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美國第二──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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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位高權重的好朋友

第四章香格里拉

一九九○年代,李察.吉爾(Richard Gere)是全世界最紅的影星:他在電影《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和《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中風流倜儻的扮相,讓他成為《時人》(People)雜誌「全球最性感的男人」。在他當紅時,擔任一九九三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藝術指導項目的引言人,他想利用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是他用非常若無其事的方式,帶出他要說的話。

他放下原本寫好的講稿,說出自己的話,如果「經紀人能說動」大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和林布蘭特(Rembrandt)為現代電影擔任藝術指導的話會如何,他先停了一下,讓大家笑完,接著他就切入正題:解放西藏,脫離中國統治。「我心裡有些話想說,」他這麼開場。接著他有點緊張地環顧台下,鼓起勇氣說出他心裡的願望:「不知道鄧小平現在有沒有和他兒孫在看頒獎,」他提到當時中國的領導人,然後指出「中國有著嚴重的人權問題,不單只對自己的同胞,也對西藏人。如果能夠有奇蹟發生,像電影裡演的一樣,我們現在把愛和真理、以及理性傳遞給鄧小平,傳遞到北京,讓他能夠從西藏撤軍、把漢人撤出西藏,讓西藏人民可以再次獲得自由和獨立。」觀眾掌聲中,吉爾一臉誠摯地抬起頭。「我們把這個念頭傳遞出去,把它傳遞出去。」然後他靦腆微笑,開始介紹最佳藝術指導的入選名單。

吉爾這短短一席話,引發了後續一連串軒然大波,包括全球挺西藏獨立運動和隨後的失敗、另外迪士尼也因此學會了,以後要順從北京當局,而好萊塢電影界的拍片方向,更是從此改弦易轍(第五章會談得更深入)。而這席話也讓吉爾的星運從雲端跌到谷底:自從二○○八年以後,他就沒再接到好萊塢大片廠的片約。「肯定是有片子因為中國說:『這個人不行』,而讓我因此出局的。」他在二○一七年這麼說。

李察.吉爾這個希望藉由好萊塢推動西藏解放、以及希望好萊塢不受中國干預的夢想哪邊走樣了?簡單一個字:「交情。」隨著中國越來越有錢,北京當局知道自己可以挾中國電影票房自重,讓好萊塢電影界乖乖聽話,所以只要有好萊塢製片公司敢發聲譴責中共壓迫西藏的,就會受到懲罰。好萊塢製片公司從此就不再拍一些說中國不好的片子,之後更慢慢開始發行一些服膺中共價值觀的影片。

但這些不是一夕之間就發生的。中間中共也是聚積實力、韜光養晦了好長一段時間。不過好萊塢電影能夠如實呈現中國的美好日子,從一九九七年以後,就慢慢結束了。這一年,好萊塢電影界發行了三部電影,都在批判中共:米高梅(MGM)片廠的《紅色角落》(Red Corner),由李察.吉爾主演,劇情關於一位在中國入獄的美國商人;索尼(Sony)的《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由尚—賈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導演,描述中共入侵西藏前,一名西方登山客來到喜馬拉雅山中藏人世界的情形;以及迪士尼片廠的《達賴的一生》(Kundun),由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是達賴喇嘛成長的故事。

在當時,好萊塢電影界以為中國聽得下勸。因為在一九九○年代中葉時,蘇聯已經垮台,感覺好像共產主義節節敗退,歷史走到了盡頭,就像當時一本暢銷書的書名說得那樣。而中國在那時,成了共產國家唯一的倖存者,極度貧窮、又因為天安門事件屠殺學生而被國際社會排擠。許多美國人都以為,因為這樣,所以中國應該會聽人勸,讓西藏獨立,這種心態連美國國會都有,他們稱西藏是「被他國占領的主權國家」。一九九四年,西藏青年和美國青年共同發起「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號召大學生一起出來,為西藏高原獨立發聲。

一九九七年時,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區區八千六百四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到其二○二○年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而且,對於好萊塢和其他美國產業而言,中國也沒有給他們在金錢或文化上的利多好處可言。中國在當時的全國票房數字少的可憐。所以對好萊塢片廠而言,倡議中國西藏地區獨立,就跟在非洲興建校舍、或改善飲用水管線一樣,應該沒什麼風險才對。說來也沒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西藏完全沒有受到全球政治關照。比起盧安達(Rwanda)、緬甸、波士尼亞和東帝汶(East Timor)等國發生過殺戮慘案來,西藏似乎被遺忘,所以也讓人更覺得應該為它發聲,因為它是被共產黨入侵、玷汙的聖地。

