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穩定不穩定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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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經濟流程、行為與政策

隨著20世紀最後十年即將到來，我們的經濟世界明顯變得混亂不堪。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經濟體系經歷20年安穩平靜的發展流程，但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原本井然有序的狀態開始出現亂流，在美國國內與國際上都是如此。通貨膨脹遽增，慢性與週期性失業率上升，破產案例頻傳、利率緊縮，以及頻頻發生的能源、運輸、糧食供給、福利、城市及銀行業等危機，穿插在潛藏眾多問題的經濟擴張期之間。二次世界大戰後原本相當有效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組合，在1960年代中期迅速崩壞。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方法，一個與當今根據目前普遍認同的主流理論所擬訂並實際應用在美國經濟體系完全不同的政策組合。

雖然諸如個人安全、誠實與正直等重大問題比起單純的經濟事項重要很多，但本書的重點是要討論如何穩定經濟體系。接下來的一項前提是，如果經濟體系能為每個人提供基本保障，並讓人感受到自我的價值（因為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很多社會問題最終都會縮小到可以管理的程度，儘管這個前提可能很天真。

在經濟表現失靈，彰顯推動經濟改革有必要的時代，任何一個成功的變革計畫或改變都必須奠基於對現有制度內部各項經濟流程（economic processes，注：和商品與勞務生產與銷售有關的活動、行為和作業，包括原物料與天然資源的開採等）。運作方式的深刻理解，而經濟理論理當能提供那樣的理解。各種制度與慣例並不是由老天爺指定，經濟理論也不是。經濟理論是創意想像的產物，理論的概念與構造全是人類思考的結果。本質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叫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只不過是某個理論將經濟體系的不同要素結合在一起，組成這個特殊的數字罷了；賣家面對的不是需求曲線（demand curves），而是面對一群顧客；唯有在一個允許貨幣與金融影響各種經濟事件的理論架構下，我們才能領悟貨幣與金融對經濟體系的影響。

遺憾的是，各大學和研究所課程中所傳授的經濟理論隱藏嚴重的缺陷，這些理論是過去30年學習經濟學的學生與實踐者使用的工具，也是資本主義型民主國家的經濟政策智庫的知識。源自標準理論經濟學的模型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根本不能應用到美國這種經濟體系的政策擬定實務。根據公認有效的經濟理論，尤其是多半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發展出來、高度數學性理論提供的詳細說明，某個抽象定義的交易機制（exchange mechanism）將促成「一致」甚至「最佳」的結果。然而，儘管很多純理論的模型證明這項數學結果是對的，但對企業董事會與華爾街實在太過抽象，因為這個模型並未考慮到時間、貨幣、不確定性、資本資產所有權的融資，以及投資等。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這個理論漠視的要素真的攸關重大，如果融資關係與融資機構會顯著影響各項事件的發展途徑，那就代表這個公認有效的經濟理論無法作為「現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市場經濟體系能產生一致性結果」主張的穩固根基。事實上，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非常重要；這些市場會產生去中心化的動力，而且美國這種經濟體系的金融發展流程不時會使金融與經濟產生不穩定性的嚴重威脅，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行為變得缺乏一致性。

到1960年代中期，維持大約20年良好表現後，經濟體系開始出現一些令人不得不高度懷疑這個標準理論是否有效的表現。一開始是1966年爆發的信用危機，接著又經歷一系列近乎危機的金融事件（其他事件發生在1970年、1974至1975年、1979至1980年，以及1982至1983年），這些金融事件一個比一個嚴重。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之流在回應這些週期時，幾乎全面一致的呼籲抵制源自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研究結果的總體經濟理論，並主張應該回歸「號稱」經過證明有效的古典個體經濟學理論分析。然而，事實上，目前經濟體系的行為模式和凱因斯理論主張的模式如出一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融資結構脆弱，採用大政府（big government）方能促使這樣的經濟體系維持良好表現。總之，錯的是當前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嚴重錯誤解讀凱因斯的研究成果。

一個對眼前事實視而不見、還一口咬定那些事實不可能發生的理論，一個將所有不希望看到的事件全部歸咎於外部動力（例如石油危機）的邪惡影響、而非經濟機制各項特質所造成的理論，或許能滿足政治人物「將一切栽贓給搗蛋鬼或代罪羔羊」的需求，卻無法作為擬定問題解決方案的實用指南。現有的標準經濟理論，即所謂的新古典綜合理論（neoclassical synthesis），既帶有貨幣主義（monetarist）色彩，也披著凱因斯主義的外衣，或許具備優美的邏輯結構，卻無法解釋金融危機何以會在經濟正常運作的環境下發生，也無法解釋為何某個時期的經濟體系容易受危機影響，但某個時期卻較不容易受到影響。

