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硝煙中的雅努斯：烏克蘭》

「史達林問題」：烏俄翻不過去的歷史一頁

二○二○年，烏克蘭檢察院宣稱要對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和貝利亞進行審判，理由是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將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強行遷徙他鄉。一時間，俄羅斯媒體紛紛發文評說，這種「審判」是一場「鬧劇」，其目的是改寫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史，挑唆克里米亞韃靼人反對俄羅斯，譴責「烏克蘭的政治精英墮落成了滑稽表演的醜角」。而烏克蘭當局堅持重申，「審判史達林和貝利亞「不是「鬧劇，而是真實的案件」。

在二○二○年末，烏克蘭和俄羅斯已經為在烏克蘭使用什麼抗新冠病毒的疫苗爭吵得不可開交。在烏克蘭的「頓巴斯自治共和國」開始使用俄羅斯的疫苗時，基輔當局一再宣稱「烏克蘭不需要俄羅斯的疫苗」，將從美國進口等等。烏俄關係再度驟然緊張，而「審判史達林和貝利亞」則使這種緊張升級。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史達林問題」成為雙方間不斷政治較量的砝碼。對於烏克蘭來講，所謂「史達林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克里米亞的歸屬問題；二是，三○年代烏克蘭的大饑荒問題；三是，一九四四年蘇聯當局將克里米亞韃靼人及其他一些民族強行遷出他們的原居住地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烏克蘭和俄羅斯當局的看法和態度是相向而立的。烏克蘭當局認為，克里米亞是烏克蘭不可分割的土地，三○年代的大饑荒是莫斯科執政者人為故意造成的，強行遷移原居民是不人道的民族歧視和迫害；俄羅斯當局則堅持，克里米亞自古就是屬於俄羅斯的，大饑荒是天災，不是人禍，強行遷移是當時的國內外局勢所造成，為了國家安全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討回這三個問題上的「公道」與「正義」，就成了獨立後的烏克蘭領導人盡力以求的事。在波洛申科總統在位期間，烏克蘭第一次出現了要對史達林進行「審判」之舉，原由就是一九四四年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強行遷徙。但是，這次「審判」最後不了了之。到了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總統期間，烏克蘭出現了第二次對史達林的「審判」，這次「審判」的理由是三○年代的烏克蘭大饑荒。在這兩次「審判」中，除了史達林外，貝利亞、卡岡諾維奇、波斯迪舍夫（Pavel Postyshev）等蘇聯和烏克蘭領導人都被列在了「受審者」的名單之中。和第一次「審判」一樣，最終都以被指控者已經「死亡」為由而草草收場。

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俄羅斯以「公民投票方式」收回了克里米亞半島。自此之後，烏克蘭政府和俄羅斯政府在克里米亞的歸屬問題上爭鬥愈益激烈，對克里米亞的歸屬，俄羅斯拒不退讓，而烏克蘭政府則不斷譴責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入侵」和「破壞烏克蘭領土的完整」。在烏克蘭的「聲討」和「譴責」中，「審判史達林」再度成為基輔對抗莫斯科的一個重要手段。二○一五年，「審判史達林」重上基輔政治家們的議事日程。二○一七年，烏克蘭檢察院正式「起訴」史達林和貝利亞。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行遷徙之事成為最主要的指控。而到了二○二○年的年底，在基輔的政治舞臺上，「審判史達林和貝利亞」就在緊鑼密鼓地按照烏克蘭的法律進行，而「強行遷徙克里米亞韃靼人」則成為唯一的原由。

為什麼「強行遷徙克里米亞韃靼人」成為烏克蘭當前對史達林和貝利亞（也是對蘇聯和俄羅斯）的最嚴重指控？這也許是有兩個原因決定的。一是，「強行遷徙」是個歷史事實；二是，強行遷徙克里米亞韃靼人一事是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重要手段。

