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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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國衰落與中國的全球野心

美國主導的西方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曾為人類進步和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如今卻無法適應世界的變化。」 ─傅瑩,二○一六年

「世界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的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習近平,二○二一年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這一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闊步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兩千兩百八十名黨代表隨著進場奏樂的節拍熱烈鼓掌。當天舉行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是中國最具官方權威的機構,每五年召開一次大會,而總書記的報告向來是中共最重要的大事─它為黨的最新政策路線定調。

十九大一如既往以盛大排場揭幕,但它的精緻程度可能不如外界預期。美國的政治人物發表演說時,有提詞機讓他們在台上表現得從容不迫;但在十九大,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卻仍是手持紙本講稿站著致詞。他主持十九大開幕式時,低頭看稿、抬頭、再低頭看稿,先要求全場代表為黨的革命先烈默哀一分鐘,再召集全體起立唱國歌─完成這一連串程序後,他再將會場交給習近平。

習近平神色肅穆地走上講台。他穿著黑色西裝,繫紫紅色領帶,外套口袋上毫無必要地別著一枚紅色名牌,為與會人士寫上他們早已熟知的那個名字。他也沒有提詞機可看,只有放在講台上那厚厚的一疊講稿。在之後三個半小時的馬拉松式演說當中,他會盡職地大聲誦讀每一張講稿上的字句,總計要唸三萬字。

參與習近平的演說需要精力,而且是聽講的來賓比講者本人更需要。中共黨代會的總書記報告向來單調沉悶,過去的總書記報告還簡短一些;胡錦濤任內維持九十分鐘長,江澤民有時只唸稿十五分鐘,報告的其餘部分則付諸文字紀錄。至於習近平則堅持讀完報告全文。這是某種展現權力的決定,要強迫所有高官保持專注;只是他想爭取官員的這分尊重,並非完全成功。雖然較低階層的幹部不敢有一絲走神,江澤民卻自始至終不斷大打哈欠,還在台上睡著了;胡錦濤則在習近平的演說結束後大動作指了指自己的手錶。

習近平的演說充滿了中共的政治術語,儘管內容陳腐且冗長得不可思議,它仍是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談話之一,尤其是在中國的世界地位方面。這次演說宣示了一個「新時代」,提出了二○四九年達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時間表,誓言中國將在全球治理中更加積極主動,呼籲建設「世界一流」軍隊,還承諾中國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並宣布中國將「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習近平開啟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新時代,超越在亞洲進行「削弱」和「建立」的戰略重心,轉而向全球擴展。他在演說中宣稱,這個「新時代」將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時代,這是一項重大宣示。

如同中國大戰略其他變化一樣,中國野心勃勃轉向全球擴張,驅動力來自北京認為西方已走向不可逆轉的衰敗式微。二○一六年,也就是習近平在十九大發表演說的前一年,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隨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在中國眼中(中國向來對美國實力的認知變化高度敏感),這兩件事令人震驚不已。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大民主政體,正逐步退出它們協助建立的國際秩序,因此產生了中國領導階層和外交政策菁英口中的「歷史機遇期」,將國家的戰略重心自亞洲擴及全球,乃至全球治理體系。

這兩件大事發生前,中方高層官員就已不避談中國的野心。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的前外交高官傅瑩在二○一六年寫道:「美國主導的西方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曾為人類進步和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如今卻無法適應世界的變化。」文章標題扼要抓住這個重點:〈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一件不再合身的西裝〉(The US world order is a suit that no longer fits)。二○一六年發生這兩件大事之後,對現有秩序的失望沮喪,在中國領導階層眼中成了機遇。中國國安部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智庫旗下主管就說:「美國的退出讓世界對中國的角色更有信心也更加尊重,通過參與全球治理及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中國將能夠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翌年,楊潔篪(這位「應對美國專家」(America handler)二十七歲時擔任布希家族的導遊,讓他們賓至如歸,數十年後的此時已是領導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在《人民日報》撰文,對西方百般譏嘲。他宣稱,「國際格局以西方占主導、國際關係理念以西方價值觀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論』已難以為繼」,因為「西方的治理理念、體系和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國際格局和時代潮流,各種弊端積重難返,甚至連西方大國自身都治理失靈、問題成堆」。他主張,現在已是時候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

與此同時,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也為北京帶來無可否認的挑戰。雙邊關係日趨緊張,加上川普總統決定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以及美國兩黨都開始反對過去對中交往的政策,一切都清楚顯示美中關係正步入未知領域。在北京看來,美國雖在全球逐漸退出,但同時也開始覺醒意識到中國對雙邊關係帶來的挑戰;這樣的結論讓北京相信不必再遏制自己向全球擴張的野心,而且此時正是追求全球擴張的良機,甚至有勢在必行的迫切需要。到了二○一七年,習近平拒絕像胡錦濤當年一樣簡單修改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訓誡,而是跨出更大的步伐。從習近平在二○一七年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發表的演說看來,他已讓「韜光養晦」徹底退場;根據官方對這次演說的評論,習近平的意思是,是時候「走出韜光養晦階段」了。

