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西元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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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世上全球化最深的地方

西元一千年時,中國人與外國的貿易連結,比世上其他任何民族都來得廣泛。中國輸出高級陶瓷和其他製造品給半個地球外的中東、非洲、印度和東南亞消費者,而那些國家的供應商也提供商品給中國消費者。中國的國際接觸廣泛到社會所有階層都受影響——不光是中國港市的居民,還有深居內陸的民眾。那時的中國人並非經歷全球化的預備階段;他們根本就住在全球化的世界。在宋朝統治三百年間(九六○——一二七六年),全球化世界已臻成熟。

那時中國人大量購買的物資中,有些是熟面孔:珍珠和貓眼石被當成珠寶或衣著飾品使用;工藝師把象牙和犀牛角改造成漂亮的居家展示品;椰子和波羅蜜等熱帶水果無法在中國種植,而連同黑胡椒、丁香、肉豆蔻和小豆蔻,它們能為料理增添風味。中國唯一大量進口的製造品是在馬來西亞南端,現今新加坡附近編織的藤蓆。最常見的東南亞舶來品是沉香。沉香採自沉香樹Aquilaria),而沉香樹在東南亞大陸沿岸和印尼群島各處都有生長。遭到某種黴菌入侵時,這種樹會分泌芳香的樹脂,而受感染的樹木也會散發宜人的香氣。中國會把沉香片放在金屬盒裡;點燃後,沉香會慢慢焚燒,將香氣釋放進空氣中。許多香劑配方都以大量沉香為基底,因為沉香能與其他香味充分融合在一起。在芳香物消耗量大爆發之前,其用途僅限於社會頂層。我們可以在《源氏物語》一書中瞥見菁英階層的使用情況。那是在西元一千年前後,由住在當時日本首都京都的日本女作家紫式部撰寫的小說。

紫式部可能在九七○年代出生於低階貴族人家,二十多歲(以當時而言算晚婚)嫁給一個年長男性做第二任妻子。生下一個女兒後,丈夫過世,讓她三十出頭就守寡,而她又活了十年左右。一如莎士比亞,傳記無法表達紫式部是多麼優秀的作家。《源氏物語》雖非世界第一部小說——這個頭銜屬於某些希臘文和拉丁文撰寫的作品——但我們可以稱之為世上最早的心理小說,因為作者敏銳、詳盡地描述了多名角色的情感。

《源氏物語》描繪了京都皇居內外十平方哩(二十六平方公里)的空間裡,極為封閉的廷臣世界。紫式部將小說背景設在西元十世紀初,比她寫作時間早了約一百年,內容敘述身為天皇嫡子、但被父親剝奪繼位資格的源氏所經歷的友誼、戀情,以及最終的死亡。

而與我們的故事關係最密切的是:小說中的幾名要角——皇室家族、攝政王家族、高階貴族——都投注相當大的心力於芳香物、自己調製混合劑,以便讓自己的衣物散發獨特的香氣,並使空氣彌漫清香。這些芳香物都產自伊斯蘭世界和東南亞,經由中國宋朝運送到福岡港(時稱博多)——日本聯絡外界的門戶。在《源氏物語》這個單純化的世界,文人雅士的標記便是本身獨特的香味。源氏的朋友——以及他的多位情人——都可以從氣味認出他來,而那濃郁到他離開房間後仍久久不散。製造香劑的不是僕人的工作:源氏自己花了很多時間研磨、混合各種香料和木頭,直到調出完美比例為止。

女人也會讓衣物散發香味。除了偶爾出門去神社寺廟,她們絕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和花園。一如今天的日本,當時就連最富裕的人家也住在沒有桌椅的簡樸房屋。人人坐榻榻米,也在榻榻米上睡覺。

有一天,源氏打算幫女兒明石姬君辦一場奢華的生日派對,並決定在派對上舉行調香競賽。在蒐集了瓶瓶罐罐充當足夠雅致的容器後,他開始調製自己的香劑。覺得只用最新從中國運來的香木還不夠好,他加入品質更好的陳年芳香物。(懷舊是小說反覆出現的主題。)他的配方混合了丁香和沉香,因為沉香是調和香劑的最佳基底。調製完成,他埋了一批在一條溪流附近來增添香氣。