第一個問題，「強行遷徙」是史達林執政時期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國策。按照史達林的決策，「強行遷徙」是從蘇聯邊界的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強行遷徙」，這是一個源於希臘文的俄語詞Депортация，意即「驅逐」、「放逐」、「流放」，也就是「驅逐出境」。蘇聯政府最早於上個世紀三○年代中期開始執行這項政策，考慮的是：將當局認為的「不忠誠於蘇聯」的「其他民族的公民」從原居住地強行遷至政府指定的「特別居留地」去，以保證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樣的大城市、邊界以及鄰近邊界地區的國家安全。從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蘇聯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清理列寧格勒周邊的「社會危險分子」、「不可靠分子」、「其他民族的公民」開始，到希特勒入侵之前，蘇聯西部、西北部邊境地區都執行了這一「清理」政策。「不忠誠於蘇聯」的原居住地居民被強行遷徙至烏拉爾、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等地的遠離城鎮和荒無人煙地區的「特別居留地」。在這一政策下，蘇聯政府有了一份「特別居留地」居民不得許可不能入內的重要城市名單，這些城市被稱之為「嚴格機密城市」；「特別居留地居民」不得當地駐軍司令的許可，不可擅離的種種限制等。

這一時期的「強行遷徙」有著明顯的備戰和預防入侵的目的。從一九四○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強行遷徙」加速在西部的德國方向全面展開，蘇聯境內的德意志族、波蘭族的居民以及被蘇聯當局認為有可能成為「德國第五縱隊」的非俄羅斯民族都成了「強行遷徙」的物件。希特勒突然入侵蘇聯之後，「強行遷徙」急速推進，清理蘇聯境內的德意志人並消滅他們的自治區成為蘇聯對抗希特勒入侵的重大軍事和政治行動。整個戰爭期間，「強行遷移」繼續執行，而其始點和肇源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遷徙窩瓦河沿岸地區德意志人》的命令。

從一九四三年開始，蘇聯紅軍與德國軍隊在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亞半島鏖戰不斷。隨著蘇軍的勝利，德軍從這些地區的撤離，新的一輪「強行遷徙」也隨之而來。蘇聯最高蘇維埃連續發布命令，先後對這些地區的六個少數民族實行大規模的、全面的強行遷徙。蘇聯最高蘇維埃為此所發布的一系列命令中所陳述的「強行遷徙」的理由，用詞都是一樣的：這些人「背叛祖國，參加德國人組織的部隊，與紅軍作戰，將忠貞的蘇聯公民出賣給德國人，給德國軍隊指路，而在占領者被趕走之後，為匪作亂，嚴重抗拒蘇維埃政權機構的經濟恢復，襲擊集體農莊並對周邊群眾實施恐怖活動……」

這就涉及到了第二個問題，克里米亞的韃靼人被強行遷徙，而這個韃靼族與蘇聯、蘇聯時期的烏克蘭以及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有著及其微妙的、說不清並難以解讀的關係。

在六個被強行遷徙的民族中，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是其中之一，而他們是這次行動中最後一個被採取「清理」行動的民族。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負責「清理」的領導人貝利亞給史達林呈遞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考慮到克里米亞韃靼人背叛蘇聯人民的行動，此外，讓克里米亞韃靼人繼續居住在蘇聯的邊疆地區也是不適宜的，請求將克里米亞韃靼人全部遷出克里米亞。」這次「強行遷徙」在兩天內完成。根據蘇聯的官方材料，總計遷出了十九萬一千零一十四人，分別遷往烏茲別克、烏拉爾和俄羅斯北部的幾個邊緣地區。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命令，取消韃靼人的「克里米亞自治州」，改建為俄羅斯聯邦下屬的「克里米亞州」。

