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菁英體制的陷阱》

時報出版

第三章 階級戰爭風雨欲來

階級戰爭升溫

關鍵時刻的政治發展讓菁英體制造成不均的民主病態一覽無遺。

一個過分自信的菁英階層與一批意志消沉的人民,徒勞無功地想緩和菁英體制造成的不均,幾十年來持續擁抱金融化產品與以債務支撐的消費,最終引發金融風暴與大衰退。菁英體制同時也引導總統歐巴馬以技術官僚來化解此一危機,卻沒有顧及任何政治考量──也就是說沒有對任何一位罪魁禍首予以刑事起訴,更重要的是也沒有趁此機會整頓金融部門與壓制菁英體制的不均。的確,事實上歐巴馬政府內部就充滿了菁英主義的意識形態:歐巴馬儘管出身貧寒,但是他並非白手起家:而是透過一連串的菁英教育而攀上成功的階梯,包括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法學院;他的第一任全明星內閣更是由常春藤所把持,包括羅德獎學金學者與馬歇爾獎學金學者(Rhodes and Marshall scholars),甚至還有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這些資歷在在顯其菁英的本質。歐巴馬政府充分發揮其菁英的力量,穩定經濟與恢復經濟成長(包括步伐緩慢的就業成長)。

總統歐巴馬贏得連任,顯示原被視為金融危機罪魁禍首,自大又貪婪的菁英靠著重拾其核心原則得以救贖。衰退結束了,繁榮再現,國家也重拾信心,人民因此再度對前景抱持樂觀的態度。甚至連反對歐巴馬的勢力,包括二○○八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裴琳(Sarah Palin)與新興的茶黨,儘管在美國政治舞台上開闢了民粹新戰線,對歐巴馬構成嚴重威脅,但是最後依然承認菁英治國的現狀。歐巴馬擊敗羅姆尼與雷恩(Romney-Ryan)贏得連任,顯示這個國家儘管有其他選擇,除了兩黨固有的分歧之外,依然對現任的統治階級十分友善。就各方面來看,歐巴馬二○一二年贏得連任也代表美國的菁英階層聲勢達到頂峰。

但是危機並未結束,菁英階層的自我救贖後來證明也只是泡影。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唐納.川普──兩位公開的民粹主義候選人強烈攻擊現狀──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的初選中名聲鵲起。有一些政治局內人士對民粹主義的興起嗤之以鼻,譏為「無聊炎夏的愚蠢點綴(summer of silliness)」,然而由此也證明他們對此一現象的出現根本毫無了解以致措手不及。即使後來川普成為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他所抨擊的菁英階層依然否認他的崛起:菁英階層堅持川普不可能吸引足夠的選民贏得大選。普林斯頓選舉聯合會(Princeton Election Consortium)的主任就宣稱(在大選投票該週),川普贏得的選舉人票不可能超過兩百四十張,若是超過,他就「吞下一隻蟲子」。但是這些政治專家顯然對此一新興趨勢視而未見,以致向來看內不看外,令人不再對其抱持幻想的菁英階層,根本無力阻擋促成川普當選總統的民粹浪潮。

川普擊敗現任的菁英政府,是該次總統大選的主軸。他的選舉策略完全迎合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他的選舉電視廣告更是直接瞄準「一個失敗又腐化的政治集團」。川普的攻擊策略成功轉移了政治架構──藉由贏得選舉的主論述,建立新的政治架構。