多數參加生日派對的賓客都交出與特定季節有關的香劑:一款香劑吐露梅花的氣息,讓人想到春天;源氏調製的則帶秋意。每個人的個別氣味——本身體味和用來薰衣服的調製品混合成的味道——會隨季節變化。有名宮女選擇調出非常濃郁的香劑,濃到百步以外就聞得到。當評選時刻來臨,源氏同父異母的兄弟宇治八之宮並未選出優勝,而是一一給予讚美,展現自己對各種香氣的深刻鑑賞力——畢竟那是住在宮裡的人天天都會聞到的味道。

紫式部的小說相當罕見地詳述了芳香物在日本皇室生活的地位,而中國皇帝與宮廷貴族也可以聞香辨人。因為許多帶香味的物質不是木頭就是樹脂,中國人和日本人不常用香水或芳香液。他們喜歡用原始狀態的木頭或樹脂,常混在一起焚燒來釋放香氣。他們會用不同木頭的煙薰衣服、把香囊塞在衣服裡、在添加香劑的水中沐浴。他們也會用芳香木料製造的家具和貯藏容器布置家裡。芳香物大受歡迎是因為中國人花了很多心思改變物品的氣味和味道。民眾不常沐浴,絲綢衣物也不易清洗。窮人沒什麼衣服——通常是苧麻、大麻(漢麻)和其他韌皮纖維製成——洗滌並不實際。

芳香物在西元一千年的世界比現在重要得多,現在,香氛蠟燭和焚香的主要用途是使空氣芬芳,而經常這麼做的人並不多(線香的主要消費者是東亞的寺廟香客)。西元一千年時,超級富豪——日本和中國的皇室——會消耗大量芳香物,而芳香物最大的市場絕對非中國莫屬。

漢語對「芳香物」有個統稱:「香」,包含芳香樹膠、帶香氣的木頭和樹脂,以及諸如麝香和龍涎香等保香劑。有些只有一種功能:麝香,即青藏高原麝香鹿的乾燥腺體,以及龍涎香,鯨消化道裡的灰色物質,能使香味更濃、更持久。同樣地,阿拉伯半島產的乳香和沒藥,也會在焚燒時散發強烈香氣。有些功能較多:印度或爪哇產的檀木可用來製造家具或盒子,可改變香劑的香味,也可幫食物和藥物調味。

中國與印度洋地區的大規模貿易早在西元一千年以前就開始了。中國在西元一、二世紀進口的第一批貨物主要是裝飾品,例如斯里蘭卡的珍珠、象牙和五彩繽紛的羽毛,例如翠鳥寶藍色的羽毛。唯有帝王和最富裕的廷臣買得起這些。香木、樹脂和薰香的需求從西元五○○年後開始增加,顯示需求的來源不再只是需要稀有商品的宮廷,而是更廣大的消費客群。

中國有許多繁榮的港口城市,但最重要的貿易輻湊是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香港北方的廣州。從廣州出發的船隻會往南順著越南沿海而下、通過麻六甲海峽,轉向西行,抵達印度西岸後續往阿拉伯半島前進。一過阿曼,便會在現今伊朗的席拉夫(Siraf)或伊拉克的巴斯拉等波斯灣港口下貨。這條中國往返波斯灣的航線,加上往東非的附加行程,早在西元八、九世紀就已成形。當時沿此路線行駛的船隻大多從阿拉伯半島、印度或東南亞啟航(中國人設計的船隻則在西元一千年後接棒)。

商船載運中國陶瓷到東非,而正如新路線開通後常發生的現象,有關非洲東北部的資訊很早就傳到中國。西元八六三年去世的段成式對現今吉布地東部的柏培拉(Berbera)沿海知之甚詳,概述了當地的奴隸交易:「國人自掠賣(奴隸)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他還補充,那個地區也會輸出象牙和龍涎香這種增香劑。有些虛構故事把場景設在廣州,介紹來自東南亞或非洲的黑皮膚奴隸,他們泳技精湛,且據信擁有神奇的魔力。在段成式寫這些的時候,宋代之前的唐代(六一八——九○八年)任命海洋貿易總管來廣州收取關稅,但唐代從未針對進口商品實施政府獨占。唐朝的貿易政策包括在外國船隻抵達時上船檢查;朝廷的貿易官員,通常是太監,會挑選朝廷想要的東西(一位阿拉伯觀察者指出他們會從每艘船拿走三成貨物),其餘貨品允許商人販售。

