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瘟疫與文明:人類疾病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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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1347年秋天,一年一度的尼羅河泛濫開始讓田野轉綠,而一場「自伊斯蘭開始以來從未見過的」鼠疫也揭開序幕。到隔年春天,鼠疫傳遍埃及,並在1348年底達到頂峰。幾個世代後的歷史學家麥格里齊(al-Maqrīzī)寫道,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死亡事件,「遍及大地,不分南北、無論東西。」沒有什麼逃得過,在其致命的範圍內,受害的「不僅是所有人類,還包括了海裡的魚、天上的飛鳥、地上的走獸。」黑死病就此降臨。

這場黑死病究竟從何而來,阿拉伯世界的各項歷史記載並不一致。位於開羅的麥格里齊,認為這種疾病是從蒙古國開始,跨過整個歐亞草原;他表示自己有來自「烏茲別克國家」的消息來源,指出這場災難從西元1341年開始發生。在敘利亞的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i,死於黑死病期間),則認為黑死病的起源在「黑暗之地」,也就是內亞(inner Asia)的最北方;據稱鼠疫先在該地肆虐長達15年,才傳到了黑海與近東。位於安達盧西亞(Andalusia)的伊本.哈帝瑪(Ibn Khatimah),認為鼠疫的起源是在有人居住的世界最東邊,也就是中國。至於伊本.哈帝卜(Ibn al-Khatib)觀察鼠疫的發展,也認為這場大流行的起源是在契丹國,以及印度河流域的信德(Sind)。光是中世紀的文獻,對於黑死病的起源就已經有諸多分歧與矛盾,也就難怪現代史學家莫衷一是。威廉.麥克尼爾認為,這場從東到西橫掃歐亞大陸的鼠疫浪潮,發源地就在喜馬拉雅山脈。雖然事實證明他並不完全正確,但整件事牽涉的疆域確實如他所認定的一樣遼闊。與此同時,有了基因體證據,我們終於能夠一探過去無法得見的黑死病史前史輪廓。

現在十分清楚,在鼠疫桿菌的演化史上肯定有什麼大事發生,而時間就在一般認定黑死病開始之前不到一個世紀。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之前,鼠疫桿菌的系譜樹突然岔出許多分支,也就是呈現「多分支」(polytomy)的形態。這可能代表出現大規模的族群擴張,或面對新的演化壓力,又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在這些分支當中,有一支正是黑死病的罪魁禍首。

在天山山脈與其山麓丘陵(參見圖6.7),我們發現了許多與當時鼠疫桿菌多分支最接近的菌株。這個區域位於伊塞克湖周邊,也是中國的新疆自治區與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交界,在鼠疫演化史上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這裡屬於歐亞草原的中間—東部區域,也是目前看來鼠疫擴張,進而造成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最可能源頭;但之後如果取得更多基因採樣(特別是來自歐亞草原的西部區域),情況也可能再有改變。在2019年,一項研究公布了在萊舍沃(Laishevo,位於俄羅斯窩瓦河[Volga]與卡瑪河[Kama]河口)取得的一個鼠疫桿菌基因體,是目前發現最接近當初多分支事件的菌株,也是黑死病菌株的直接祖先。這讓我們得以看見,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前夕,鼠疫如何踏進了歐亞大陸的西部區域。

