兩人國家之間的交戰，她們在布達佩斯的旅館裡一起以淚度日。

寶琳娜說，她們不考慮回去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看見朋友們都被捕、被關進監獄，「到現在至少有二、三十個我的朋友，因為上街抗議而被警察抓起來……社會裡面人們想方設法各種對抗，但得到各種可怕的下場，情況真的很糟。」

寶琳娜讓我們聽一段在年輕人間瘋傳的音檔。那是一段被警察逮捕的女生在警局裡的對話，警方要她給出地址、姓名、學校、透過什麼管道參與反戰抗爭等，被捕的女生說根據俄羅斯憲法她有權保持沉默，隨後是一陣被打的聲音，「再不說，我會更大力。」十分鐘多的音檔，是一陣陣的語言跟肢體暴力。音檔在不同的群組、平臺上流傳，還有俄國學生配上英文字幕的版本，不同版本可見的總觀看次數至四月十五日已超過二百萬次，非營利組織、人權團體，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 ，也對此報導。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敢有任何想回去的念頭。」一個個朋友的故事讓寶琳娜害怕，也讓她更加擔心，自己的政府，會如何對待來自烏克蘭的另一半。

「如果俄羅斯政府可以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那樣子對烏克蘭人，那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對烏克蘭人）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寶琳娜悲傷地說，兩人的關係在俄羅斯社會裡仍無法曝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她無法在自己的國家裡保護另一半。二○二○年普丁推動修憲公投，將婚姻限制為一夫一妻，剝奪同性婚姻的可能。

兩人說，隨著戰事持續的推進發生，愈加殘酷的戰爭行為被揭露，有更多的俄羅斯年輕人準備離開。

「我們的朋友現在不上街抗爭了，不是怕被關，而是因為他們不想再付（被捕後的）罰款，他們知道那些錢最後也被國家拿去打仗。」

尤莉亞說，雖然離家、生活重頭來過很難，但至少確定自己的繳稅不會變相支持戰爭。

「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邊界上，俄國政府沒打算讓這些「叛國者」好過，警察除了盤問各種問題、要其宣誓效忠、對戰爭表態，還要求解鎖手機，觀看訊息內容、聯絡清單、影音照片和瀏覽紀錄，「如果看到親密照，警察還會拿出來公開嘲笑，」談到朋友的經驗，寶琳娜說話時緊握尤莉亞的手。

「對我來說困難的是，很難接受是我的國家在攻打她的國家，她的家人。（哽噎）我無法接受……我認識尤莉亞的媽媽，我愛她媽媽，所以我很擔心。這一切對我來說很難，但一定比不上烏克蘭人所經歷的那些。」寶琳娜看向她的另一半。另一方面，寶琳娜的家人卻相信俄羅斯政府的宣傳，不認為有所謂的戰爭，家人只看見電視上說的，為了國家、民族而進行的「軍事行動」。

「戰爭仍是一件我無法理解的事……真正重要的不是民族啊、國家啊、未來的命運啊，重要的是在烏克蘭各個城市每一次的轟炸啊。為什麼看不見戰場上的流血？有這麼多人就這樣死去……戰爭就是死亡。」寶琳娜的回答，彷彿是在對俄羅斯電視臺上的宣傳說話，對自己國家內民調上宣稱的近六成支持普丁的民眾說話。這也是她們決定離開俄羅斯的原因之一。

尤莉亞則提起了孩子，「對我來說戰爭也是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死亡。我看見那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我覺得非常地害怕，」尤莉亞的眼淚掉了下來，「在烏克蘭，死亡離孩子們很近，每天都看得見孩子死掉的畫面。」採訪前，布查三百名平民喪生的畫面傳來，孩童成為被俄軍強暴的對象，俄羅斯軍人甚至在孩童面前姦殺其父母。尤莉亞激動地說：「但同時在俄羅斯，他們（政府）告訴小孩正在發生的都是『正常的』、『應該的』！我難以理解。」

