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父輩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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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記憶

儘管本書中的其他章節留有許多存而未決的問題，但本章的論點清晰而簡單：就釐清納粹歷史的工作而言，東德做得比西德更好。就像其他對於歷史的規範性判斷（normative judgment）一樣，這個判斷可以很複雜，也確實很複雜。大多數的英美讀者會對這個論點感到訝異，但對德國人來說，提出這個論點就像是在挑起一場老派的哲學論戰而已。

如今，東西德統一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少數的快樂時刻。但一九九○年那幾場促成統一的談判讓德國以外的所有人都十分憂心。持續占領德國的同盟國格外焦慮：德國統一會不會導致當年的災難捲土重來？他們試圖在等了四十五年才等到的這份和平條約中加入幾條保證。柴契爾夫人找來歷史學家研究德國對歐洲是否仍構成威脅，並親自前往莫斯科說服戈巴契夫反對東西德統一，她擔心統一會威脅到各國的安全。時任法國第五共和國總統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也做了一樣的事，希望東德能繼續存在。當這件事逐漸變得不可能之後，他便要求德國放棄馬克接受歐元，作為統一的代價。戈巴契夫堅持統一後的德國永久保留所有關於紅軍士兵的紀念碑，以紀念這些為了將德國從法西斯主義當中解放出來而犧牲的士兵。美國司法部負責處理納粹罪行的部門負責人尼爾．謝爾（Neal Sher）相當瞭解他的東德同行，他在一九九○年六月最後一次拜訪東德檢察總長時提出了一個要求：統一後的德國在審查納粹罪行時要採用東德而非西德的標準。

他的心願並未成真，而東德釐清過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為人遺忘。西德人對於他們的最佳恭維是，東德有反法西斯政令（verordneter antifascism）。這種話在好日子裡會令東德人發笑，在其他日子裡則令人憤怒不解。作家舒爾茲（Ingo Schulze）表示：「反法西斯主義是國家政策，而且是正確的政策。」對英美的讀者來說，即便是這點也早已遭人遺忘。沒有多少人記得戰爭是怎麼打贏的。在史達林說服其他盟國拓展西面戰線之前，紅軍已戰鬥了三年之久，人員持續折損。盟軍有三萬七千名地面部隊和一萬七千名空軍成員在諾曼第戰役中陣亡。兩千七百萬蘇聯公民在戰爭中喪生，其中一千兩百萬是軍隊成員。

二○一六年十二月發生了一起震撼柏林的炸彈恐怖攻擊事件。《紐約時報》刊出了一篇解釋此事背景的文章，該文令我對這家媒體在國外報導的信心上有些動搖。文章作者指出，在謀殺案發生的市場旁，聳立著一座殘破的教堂。作者認為：「東德在戰後重建了歷史地標，希望消除納粹之記憶，但西柏林人卻將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廢墟保留下來—這是德國將破壞與恐怖加諸己身的證物，每天都提醒著人們不要遺忘。」

這段話幾乎沒有任何一句是真的。東柏林拆掉了許多歷史性的地標，因為他們想除去一切浮誇帝國主義的象徵符碼，拆除的地標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目前正從頭開始重建的柏林宮。在離宮殿不遠處，他們設置了兩處紀念碑，以防人們遺忘。一處是規模宏大的紀念碑，紀念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並設置了儀隊、永恆之火，與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的作品《母親與亡子》（Pietà）。（一動也不動的士兵們所組成的儀隊在統一後被取消了。）較小的紀念碑紀念的則是紅色樂隊（Red Orchestra）—這是蓋世太保替幾個反抗組織所取的名字，其中大部分的人都被納粹處決了。西柏林沒有類似的東西。在教堂塔樓的廢墟前豎立著一塊告示碑，上頭寫著「這提醒了我們上帝的審判」。上帝的審判是出了名的與政治無關，儘管全世界的政客把每道閃電看作是上帝站在自己這邊的證據。整個一九八○年代，西柏林的進步分子都極力主張要替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建立一個更為相稱的紀念碑。因為那座教堂廢墟與其空洞的牌匾雖未明言但仍暗示著：戰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教堂和家園遭到轟炸的德國人。儘管《紐約時報》那篇文章的作者在柏林生活了兩年，卻完全搞錯了這件事。走在這座城市的大道上，不可能沒看到這兩處東德的紀念碑。當這位記者漫步在菩提樹下大街上時，他錯過的是什麼？

德國讀者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事，但他們的看法卻受到另一種問題所困擾。東西德統一三十年後，兩邊的關係仍有些緊張。部分源於舊日的競爭，部分則是全新的。現在人們常說，一九八九年的統一導致的不是東西兩方的重聚，而是西方對東方的殖民。三十年後，東邊政界、業界、媒體與學術界的領導職位只有一．七％由東德人擔任，其他全是西德人。大多數東德人認為殖民一說不證自明。