在川普獲勝前夕,美國軍方還是唯我獨尊,無人敢對其挑戰;美國的外交與企業主導全球的法律與企業秩序;貧窮率接近歷史低點;勞動市場接近充分就業;犯罪率則是在歷史低點之下,全國的生活水平更是在歷史高點。就算不是蓬勃發展,相較於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相較於其本身的過去,美國經濟都是維持健康的狀態。然而儘管如此,川普卻是不斷攻擊他將領導的社會。他大嘆美國軍事力量已經式微,指責沒有盡到防衛邊界的責任。他痛斥政府揮霍美國的財產,並將財富分送給全球其他國家。他將美國描繪成一個慘遭貧窮、產業蕭條、教育不振與犯罪頻仍所蹂躪的國家。選舉過程中的一些違規行為──電腦被駭與外國干預的相關問題──或許使得川普在原本膠著的選情中脫穎而出,但是他首先也需要做到與競爭對手不相上下的局面。這場選舉最令人嘆為觀止的不是川普獲勝,而是儘管他經常違反傳統智慧、普通常識與客觀事實,抹黑這個全球最強大與最繁華的國家形象,卻仍然能贏得大選。

最終川普搶走了傳統上為民主黨票倉州的選票,並且吸引了原本是支持歐巴馬的選民。歐巴馬二○一二年的勝利看來已是另外一個時代的故事。菁英階層在二○一五年夏天所譏笑的「愚蠢點綴」已成為不滿的冬天,而且春天遙遙無期。

二○一二年到二○一六年間的變化令菁英階層大感困惑。川普的勝選讓觀察人士出現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住在一個與他們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川普譴責性的就職演說甚至激怒了共和黨籍的前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根據報導,他指川普的演說是「一派胡言」。為了安慰自己,菁英們開始強調川普的人格特質,視其為一般政治的異類。

但是這樣的變化也矇騙了世人,事實上川普不是違反,而是反映了政治原理。歐巴馬與川普的勝選並不是分別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政治力量,而是來自同一個世界緊密相連的力量的平衡作用。兩位總統的支持力量都是出於同一個來源──在歐巴馬之前就已存在,在川普下台後還會持續存在的菁英體制。歐巴馬與川普並非造成菁英體制的原因,而是結果。歐巴馬──菁英教育下的高級產物──所體現的是菁英體制的勝利。川普──「一個藍領億萬富豪」,宣稱「我愛教育程度低的人」,並且公開反對菁英階層──則是利用社會長期以來對菁英體制的不滿。

川普的勝選並不是因為點燃社會大眾對菁英體制的怒火,而是在社會大眾對該體制的不滿浪潮下趁勢而起。他充滿否定主義的選舉策略撕開了菁英體制虛幻希望的面具,開啟了抒發不滿的管道。與此同時,遭到菁英體制排斥,情緒激昂的中產階級也迫切希望能有一位「了解他們對這個國家希望幻滅的感覺有多深刻」的候選人。根據詹姆斯.大衛.凡斯(J. D. Vance)指出,這些選民「相信現代的美國菁英體制並不是為他們所建的,」而他們厭惡菁英階層的意見──例如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有關營養要均衡的父母經──「並非因為(他們)認為她是錯的,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她是對的。」

當這些選民聽到兩黨菁英指責川普粗魯與望之不似人君時,他們知道這些菁英也是這樣看他們的。調查顯示川普的選民有百分之六十四同意這樣的主張:「過去幾年來,美國人民的所得比他們應得的要少。」同時,川普的選民中只有百分之十二同意「過去幾年來,黑人的所得比他們應得的要少」的說法。(希拉蕊.柯林頓的選民中有百分之五十七都同意這兩種說法。)一位曾在俄亥俄州訪問川普無數位選民的記者指出,這些選民都「鄙視功能失調與超級奢華的華府,並且認為它已完全與他們的生活脫節。」川普的支持者都認為自己遭到虧待,而且有一批人儘管沒有資格,卻是受到優待。他們於是起而拯救昔日榮華──也就是川普口中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最終在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中以三十九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他同時也在曾上大學但沒有拿到文憑的選民與年所得在五萬美元至十萬美元間選民中贏得最多的選票──這些選民正是因菁英體制不均而受創最重的中產階級。川普以近百分之三十七的差距贏得美國教育程度最低的五十個郡的選票(比羅姆尼二○一二年競選時在這些地區的得票高出百分之十),儘管他以百分之二十六的差距輸掉全美教育程度最高的五十個郡(較羅姆尼二○一二年競選時的得票少了百分之九)。由此可見,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擁抱柯林頓,並且譏笑川普為小丑的同時,中產階級卻是對她一再誇耀自己的資歷感到厭煩,並且同情川普遭到專業人士的排擠。聖克萊爾湖畔一位支持川普的女商人,面對外界譏笑川普在華頓就讀時的成績不是班上第一名時,她的反應簡單直接:「他當然不是了,他是正常人。」