自由西藏的汗衫和汽車貼紙在當時四處可見。政商名流都很支持這個運動。美國人更是發自心底擁抱西藏。一九九五年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中,調侃服飾傢俱品牌彼得曼(J. Peterman),說它熱愛一些異國風味的商品,其目錄中一件西藏巫醫的外套要賣一百七十五美元。目錄上寫道:「別怪我沒跟你說,水晶已經落伍了,現在藏傳佛教當道。」

藏傳佛教和西藏的淵源,可以遠溯至八世紀,當時西藏國王頒布藏傳佛教為國教。十六世紀開始,一些僧侶成為觀音菩薩轉世,他們在西藏擁有統治的權力。藏人稱這些轉世菩薩為達賴喇嘛,藏文意為「智慧深似海」。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生於一八七八年、圓寂於一九三三年,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讓西藏不受異國統治。他是位很有識人才幹的智者,在他之前第九世、第十世、第十一世和第十二世達賴喇嘛都在不到二十二歲的年紀就早逝,死因都很可疑,但第十三世格外的幸運。一九二○年代和三○年代,中國內戰頻仍、百廢待舉,軍閥割據、日本入侵。這讓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所治理的西藏現狀頗為放心。但一九三三年他圓寂後,西藏變成無政府狀態,社會動盪不安,他所建立的保守教育體制和小型軍隊,成為他留給西藏的遺產。

中國在一九五一年宣布「解放」西藏,兩年後毛澤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政府對於重新被併入中國,成為屬國的安排,也只能表示支持,畢竟他們也沒有別的選擇。何況,「過去每當西藏鄰國有大國崛起時,其宗教領袖都會出來和對方達成協議。」史學家山姆.范.夏克(Sam van Schaik)這麼寫道。「這些鄰國最終也都會讓藏人自治,放任其寺廟發展繁榮。他們想不懂毛澤東又何必自外於前朝?」

但毛澤東就偏是要自外於前朝。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間,因為中國大躍進造成史上最嚴重饑荒,導致數千萬人死亡,連帶也造成數千藏人餓死。一九六○年代,中共表面上劃分出藏族自治區,稱是讓在這裡自治,這就成了美國人口中的「西藏地區」(Tibet proper),這個地區包含其首府拉薩、艾佛勒斯峰靠中國一側、以及朝聖名勝仁波齊峰。而原西藏地區其餘的部份,則併入中國其他四省。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毛個人的造神運動,卻造成中國充滿暴力和無政府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拍到的西藏,可以看到藏人帶著毛澤東海報在路上走,焚燒佛教經典,攻擊僧侶和佛教精神領袖。這場革命造成數千藏人死亡。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死前預言了毛主政後的恐怖年代。「野蠻的紅色共產黨人」會強迫我們「流亡出走,成為敵人的奴僕,」他在一九三二年這麼寫道:「不分晝夜,都將充滿無盡的恐懼和苦難。」

一直到一九八○年代,藏民對於西方都未太重視。但西方卻是長久以來就對有一座神奇、不受文明汙染的王國藏在喜馬拉雅山中這件事,感到非常神祕,那高海拔平原的所在,更加增添一絲靈性的昇華。「在這裡有出神入化的巫師和最好的占星師。」馬可波羅著於十三世紀的《東遊記》(Travels)中這麼寫道。藏人儘管是世上「最不受管束的一群人,」他又寫道,但藏人擁有「呼風喚雨、召喚雷鳴閃電的能力。」

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一九三三年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於一九三七年由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改編為同名電影,此片為全球的西藏異國熱潮揭開序幕。「在這戰亂和流言如戰火的年代,」該片開場時,字幕這麼寫道,「你可曾夢想過有一個地方,祥和平安,生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永恆的喜悅?」《失去的地平線》一書,正是「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詞的由來,書中講述在喜馬拉雅山中的世外桃源,在一名有大智慧的僧侶領導下,人民青春長駐、與世隔絕。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一九四二年將馬里蘭州(Maryland)一處政府森林營地改建為總統渡假區,當時他就稱之為香格里拉。(一九五三年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才將之更名為大衛營,以紀念他父親和孫子。)