我無意主張東德是模範國家，也無意為其最有名的機構史塔西（Stasi）開脫。不過值得記住的是，即便是最熱切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支持者也不會把整個美國化約為其對於他人的監控計畫。東德也該得到同樣的待遇。

沒有什麼比這個問題更能引起西方的關注了。哪一邊釐清過往的工作做得比較好？東邊是否把更多的納粹黨人送上被告席？西邊是否支持以色列建國？我們得透過這種有趣的冷戰競爭來瞭解德國如何釐清過往。我在一九八二年首次來到柏林，當時我透過收聽對立頻道的新聞來訓練自己的德文能力。我從西德的新聞臺瞭解到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情況，而東德新聞臺則報導了美國支持中美洲右翼民兵的新聞。收聽這兩方使我見識大增。

這是我自身學習歷程中的關鍵時刻。在尚未統一的柏林，我學到有多少背景噪音影響著我們對於世界的感知。即便是像我一樣學會批判性思考的人，也不能不透過我們周遭的哲學框架來觀看這個世界。這些框架看起來像是完全不具哲學假設的平庸之物，其力量因而更加強大。這並不意味著我突然切換至另一個框架，決定東邊的歷史才是正確的版本，更不意味著我覺得沒有什麼是真的。我只是意識到，人得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才有辦法盡可能接近真相。

我的美國護照和我待在這個城市的頭兩年裡所得到的慷慨獎助金，讓我能直接體驗東西兩邊的生活。我只要坐地鐵到某個過境站，回答警衛的一兩個問題，用二十五元西德馬克換二十五元東德馬克，然後我就穿過了鐵幕。東西兩邊的競爭常以物質的形式表現：如果西柏林蓋了一座歌劇院，東柏林就蓋兩座。分配給英國、法國、美國的大片占領區合併成為西柏林；為了彌補這點，東柏林追求高度。在亞歷山大廣場上聳立著柏林最高的建築，方圓幾英里內舉目可見。這樣的爭鬥讓領有補助的我在圍牆兩邊皆享受著輕鬆的生活。這座城市的兩邊都是展示場所，也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來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但在一件事上，雙方的唇槍舌戰是如此激烈，以至於沒有人能看清真相—兩邊都指責對方未能接受法西斯主義的歷史，而且兩邊都堅持自己已經做到此事。

這個國家的兩邊各自用了什麼樣的方式（無論該方式有多不具規律），使得自認是受害者的德國人認知到自己的加害者身分？透過東西德的競爭來看釐清過往的工作，使我們得以檢視任何一個國家試圖面對其罪行時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冷戰讓德國的情況變得特殊，但即便如此，其仍為可供別國借鏡的案例。每個案例都是獨特的，都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識。不過對於所有文化而言，釐清過往這項工作的某些面向似乎具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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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成功釐清國家過往的罪行，下列的面向相當關鍵：

（一）國家必須擁有一個連貫的、人們廣泛接受的國家敘事。在此，語言是最重要的。內戰是因著奴隸制而起，還是因著各州權利問題而起？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不太確定。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是解放之日還是無條件向外國勢力投降之日？東德一開始就稱其為解放日（Day of Liberation），所以西德總理艾德諾認為「解放」是共產主義用詞。雖然東德的敘事就像大多數的敘事那樣並不完整，但其主旨相當明確：納粹不是好事，而打敗納粹是好事—這樣的敘事在東德毋庸置疑。相較之下，西德有三十年的時間都對這樣的主張抱持著矛盾的情緒。

（二）敘事由文字開始，並由象徵物加以增強；而許多象徵物與紀念死者有關。我們褒揚的英雄是誰，哀悼的受害者又是誰？美國有數以百計的紀念碑描繪出姿態高貴的南軍指揮官李將軍（Robert E. Lee）。二○一八年，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出資打造了一座國家紀念碑，以紀念遭到私刑處決的受害者。但自由鬥士約翰．布朗（John Brown）的紀念碑在哪裡？或至少該有一座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紀念碑吧？無論是東德或西德都沒有任何紀念碑紀念納粹，但西德為受害者建立紀念碑是統一之後的事了。

（三）敘事經由教育傳遞下去。學校教導孩子記得什麼、忘記什麼？從我的孩提世代至今，美國的教科書已有所改善。當年只有西部拓荒的英雄故事，全然忽略美國原住民的種族滅絕、對恐怖的奴隸制加以粉飾，而且從未提到吉姆．克勞。東德的歷史教科書從一開始就堅定採取反法西斯立場。戰後幾十年裡的西德學童對歷史的印象是：歷史停滯於一九三三年。他們的老師和教科書不曾討論納粹時期。今日，納粹不僅出現在歷史課堂上，也是文學和美術課的重要主題。