1960年代以來的經濟不穩定性證明都是脆弱的金融體系所造成，而金融體系的脆弱，導因於二戰後各項融資關係與金融機構經年累月的變遷。非蓄意且經常未被察覺的融資關係變化，以及因順暢的經濟體系運作而衍生的投機性金融活動，已經導致以1950年代與1960年代初期的經驗所制訂的貨幣及財政政策規則變得無效。沒有哪個貨幣與財政操縱手段可以重新建立並維持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那種相對平靜的狀態。若想重建那種相對平靜的狀態，必須推動和羅斯福總統上任後那6年的基本改革相似的根本制度變革（institutional changes）。若想實現成功的改革，我們需要一種理論洞察，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現在已顯而易見的不穩定性產生的原因。

為使新世代的嚴肅改革獲得更久的成就，改革者必須了解，為何去中心化的市場機制，也就是保守派眼中的自由市場，是處理眾多經濟生活細節的有效管道，也要理解資本主義的金融機構何以天生具有破壞性，尤其是在生產流程採用資本密集技術的情境下。所以，在讚嘆自由市場的特性之餘，我們必須接受一個觀念：唯有受到限制的自由市場，才是有效且符合理想的自由市場。我們必須發展能約束並控制負債結構（尤其是金融機構的負債結構，以及與需要進行大規模資本投資的生產流程的負債結構）的經濟制度。但矛盾的是，資本主義之所以有缺陷，正是因為它無法輕易融入使用大規模資本型資產的生產流程。

我們也可以主張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而且沒有效率。不過，貧窮、貪腐、福利與民間部門的勢力分配不均，以及因賣方獨占力量而引發的無效率（可歸結為「資本主義不公平」的主張），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迄今仍倖存的事實並非彼此矛盾。儘管不平等與無效率令人厭惡，但沒有任何科學法則或歷史證據能證明「唯有符合某種平等與效率（公平）標準的經濟秩序才能倖存」。儘管這麼說，若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老是在「資產價值與就業市場即將崩潰」與「通貨膨脹持續上升」、「投機活動猖獗」等威脅之間擺盪，它也可能無以為繼，尤其是在這些威脅成真時。如果要讓市場機制運作良好，我們必須做好安排，限縮導因於景氣循環的不確定性，這樣的預期心理會引導投資活動，反映出的未來經濟流程將維持平靜。

雷根政府及它的計畫（多半在1981年頒布）或許是基於「經濟體系出現某個嚴重問題」的見解而做出的回應，不過，那個回應是以一個錯誤的診斷（誤判經濟體系的真正問題）和一個與資本主義基本慣例（注：包括生產性資產的所有權、合約的自由，以及受憲法約束的政府，這三項慣例是資本主義不同於其他社會體系機構的關鍵）不一致的經濟運作理論為基礎。自1960年代起，引發不穩定性的金融脆弱性就顯而易見，卻一直遭到漠視。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魄力，以及藉由大規模且長期的貨幣約束政策，還有失業引導通貨膨脹率降低的成功作為，導致1967年、1970年、1974至1975年與1979至1980年的金融不穩定性更明顯。最後放款人（Lender-of-last-resort）干預行動成功粉飾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那些間歇性危機所凸顯出來融資結構脆弱的問題，而到1980年代，這樣的干預更幾乎成為家常便飯。1982年年中爆發的危機，像是可以看到奧克拉荷馬市賓州廣場銀行（Penn Square Bank）倒閉，以及墨西哥披索的崩跌，似乎引進一個永久性的金融動亂體制。1984至1985年間，我們目睹最後放款人為了管理芝加哥大陸伊利諾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of Chicago）的重組、阿根廷的再融資、俄亥俄州與馬里蘭州眾多州擔保儲貸機構的崩潰，以及各農業州瘟疫般的銀行倒閉潮等而進行的一連串干預。總之，「遏制不穩定性」成為1980年代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這和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任務大不相同。