歷史學家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一直提倡該把基因體的證據與傳統歷史檔案文獻互相結合。她提出一套很有力的說法,指出多分支的年代應該要讓我們更有信心,往更早的年代去探尋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起源,並且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歐亞大陸西部。她還主張,應該把蒙古擴張視為鼠疫傳播的生態決定性因素。十三世紀蒙古西征,可說是個劃時代的事件。成吉思汗(約1158–1227)與後人橫掃內亞(從中國中部到俄羅斯南部,從西伯利亞邊緣到伊朗高原),將這片土地整合成單一的勢力範圍。蒙古擴張的關鍵之舉,就是以殘酷但迅疾的動作,攻佔了整片中亞草原。蒙古徹底摧毀了原本位於他們西方的繁榮文明,包括天山一帶、費爾干納盆地(Ferghana Valley)與河中地區(Transoxania)的文明。這場西征對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大批的牲口移動,加上尋找牧場的急迫性,將蒙古牧民推向了鼠疫的地方性動物疾病疫區。此外,蒙古人也把土撥鼠的肉與毛皮視為珍寶。蒙古人抵達的時間約比黑死病早了一個多世紀,與鼠疫桿菌開始演化多樣化(evolutionary diversification)幾乎是同一時期。很有可能正是這場西征創造了適當的生態條件,推動了鼠疫的演化爆炸,也讓整個歐亞草原連成一氣,讓未來鼠疫的傳播更為便利。

基因證據讓我們特別看清一項事實:要談黑死病的時候,必須以整個舊世界為背景,瞭解其真實的地理脈絡。這種角度修正了過去的歐洲中心觀點:過去認為黑死病應該就是以蒙古在卡法的那場生物戰為起點,並且從這裡開始追蹤鼠疫桿菌在歐洲的足跡。當然,歐洲確實遭到黑死病的伏擊,但這場鼠疫大流行背後其實有著完整的大歷史,而不是只有歐洲這一小塊。

黑死病涵蓋的地理範圍究竟有多廣(表6.1)?顯然,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之前,新世界仍然處於孤立狀態,並未受到波及。相對地,歐洲、中亞、中東與北非則有大量鼠疫肆虐的證據。但除此之外,南亞、中國、撒哈拉以南非洲呢?黑死病似乎並未染指印度。至於中國的情況則十分複雜,如今要說中國是否受到黑死病影響,各方意見仍然分歧。如果要說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中國的狀況,韓明士(Robert Hymes)近年所整理提出的觀點應該是目前最優秀的。他指出在「鼠疫桿菌出現多分支」與「蒙古人接掌中國」這兩件事之間,無論地理與時間上都有重疊。在十三、十四世紀的中國史料中,肯定有某些流行病的記載,而且從醫學文獻應該能找出足以判斷病原體的決定性線索。宋元兩代(1279–1368)的人口大幅下降,很可能與鼠疫有關。但也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指出,相較於在中東和歐洲的情況,在中國就是沒有找到真正明確的書面證據,兩方形成鮮明對比。但整體而言,這仍然是全球史的一大重要部分,希望能繼續進一步釐清。

至於黑死病是否曾影響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來也終於得到應有的關注。當然,在北非的伊斯蘭世界確實慘遭蹂躪,鼠疫曾席捲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即索馬利半島)的證據也無庸置疑。但如果說到非洲內部與西部,書面資料就不夠充足,得再依賴考古學與遺傳學的證據來決定。西非的大型聚落曾在十四世紀大幅減少,有可能是因為黑死病順著繁忙的撒哈拉駱駝商隊路線來到聚落。格林也指出,在中—東非大湖地區,有些屬於地方性動物疾病的鼠疫桿菌菌株,其源頭是來自於曾在中世紀晚期爆發疫情的譜系分支。這也很可能是在中世紀後期的某個時點,透過與中東的連結而到達非洲。雖然仍有許多未知之處,但目前普遍傾向的觀點,是認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曾經一刀刺入非洲心臟地帶。

鼠疫透過陸路向西移動,穿越幅員遼闊的蒙古金帳汗國。俄羅斯的幾項大事紀也證實,鼠疫曾在1346年穿過頓河與窩瓦河河谷。最後鼠疫來到黑海,蒙古人與義大利人的衝突在此形成僵局,貿易被迫中斷。直到1347年夏天,黑海港口塔納(Tana)終於重新開始忙碌,讓穀物再次開始向饑腸轆轆的西方人出發,但此時這些裝載著糧食的船隻,無疑也載滿著老鼠、跳蚤與微生物。

