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社會主義快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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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偶像的崩毀
La chute de l’idole états-unienne
2021年1月12日

美國國會山莊遭到入侵後，目瞪口呆的世人都想知道，這個長期以來自居「自由世界」領袖的國家怎會落入這般境地。要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就必須趕快拋開種種神話與偶像崇拜， 回歸歷史。事實上，打從建國之初，美國這個共和國便充滿脆弱、暴力與嚴重不平等。

作為1861至1865年南北戰爭時代表蓄奴南方的標誌，日前暴動者會在國會裡揮舞邦聯旗並非偶然。這面旗幟牽扯出許多我們必須直面的沉重衝突。

蓄奴制度在美國的發展中曾扮演要角，而在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整體發展中亦是如此。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前歷任的15位總統之中，至少有11位是奴隸主，包括華盛頓與傑佛遜，而這兩位都是土生土長的維吉尼亞人，該州在1790年時計有75萬居民（其中40%為奴隸），相當於北方兩個人口最多的州（賓州與麻州）的總和。

1791年聖多明哥（法國珍視的殖民地兼當時大西洋上奴隸密度最高的地方）發生暴動之後，美國南方成為種植園經濟的世界中心，擴張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奴隸人數在1800至1860年間增加了三倍；棉花的生產增加了九倍，支撐著歐洲紡織工業的成長。不過東北部、尤其是中西部（林肯的家鄉）發展的速度更快。這兩大地區採取另一種商業模式，以西部土地的墾殖與自由的勞動力為基礎，而且他們不想讓蓄奴制蔓延至新領土。

1860年勝選之後，共和黨的林肯打算進行談判，以和平漸進的方式讓蓄奴主義者消失，如同英國在1833年、法國在1848年廢除奴隸制時的做法，要給予奴隸主補償。不過南方人寧願打出分裂牌，如同20世紀時南非與阿爾及利亞的一部分白人墾殖民，想要保留一個屬於他們的世界。北方人不同意他們分家，戰爭遂於1861年開打。

經過四年，死了60萬人之後（相當於美國參與的所有其他戰爭的陣亡人數總和，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在1865年5月隨著邦聯軍棄械投降而告終。不過北方人不認為黑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公民，遑論財產所有人，他們讓白人再度掌控南方並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這讓白人得以多掌權一個世紀，直到1965年為止。

在這段期間，美國變成全球第一軍事強權，並成功終結1914到1945年這一段歐洲殖民強權因國族主義與種族滅絕而相互對抗的自我毀滅時期。曾經支持蓄奴的民主黨，則變成支持新政的政黨。在共和黨的競爭與非裔美國人的動員壓力下， 民主黨同意賦予民權，賠償則闕如。

不過到了1968年，共和黨的尼克森抨擊民主黨打算提供黑人優厚的社會福利是一種綁樁行為（clientélisme），藉此將南方白人的選票拉攏過來（有點類似法國右派一聽到和伊斯蘭主義者結盟的左派提及仇視穆斯林的歧視行為，就感到疑心）。

政治結盟關係從此開始大洗牌，1980年雷根當選以及後來2016年川普的當選讓翻轉更為明顯。1968年之後，每次總統大選共和黨都獲得大多數白人的支持，90%的黑人選票及60至70%的拉丁裔選票則一概集中於民主黨。其間，選民結構中的白人占比不斷減少，由1972年的89%降到2016年的70%，再到2020年的67%（黑人選民則占12%，拉丁裔及其他少數族群占21%），這讓美國國會裡的川普派越來越強硬，這個共和國也可能因此深陷種族與族群的無盡衝突。

結論是什麼？根據一種負面的解讀—許多向來支持民主黨的高學歷族群也支持如此解讀（共和黨現在因此得以自稱反菁英，即便他們在不受知識菁英青睞之餘，依然吸引大批商業菁英）—共和黨選民既「可悲」又無可救藥。民主黨政府會願意付出一切來改善弱勢者的處境，然而種族主義與中下階層白人的惱怒可能會讓他們無法如願。

問題是在這種觀點下很難產生民主的解決方案。也許可以改採對人性較樂觀的切入點。幾百年來，這些擁有不同種族與族群背景的人們，除了因軍事和殖民統治產生的接觸外，再無其他關連。不久前，這些人開始生活在相同的政治共同體下，這是一項重大的文明進展。然而各種偏見與政治操弄持續因此而生，唯有藉著提升民主與平等才能加以克服。

