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病毒載量:COVID-19時代的人類學研究》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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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利、責任與啟示

COVID-19 陰謀論與國家

Elisa J. Sobo
Elżbieta Drążkiewicz

這就是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想要做的⋯⋯在給你檢測 COVID-19 時偷偷給你貼上(植入)晶片⋯⋯民主黨人在眾議院準備了一項法案,準備對其進行表決,要求⋯⋯眾議院法案 6666⋯⋯沒有吹牛⋯⋯看看這個網站,醒醒吧!(2020年5月10日,臉書貼文秀出一張深入鼻孔的快篩棒 https://www.facebook.com/john.barno. 1 /posts/3216228888396817, original punctuation)

當新冠病毒開始在全球傳播,啟動了COVID-19大流行時,疫苗的競爭就開始了。與此同時,當局試圖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降輕醫院和太平間的壓力。在世界各地,政府不僅開始規定人們可以去哪裡,和誰一起去,還開始規定著裝(戴口罩和手套)和行為(不要握手,彼此保持兩公尺的距離等等)。隨著流行病學家轉向加強接觸者追蹤,私營公司和管理機構聯合起來,開發了新技術來擴大監測,包括虛擬排隊工具、在個人與他人過於接近時發出警告的設備,以及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

所有這些,每天都在家庭和社交媒體上討論。在許多情況下,對監控、權威透明度和自由的擔憂,官方認可的專家知識和大眾知識之間的競爭,加劇了這種擔憂—也因而推動了「陰謀論」的傳播。在世界各地,圍繞著掩蓋 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地緣政治、社交媒體上由機器人和人類驅動的虛假資訊的泛濫,以及媒體報導的偏見等等引起了激烈而令人擔憂的討論。

COVID-19被快速納入世界級的「陰謀論」(Freeman et al. 2020;Uscinski and Enders 2020),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套有用的、跨文化的、可供比較的陰謀論,並涉及國家。並成為一個有用的視角,透過它我們可以更好地思考「陰謀論」是如何作為社會文化批評而發揮作用的,以及那些有身分的人,不管他們是否憤世嫉俗,他們宣傳陰謀論的目的何在(見 Bailey 1994)。我們的項目借鑒了在 2020年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裡所宣傳的理念,關注在愛爾蘭、波蘭和美國(我們在那裡工作了多年)透過推特(Twitter)和臉書等平臺傳播的話語。重點是,我們要問,在北半球,那些既得利益者如何放大COVID-19大流行的狀況及其危害,以加強機構治理(structure-agency)、推行無限制的管控、加劇局勢緊張,說是為了「國家的理想」、「正義和自由」。為了深入了解,我們將調查的目標對準了所謂的「陰謀論」,質疑國家支持的衛生干預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疫苗接種。因為在我們調查時,疫苗尚未被批准,其前景尚未明朗而容易成為一個為生存擔憂的投射:它容易被當成已經支持陰謀論世界觀者的主張的證據。

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愛爾蘭、波蘭和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當地情況如何影響人們對政府公共衛生應急措施的接受程度,進而影響對這些措施的遵守程度,以及「陰謀論」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作用。我們感興趣的是如何解讀疾病的威脅,這些解讀與實際情況聯繫起來,不同於權威的公共衛生專家—因而被稱為「陰謀論」。繼傑出的政治人類學家 F‧G‧貝利(F. G. Bailey)之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的世界是怎樣的,以及它應該是怎樣的」的辯論過程(1991,17)。這樣的關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質疑與COVID-19相關的陰謀論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即使看似相似的「陰謀論」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在重要的地方和歷史特定條件下發生變化。

大流行的意義建構(Sense-making)和異議

我們首先觀察到,在「陰謀論」中,知識本身並不是目的(Boyer 2006;Briggs 2004)。這種觀點與一般人類學思維一致,認為知識是工具性的—用於解釋世界和指導行動。因此,它無法與文化完全區分開來(Barth 2002;另見 Bailey 1991,17-18)。此外,對世界的理論化不是從知識開始的,而是從人們如何認識事物開始的,因此我們必須研究人們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中建立聯繫的過程,這些過程如何反映特定的推理風格,以及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人們可以知道什麼(Hastrup 2004)。在 COVID-19 的背景下,這一點尤其相關,因為各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遏制、溝通和公開的策略,有的反而加劇了疫情。