鼠疫之所以如癌症般不斷轉移,黑海航運網路正是關鍵。1347年夏末,鼠疫來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本人,都留下了對這場疫病的目擊報告:「這份邪惡如此無法治癒,任何常規生活或強健體能都無力抗拒。」鼠疫可能是從陸路而來,穿越高加索地區,從北部進入波斯,但海路也是黑死病傳播至穆斯林世界的另一關鍵。1347年,鼠疫渡過了地中海,到達亞歷山卓港。麥格里齊已經知道這種疾病會隨著船隻而來。他提到有一艘船,載著三十二名商人、將近三百名水手與奴隸。但抵達亞歷山卓時,全船只剩四十五人,而且不久後全數身亡。亞歷山卓的大清真寺曾在一天舉行高達七百場葬禮。工廠與市場都被迫關閉。

鼠疫來到亞歷山卓之後,又回頭向東穿過黎凡特。其中一條傳播路線經過加薩,鼠疫於1348年春天降臨此地。此外,著名的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h)也曾在霍姆斯(Homs)與大馬士革見過這種疾病。至於麥格里齊,則是十分清楚鼠疫在敘利亞的進展。「這種疾病有以下症狀。耳後突起一個小芽,迅速潰爛,接著是腋下淋巴結腫起,死亡隨即來臨。可以發現,若出現腫瘤,死亡機率極高。一段時間後,出現吐血症狀,民眾對死者數量大感驚恐。一旦吐血,無人存活超過五十小時。」

鼠疫從亞歷山卓往尼羅河上游前進,貫穿整個埃及。在麥格里齊的家鄉開羅,死亡數字在西元1348年底來到頂峰。隔年一月,街上已經屍體成堆。還健康的人聚集在禮拜用的場地,舉行葬禮儀式。麥格里齊計算每日死亡人數的方式,正是根據葬禮儀式的數目。在某次為期兩天的時間裡,他推算死亡人數應有超過13,800人;另外又有一次,他認為應該一天就有20,000人過世。根據麥格里齊的敘述,開羅當時空曠如沙漠一般。

馬穆魯克王朝時期的開羅,是十四世紀全球數一數二的重要大城。由於有豐富的阿拉伯文資料留傳至今,我們能更瞭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對開羅人口的影響。雖然還是有些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性,但根據麥可.多爾斯(Michael Dols)估計,當時整個開羅的人口約在五十萬到六十萬之間,而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數約為二十萬。等到十五世紀麥格里齊寫作的時候,開羅有些原本繁華的街區已成一片廢墟。開羅後續於1430與1460年所爆發的鼠疫,留下的紀錄格外豐富。一項研究認為,兩次疫情分別讓全城46%與40%的人口死亡。整體而言,經過一個世紀的鼠疫肆虐,埃及的人口減少了一半。

與此同時,船隻也將鼠疫桿菌帶到了地中海西部。1347年八月,鼠疫登陸了西西里,接著一躍進入北非,伊本.赫勒敦的家人也是在此被鼠疫帶走性命。時至1347年底,疫情來到義大利本土與法國南部。各地的大事紀不斷重複著同樣的駭人敘述,但並不是因為這些情節成了常用的文學橋段,而是因為鼠疫帶來的悲慘四處皆然。在佛羅倫斯,「每座教堂,或至少是大部分的教堂,都挖出了又寬又深的坑,一路挖到冒出地下水來……那些不那麼富裕的人在夜裡死去,不論這份活落到了誰頭上,他們把遺體甩到肩上、扔進坑裡,又或者付出豐厚的報酬,請別人來幹這檔事。隔天,遺體在坑裡成了一堆,他們就會灑些土,把遺體推倒鋪開。接著,上面又會再扔上更多的遺體,依此類推,遺體就這樣層層疊疊,中間灑了泥土,像是做千層麵的時候灑上起司。」佩脫拉克就說:「我們處處見到悲傷,處處見到驚恐。」