（四）文字搭配音樂後更具力量。那麼我們可以唱南方邦聯國歌〈迪克西〉（Dixie）嗎？德國國歌呢？後者令大多數外國人不寒而慄，因為他們會無法控制地想起「德意志高於一切」之語。德國國歌的捍衛者總樂此不疲地指出，這首曲子是由海頓（Joseph Haydn）在很久以前寫的。儘管如此，東德還是替自己創作出新的國歌旋律與歌詞。一首合宜的國歌能表達出人民最美好的願望。也許，現在正是美國重寫國歌的時候。現有的國歌曲調難聽，還提及了一場無人記得的戰爭。如果不是此舉已無可救藥地過時了，我會提議將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版本的〈美國民謠〉（Ballad for Americans）設為美國國歌，這是唯一一首曾在民主黨、共和黨和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都播放過的歌。那年是一九四○年。

（五）其餘不那麼具有象徵意義之物呢？例如牢房和金錢等冰冷無情之物。加害者是否受到法律制裁、鋃鐺入獄？承受了不正義的受害者是否獲得賠償？人們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將著名民運人士謀殺案中的兇手繩之以法—艾佛斯案（Medgar Evers）、錢尼（James Chaney）、古德曼（Andrew Goodman）、史維納案（Michael Schwerner）—而大多數的兇手根本沒有面對司法審判。二○一八年，艾默特．提爾謀殺案在事發後六十三年被提出來重新審理。但最近這幾年裡那些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孩子的人呢？槍殺崔馮．馬丁的人維持著自由之身。殺害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的人從未被起訴—雖然克里夫蘭的警察機關解雇了他，但俄亥俄州另一個地區的警察機關又雇用他。這份名單輕易便能寫得很長。西德的司法部門只起訴了極少數的納粹分子，而且經常為那些被定罪的人減刑。在東德，受到起訴和定罪的戰犯比例要多得多。這兩個國家各以不同的方式支付被害者賠償金，以彌補納粹年代的罪行。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拒絕考慮國會的提議，討論為奴隸制提供賠償的可能性。

上述五點並不是一份詳盡的清單。國家在試圖釐清過往所欠下的債時，也可能會有其他因素發揮作用，端看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而定。然而，任何不包含這幾點的工作都可能流於片面、單薄。若不記得金恩博士對於經濟正義的呼籲，將他的生日定為國定假日便毫無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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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東西德的二戰敘事之前，一定要先瞭解西德對東德的記憶在敘事上的改變。這兩者在一九八六年震撼全西德的「歷史學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中有所交會。這場論戰始於海德格的學生暨保守派史家諾爾特（Ernst Nolte）所拋出的爆炸性論點。他表示，希特勒一切的罪行與過失，都是對於史達林的回應。史達林畢竟是希特勒模仿過的對象。隨後的論戰占據了媒體版面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不僅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幾乎是全國所有的撰稿人都參與其中。這場論戰從最初的「是誰先開始做了什麼」的問題，延伸討論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否能相提並論」的問題；而左派哲學家哈伯瑪斯不是唯一一個給出否定答案的人。中間路線的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也藉由他所創辦的《明鏡》週刊明確強調了這點。他表示，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不僅是在逃避對於後者的責任，也簡化了納粹罪行的本質。沒有什麼比僅因認為人們的血統不對便蓄意殺害數百萬人更糟的事了。

值得留意的是，這場論戰也討論到將希特勒的德國與史達林的蘇聯相互比較是否正當的問題。一九八六年時，人們已相當瞭解史達林在三○年代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古拉格（Gulag）勞改營的規模。然而，哈伯瑪斯、奧格斯坦和許多人仍認為，將納粹罪行與這些罪行相提並論在道德上並不正當。至於隔壁東德的罪行，在這場辯論中根本沒有討論。雖然東德在五○年代時曾有一段史達林主義時期，但與他們的蘇聯老大哥相比，東德對於人民的所犯下的罪行可說是相當輕微。正如東德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所說的，東德製造出來的是堆積如山的史塔西檔案，而不是堆積如山的屍體。後來的歷史學家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也說，曾當過黨委書記和曾屠殺過他人是不同的兩件事。哲學家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寫過一本名為《我們，艾希曼之子》（We, Sond of Eichmann）的著作，內容是給艾希曼的兒子克勞斯的公開信，裡頭寫著：

史達林寧願年復一年地創造出數百萬名受害者，這是事實，而且這也已經夠糟了。不過，我們不能忽略其中的差別—史達林從未想過以工業規模清除大批人類，像希特勒和艾希曼那樣系統化製造出成堆屍體。甚至連歷史學家論戰中立場有所偏頗的德國歷史學家，也不敢如此指責史達林。