和教育一樣,工作對選舉也有強大的影響力。需要常規勞動的人員都支持川普,在工作上需要創意與專業分析的人員則都是支持柯林頓: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作都需要常規勞動的郡裡,川普以百分之三十的領先優勢勝出,然而在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工作才需要常規勞動的郡裡,川普則是以同樣的差距落敗。隨著抬高菁英工作的價值並且貶低中產階級的工作,菁英體制創造了一個新的兩黨政治:一邊是透過工作尋求自我價值的菁英,而它的對立面是自工作之外的活動(甚至是反對工作)追求自我的中產階級。柯林頓的專業主義屬於前者,川普的非專業主義則是後者。

中產階級以支持川普來表達心中的憤怒,這樣的怒火也正是造成中產階級死亡率升高背後的主因。在鴉片類藥物氾濫最嚴重的地方,川普的得票率遠超過二○一二年時的羅姆尼。一九六○年,聖克萊爾湖畔熱烈支持甘迺迪,使其勝差達到二十五個百分點,然而來到二○一六年,該鎮的怨恨使得川普在當地得票率掌握了十個百分點的優勢。

最終,川普主義──與他本人的崛起──暴露了美國現任菁英政權對普通人民的鄙視與菁英體制已不再使人迷醉的弱點。雖然菁英階層反對川普主義,但是他們也缺少一套生機盎然、更為樂觀的美國政治願景取而代之。菁英對於自己努力取得的成功既感焦慮也頗自負,這些複雜的情緒使其自認高人一等,使得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憂慮與怨恨視而未見。當希拉蕊.柯林頓指川普半數的支持者都是「一籃子可悲的人」的時候,她道出了菁英階層不論黨派私下長期以來的看法。的確,川普的崛起反而更加證實與增加了菁英階層對淘汰出局的美國民眾的優越感。國家評論指白人勞工階級社區是「經濟上……負資產」的那篇文章還指出「唐納.川普的演說讓他們感覺良好。奧施康定(OxyContin)也具有同樣的效果。」川普是美國自一九八○年以來獲得大學以上教育程度選民最少票數的首位總統當選人,但是儘管如此,他依然贏得大選。反觀帕羅奧圖,希拉蕊.柯林頓的得票率領先川普近七十個百分點。

總體而言,菁英體制的不均反轉了上世紀中期經濟與政治──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關係。

在上世紀中期,各部門間的平均發展幫助它們的品質得以提升:人民具有民主素養、尊重政治平等、堅持政府政策是為推動經濟平等與共同利益,以及廣泛分散私人所有權,確保私人權力不致濫用,由此來維護民主政治的平等。這也正是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夢想,並且反映在其所草擬的《維吉尼亞憲法》(Virginia Constitution)之中,將廣泛的投票權與憲法保障人民的土地所有權相結合。

然而今天整個情勢倒置,各部門的不均造成質量下降。菁英體制在造成不均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有權有勢的菁英階層。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曾對早期的經濟不均情勢發表看法:「我們可以擁有一個民主社會,也可以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是我們不可能兩者兼具。」傑佛遜的夢想已被布蘭迪斯的惡夢所取代。美國長久以來促進政治與經濟平等的希望,如今卻是遙不可及。