在唐朝於九○七年滅亡後,中國分裂成諸多地區(五代十國),各有各的統治者。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約莫在此時停擺,黃巢攻擊穆斯林事件更迫使眾多外國商人離開廣州。

西元一千年以前往返伊斯蘭世界、東南亞和中國之間的船隻大多不是獨桅帆船,就是東南亞製造的拖尾船。一艘沉沒在印尼因潭港(Intan)的拖尾船提供了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在十世紀初開始復甦時的珍貴縮影。這艘印尼製的船從勿里洞島航向爪哇西北部,載運大量貴金屬——包括金幣、一百四十五枚中國鉛幣(有些註明了年代,相當於西元九一八年)、馬來半島製造的錫幣、金屬佛陀塑像(將被鎔化來製造硬幣)、錫碇和銅錠,以及大約四百磅(一百九十公斤)的銀。

因潭沉船的銀量龐大,幾乎是一座中國多產礦區一整年的產量。這些銀錠要做什麼用?刻在上面的文字提供了關鍵線索:這些是一位地區統治者的稅務機關所發行,最可能用來購買東南亞的芳香物。另一艘船則在九七○年前後沉沒在現今爪哇井里汶鎮(Cirebon)附近的外海。這艘拖尾船長約百呎(三十公尺),載了數量驚人的六十萬件陶瓷(幾乎全是中國製)。井里汶沉船的載貨量預估在兩百至兩百七十噸(二百二十五至三百公噸)之間。這樣的船隻一年可能要往返中國和印尼好幾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甚至在西元一千年以前,這兩地之間的商業就已蓬勃興盛了。

隨著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死灰復燃,中國造船技術也開始進步,中國建造的航海船隻也在海洋貿易上扮演更吃重的角色。關鍵的突破發生在西元一千年前後,中國的冶金學家學會鍛煉鐵線和製造磁針;把磁針放在水面漂浮,便可造出船用羅盤,讓中國水手可以找到磁北。其他在伊斯蘭世界各處運用的航海工具,例如星盤,需要清朗的天空,但羅盤可在所有天候運用,給予中國航海員莫大的優勢。

中國造船工人也用金屬釘子來把木片固定在一起,而他們造的船有不同的艙室各自容納乘客和貨物。水密艙壁和防水隔室能增加浮力,讓中國船舶更有能力熬過暴風雨。如果船突然出現漏洞,那只會影響一個區塊——不會像獨桅帆船或拖尾船那樣危及整艘船。

知名的世界旅人伊本.巴圖塔(就是看到六百名女性奴隸穿越撒哈拉的那位)對中國船舶的優勢讚譽有加。乘坐獨桅帆船,所有乘客得齊聚甲板上,搭中國船則可分散在好幾間用木板隔開的艙室。巴圖塔非常喜歡這樣的隱私。有次他堅持把個人物品從一艘較大的船移到較小的中國船,好讓幾個小妾能陪他同行。隨著中國船舶在西元九六○年前後,也就是宋朝創建時,於海洋運輸上承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皇帝也繼續迎來周圍國家的朝貢使節。在已存在一千多年的朝貢制度下,中國的鄰居會送禮物,通常是當地特產給中國皇帝,中國皇

帝也禮尚往來,回以絲綢。

宋代初年,朝廷即派遣官員到東南亞要各國納貢。宋朝使者會準備空白表格記下統治者的名字、國家和預期獲贈的禮物。因為當政的朝代是運用朝貢制度來建立威望,在很多例子,中國皇帝送出去的禮物比進貢國呈獻的還要值錢。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外國商人在到達中國時冒充貢使。按照規定,中國貿易官員必須拒絕冒充者,但有些商人,特別是來自陌生地方的商人,還是有辦法躲過偵查。

九七○年代的宋代規範明定帶貢品前來的使者有資格前往首都開封,當面將禮物獻給皇上。同一規範也規定進行普通貿易的商人應留在登陸的港口。一○三○年代,進貢行程暫時停止。那一年後,宋朝政府雖偶爾招待朝貢使團,但已將重心轉向對外國商品課稅。