如果民主黨希望重新拿下各種身分背景的中下階層選票，就必須在社會正義與重分配上做得更多。道路既漫長又難行。這再次告訴我們，現在就該挽起袖子做事。

社會正義時刻
Le temps de la justice sociale
2021年2月16日

正當全球流行病危機帶來前所未見的龐大社會正義需求之際，近日某跨國媒體集團（旗下包含《世界報》）進行的一項新調查揭露了盧森堡這個歐陸財稅天堂的金融惡行。我們應該儘快終結這類荒謬作為，並朝正義與重分配的方向展開經濟體系的深層轉型。

讓我們從最迫切的說起。第一件要務就是社會、薪資與生態的振興。新型冠狀病毒危機讓許多重要產業薪資微薄的事實曝露在陽光下。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FDT）—儘管一般都認為這個工會屬於中間路線—一月時已要求立刻將醫療―社會部門的中低薪資調高15%。教育、衛生與所有低薪產業部門也應該調高。

在這個時候，我們也該以最大力道加速更新建築物隔熱層，創造大量環保與再生能源產業的就業機會，並且將最低所得制擴大適用於年輕人與學生。政府的振興要做到什麼時候？答案很簡單：只要幾乎沒有通貨膨脹，利率也為零，就應該繼續。假使有朝一日通貨膨脹率再度長期處於相當高的水準（好比連續兩年的年通膨率都是3 至4%），那就是收手的時候。

第二階段應該做的事，自然是讓最高額的私人財產適時做出貢獻，好為社會振興提供資金並減輕公共債務。

為此，我們必須加倍努力達成金融透明。「OpenLux」調查報告顯示：盧森堡政府在歐盟要求下公開的企業實質收益者（亦即真正的企業所有人，原則上不含空 公司）的清冊—這也是我們一直期待法國政府公開放上網路的清冊—很可惜地充滿大量漏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建立的銀行資料自動交換機制也有相同問題。

整體而言，這些新資訊全都有用，不過前提是必須真的為稅務機關所用，讓那些至今逃避納稅的有錢人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提供相關指標，讓每個人都能確認這些作為究竟讓我們往公平稅制的目標邁進了多少。

具體來說，稅務機關應該針對各類納稅人繳納之稅金與實施之查核，每年公布詳細資訊。如同實質收益者清冊，理想上這些資料中應該具體列出姓名，針對大型企業與巨額財富更應如此。

如果大家認為不該這麼做，那麼至少公布的統計資料應該清楚呈現持有高額資產的群體所支付的稅金；所謂高額資產包括100萬至1,000萬歐元、1,000萬至1 億歐元、1億至10億歐元以及以上的階層。

「世界不平等研究室」（Laboratoire sur les inégalités mondiales）已經提出一些示範性的圖表，這些圖表當然可以供大家討論並加以改進。

我們的基本想法很簡單：雜誌上到處都是億萬富翁，也該是他們出現在稅務統計資料上的時候了。《Challenges》雜誌指出，法國前五百大富豪的資產在2010至2020年間由2,100億歐元上升至7,300億歐元（由GDP的10%上升至30%）。在這段期間內，他們的納稅額又是如何變化呢？沒有人知道。如果過去這些年，政府真的大步躍進，做到他們宣稱已經達成的資訊透明，那麼現在該是他們拿出證據，將相關資訊公諸於世的時候了。

假如把焦點由前五百大富豪（依據《Challenges》雜誌，其個別資產超過1.5億歐元）放寬到前50萬名資產最龐大的富人（相當於成年人口的1%左右，而依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其個別資產超過180萬歐元），其財富總和將高達2.5兆歐元（將近GDP的120%），如此一來課稅的實益就更高了。

為了擺脫無所不在的保守思維，重新向歷史學習也是當務之急。二次大戰結束後，當時公共債務的負荷比目前還要沉重，大多數國家都針對最高額的私人資產課徵特別稅。好比德國的「分擔負擔」制度（Lastenausgleich，也是麥可．休斯〔Michael Hughes〕精彩歷史研究著作的主題），於1952 年由占多數的基民黨通過施行。這套制度針對高額金融資產及不動產課徵高達50%的稅率，需繳納長達30年，為德國帶來相當於60%GDP的收入，而當時億萬富翁的優渥程度遠不如今日。

輔以1948 年的貨幣改革與1953 年的取消外債，這套制度讓德國不依靠通貨膨脹（該國1920 年代曾因此吃盡苦頭）也能清除公共債務，並依循著可靠的社會正義目標。