今天的大流行「陰謀論」與其說是關於具體細節事實的爭論(儘管它們可能是公開的),不如說是關於價值觀的爭論。採用貝利的優勢理論(Bailey’s vantage),COVID-19陰謀論者斷言,社區將其價值觀置於「前臺」,並予以肯定(1994,152)。他們的理論證明了國家在與公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企業)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人們對此有著根深蒂固的理解。

對於社會應該如何運作,以及政府的特權和它應該受到的限制,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看法。如果「陰謀論」是由我們的世界觀塑造的(例如 Harambam 2020所說),即使陰謀論的內容在不同社會中看起來相似,但它們的含義也不一定相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如此。

透過案例研究,我們詢問了公開的關於與當前COVID-19大流行有關疫苗接種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保持社交距離、追蹤接觸者、檢測可疑者等)的陰謀論觀點。人類學家的任務—實際上也是所有社會理論家的職責—是「在事件本身的真相之外找到解釋」(Hastrup 2004,468)。正如恩格爾.梅里(Engle Merry)和庫廷(Coutin,2014)所指出的那樣,要理解有關知識間的衝突,我們必須了解這些衝突的政治動態—這可能是那些捲入衝突的人所看不到的(另見Bailey 1994)。認真對待政治背景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為了充分理解各種陰謀論,重要的是為了消除「COVID-19 否認主義(即否認其嚴重危害)」的觀點。

陰謀的思維

所謂的「陰謀論」是一個流動的思想網路,它與公認的理解相違背。主張特定事件不是隨機發生的,也不是世俗社會的進程或日常、無私的官僚決策的次要結果。相反,是特務們在幕後秘密而惡毒地聯繫、工作。通常,陰謀論認為陰謀者的行為是為了傷害他人,它們透過「我們」與「他們」、「善」與「惡」的二分法來運作。

儘管外行人傾向於輕蔑地把它們混為一談,陰謀論卻各不相同。但這些人的共同點是對秘密行動的懷疑。此外,陰謀論可能包含多個單獨的虛假主張,或者他們可能會錯誤地將具體事實聯繫起來。它們可能或獨立,或聯合,或嵌入「超級陰謀論」(Barkun 2013)。陰謀論在群體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其對社會歸屬感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有時候,它們對群體的認同至關重要。當這些團體處於守勢時,他們可能會團結起來,他們的想法可能會「自我封閉」(Sunstein and Vermeule 2009,204)。也就是說,一個團體的成員可以用持有多種多樣、有時相互矛盾的立場來支援同一個核心問題(Harambam 2020)。

醫療「陰謀論」與國家

人類學中與「陰謀論」相關的學術研究大多出現在醫學人類學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分支領域長期參與全球從北方到南方的衛生援助活動。這些專案往往引起有關主權、剝削和社會凝聚力的擔憂,即關注社會契約的破裂。用當地的習語表達時,這些可以被解讀為陰謀論(參見 Leach and Fairhead 2007;Fassin 2011)。

許多文化利用盜竊血液及器官的故事來記錄它們是如何推動全球經濟的。非洲為這類故事提供了一個「特別豐富」的場所(Geissler and Pool 2006,975)。他們表達了殖民創傷,並批評了科學利益並沒有被民主化地分配,以及國家在支援這一點上的作用。

歷史上,當國家未能履行其對公民應盡的義務時,流行病學也會提出「陰謀論」的解釋。以 2008 年辛巴威哈拉雷(Harare)爆發的霍亂為例,當政府堅持認為改變個人行為(衛生洗手和食品衛生)將阻止傳播時,居民們表示反對。他們指出了結構性因素,諸如破敗的供水和衛生基礎設施等,並譴責國家各部門的腐敗,以及國家對受害者的指責。在挑戰官方話語的過程中,公眾表達了「一種基於政治權利、社會承認和希望獲得由一個強大、負責任的國家提供高品質公共服務的公民理想的願景」(Chigudu 2019,415)。