海洋商業的規模促使宋代摒棄前朝的財政措施,勇於對國際貿易課稅。新的賦稅制度相當複雜,但頗具巧思。創造制度的官員,一如所有稅制設計者,企圖獲得最高的稅收。每一港口都設有最高貿易官員,稱市舶司,負責監管所有來港的外國商人,並核發許可證給欲離開轄區、航往外國的中國商人。市舶司也負責收取新稅,並將稅金轉給開封府的朝廷。廣州是熙來攘往的貿易港,因此宋代率先在九七一年於廣州設市舶司。不同於唐代僅在廣州設市舶使,接下來二十年內,宋朝政府又在杭州、寧波等南方港口設市舶司,足以證明國際貿易

的稅收對這個新朝代有多重要。

宋代的稅務官設置了三種新稅。首先,在船進入港口後,官員會上船估算貨物總值。他們會徵收一部分充公,通常是貨物總值的十%到二十%。直接徵收制讓官員得以取得中央政府——其實就是皇帝和皇親國戚——需要的物品。

再來貿易官員會針對「細貨」,即珍珠、大象牙、龍涎香等高價舶來品收第二種稅:以低於市價的人為費率收購。這種規定就是授予政府獨占所有精緻物品的權利,而宋代貿易官員也為這類商品在全國各地設立市場。這類商品大多落入批發商之手,不過個人也可以小規模採購。

第三種稅是針對其他「粗貨」,或大宗貨物收取,通常是較大批的香木。外國商人一付完粗製品的稅,便可直接把東西賣給中國買主,有時就在碼頭邊開賣。

你可能已經料到,稅率時時在變,每當直接徵用的比例過高,或支付細貨的費率太低,外國商人就會抗議。有時商人贏:九九五年,政府退讓,交代貿易官員別再以刻意壓低的價格收購,或以過高的費率轉賣。跟現在一樣,這種不公平的交易行為可能也確實會摧毀國際商人的貿易動機。一度,當財務拮据的政府將直接徵收比例提高到四十%,遠高於平常的十%到二十%,外國商人乾脆不來中國港口了。宋、遼在一○○四年爆發的戰爭終止於一○○五年的澶淵之盟。雖然和約要求兩國加強巡查邊境貿易,但其實國界可以滲透。在遼

國禁止販賣的馬匹順利來到宋的領土;一些鹽、書籍、地圖、武器和硬幣,雖然宋朝政府下令禁止輸出,仍向北進入遼的疆域。

宋朝禁止硬幣出口到遼土是因為含銅量高的青銅幣仍是宋朝境內使用的主要貨幣,財政官員擔心流失銅幣會傷害經濟。中國的硬幣製成圓形,中央有個方形的洞,讓它們可以串在一起——起初每串一千枚,後來改成將近八百枚——便於清點。硬幣有硬幣的缺點:重、難以長途運輸,且銅的供給未必跟得上需求。

因為銅在四川省西北部短缺得特別嚴重,九八○年代政府發行了鐵幣——比青銅幣更重。要一斤半重的鐵幣才能買到一斤重的鹽。在九九三至九九四年因經濟困頓引發一場民變後,地方商人踏出革命性的一步:用寫在紙上的期票取代鐵幣。擔心濫用,地方官員限制只有十六位信用特別可靠的商人有權發行紙票。但當其中一些商人違約拖欠,地方官員於一○二四年開始發行紙幣。這是世界第一批紙幣,但因為只在四川地區流通,影響有限。

在四川官員實驗紙幣的數十年間,遼宋訂立澶淵之盟。隨之而來的邊界管制嚴重限制了宋朝與北方的貿易。但因為軍隊需要馬(中國人養出來的馬始終無法像亞洲草原地帶民眾養的那麼迅捷有力),他們向西北方幾個不同的王國購買許多馬匹。馬是宋朝當政期間最重要的陸路進口商品。這時,中國商人派往南方和西方的船愈來愈多:去東南亞、去印度、去中東、去東非,那些沒有敵對勢力阻礙貿易的地方。中國人出口高級紡織品和高溫燒製陶瓷的獲利豐厚。金屬出口也很重要,不論是未加工的圓柱或鑄錠,或諸如鐵釜、炒鍋、玻璃等加工品。穩定的出口收益,也為日益繁榮的芳香物交易提供資金。