如果說，三○年代初開始的「清理」是一種備戰和預防入侵為目的，那這次「清理」是「懲罰性質」的，是對德國占領期間「幫助德國人」、「背叛蘇聯」的民族的懲罰、鎮壓。前一期的「清理」是與三○年代的「大清洗」交織在一起進行的，而後期的「強行遷徙」又與經濟的恢復、民心的安撫以及蘇聯的重建相重疊。但是，無論是備戰和預防入侵時期的「清理」，還是戰爭初期和戰後的「強行遷徙」、「驅逐出境」，都有著極其複雜的時代條件、交錯難解的社會背景。領袖決策的英明與失誤、政府行動的得失與成敗、人心的向背和離合，似乎都是在同一軌道上運行的。綜觀蘇聯十來年中的民族清理和強行遷徙政策和行動，蘇聯領導人在大國的民族政策上有嚴重失誤也是迴避不了的：那些真正幫助德國法西斯的人、那些真正不忠於蘇聯人是存在的，對他們進行懲罰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但是把整個民族都當成「蘇聯叛徒」、「德國的第五縱隊」、「潛藏的敵人」，就越出了「懲罰」的範圍了。尤其是後期對六個少數民族的強行遷徙，更是蘇聯領導的嚴重失誤。

所以，史達林去世後，自赫魯雪夫起、經勃列日涅夫，都在採取措施消除「強行遷徙」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恢復這些民族的名譽，安排他們返回故地重建家園。在赫魯雪夫時期，六個被強行遷徙的民族中的五個被恢復了名譽，有了蘇聯公民證。但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告強行遷徙整個整個民族的行動是非法的、犯罪的行為。但是，直到蘇聯解體，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被強行遷徙問題始終沒有列入蘇聯領導人的議事日程。新俄羅斯聯邦初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為被鎮壓的民族恢復名譽》的法律。由於克里米亞半島在一九五六年已經劃屬烏克蘭管轄，所以，俄羅斯聯邦的這一法令對當時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沒有法律作用，因此，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行遷徙的事再度擱置了下來。

普丁執政後，在處理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上，採取了與自赫魯雪夫至葉爾欽的截然相反的政策：不承認一九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歸屬烏克蘭是正確的，決心將克里米亞重新收回俄羅斯，普丁的這一決策在二○一四年三月得以實現。將克里米亞重新併入俄羅斯疆土政策得以實現，有一系列因素，而普丁在解決「韃靼人被強行遷徙」這一難題的決策和措施，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普丁簽署了《關於為亞美尼亞、保加爾、希臘、克里米亞韃靼和德意志各族人民恢復名譽以及國家支持他們復興和發展措施》的總統令。這份命令一開始就指出簽發此令的目的：「為恢復歷史的公正，消除從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土地上非法強行遷徙亞美尼亞、保加爾、希臘、義大利、克里米亞韃靼和德意志族人以及侵犯他們權利的後果。」普丁的命令還指出：這些人「遭受到了非法的強行遷徙和按民族及其他特徵的政治鎮壓」。普丁要求的「復興」和「發展」是社會經濟、民族文化和精神上的。

此令之後的五月十六日，普丁回見了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代表，在與他們的對話中肯定了：「八○年代末，在蘇聯通過了相關的文件，而在俄羅斯聯邦一九九一年則通過了為被鎮壓民族恢復名譽的法律。」這表明普丁承認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俄羅斯聯邦初期的法令中有關「強行遷徙」是「非法的、犯罪的」定論。在對話中，普丁重申：「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十八至二十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部隊實施了一項慘無人道的行動——將全部韃靼族遷出克里米亞。」普丁在四、五月份簽署這份命令並與克里米亞人的代表對話，這顯然是有意選擇的，因為這一年的這一月正是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行遷徙七十週年。因此，普丁的這份總統令爭取到了克里米亞韃靼人對俄羅斯重新將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版圖的大力支援。而在這一重大事件中，普丁解決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行遷徙的決策與措施以及時機的選擇，普丁與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和解態度與關係這些問題顯然沒有得到媒體和研究者的充分關注。

也幾乎就在烏克蘭檢察院宣布要立案「審判史達林和貝利亞」的同一期間，普丁在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線上視頻記者會上再次提到了「強行遷徙」的問題：「對一些民族的強行遷徙是在偉大衛國戰爭之後。這是一個極為尖銳的問題，我們盡力不願再次去談及它。然而，這畢竟是我國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我在這裡不能對這所發生的一切做出評價。顯然，這些民族中有人，首先用麵包和鹽歡迎了占領者的人，他們遭到了這樣的鎮壓，這些人是在占領者進入的地方。怎麼，這樣的人沒有嗎？叛徒是到處都有的。然而，在那時也有為自己祖國的利益而英勇戰鬥，直至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的人。而這些民族的這些人也遭到了鎮壓。」

