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積極防禦》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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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國一九九三年之後的軍事戰略:「信息化」

一九九三年之後,中國調整過兩次軍事戰略,分別在二○○四年和二○一四年,然而,這兩套戰略方針只是中國軍事戰略的小改變,不是大改變,儘管如此,仍舊值得進行一番討論,因為它們是中央軍委最新採用的方針。二○○四年方針依舊聚焦於局部戰爭,但強調「信息化」在戰爭中的角色,而且將主要作戰形式從聯合作戰改為「一體化聯合作戰」。二○一四年方針進一步強調信息化,並且持續聚焦於一體化聯合作戰。

本章仍舊只是初步分析,不像之前的戰略方針,研究採用二○○四年和二○一四年方針背後的決策,能取得的文件證據寥寥無幾。參與制定方針的高階軍官都還沒有寫回憶錄,甚至可能還在服役。這兩次調整戰略方針時,關於中央軍委高階軍官的官方收藏文件和官方年表都尚未彙整。

本章討論順序如下:第一節檢討二○○四年戰略方針,第二節檢討二○一四年戰略方針,兩節均會說明採用方針的背景、方針內容、改變戰略的可能原因。

二○○四年戰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二○○四年六月,中央軍委在擴大會議中採用新的戰略方針,根據可得的原始文獻,二○○四年戰略方針並沒有大幅改動中國的軍事戰略,只是反映出調整一九九三年戰略,強調高技術在戰爭中的應用形式為「信息化」,也就是將信息技術應用於軍事作戰的所有層面。一份官方原始文獻記載,二○○四年方針「充實完善」一九九三年方針──這樣的說法表示軍事戰略調整有限,並非大幅更動。

二○○四年戰略概要

評價二○○四年方針的內容,可得的資料有限,介紹這套方針的演說或文件都沒有公布。跟一九九三年戰略一樣,二○○四年方針的假定前提仍舊是打贏中國外圍的局部戰爭,而非中國領土遭到入侵的總體戰。主要戰略方向仍舊是東南方,特別指可能為了台灣而爆發戰爭,把美國也捲進來。官方準則式原始文獻指出,解放軍依舊聚焦於前一套戰略所確立的相同主要聯合戰役,包括島嶼攻擊(台灣)、島嶼封鎖(台灣)、邊境地區反擊(印度)等戰役。新方針的戰略指導思想為「抑制危機,控制戰局,打贏戰爭」,因此,跟一九九三年戰略一樣,持續著重威嚇與作戰,同時進一步強調危機的預防、管理、控制。

二○○四年方針在二○○四年六月的中央軍委會議中採用,關鍵改變在於評估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為,以「信息化條件」取代一九九三年方針的「高技術條件」。在會議中,江澤民申明,「我們必須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明確訂為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這個改變反映出中央軍委判斷「高技術戰爭的基本特色就是信息化戰爭,信息化戰爭將變成二十一世紀戰爭的基本型態」。江澤民指示解放軍「必須順應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改變,推動深化發展具備中國特色的軍事轉型,實現戰略目標,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二○○四年十二月,政府只有間接向民眾宣布戰略方針改變,在二○○四年國防白皮書聲明,解放軍「應該扎根於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Informatization」是「信息化」這個中文詞彙的蹩腳翻譯,在中國,信息化是全國層面的概念,民事和軍事事務都可使用,指資訊技術的發展、傳播和應用,促成工業時代轉變為資訊時代。喬.麥克雷諾茲(Joe McReynolds)和詹姆斯.馬維農(James Mulvenon)解釋說,信息化(即資訊化)「是指提升蒐集、系統化、散布、利用資訊的過程」。因此,信息化會影響與形塑社會的所有層面,包括經濟、治理和戰爭。例如,二○○六年中國國務院頒布《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指導信息化的整體發展。二○○八年,國務院成立工業和信息化部,督導與控管信息技術硬體和軟體的發展,以及郵政服務和電信。

在軍事領域內,信息化改變了產生軍事能力和打仗的方式,信息本身不只是新領域,也將陸海空等其他領域互相連結。「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是指將信息技術應用到軍事作戰的所有層面,包括武器系統和平台、自動化指揮控制系統、非致命信息作戰(像是資訊、網路、電子、輿論、心理、法律等作戰)所使用的感應器和電子設備武器「信息化」之後,會變得更加精確、更加致命;「信息化」搭配網路連線,就能統一同步指揮不同的單位與部隊。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查系統能夠彙整處理大量信息,指揮「信息化」武器、平台和部隊,提高軍隊的效率、靈活度、反應力、效力。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速度快,範圍大,可以同時在數個領域進行,全天候都能執行。這種作戰經常被稱為「系統體系」衝突,不同於個別平台或軍種之間的傳統衝突。這些系統體系「透過整合信息流建造而成,而信息流本身則來自將信息技術應用於軍事活動的每個層面」。

作戰準則

在二○○四年戰略方針中,解放軍改變了要執行的主要作戰形式,「一體化聯合作戰」取代了「聯合作戰」,成為主要作戰形式。最早出現這個新詞的二○○四年國防白皮書聲明,解放軍「應該順應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稍早,在二○○四年二月,總參謀部的年度訓練指導強調,訓練「必須依據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需求」。二○○五年十二月胡錦濤在中央軍委的擴大會議發表演說,以及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的官方教科書二○○六年版《戰役學》,都有談論這個概念。胡錦濤在二○○六年六月總結說,「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是系統體系衝突,基本作戰形式是一體化聯合作戰。」