泉州都會區尤其受惠於這種貿易。位於中國東南沿岸、與臺灣隔海相望,泉州住著許多外國僑民。南印度人在九八○年代出資興建一間佛寺;當地最重要的清真寺:艾蘇哈卜清真寺(Masjid al-Ashab,意譯為「聖友寺」),始建於一○○九或一○一○年。至今泉州已出土兩百多塊刻阿拉伯文的墓碑,遠超過西元一五○○年前其他所有中國城市,當地說阿拉伯語的穆斯林,更組成當時中國最大的外國人社區。這種程度的接觸——外地人和當地人比鄰而居——就中國城市而言並不尋常,且不尋常到連官員都主動發表意見。在城南一個國際商人社區,有人觀察到「諸蕃有黑白二種,」指的是泉州商人社群有不同的出身。

到西元一千年時,泉州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國際港。依政府規定,所有進入中國的貨物都必須經由設有市舶司的通商港口,但泉州會繁榮起來,正是因為並非人人都守規矩(現代化以前的世界從未如此,現在也一樣)。在泉州正式設置市舶司之前,走私十分猖獗。有人觀察道:「舶商歲至,一舶連三十艘,異貨禁物如山。」最後,一○八七年,宋朝正式在泉州港設置市舶司。此後,廣州和泉州便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兩個港口,迎接從東南亞和更遠地方而來的船隻。第三個港口寧波日益重要則是因為那是前往日、韓船隻的首要港口。儘管宋朝和日本沒有建立正式邦交而得以交換貢品,仍有船隻頻繁航行於中國的寧波港和日本官方唯一開放給外國商人的福岡港之間。來自宋代北方的遼國船隻也會停靠福岡。

廣州市舶使之子朱彧寫於一一一七年的著作生動鮮明地描述了港口的生活。為防走私,政府官員沿著廣州附近兩百哩(三百二十公里)海岸布哨監視任何接近的船隻。朱彧解釋了那些船是怎麼航行的。了解海岸的輪廓,「舟師……夜則觀星、晝則觀日」來判斷行駛路線。他們也用一條尾端綁了魚鉤的長線來測試海底的泥土,因為造詣深厚的水手可從泥土的氣味和黏稠度來判斷自己所在的位置。另外,若能見度不佳,「陰晦則觀指南針」。

為杜絕走私,朝廷立了嚴厲的罰則,就連只偷運一丁點貨物的走私者,也可能全部貨物都被查扣。若照宋代法律規定,市舶司只會徵收十分之一的貨物,其餘再分成細貨與粗貨。

朱彧是宋朝唯一提及他國奴隸的作家。他解釋,有些奴隸原為船員,後被海盜俘虜,而他們擁有一項不凡的技能:「鬼奴善游,入水不瞑。」奴隸還知道怎麼修理船的漏縫:「持刀絮自外補之」。

奴隸難以適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慣吃生食,熟食使他們嚴重腹瀉甚至死亡。朱彧告訴我們奴隸「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鬈而黃。」「黃」這個中文字可能指髮質老化的顏色,但也可能是奴隸因嚴重缺乏蛋白質而患了瓜西奧科兒症(kwashiorkor)這種營養不良疾病。有時只吃生食的人會得這種病,而使頭髮呈現鐵鏽般的顏色。

適應中國食物的奴隸最後會通曉漢語的命令,但沒有人精通漢語。朱彧對文化調適的理解反映了當代人的觀念:將飲食視為中國身分認同的關鍵要素,因此很難相信不是吃中國食物、喝中國水長大的人,能學會講流利的中國話。

朱彧竟對外國奴隸有如此詳盡的描述,令人大惑不解。若是中國人進口大量奴隸,想必會有他人提及。朱彧描述的奴隸也許是旅居廣州的伊斯蘭商人的私人奴隸。

中國人不需要進口奴隸。他們自有大量勞力供給,史料完全沒有提到勞力短缺的問題。中國人口在宋朝快速膨脹,於朱彧寫作之際已逾一億人。

朱彧也助我們了解芳香物消耗劇增的情況:中國人用芳香物來製作食物和飲料。「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朱彧解釋:「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

作者是耶魯大學歷史系史丹利伍德沃德教授(Stanley Woodward Professor),教中國及世界史。身為造詣深厚的學者及作者,為了《西元一千年》這本書,她遠赴近二十國旅行進行研究調查。另著有《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及《開放的帝國》(The Open Empire)。


書名西元一千年
作者:韓森(Valerie Hansen)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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