揭開菁英體制的面具

菁英體制的陷阱不只一個面向。一場真正但卻無法獲勝的競爭將勞工與中產階級排擠於優質的經濟生活之外,拒絕他們改善生活、提升所得與尊嚴的努力,同時也攔阻勞工與中產階級的子女接受爭取菁英工作所需的教育,使得他們重蹈父母因教育程度不足以致遭到高級工作拒絕的覆轍。與此同時,密集的培訓、高等技能、勤奮的工作倫理與優渥的所得綁架了菁英,他們自童年到退休都深陷菁英體制永不鬆懈的生產紀律之中,使得他們只能利用而不是實現自我,導致他們最終放棄自己真正的抱負,並可能永遠無法實現。一張充斥不滿與不信任的網子將富人與一般大眾分隔開來,然而同時卻又使這些階級糾纏於殘酷的政治鬥爭之中,每一方都尋求能夠主宰對方,善意因而屈服於惡意。最終的結果是菁英體制的不均造成全面性的不滿與揮之不去的焦慮。

這些觀察帶來重新審視菁英體制的新視角,從中可以看穿該體制的偽裝──推動公共利益與按應得的本分來分配優勢,揭露其腐化的核心本質。菁英體制不但壟斷了菁英階層的社會地位與所得,同時還有政治權勢。菁英將他們的階級與地位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從而建立了一個可以延續好幾代的王朝。此外,菁英體制的反饋機制將菁英的教育與他們的工作相連──從而讓菁英階層能夠維持與合理化他們的競爭優勢。受過超高級教育的創新者重構工作與生產模式,使得它們有利於菁英人士的技能;菁英人士則把他們豐富的所得投資於子女的教育,這些孩子長大成為新一代的創新者與菁英人士,於是形成一個永無止歇的循環。這套反饋機制為菁英創造了所需的工作技能,並且營造出維持這些技能發揮生產力與菁英人士由此獲得高所得的環境。

由此可見,菁英體制所著重的特質與其所獎勵的功績其實都非自然而成或是必要的美德。高盛銀行家、維康(Viacom)主管,或是華奇泰爾(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所擁有的專業技能,若是在農業經濟,根本一文不值。他們在上上世紀中期的價值遠不及現在。他們今天之所以如此珍貴是因為一連串的發展所致──一個金融化的經濟環境、簡化層級的管理,以及一個由企業控制,活躍且高度法治化的市場──換言之,他們本身就是經濟不平等下的產物(有些甚至是由他們所服務的公司直接發明的)。這也意謂菁英人士所生產的經濟價值與其身分只有在菁英體制主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才會出現──而且是以經濟不均為其核心。

美國的菁英體制已成為它當初所要推翻的目標:一套將財富與特權集中,連同其階級身分傳承世代的世襲制度。一套具有全面性世襲特質的社會與經濟階級,其實已有名稱,就是貴族體制。面對一個財富重心不在土地或工廠,而是人力資本,也就是高技能人員免費勞動力的新世界,菁英體制並沒有消滅貴族體制,而是將其改頭換面,建立新的階級秩序。

勤奮已取代血統成為特權的基礎,菁英教育也取代貴族繼承成為世襲的技術核心。在新的階級秩序中菁英的技能得來不易,菁英人士勤奮的態度也是確實存在,就和過去的貴族體制一樣,透過血統與禮儀與一般群眾分隔開來。然而,和貴族體制一樣,菁英體制旨在建構的社會秩序不只是不平等,更是沒有公義。如同過去貴族體制的意識形態,菁英體制所宣揚的美德或優點,不只是要讓享有特權的菁英接受,同時──自相矛盾且痛苦地──還要說服那些遭到該體制排擠的人接受。

但是菁英體制功成名就的誘惑只是幻影罷了。由於菁英階層的技能只有在經濟不均的情況下才具有價值,使其陷入以技能的價值與成績來合理化經濟不均的循環論證的謬論之中。就和其所取代的貴族體制的價值一樣,菁英階層所宣揚的優點並非自然而來或是普世美德,而是不平等下的產物。這些優點其實是人造的,旨在宣揚人力資本的利用,藉此緩和分配優勢可能帶來的衝突。

作者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教授,也是耶魯大學私法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


書名:《菁英體制的陷阱
作者: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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