現在在位的達賴喇嘛也是充滿神祕色彩的人物,見過他的人無不折服於他,在他藏紅色的喇嘛服及和顏悅色的笑容之中,銜接了古代和現代。「我從沒見過有人可以在大型集會上,讓那麼多人自然而全心全意地受到感召。」一名英國軍官在一九四○年代參加達賴喇嘛於拉薩坐床典禮後,這麼寫道,而當時達賴喇嘛才只有五歲大。

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九年逃離中國,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達蘭薩拉市(Dharamshala)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美國垮掉的世代(Beats)將西藏納入他們的哲學中;套用一名學者的話,《西藏度亡經》竟然成了「迷幻藥經典。」美國政府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允許達賴喇嘛前往美國,而且也只允許他以宗教人物的身分訪美,而不是以流亡政府的領導人身分。但是,隨著時日過去,喜馬拉雅王國和其精神領袖,還是逐漸回到美國的文化想像中。一九八○年代比爾.莫瑞(Bill Murray)主演的喜劇《瘋狂高爾夫》(Caddyshack)中,他就抱怨達賴喇嘛雖然「僧袍飄飄、優雅、光頭、風采懾人」,但打完一輪高爾夫後,竟然沒賞他小費。一九八三年星際大戰續集《絕地大反攻》(Return of the Jedi)中,有一種動物伊娃族(Ewoks),他們講的話就是加快速度的藏語,一九八六年由艾迪.墨菲(Eddie Murphy)主演的低俗喜劇《橫掃千軍》(Golden Child)中,他扮演的社工角色拯救一名神祕的藏族男孩(連墨菲都說這片是「大爛片」)。

但西藏真正重返美國人的集體意識,則是在一九八七年底,達賴喇嘛來美國會人權小組(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演講,當中他呼籲北京給予西藏更多自治權,並請北京停止「大規模摧毀」西藏地區。這次演講後,西藏出現暴動,有些藏民以為,既然美國國會邀請達賴喇嘛前去演講,那就表示美國政府有意出手幫助西藏,這次西藏暴動中,兩名美國人約翰.艾克利(John Ackerly)和布雷克.克爾醫師(Dr. Blake Kerr)遭到公安逮捕,但他們只是剛好人在拉薩而已。之後兩人回到美國後,在全美各地電視台、大學、智庫演講。「我們是中國政府暴行的可信目擊者,」克爾這麼對我說,「我們不是成群結隊的旅客,只是一名醫師和一名律師。」他們親眼目睹的事,讓他們深感極不舒服。「我看到中國公安站在屋頂上、躲在柱子、牆和窗後,對著藏族男女還有兒童開槍。」克爾說。「一名中國士兵竟然朝十歲男孩開槍,貫穿腦袋,真的把我嚇傻了,小孩沒多久就死在爸爸懷裡,我怎麼急救也沒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下令西藏戒嚴九個月後,隔三個月發生天安門大屠殺,然後達賴喇嘛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他「以非暴力方式,反對中國占領西藏。」

到了一九九○年代中葉,一提到西藏,大家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到那是個神祕、充滿靈性、智慧的地方、其人民渴望逃離邪惡枷鎖。達賴喇嘛自稱是「簡單的佛教僧侶」,但他同時又在一九九一年曼哈頓「西藏年」時,在中央公園帶領大家進行「為世界和平日出冥想」(sunrise meditation for world peace),同時他也參與一九九二年法國《時尚》雜誌(Vogue)的聖誕專刊特輯編輯工作,又登上蘋果電腦的廣告,勸導消費者要「與人想的不一樣」。當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參加一九九三年《小活佛》(Little Buddha)電影巴黎首映會時,達賴喇嘛就坐在這位義大利導演身旁,握著他的手。「當活佛大人贏得諾貝爾和平獎時,他的形象頓然一改從前,」李察.吉爾這麼說。「他不再是一介平凡藏人,他成為全世界共同擁有的智者。」

李察.吉爾說,在一九八二年拜見達賴喇嘛,改變了他的一生,也讓他走上參悟佛法的道路。「只要你和這些人接觸過,你們就會成為一家人,從此不會再想要離開了。」吉爾在一九九六年這麼說。「你會覺得自己踏上了真理與正確的道路。」