在委內瑞拉,霍亂「陰謀論」直接針對的是一種「抹殺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依然忽視邊緣人口(Briggs 2004;另見 Mathur 2015)。這些理論體現了一種想要被看到的慾望—一種拒絕被忽視的慾望,例如反對透過流行病學「將人變成類別和數字」(Briggs 2004,167)。他們質疑在這些領域話語的散亂以及用封控的方式闡述地方與全球的聯繫,並強調國家在這些領域中的失敗(175 頁)。

有關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觀點也有類似的見解,這些觀點最初被廣泛謠傳是為了邪惡的種族滅絕目的而發明的。國家支持的企業確實在某些地方以某種方式加強了這種流行病的蔓延。例如,在海地建造大壩破壞了許多社區居民的生計,迫使人們採取促進愛滋病毒傳播的生存方式,如買淫(Farmer 1992)。在印尼東部,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相關的「陰謀論」也反映了「各種政策應用的不一致、資訊缺失和實踐中的遺漏」以及研究環境中的殖民化、軍事化和種族化的日常經歷(Butt 2005,432)。布希巴克里奇(Bushbuckridge,南非的一個城市)案中,南非男性的「陰謀論」將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相關的懷疑與失業造成的不穩定聯繫起來,更廣泛地說,是後工業化造成的不穩定,而後工業化本身又被全球化經濟中的權力分配和種族主義所掩蓋(Niehaus and Jonsson,2005,例如 182、202)。在美國。「陰謀論」也充斥著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話題,以類似的方式與社會、政治和經濟邊緣化聯繫在一起(Sobo et al. 1997)。

一個蓄勢待發的環境

COVID-19是在許多已經在傳播的大型「超級陰謀」背景下出現的(Balkun 2013)。例如,它很快融入並放大了關於5G網路危害健康的「陰謀論」—這些陰謀論本身植根於對「利潤至上」的資本家推廣所謂不安全電磁技術的擔憂,以及對社會現代性本身的擔憂(Tiffany 2020)。在中國,首次發現了COVID-19,5G的首次推出也在中國,似乎證明了這一因果關係。它還助長了之前的沙文主義偏見,從而加劇了危機(參見 Butter and Knight 2020;Bovensiepen 2016)。

在英國,已有的反猶太主義和反穆斯林偏見助長了陰謀論。約兩成的人相信,「猶太人為了經濟利益製造了病毒—新冠病毒,使得經濟崩潰好從中獲利」,以及「穆斯林正在傳播病毒,攻擊西方價值觀」(Freeman et al. 2020)。類似地,將新冠病毒標記為「中國病毒」也利用了早已存在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它還表達了本已存在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在美國,一些人指責其競爭對手──中國掩蓋了實驗室的一場事故,甚至更糟。在社交媒體上,另一些人卻稱讚中國透過有效管理控制了疫情,勝過了北半球其他國家。在這些相關故事中,新冠病毒的出現似乎不是巧合,而是更大陰謀詭計的一部分。

除了將種族主義作為代罪羔羊使之和相關暴行聯繫起來外,COVID-19的「陰謀論」還包含其他風險。國際上,一般認為接種疫苗是抗擊COVID-19的「靈丹妙藥」。然而,在英國,在接受調查的成年人代表性樣本中,約五分之一的人認為這種疫苗「將被用於大規模絕育」或「將含有控制人體的微晶片植入人體」(Freeman et al. 2020)。因而大規模疫苗接種將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事實上,疫苗的推出是在本章寫完之後,它受到了那些本來就質疑其最終目標的人的挑戰,例如 Sobo 2021)。

【主編簡介】
勒諾爾.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
南非金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公共衛生和醫學人類學特聘教授

南希.J.布爾克(Nancy J. Burke)
美國加州大學默塞德分校公共衛生和人類學教授

阿約.瓦爾貝格(Ayo Wahlberg)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書名《病毒載量:COVID-19時代的人類學研究》
編者:勒諾爾.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 南希.J.布爾克(Nancy J. Burke), 阿約.瓦爾貝格(Ayo Wahlberg)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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