中國曾以「韜光養晦」或「積極有所作為」作為削弱美國秩序、在亞洲建立中國秩序的大戰略方針,而習近平野心勃勃逐漸向全球擴張的「新時代」,也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建構戰略。這個後繼概念在川普總統就職前夕提出,即中共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後不久,這句話開始出現在習近平及其外交政策團隊的數十次演說中,也放在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防白皮書的開頭,中國外交政策學界亦大幅聚焦於這句話。習近平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句話在戰略上的重要意義。他在近期一次演說中宣稱:「領導幹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

本書緒論介紹過,這句話有其歷史。那是在一八七二年,清朝名將李鴻章以一句名言哀歎西方列強的掠奪,稱世界正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宣言提醒著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毋忘國恥,習近平則自二○一七年起將它用於開啟中國後冷戰時期大戰略的新階段。如果李鴻章那句話標誌著中國國恥的高點,習近平這句話就標誌著中國復興的時機。如果李鴻章那句話讓人想起後來的悲劇,習近平這句話則提醒著眼前的機遇。不過兩人說的話都彰顯一件重要的事:由於地緣政治與科技遭遇前所未見的變革,世界秩序再次面臨重組,當前正是必須調整戰略的時候。

本章與下一章都在探討中國的全球擴張。兩章的結構都遵循前面描繪中國「削弱」與「建立」大戰略的章節。本章的重點聚焦於,在英國脫歐、川普執政、二○二○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中國認為美國加速衰落的看法如何引發它調整戰略。本章接著探討中國大戰略進入全球擴張新階段的最終目標,看來是要在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中趕上並超越美國。下一章則探討中國為實現這些目標,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採取的途徑與手段,將說明現在的中國是刻意針對它眼中的美國霸權基礎,希望削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同時為中國主導的秩序奠定基礎。本章和下一章共同描繪了中國在全球建立的秩序會是什麼樣貌。

中國主導的秩序包括掌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取代美國成為全世界的領導國家。為此,北京試圖削弱那些支撐美國秩序的控制型態,同時強化那些支撐中國秩序的控制型態。政治上,北京要試圖領導全球治理與國際機構,破壞自由主義準則以推動獨裁體制的準則,同時分化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的結盟。經濟上,北京將削弱那些鞏固美國霸權的金融優勢,在美國去工業化之際搶占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軍事上,解放軍將部署世界級的軍隊,並在全球各地設置基地,可在大多數地區甚至新的範疇保衛中國的利益。綜合以上種種作為,中國將在周邊區域建立「高階影響力地帶」(zone of super-ordinateinfluence),並在「一帶一路」相關的開發中國家建立「局部霸權」─或許還包括部分已開發國家;中國某些知名作者就以毛澤東的革命指導方針「農村包圍城市」來描繪這種願景。

中國在全球擴張的野心與戰略在高層官員的演說中處處可見,強烈證明了中國的野心已不限於台灣或印太區域。曾經只侷限於亞洲的「霸權之爭」,如今已及於現在與未來的全球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概念,對於理解中國的全球大戰略非常重要,它暗示著中國相信美國已明顯式微,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地位也受到質疑。這句話在二○一七年正式升格,證明了中國當時正調整大戰略以因應美國的衰落。

這個概念最早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有關西方衰落的對話中浮現。最初提到它的文章包括二○○九年的一篇〈金融危機與美國經濟霸權〉,作者袁鵬具官方色彩,曾任中國國家安全部轄下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目前則是該研究院的院長。袁鵬觀察到,美國「在其霸權史上頭一遭」遭遇嚴峻的複合型挑戰,這些挑戰產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進而「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但在美國趨向衰落之際,中國評論家認為它仍將是唯一的超級強權,因此之後數年間,這句話只出現了少數幾次─最受矚目的一次也許是中國外交界新秀樂玉成在二○一二年受訪,他後來成為中國一帶一路計劃背後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雖然這些提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顯示這句話已在官方意念之中,但它尚未獲得黨的認可。由於美國看來仍極為強大且難以對付,當時這句話就大致上從官方話語中消失了。

這一切,都在二○一七年起了變化。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這句話迅速升格至官方與半官方言論的中心位置。在北京眼中,這兩起大事顯示西方的影響力漸趨衰微,美國位居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地位已陷入險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在這一年突然竄起,顯示中國當時要進行更廣泛的戰略調整。

這個戰略調整的程序自川普總統就職前一週才開始。二○一七年,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外交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首度提起這句話,用於闡述剛發展出來且不久後才要獲得正式認可的「習近平思想」。楊潔篪在文中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連結到對美國的評估。他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甚至是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各種亂象紛呈」,「一些國家(即英國和美國)政局變化對國際形勢的影響值得高度關注」。國際格局起了變化,正在發生的「大變局」預示著中國的戰略將有重大轉變。