一九九七年電影《紅色角落》中,吉爾扮演一名美國電視台高層,在北京時,被人設局陷害,誣指他謀殺中國將領之女。這部片應該是美國電影界最後一次在天安門拍攝的長片,該片中吉爾的角色在牢中遭到中國獄卒毒打虐待,直到一名貌美的中國女律師為他爭取到自由。北京當局恨死該片。但影評也不遑多讓:羅傑.艾伯特(Roger Ebert)稱此片是部「造作、沉重的驚悚片,刻意拍來表達李察.吉爾對赤色中國的不滿」。艾伯特這第二句話說的一點不假:該片導演瓊.艾夫內特(Jon Avnet)稱此片是「成功指控中國司法體制」,吉爾則稱此片點出了中國「侵害人權的問題」。「光看到中國本土的司法體制,就可以知道其殖民地的司法體制。」他說:「要是在中國國內都這麼糟,那想想西藏會多慘。」

對西藏處境感同身受的人,不只李察.吉爾:《火線大逃亡》和《達賴的一生》兩片的導演,也同樣是受到道德和靈性的感召,而創作這兩部電影。「我導演生涯早期,拍了很多廣告片,」《火線大逃亡》導演尚—賈克.阿諾在一九九六年說:「感覺自己就像應召女郎一樣!不到二十八歲就精神崩潰過。後來改拍電影後,我就決定,從此以後,我只為喜歡的事拍片,不為錢。」而《火線大逃亡》一片在他心裡就是這樣的定位。「對西方人而言,西藏是我們渴望的寄託所在。」他這麼說道:「西藏代表的是人類社會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可能。要是西藏消失了,我們自己的生活將會像找不到出口的高速公路。」

該片講述一名奧地利登山家,也是冬季奧林匹克滑雪選手海恩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故事,由布萊德.彼特(Brad Pitt)扮演該角色,他逃離英國戰俘營後,出走西藏,在這個愉快的異國社會中,他擔任年幼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並因此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好萊塢電影界喜歡這樣的題材並不難理解,」該片編劇貝琪.姜斯頓(Becky Johnston)這麼說:「畢竟這故事巨力萬鈞、具時代性,但所要表達的訊息卻不那麼尖銳刺人。」她接著說:「我之所以被這個題材吸引,是因為我自己也在尋找天堂。」

而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則是因為拜見達賴喇嘛,讓他起心動念,想要拍一部西藏的電影。「那一刻我被觸動了,」他提到自己和這位精神領袖的會面。「我的知覺突然都集中到當下。就好像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一樣;我要走時,他看著我。說不上來,但他那眼神中有一種親切感…我明白自己一定要拍這部電影。」

該片的英文片名《Kundun》,是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意為「當下」,全片清一色由亞洲演員擔綱,他們多半是素人,片中配樂則是長期信佛、支持西藏的作曲家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所作。該片講述達賴喇嘛從少年、坐床、受教育、到與毛澤東見面,一開始達賴深受其吸引,直到聽他說「宗教是毒藥」後才幻滅,到最後逃亡印度。全片最後,一名印度士兵問達賴是不是「釋迦牟尼」,達賴回他:「我是倒影,就如水中月。我自為善,看到我,就看到你自己。」

史柯西斯過去拍的電影,一向充滿暴力和冤冤相報,而且還對此隱隱有贊同的意味,但在《達賴的一生》中,卻瀰漫著反戰、反暴力的訊息。全片一開始以「在被戰火蹂躪的亞洲裡,藏民千年來一直過著沒有暴力的生活」揭開序幕,稍後有一幕,日後成為達賴喇嘛的小男孩,為兩隻打架的昆蟲勸架。而《火線大逃亡》一片中,同樣有一幕,是一名密宗僧侶規勸主角哈勒不該殺害蚯蚓,因為「蚯蚓可能是你媽媽轉世。」(藏族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就說:「我認識的藏人看到這一幕時,無不心中一緊。」因為用這樣描述藏人信仰太荒謬誇張了。)史柯西斯儘管對密宗信仰一無所知,該片編劇馬毅仁(Ian Muruma)則說,史柯西斯見到達賴喇嘛的樣子,就像是「激動的小女生」一樣,他自覺是在做對的事。」

作者是「策略危機」(Strategy Risks)顧問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兼CEO,該公司將企業對中國洩漏的資訊予以量化。他是《華盛頓郵報》〈全球觀點〉的固定專欄作家,《巴倫》(Barron’s)理財投資雜誌專欄作家,為新聞網站CBSN撰寫文章,並在紐約大學全球事務中心兼職,擔任國際關係智庫組織《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訪問學者,也是常受到美國與世界各地邀請的演說家。他能說流利中文,曾為《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北京特派員,住在中國六年。現定居於紐約。


書名《美國第二──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
作者:伊薩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
出版社:遠流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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