一九九三年和二○○四年的聯合作戰概念,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各軍種的部隊在戰役中如何互動。有些分析家說,新概念是「澈底一體化」或「統一」聯合作戰,而舊概念只是「協同」聯合作戰。在協同聯合作戰中,不同軍種會協同行動,以達成作戰或戰役目標,通常會指派不相關聯的角色和任務給不同的部隊;在一體化聯合作戰中,各軍種的部隊不只會協同行動,還會融合或整合在一起,這點現在信息化明顯能夠辦到。成斌(Dean Cheng)指出,「解放軍的聯合作戰概念改變了,原本是數個各別指揮的軍種,在相同的實體空間一起協同作戰,後來變成由單一指揮控制網路指揮統一作戰。」

解放軍配合調整主要作戰形式,也調整了作戰基本指導思想。然而,有些不確定的因素存在於新制定的方針中,二○○六年解放軍國防大學的一本戰役教科書載明,「整體作戰,精打制敵」,取代一九九三年戰略的「整體作戰,重點打擊」。但是二○一二年的一本戰役教科書卻把基本指導思想記載為「信息主導,精確作戰,體系破擊,整體制勝」。二○一三年的一本聯合作戰教科書以類似的內容記述基本指導思想,以「重打要害」取代「體系破擊」。二○一三年的另一本聯合作戰教科書提出不同的構想,「一體化作戰,體系破擊,非對稱作戰,力求速決」。

會形成不同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基本指導思想,是因為解放軍始終沒有完成擬訂第五代作戰條令──二○○四年開始擬訂,二○○九年結束,有些條令在二○一○年發給部隊,進行試驗,但是第五代條令始終沒有正式頒布。根據負責擬定作戰條令的楊志遠將軍所述,這些條令包含信息化要素,包括信息戰和電子戰。聯合作戰受到的注目大幅提升,這些條令不只修改了聯合戰役綱要,更囊括關於聯合作戰各個層面的十一部綱要,以及每個軍種、武警、政治工作、反恐作戰、「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的戰役綱要。擬定了八十六部條令,用於各軍種、武警、後勤支援。

軍隊編組

二○○四年九月,二○○四年方針採用僅僅幾個月後,新的中央軍委便成立,這是首次成員包含每個軍種和第二炮兵的司令員,反映出中國最高指揮中心愈來愈重視聯合作戰。以前,陸軍的軍官占據了中央軍委的大部分職位,加上長久以來採用的制度是陸軍主導的軍區指揮結構,明顯阻礙了有效執行聯合作戰。

儘管如此,二○○四年方針調整之後,各軍種及其下屬兵種並沒有大幅整編,但是各軍種倒是有重組資產,這個作法在海軍和空軍最明顯。比方說,海軍「新型」或現代驅逐艦和巡防艦數量二○○七年是二十七艘,二○一四年增加到四十九艘;同樣地,「新型」或現代潛艦數量二○○七年是二十一艘,二○一四年增加到四十五艘。空軍地面攻擊和支援飛機的比例增加到幾乎占空軍的百分之五十,空軍以前幾乎完全仰賴的攔截機則進一步減少,只派付有限的領土防衛任務。解放軍也開始發展一體化聯合後勤系統,取代各軍種與兵種分屬的後勤部門。

除此之外,解放軍也推動規模比較小的改革,提升軍隊信息化。二○○五年,中央軍委頒布全軍信息化建設計畫綱要,指導直到二○二○年的信息化工作。二○○六年更新的總部條令也強調必須加強信息化。早在二○○三年,解放軍就在總參謀部裡成立全軍信息化領導小組。31同樣地,自二○○○年代後期起,解放軍開始部署「一體化指揮平台」,提升解放軍在作戰層面的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查能力,據說這個平台能提供戰場實時信息,提升軍隊指揮與情報、天氣、地理空間等數據。

訓練

二○○八年七月頒布新的軍事訓練和評鑑大綱,二○○九年一月實施。新大綱在二○○六年六月的全軍訓練會議後開始擬定,後來經過修改,以順應一體化聯合作戰和信息化條件的需求。增加投入訓練的總時間也是目標之一:夜間訓練、高強度訓練、提升一體化作戰能力的訓練。新訓練大綱增加聯合訓練演習,通常是旅級,在單一個軍區內。二○○九年,新訓練大綱頒布後,解放軍開始發展聯合戰役訓練演習,通常有不同軍區的部隊參與。最值得注意的演習應該是「跨越二○○九」,由四個不同軍區的四個師參與。這是解放軍史上第一次跨軍區演習,不同軍區的部隊進行協同演習,不只是參與而已。同樣在二○○九年,中央軍委任命濟南軍區編排戰區級聯合訓練領導編組,作為試驗計畫,協調與發展軍區層級聯合訓練。

採用二○○四年戰略方針

根據可得的資料,二○○四年方針雖然只是中國軍事戰略的小幅改變,但採用的原因卻符合本書的中心論述。解放軍的資料指出,中國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美國所涉及的衝突揭露出,信息在「高技術」戰爭指揮中扮演主角。軍事科學院有一本教科書這樣寫:「近年來有幾場局部戰爭,尤其是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戰爭和二○○三年的伊拉克戰爭,讓我們一窺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真實樣貌,讓我們學到許多教訓。」

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Arthur and Ruth Sloan 教授,MIT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學程主任。專長包括國際關係、國際安全、軍事策略、軍事準則、核武器、核策略、領土爭議與海域衝突等,主要研究區域為中國與東亞。作品常見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國際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與《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著有《強大的邊境,安全的國家》(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Twitter帳戶:@fravel


書名《積極防禦》
作者: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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