次月,也就是川普總統就職數週之後,戰略轉變於焉展開。習主席在二○一七年的中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一項討論外交事務的高層會議)發表談話,明確表示中國對美國實力的看法有了改變。習近平宣稱,他認為「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都產生了「大變革」和「深度調整」。他說「這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的世界」,這是在迂迴表達美國的衰落,也指涉中國領導人用於確立國家大戰略的概念。一篇以習近平這次談話為主題的評論文章更清晰地向黨幹部闡明相關重點。文章指出:「儘管西方政權看起來執政穩固,但它們干預世界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在下降。美國可能不再希望成為全球安全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而追求單邊主義、甚至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在習近平這次談話與上述這篇評論背後,是中方相信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揭露了西方民主趨於弱化,美國及其主導的秩序正步入衰微。這種論調也出現在同年秋天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中,他指出「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後者是中國大戰略似乎準備轉向的另一個重要變因。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大戰略的許多關鍵重點(也就是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關注、科技上的領先地位、軍事上擴及全球)都在這次演說中出現。

十九大報告後一個月,習近平出席了二○一七年駐外使節工作會議。這是中國所有外交政策機構與全體駐外大使都要參加的會議,歷來用於發表中國的戰略調整,習近平這次在會議中的演說亦同。他終於讓楊潔篪在川普當選後巧妙引用的那個概念登場:「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標誌著中國對美國的看法與中國的大戰略都出現了重大轉變,習近平的演說也散發著一股自信。習近平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只要中國堅持到底,「必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他在這次演說中,還微妙地再加重了十九大報告中的某些論調,如「國際格局日益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這些措辭都比他自己或之前的領導人以往使用的措辭更強烈,也是戰略正在轉變的跡象。

這代表的意義什麼? 在歷來僅第六次召開的二○一八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闡述:「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在他看來,中國在全球崛起與西方明顯式微這兩種趨勢是相互增強的。習近平談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對於美國衰落的說法往往比較隱晦,但中國的重要學者和半官方評論就直接得多。他們指出,最主要的「大變局」無疑就是美國及西方相對於中國的衰微。重要的是,這些人士仿效習近平,將「大變局」連結到數十年來形塑中國大戰略的同一變因:國際力量對比。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朱鋒就寫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家間加速權力再分配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大變局』。」一篇發表在︽學習時報︾網站的評論稱:「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由此引發國際格局大洗牌、國際秩序大調整。」全國政協委員張宇燕寫道:「百年變局中最為關鍵的變量在於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中央黨校的杜慶昊的寫法更廣泛,認為所有「世界歷史大變局」都包括「國際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

不過,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些學者認為原因不僅是中國的崛起,也包括了西方的衰落,後者是由另一串震撼人心但斷續發生的新「三連發事件」明確展現: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西方國家對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應對不力。在一篇有關「大變局」的文章中,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武心波認為「美國已心力交瘁,體力不支,扛不動這個世界了」。南京大學學者朱鋒認為,由於民粹主義興起,「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國內矛盾」,「東昇西降」。中共中央黨校負責將黨的觀點標準化並廣為傳播的官員羅建波寫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戰略性的重大判斷」,且標誌著全球政治「大西洋時代」的結束。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高祖貴則宣稱,「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願、決心和能力明顯下降」。

在這些鮮明大膽的斷言背後,是數千篇由中國主要學者撰寫的以西方衰落為主題的論文。這些論文突顯了中國自身的偏見,包括:傾向於著重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基礎結構」;因為中國自己的同質性相對較高,於是將多元化視為弱點;因為中國自己不自由不開明,於是認為資訊流通很危險。大多數論文都說著一個相似卻過於簡單的因果故事:西方四十年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實驗,加劇了經濟不平等與種族衝突,因而引發民粹主義浪潮,造成政府癱瘓─但這些都是西方自由自在的資訊環境中被放大的情況。這些偏見並非來自少數沒沒無聞的專家,而是普遍存在的共識。習近平也許永遠不會公開講述這個故事,但這無疑是他和黨內菁英人士對美國的看法─也是他們此時變得大膽的原因。

作者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國事務主任,是拜登政府中研擬中國政策的首要幕僚,同時也是「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的創立主任,以及耶魯大學「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Yale’s 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員。過去他曾任職於拜登與柯林頓政府的亞洲政策工作小組。

杜如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並於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其專長是中國大戰略分析與印太安全問題研究。作為「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主任,他透過對歷屆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政策白皮書、政府公報、官方媒體的社論評論等重要文獻的研究,來分析中國的國家行為與對外大戰略。在「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他致力於考察與改善美國政府控管美中關係危機之機制。其研究與評論常見於《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外交事務》、《國際關係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等重要媒體。


書名《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
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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