長時間的失業與企業和銀行幾乎倒閉等情事，讓勞動力從原本的收入導向轉為就業保障導向，進行劇烈的變革。政府的總體經濟政策不再能提供就業保障；此時的勞動力能「享受」到的唯一保證，似乎是有權利簽署讓步性的工資協定。這樣的讓步，意味表彰景氣循環部分推進力量的成本減少了，但也意味一旦進入經濟擴張時期，因工資所得增加而產生的消費需求將不再那麼強勁。雷根的改革只是讓不穩定性的前景進一步惡化，不過一如經濟體系與政治圈的很多事務，總是要一段時間才能充分感受到這些改革的全面影響。即使赤字帶動下的強勁經濟復甦為雷根經濟學贏得表面上的成就，卻也為另一輪通貨膨脹、危機和嚴重經濟衰退打下堅實的基礎。

經濟體系並非大自然，它是透過立法程序，或是透過發明及創新的演進流程，而形成的一種組織。政策可能會改變經濟體系的細節與整體特質，而在形成經濟政策時，不僅牽涉到目標的設定，也必須體認到：實際的經濟流程取決於經濟與社會制度。

因此，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設計有關，也必須和制度的運作有關。制度是經由立法而來，也是流程演進的結果。一旦透過立法來設立制度，就會在無需人類控制的狀態下自動隨著市場流程而演進。在一個多變的世界裡，我們不能期待制度型組織的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無時無刻忙著大幅改變各種制度。一旦某個制度安排展現出世人認為在當下各項流程與目標下最好的成果，就應該允許那個制度安排運作一段時間，讓各項細節得以逐漸演進，而政策也應該局限在這個制度的結構內進行。唯有在經濟與社會秩序表現不夠好的證據變得顯而易見，而且愈來愈嚴重時，才有必要進行徹底的制度改革。而如今那樣的時機已經來臨。

美國當前制度結構的主要輪廓早在羅斯福改革世代便已就緒，尤其在1936年完成的第二次新政時。這個結構是對兩件事做出的回應：第一件事是在1933年，為了快速促成經濟復甦所緊急制定的法令失效，其次則是最高法院多次判定1933年前100天頒布的第一次新政有許多部分無效。不過，儘管美國制度的體制多半是在羅斯福總統剛執政那幾年便已安排就緒，但我們對經濟體系運作模式的理解卻是在凱因斯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後才劇烈改變。

凱因斯學派有很多分支，包括保守、自由和激進的分支。有些人認為凱因斯的觀點根本就是錯的，也有些人相信他只不過是將既有的經濟理論稍加潤飾而已，但也有些人認為，凱因斯率先打破先前眾多的錯誤概念。但無論一般人怎麼看待凱因斯，大家一定都認同，由於美國的制度安排多半是在1936年以前就已底定，所以，我們的基礎制度安排並非受凱因斯在經濟分析方面的革新概念所啟發。因此，我們目前最多只能算是在一個反映出對凱因斯之前經濟體系理解的法定經濟結構中，進行凱因斯式的操作罷了。

雖然現行經濟理論與政策分析並未全面融入凱因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作方式的真知灼見，但他傳達的訊息（即經濟命運可以控制）已經促使當政者公開將「蓄意的經濟管理」列為二戰後世代的政府目標。1946年的就業法案（Employment Act）就是企圖實現那類經濟管理的許諾之一，這是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與國會聯席經濟委員會（Joint Congressional Economic Committee）設立的法案。

當多數人接受「經濟政策可能影響事件發展路線」的主張後，「誰將是政策的受益者？」以及「政策將促進怎樣的生產流程？」等問題的答案也變得無法迴避。此外，一旦我們承認制度是人造的，而且至少有部分制度是慎重決策下的產物，我們就必須正視制度安排對社會結果所產生的諸多影響。妄想訴諸抽象的市場機制來解釋「政策為了誰而安排」與「該採用哪一類的政策」等決定將不被社會允許；畢竟現有的市場機制是明確且早就存在於歷史上的機制。

經濟政策必須反映某種意識型態的願景；它必須基於「營造美好社會」的理想而擬定。顯然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失敗的願景，當前經濟政策所要達成的目的與目標導致一場危機。1926年時，凱因斯定義政治問題必須：

結合三項事物：經濟效率、社會正義，以及個人自由。第一項端賴批判、預防措施和技術層次的知識才能實現；第二項需要無私與熱愛大眾的熱情心靈；第三項需要容忍、胸襟、賞識多元性和獨立性等美德，最重要的是，在欣賞之餘，更應傾向於賦予特殊才能者與不凡抱負者不受阻礙的機會。