公共秩序緊繃到了極限,但在有著強健治理傳統的地區,疫情也讓人民展現了英勇的反應。位於托斯卡尼的城市皮斯托亞(Pistoia)就曾發布幾則著名的命令,讓我們看到城鎮能夠如何應付危機。當時城門口設置了衛兵,禁止人民往來附近比薩(Pisa)和盧卡(Lucca)等地城鎮。由於害怕傳染,當時甚至還禁止在城市之間運送任何織品(但這事實上是合理的做法,因為布料間確實可能夾藏被感染的跳蚤)。如果需要運送遺體,必須裝在木棺當中,並且釘得嚴合密實,避免傳出惡臭;當時認為屍臭也是有毒瘴氣的一種來源。此外,其他衛生規章(例如屠宰規定)也被收緊。雖然感到絕望,但這個城市仍然關心著市民的健康,也盡力維持對受害者的尊重。

鼠疫於1347年底傳至馬賽(Marseilles),並於1348上半年達到高峰。疫情十分慘重。但由於馬賽的市政資料保存十分豐富完善,讓丹尼爾.斯梅爾(Daniel Smail)得以重現當時情境,從各種細微之處,瞭解公共秩序如何在整場危機當中持續運作。當時死亡人數眾多,讓法院業務量大為增加,但「絕未崩潰,而是在疫情的這幾個月裡,處理了更多的案件。」公證人與法官等公職人員仍然「堅守崗位」。

1348年,鼠疫向北穿越法國。其中一條路線順著隆河流域往上。有一份大事紀寫道,在當時的教廷所在地亞維儂(Avignon),有半數人口過世。四月,疫情來到里昂。該年夏天,鼠疫已經進入西歐最大的城市巴黎。時至五月或六月,鼠疫越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格蘭,從西南部的多塞特郡(Dorset)登陸,逐漸攻陷沿海各地,東岸也未能倖免。時至1349年初,鼠疫已經深入英格蘭中心地帶。鼠疫往北、往東蔓延的時候,類似的事件也在歐洲大陸上演。到最後,整個歐洲都陷入鼠疫之災;短短三年內,就完成了這個從俄羅斯南部開始的順時針大圓。

黑死病究竟造成多大影響,是一個得到廣泛研究的議題。雖然當時有許多觀察提供的數字,但多半有誇大之嫌。以下提出的幾項案例,背後的文獻則相對較為可靠。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早期的佛羅倫斯,就留下了豐富的檔案紀錄。這個城市在黑死病前夕的人口,約在十萬到十二萬之間。而到了1352年,設籍戶數只剩9,955戶。這個數字有可能並未計入最貧窮的公民,因為這些人並不需要納稅。但整體而言,估計佛羅倫斯在疫情剛結束時的人口為37,250人,總死亡率來到55%–65%。

在英格蘭,歷史紀錄也顯示類似的情況。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位於薩默塞特(Somerset),名下擁有大筆資產,根據修道院相關紀錄,我們得以詳細重建疫情當時的狀況。在修道院莊園的法庭卷宗裡,列出了需向領主繳交人頭稅的人名,包括一大群十二歲以上、貧困而名下無地的男子,所有人名一清二楚。重點在於,這份卷宗記錄了1348年與1350年列在每個莊園名下的男子人數,並且明確將這短短兩年間過世的人標記為「死亡」。在這些位於英格蘭西南部的莊園,黑死病期間農民的死亡率約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整體而言,這些男性的死亡率為57%。

雖然以上只是個案,但幾乎全歐各地的證據都已經夠豐富,能提出量化的概念,判斷黑死病當時應該帶走了總人口的50–60%(參見表6.2)。歷史學家歐勒.班尼蒂托(Ole Benedictow)仔細整合了大量關於歐洲黑死病致死情形的文獻,死亡人數總是高到驚人。

雖然許多教科書仍然聲稱黑死病奪走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實際上,最接近的猜測應該是將近一半。中世紀研究者大衛.赫里利(David Herlihy)就認為:「我們愈瞭解中世紀晚期人口數的崩潰,就愈覺得駭人。」單單在歐洲,鼠疫桿菌就可能奪走了四千萬條以上的性命。鼠疫就是這麼一個無人能出其右的殺手。