回頭看看戰後歐洲得以成功重建的原因，現在正是最佳時機。

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中國的挑戰
Répondre au dé_ chinois par le socialisme démocratique
2021年7月31日

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百年之際，西方國家依舊難以確定該以何種態度面對北京政權。我就直接說了：理想答案是停止西方的傲慢，並倡導一種全球性的、平等且具解放力量的新前景，即一種民主、參與式、具環保觀念、屬於後殖民時代的新型態社會主義。如果西方國家繼續慣性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固守不合時宜的超級資本主義模式，恐怕在應對中國的挑戰時會吃盡苦頭。

極權高壓的北京政權的確有許多弱點。官方日報《環球時報》認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比西方大賣場般的選舉制度更理想，因為中國式的民主將國家的命運交給一群充滿動力與決心的先鋒，他們既是脫穎而出的菁英，也能代表社會（中國共產黨共有9,000萬黨員，占人口10%），最後，相較於西方平庸、意志不堅又容易受影響的選民，他們更能全心全意為整體利益而服務。

然而在實踐上，中國政府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數位獨裁政體，完美到沒有人想仿傚。共產黨內的審議模式更可疑，因為從外部完全看不出是否存在，與此同時，大家卻越來越清楚看見中國對社群網站的擴大監控、對異議人士與少數族群的鎮壓、對香港選舉程序的粗暴介入，以及對臺灣選舉民主帶來的威脅。像這樣的政權似乎不太容易贏得其他國家人民（而不只是領袖）的好感。此外還有貧富差距明顯增加、人口加速老化、財富分配狀況極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萌生的社會不正義感，而這種感受不是擱置一下就能永遠平息。

撇開這些弱點，中國仍有強大的優勢。當氣候災難突然降臨，他們將可輕而易舉地揪著老牌強國們的責任不放，因為這些國家儘管人口有限（美國、加拿大、歐洲、俄國、日本加起來約占世界人口15%），卻製造了進入工業時代以來累積碳排放量的80%左右。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中國總不忘提醒外界，他們沒有依靠自己也曾付出代價的奴隸制或殖民主義就達成工業化。這讓他們在面對世人眼中永遠高高在上的西方國家時多了幾分底氣，而這些西方國家老是急於在正義與民主課題上教育全世界，卻無法處理動搖國家的不平等與歧視，而且不出所料，還跟所有給他們好處的權貴與寡頭勾結。

在經濟與金融面上，中國擁有可觀的資產，且遠高於負債，使其手握相應資源，可推動大膽的國內或國際政策，尤其是關於基礎建設與能源轉型的投資。目前中國政府持有全國資本的30%（10% 的不動產、50% 的企業），和西方國家在光輝三十年（約1950至1980年）出現的公私合營經濟結構十分相近。

相對的，各位會驚訝地發現，歐美大國在2020年代初期全都處於資產幾近於零或負值的狀態。由於在政府會計上無法達成平衡（這代表需要對最富有的納稅人課徵更多稅金），這些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累積，同時也出售越來越多公共資產， 以致後來負債變得略為高於資產。

我必須說清楚：富國依然富有，因為他們的私有資產正處於歷史高點；窮的只有政府而已。假如繼續這樣下去，這些國家公共資產的負值會越來越高，代表債券持有人不只相當於擁有一切公有財產（建物、學校、醫院、基礎建設等），還有權從未來納稅人繳納的稅金中抽取越來越高的比例。反之，如同二戰之後的做法，對巨額私有資本抽稅以快速減少公共債務，好讓政府重新找回一些施展空間，這絕對是可行的。

這麼一來，這些國家便可以在教育、醫療、環境與國家發展等領域再次推行大刀闊斧的投資政策。此外，我們也應該儘快取消疫苗的智慧財產權、將跨國企業的營收分給貧窮國家，並讓數位平台為公共利益服務。更廣泛而言，不論在企業或跨國組織中，我們都應該提倡一種不分階級、和所有人分享知識與權力的新經濟模式。不論在先進國家還是後進國家，新自由主義將權力拱手讓給富人並削弱公權力，實際上只是鞏固了中國模式，同時強化了川普式或莫迪式可悲的新國族主義。該是翻開新頁的時候了。

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研究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講座教授，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
皮凱提22歲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2002年獲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2013年獲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45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皮凱提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造成罕見的閱讀與討論風潮，將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皮凱提並推動全球150名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形成不斷更新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ID.world），將全世界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現況及歷史演變資料於線上開放瀏覽。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平等簡史》（法文版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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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社會主義快來吧！》
作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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