雖然起步有些顛頗，但八○年代末的西德似乎達成了一個共識：不能拿任何其他罪行來與納粹罪行相比。任何比較的行為都是試圖為德國人脫罪。他們已接受托多洛夫原則的二分之一：德國人應談論大屠殺的特殊性。

今天除了歷史學界之外，很少有人記得這場歷史學家論戰，而其所創造出來的共識如今也遭到遺忘。在極權主義這個模糊框架的掩護之下，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者間的各式比較構成了一個小型的知識領域。懷抱著善意的西德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往往會說「我無意將兩者劃上等號，可是……」，接著再暗示兩者確實雷同。如今，許多人會使用「德國的兩個獨裁政權」這個說法，此語以一種不太細緻的方式否認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有許多紀念碑都刻上了「致德國兩個獨裁政權的受害者」的字樣。一九九○年以前，「釐清過往」一詞指的僅是釐清納粹那段歷史。統一之後，人們要求展開第二波的釐清工作來處理共產政權的罪行，而其倡議者承認，西德未能好好釐清納粹罪行。第二波釐清工作的複雜情況已超出本書所討論的範圍，但人們堅持做這件事便代表他們認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具有同樣的破壞性。

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東德唯一民主的地方是其名稱。東德的媒體受到嚴格審查、其邊境不對外開放、其選舉是個全國性的笑話。可是，一旦你將東德與納粹德國劃上等號，也就汙染了有關東德的一切。就像是一九五○年代的人喜歡把共產主義描述成糟糕的疾病一樣，這會讓論述由政治學轉向病理學，從而失去以合理的方式討論政治原則與實踐方法的空間。面對納粹和疾病，你能做的事就只有設法消滅之。

國際上老愛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提並論，這影響到的不只是人們理解二十世紀歷史的方式。我們記得過去的方式限制了我們在思考未來時可能採取的方式。如果能抹黑共產主義，新自由主義就贏了。若有人訴諸團結、訴諸永無休止的競爭（新自由主義者視其為自然發展）以外的任何東西，都會被解讀為意圖使人流血。此刻，我擔心的是這樣的等號篡改了歷史記憶，導致人們幾乎完全不記得東德歷史上的反法西斯工作。有些歷史學家已深入檢視這個問題，但現在大多數人記得的都是：德國在統一之後才開始著手釐清納粹過往。

德國的分裂被視為是犯下戰爭罪的懲罰，這件事導致人們更相信上述說法。舉例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在一九九○年曾出言反對統一，因為國家尚未為奧許維茲的事懺悔贖罪。柏林圍牆倒塌時，柏林人的歡欣雀躍並不是因為終能見到久違的親戚朋友；與陌生人相互擁抱的幾天後，東西兩邊的緊張關係仍令人擔憂。他們的歡欣之感是建立在另一種感覺上，那些開心地跨坐在圍牆上的人所表現出的就是這種感覺—戰爭終於結束了，他們喊道。雖然圍牆的倒下象徵了戰爭的結束，將一九八九年設定為德國開始釐清過往的一年仍是種表面漂亮實則草率的做法，忽略了東德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

柏林各大紀念碑的差異甚廣。浩劫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占地有兩個足球場那麼大，座落於德國首都正中央最昂貴的地段。德國政府並未把這塊地賣給大型保險公司或汽車公司，而是決定用來紀念大屠殺的受害者。這塊位於德國的象徵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旁的五英畝土地，成了統一後的德國所發布的重大聲明，而這份聲明一直都有爭議。早在二○一七年時，右翼的另類選擇黨有位候選人就抱怨過這座位於首都中心紀念碑是「國恥之象徵」。這種態度在一九九○年代相當普遍，所以該紀念碑的出現實屬不易。

作者為美籍猶太裔哲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師從當代政治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先後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與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現為愛因斯坦論壇的主席。

蘇珊．奈門專研康德、理性、啟蒙。她將哲學思辨應用於對當代歷史與政治的思考。二○一○年她獲邀於著名的譚納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發表「受難者與英雄」演說，二○一四年獲得國際斯賓諾莎獎，二○一八年當選美國哲學會會士。她的著作曾被譯成多種文字，並常在美國、德國和英國媒體撰寫文化與政治評論。專著包括：她對八○年代柏林的生活回憶《慢火：在柏林的猶太筆記》（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以及多部道德哲學著作《理性的統一：重讀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現代思想中的惡：另類哲學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道德明晰：成年理想主義者的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與《為什麼要長大？對巨嬰時代的顛覆性思考》（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等書。現居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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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父輩的罪惡》
作者：蘇珊．奈門（Susan Neiman）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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