鼠疫年代

「哎,等到曾孫的幸福世代,哪能想見這些苦難,我們的證言到時候看來,或許全如寓言一般!」佩脫拉克行文如此,希望事過境遷,黑死病就像是一場被無比誇大的災害。但他太樂觀了。黑死病只是個開端,後人對鼠疫還有著深深的體會。

想要全面瞭解鼠疫在歷史上的意義,必須先體認到它的影響跨越數個世紀,絕非一般疾病能及。光是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時間就長達五百年。在西歐,鼠疫起起伏伏,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初。而在北非與中東,則是持續出現到至少十九世紀,幾乎與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重疊在一起。鼠疫也在十七世紀傳到印度,當時也有可能傳至中國。

黑死病造成了太大的陰影,常常讓人忽略了鼠疫長期的影響。但如果只看單次的衝擊,就想判斷鼠疫的全部意義,實在會是個錯誤。無論在中東、歐洲或北非,在鼠疫終於不再造成嚴重疫情之前,它一直是最致命、最令人畏懼的疾病。鼠疫不只是一次讓人口總數大減,更壓得人口數量難以成長,以及剝奪一代又一代的希望與進步。義大利的人口歷史經過各方仔細研究,發現鼠疫就是一個揮之不去、不斷影響人口數字的因素:鼠疫嚴重時,人口便下降或停止成長;鼠疫和緩時,人口便成長。而且,雖然一般大眾常把鼠疫看作是「中世紀」文明的事,但它其實也與其他現代早期的疾病一樣,深深影響著人類現代早期的發展,這點將在第9章繼續討論。

黑死病也如同查士丁尼鼠疫一般,在歐亞草原以外的野生囓齒動物族群播下種子,形成新的自然宿主。雖然後來的瘟疫浪潮仍然有可能是從中亞再度襲來,但從古基因體的資料看來,仍然比較可能是鼠疫在地方上一直沒有真正消失。目前已經找出一些可能的熱點,例如阿爾卑斯山是土撥鼠的自然棲地,而在巴爾幹半島、土耳其東部的安納托力亞高地,以及敘利亞北部,都很有可能是鼠疫的焦點。此外,只要城市裡的家鼠數量夠多,就有可能讓鼠疫桿菌得以長期傳播。只要這些餘燼的星星之火沒有徹底熄滅,隨時可能燎原。一旦疫情再度爆發,大火就會在人際連結網路之間不斷蔓延,順著道路、河流與海上的航線,一城燒過一城,從城市燒到鄉村。鼠疫的爆發路線,剛好與每個地區的貿易體系與政治整合狀態若合符節,而且當然也可能順著軍隊的腳步發展。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雖然每個地區仍然會有一些不同,但仍然可以將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粗略分成幾個階段。在黑死病之後的大約一個世紀間,仍然有大規模的致命疫情一波接一波爆發,傳遍整個歐洲大陸。例如1361年的「第二波瘟疫」(pestis secunda),疫情就十分嚴峻,橫掃了某些首波爆發受災程度較小的地點,例如米蘭。像這樣的模式,大約十年或二十年就會捲土重來。在大規模的疫情之間,常常有規模較小、地方性的疫情產生。歐洲人口成長就這樣停滯了一個世紀。接著從十五世紀開始,疫情趨於和緩,多半只屬於區域性的事件,有時只限於單一城市。然而鼠疫並未就此退場,而將在十七世紀回歸復仇。我們會等到適當章節,再全面討論鼠疫的這種發展模式,這裡只需要先提醒一下,如果要好好評斷鼠疫的發展,就不能忽略其後期階段。

當然,這一切都不會削弱一項事實:黑死病造成的第一波人口衝擊,肯定是人類史上的重大事件。伊本.赫勒敦說得沒錯:「人的世界整個就此改觀。」超高的死亡率,在短期確實帶來了失衡與苦痛。但長期呢?在社會開始從破碎中復原的時候,突然少了一半的人口,會造成什麼不同?