戰爭開打之後，俄羅斯政府以Z符號作為支持其戰爭的代號，播出小學生們排列成Z的空拍影像，尤莉亞說，「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在開始進攻烏克蘭之後，俄國政府展開愛國主義、俄羅斯傳統價值等教育計畫，首波預算為一千零七十萬美元。教育部要求老師必須對十歲以上的學生，解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反俄國制裁」，說明俄羅斯有能力克服制裁帶來的挑戰，並確保學生們知道，俄羅斯是因為要保護烏東頓巴斯人民安全才展開軍事行動。學生們必須接受愛國考試，回答包括「俄羅斯所遭受的制裁，公不公平」等問題。

寶琳娜和尤莉亞未來希望共同養育孩子，為孩子避開生理或心理上可能的死亡風險，是母親的天職，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留在俄羅斯。」

「我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

限縮的自由、更加極權的政治、極度考驗的經濟環境，伊利亞說，有能力的、有獨立思考的俄羅斯人，都在想著走，或者抗爭追求改變。但後者在俄羅斯，難度極高。

「在俄羅斯的年輕人之間，流傳這麼一句話，『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如今已在德國念完博士，同樣在科學領域擔任研究員的伊利亞說，他認識的每個年輕人，至少都有一個親人、朋友被關過，即使開戰至今超過一萬四千人因反戰被捕，四月十日的週末，在俄國還是有二百多人孤身上街抗議，而後被捕。

「在現在的俄羅斯，你要上街頭，就必須做好直接進到牢裡當『英雄』的準備，這不是每個人都承擔得起的。即使如此，人們還是上街頭了，這讓人非常敬佩。我不太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這件事。我希望我能做到。」

「每次當莫斯科有抗爭的時候，我內心都有一場辯論，要不要去呢？要回到莫斯科嗎？我不排斥我有一天真的會回去，因為未來我的女兒長大之後，她會問爸爸，你做過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總得要有個答案可以說。」

經歷過蘇聯時代的安菲婭，苦笑著看兒子，她說過去的記憶太鮮明了，她沒辦法再來一次，她只能逃。

「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活在蘇聯政權之下，我都還記得那時候的生活，對有獨立思考的人來說，那是極度不舒適的生活，那是一個恐懼的時代，接下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想再活在恐懼之中了。一點都不想。」對她來說，離開俄羅斯，是想離開那份不管是蘇聯時代還是普丁時代的害怕跟無力感，以及因為什麼都做不了而產生的憤怒。作為一個母親，她也必須讓三個孩子離開，因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的孩子自由、快樂。」

兒子伊利亞聽了，拍拍媽媽的肩說，「妳一直都做得很好」。伊利亞笑稱自己被培養成一位樂觀、獨立思考的人，他認為俄羅斯年輕世代的使命，是帶著希望做功課，找行動的可能。他說俄羅斯人應該研究烏克蘭的廣場革命、研究白羅斯抗爭，以及世上各地的運動。

「即使一切看起來沒有希望，但歷史告訴我們，不是如此。總是有一些事情我們可做，總有希望的。只要不絕望，我們就沒有失敗。」

開戰之後，伊利亞每週都到俄羅斯駐德使館前面參與反戰遊行，廣場上插著一面面白、藍、白的「新俄羅斯」國旗，他跟我們解釋，這是民間自發製作的國旗，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俄羅斯人所舉的旗子，與白、藍、紅的正式俄羅斯國旗不同，「我覺得新的國旗很美，很乾淨，沒有血，我覺得在普丁下臺之後，總得有人要來清理這些（血），而那就是我們（青年世代）。」

普丁執政以來，約五百萬人離開俄羅斯；普丁向烏克蘭開戰之後，離開的人將更多。戰爭的發展還未定局，離開的他們被普丁稱之為叛國者，他們能不能再回去？答案不在他們手上。但他們試著為下一代找一個自由、快樂、培養獨立思考之地，讓下一代長大之後，在被偷走的國家走出監牢之前，至少先揚起那一面不帶血的俄羅斯旗。

「俄羅斯比普丁強大（Russia is stronger than Putin，在普丁之前，俄羅斯就已經度過許多考驗了，而在普丁之後，它也會繼續堅強。」伊利亞如此形容他的國家。

劉致昕，臺南人。政大外交學系畢。
曾任《商業周刊》記者、《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駐臺助理記者，現為《報導者》副總編輯。
出版著作：《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曾獲獎項：金鼎獎、卓越新聞獎、人權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文學類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