普丁的這些話對積重難返的這段歷史往事做出了兩面的分析。對他來說，過往歷史事件是不能用絕對正確或是絕對錯誤來評說的，而對於蘇聯領導人的決策與執政的功過，也是不能做出絕對的是非判斷的。從二○一五年起，普丁就在評價史達林問題（也就是評說蘇聯歷史上）持一種中間的立場，即不絕對否定史達林，也不把史達林送上絕對神聖的頂峰。他認為，史達林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因此他身上也集中了那個時代的正確與錯誤，英明與失誤，勝利與失敗，鐵血與安撫。普丁的這種中間立場，歸結起來就是：在嚴厲譴責「強行遷徙」這樣極端鎮壓措施時，同時既強力主張「不能將史達林『妖魔化』，也不主張史達林的『絕對神聖化』」。這個立場，二○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普丁在回答美國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的問題時說得十分清楚；「史達林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對他的評價可能是不同的——從妖魔化到承認他與納粹鬥爭的功勳。」普丁還說：「當今俄羅斯的身上就有著昔日史達林主義的某些印痕，就是證明。我們大家自身都有著某些昔日的印痕。那又怎樣呢？俄羅斯不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了嗎。不錯，確實在意識中有某些遺存。但是，這並不意味我們就應該忘記史達林主義的一切令人心驚害怕的事，而這些事是與集中營和消滅數百萬自己同胞相聯繫的。」

普丁的這番話說明，在蘇聯數十年的歷史進程中，成就與問題，勝利與失敗，英明與失誤，輝煌與陰影，團結與離心，計畫與無序，是千絲萬縷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地交織在一起的。對於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國家的歷史，是不能僅用史達林的「妖魔化」或是「神聖化」來闡釋和解決問題的。

普丁的這些話也是當今俄羅斯對蘇聯歷史，也就是「史達林問題」的基本認識，是他決策俄羅斯當今國內外政策的出發點，也是他處理俄羅斯聯邦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尤其是烏克蘭外交關係的前提條件。

自二○一四年三月以後，烏克蘭當局就一直在「史達林問題」上，與俄羅斯在兩國關係上，尤其是在克里米亞的歸屬問題上大做文章，而以「強行遷徙克里米亞韃靼人」為核心為矛盾，與俄羅斯不斷較量。但對於普丁和俄羅斯政府來講，烏克蘭解決「史達林問題」的「審判史達林」不過是一場「鬧劇」，似乎並不把這「鬧劇」看得很重。

這次，烏克蘭當局的「審判」行動顯然也不可能從俄羅斯奪回克里米亞。對於普丁來說，克里米亞領土的歸屬和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被強行遷徙是兩回事。蘇聯時期的強行遷徙可以「恢復公正和正義」，但是作為領土的克里米亞絕不捨棄。普丁就此問題說了句狠話：「克里米亞問題永不再議！」

不過，儘管如此，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史達林問題」，也就是「蘇聯問題」仍然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翻不過去的歷史一頁。

作者為江蘇泰興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研究員，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畢生研究蘇聯、俄羅斯歷史。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聞一以交換學者身分在蘇聯待了一年，見證蘇聯解體。在世界史所期間，聞一與沈志華到蘇聯買檔案，後來陸續整理出三十四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沈志華主編）。這些檔案提供中文世界學者重新研究蘇聯史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著有俄羅斯相關主題研究專著十餘冊，主要作品有《布哈林傳》（與葉書宗合著，1988）、《走進俄羅斯》（1997）、《解體歲月》（1998）、《回眸蘇聯》（2003）、《普京之謎：普京和普京的俄羅斯》（2008）、《光榮與夢想——重讀俄羅斯》（2010）、《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2010）、《俄羅斯通史（1917-1991）》（20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