這波死亡衝擊從本質上就相當複雜,很難理清它究竟是加速了原本就存在的變化,或是直接讓歷史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此外,勞動供給的急劇收縮,也造成了許多不同的影響與解讀。像是在埃及,鼠疫並未刺激新的成長,而是人口動態擴張的結束。原因就在於尼羅河流域的農業依賴大規模的灌溉基礎設施,但鼠疫摧毀了世世代代才累積下來的生產資本。結果就是生產力下降,迎來一個停滯的世代。

在歐洲,人口下滑對各地形成的影響並不相同。一個廣受推崇的假設認為,在西歐的勞工因此得到賦能,於是打破了農奴制的束縛,但在東歐,各地領主由於需工孔急,甚至把限制抓得更緊,復興各種不自由的制度,將勞工牢牢綁在土地上。我們所熟知的「封建主義滅亡」故事可能是過度誇大;就算在西歐,要說推翻舊秩序,真正發揮更大作用的也不是鼠疫桿菌,而是中央政體、火藥與商業城鎮。然而,人口下滑似乎確實引發了其他變化(特別是在西歐),並帶來長期的影響。人民要求提高工資之後,終於能夠享受自己能買到的商品。他們努力工作,不讓自己的生活條件再次下降,而現代消費的首次萌芽,源頭可追溯到黑死病後的社會。特別是全球貿易時代帶出各種新產品(例如糖和菸草),一場「勤奮」革命隨之而來:工作勤勞一點,消費享受也多一點。這成為一股改變世界的力量。

黑死病造成人口下滑,也促進發展資本密集型的農業,在北歐與西歐部分地區特別明顯。有些原本用於種植糧食的土地,面對極端人口壓力,改為從事畜牧業。加工農產品的市場也擴大了。此外,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也變得容易,有的參與乳品加工,也有的從事家事服務。在鼠疫過後,逐漸浮現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市場成長,個人更為自由,消費水準也有所提升。

鼠疫年代也讓政治動機與軍事技術為之一新。特別是人力突然短缺,使得各方希望運用能夠節省勞力的設備,尤其是能夠將巨大的暴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設備。詹姆斯.貝利奇(James Belich)就認為這簡直是歐洲的「擴充套組:結合許多特性、跨國主義、技術與發展,鼓勵向遠方擴展出去。」火藥與攻城術已經在地平線上即將來臨,而且西歐對它們的歡迎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地區。這一點注定將帶來重大的內部與外部影響。

鼠疫的歷史就是各種時局命運交會的歷史。談到黑死病,或者更普遍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其長期影響都剛好與海權擴張的時代重合。一場史上絕無僅有的死亡衝擊,以及一次史上絕無僅有的全球連結重組,就這樣帶出了命中注定的時局。在黑死病之前,雖然歐洲已經開始派出船隻偵察,希望能夠切斷中東的中介,但中東一直還是世界貿易的地理樞紐。然而很快地,原本還只是西方世界邊緣的國家成了新的強權,不再需要原本連結威尼斯、伊斯坦堡、巴格達與杭州的貿易網路。水手探訪著非洲西岸,最終探索大西洋,讓整個舊世界翻天覆地;此時也正值人口低潮,一套新的獎勵機制應運而生,鼓勵追求集權、節省勞力、獎勵市場交易。在大西洋被渡過的那一刻,過去的舊世界也畫下了句點。

作者為奧克拉荷馬大學古典學與文學系教授。過去著作有《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和《從羞恥到罪:古典時代晚期基督教的性道德轉型》(From Shame to Sin: The Christian Transformation of Sexual Morality in Late Antiquity)。目前居住在奧克拉荷馬州木爾。


書名《瘟疫與文明:人類疾病大歷史》
作者:凱爾.哈珀(Kyle Harper)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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