我們需要開創一組能同步促進效率、正義和自由，而且與時俱進的制度。

由於過去50年的生產能力大幅躍進，所以，若有必要，我們已經可以在經濟效率的目標上稍做妥協。我們已經非常富足，至少在美國。這意味我們禁得起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與個人自由，稍稍放棄一些產出。只要建立一套能利用干預手段來影響去中心化市場流程結果的經濟秩序。由於民間勢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以及巨大財富落差等現象，一定會損害到效率、正義與自由的目標，所以，願意放棄巨型企業與龐大金融機構某些想像優勢的政策（其實某些優勢實際上可能並不存在），似乎相當符合理想。根據近期的經驗，當引發經濟災難的不穩定狀態主要導因於企業巨擘與金融機構所遭遇的困難，那麼為了追求效率與穩定，應該出手將最高度集中的民間勢力縮減到較能管理的範圍。

社會正義的基礎是個人的尊嚴，以及從民間與政治勢力中心中獨立。要保有尊嚴與獨立，最好的方式是遵守一個經濟秩序：「所得乃透過權利（right）或公平交易的方式取得」。每一個人最主要的所得來源必須是因工作表現而得到的薪酬。長久依賴不斷擴大、不用靠一己之力賺得的移轉支付（transfer payments）系統，會貶抑接受移轉支付的人，也會對社會制度造成破壞。但社會正義與個人自由會要求干預行動可以打造一個到處充滿機會的經濟體系，讓除了最嚴重的身障者之外，每個成員都能透過「以工作交換所得」的方式賺取收入。充分就業是一種社會財，也是一種經濟財。

我們不能假設所有明訂的社會與經濟目標都能相互協調，那樣的想法太過天真。當我們著重在某個目標，自然可能會讓實現其他目標的能力降低，也因為如此，必須設定各項目標的優先順序。我傾向於偏重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等目標；在我心中，即使所謂的財產權（property rights）能促成正統理論的狹隘經濟效率，對於財產權的捍衛，仍比不上個人自由的賦予及社會正義的增進還來得重要。我的政策立場深受這個信念影響。

雖然本書主要是討論經濟理論，也說明一些經濟歷史，但本書的目標是要為我們這個機能運作失常的經濟體系草擬一套改革主張。有效的改革計畫必須和經濟體系的各項流程一致，而且不能違背人類的品性。因此，若不了解經濟流程，若缺乏熱忱，即使擁有信守民主理想的非理性熱忱，即使為了回應民眾的改革需求而提出改革政策主張，都有可能淪為搧動者的工具，他們擅長玩弄恐懼與沮喪，可能因此有機會以各種萬靈丹與空洞的口號來蠱惑人心。

未來的改革提案只需要納入概略性的建議。至於改革計畫的細節，則必須由國會、政府來琢磨，並（且讓我們期待）讓願意費心思考未來經濟方向的開明大眾有機會就這些計畫展開公開辯論。

美國這類經濟體主要的一個缺陷是「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並非導因於外部衝擊，也非源自政策制訂者的無能或無知。美國經濟的不穩定性導因於這種經濟體各項內部流程。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金融制度錯綜複雜、微妙且瞬息萬變，這樣的動態導致各項情勢的發展往往會變得缺乏一致性，並常引發失控的通貨膨脹或深度的經濟蕭條。不過，由於制度和政策能遏止不穩定性的推力，因此缺乏一致性的情況不盡然會毫無保留的成為事實。這樣的意思是說，我們有能力透過制度和政策來讓不穩定性變得穩定。

作者為美國經濟學家。金融不穩定論的開創者，是當代研究金融危機的開創性人物。1941年芝加哥大學畢業，1954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曾在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學和華盛頓大學任教，1990年加入巴德學院利維經濟研究所，成為傑出學者。他持續研究與寫作到1996年10月去世前幾個月。他開創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是金融領域的經典理論之一，這個假說認為資本主義天生就會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這使金融危機與危機對經濟運作的危害難以避免。他是第一位提出不確定性、風險及金融市場如何影響經濟的經濟學家。他分析市場在經歷一段繁榮後，資產價格會因過度投機而膨脹，並在造成泡沫後，資產價格一夕崩盤，而資產價格崩盤的時間就被稱為「明斯基時刻」。2007－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見證明斯基的分析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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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穩定不穩定的經濟》
作者：海曼‧明斯基（Hyman Philip Minsky）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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