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解鎖世界》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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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沿海地區」:沿海中國的興起

新加坡最初的定位,係為在中國只開放廣州一口通商時,英國人用以取得對華貿易的前沿基地。第一次鴉片戰爭和奪取香港,使擔任這個角色變得多餘。香港是南海的最北端,近台灣海峽,而台灣海峽另一端就是東海和長江口,更往北是黃海和天津(北京的口岸)、「隱士王國」朝鮮、對馬海峽、一八四○年代前少有西方船隻造訪的日本海。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迫使中國對西方開放五口通商(上海是其中最北的口岸),代表西方強行進入中國的開端,但也導致中國社會的重大轉變,財富與權力的天平自此從農業內陸傾向沿海地區。民族主義者的救國大業──先是致力於改革君主政體,然後致力於推翻君主政體、振興中國文化──始於條約口岸,絕非巧合。一如亞洲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既傾心於西方,同時遭西方拒斥,最終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轉向群眾,帶來戲劇性的結果。

在倫敦,有人把一八四一年取得香港一事,視為當地一個剛愎自用之徒犯下的可悲、愚蠢錯誤。一塊沒有華商的「光禿禿岩石」,能帶來什麼貿易?事實上,即使六年後,英國國會一特別委員會仍語帶不屑地認為,香港無商業潛力。或許更糟的是,地近福建產茶區的廣州和有龐大河岸腹地的上海,雙雙作為條約口岸開放通商,意味著香港的商業前景,再怎麼說可能都有限。但一如其他口岸城市,好運,再加上其優良港灣,讓來自海上的闖入者覺得未來大有可為,由此拯救了香港:對中國人來說,由於有廣州以及廣州和內陸的連結,香港一直只是廣州外圍防禦的一環,漁村和有城牆環繞的小九龍城的所在。香港的第一個救星是鴉片,而且有很長時間鴉片係其繁榮的基石。即使簽訂南京條約,鴉片輸入中國仍屬非法。香港作為英國領土,實為安全的庇護所,印度鴉片可在此卸卸貨,然後走私進中國。以怡和洋行為首的鴉片進口商,隨即在香港的前濱沿線砸錢興建倉庫和辦事處,香港有了一批人數不多但有錢的歐洲人,還有駐軍和殖民地官員。五個條約口岸的商業態勢經十年或更久才底定,香港作為「先行者」,保有其優勢。長期以來,進口鴉片在香港加工、再包裝、轉送至中國消費者手上。第二樁好運氣,來得更是突然。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隔年,澳洲淘金熱也於焉展開,在紐西蘭南北島也出現較小規模的淘金熱。勞力需求和發財機會,發揮了磁吸效應,打動華南貧困鄉村的人民,往一個又一個「金山」外移的「熱潮」開始出現。香港很快地成為這些跨太平洋遷徙者的主要出境口岸,有定期船班來往舊金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洲的華人與家鄉保持聯繫,往往選擇出外幾年後就返鄉,希望在外期間匯回所賺的錢,因此香港不久便發展出人員流動所需的種種服務:預付船費的經紀人;為有意搭船出海者提供臨時住所的客棧;處理匯錢事宜的銀行以及代理人;掌握僑居海外者動態的報紙。由於外移的華人(一如其他多數這類人)偏愛消費他們所熟悉的各種事物(包括鴉片),香港也成為這個新海外市場的主要供貨者。

由於前述因素,到了一八五○年代,香港已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的海上活動中心,將它和太平洋的既有連結,延伸至南洋、印度、歐洲。一八四五年時,香港已是半島東方輪船公司經蘇伊士至歐洲航運路線的終點站,也是歐洲在亞洲的信箱。毫不意外的是,造船、修船成為主要活動之一,香港成為英國皇家海軍在中國新設立的主要基地。專門為船提供所需物資器材的零售商變多,東航的船隻也是在這裡招募到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船員。英國人漸漸倚賴當地的蜑家人──歷來受壓迫的「水上人」,以討海、捕魚為生。隨著汽輪普及於中國沿海,一八六九年後,可見汽輪自歐洲過來,香港成為大加煤站──另一筆大生意──一八九○年代時輸入的煤已超過八十萬噸。但或許是第三樁好運,因禍得福的好運,才真的「造就」香港。一八五○年代起,長達十餘年時間,華中和華南被反清的太平軍攪得天翻地覆。經濟、社會、宗教、族群上的民怨,透過太平軍一時爆發出來。廣州和華南其他地方的眾多有錢中國人,為逃離太平天國之亂,紛紛避走香港。香港的中國人劇增,推升房地產價格,吸引來與內陸有連結的新商界菁英。在這方面,香港類似新加坡:其殖民地統治者和人數不多的歐洲籍商人,得益於自由港地位和帝國保護,這時能靠日益壯大的中國人商業網絡擴大其貿易。香港政府,一如新加坡政府,有充分理由對中國人進出香港維持完全任其自由出入的政策。一八九○年代,已有一名眼光獨到的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指出,香港其實是中國人的城鎮,非歐洲人的城鎮。

前述情況並未使香港就此成為可輕鬆或安穩闖蕩事業的所在。鄰近的廣州長久以來被認為強烈反洋或反英──英國人在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打了兩次鴉片戰爭,完全未能驅散這股反感。香港的歐洲人時時擔心遭人密謀殺害。不時有大規模下毒的陰謀在香港全境流傳。最初幾十年,華南沿海猖獗的海盜打斷航運,抬高保險費,使如何維持當地航運安全的問題幾乎無解。香港也以不利人體健康而惡名昭彰,受害於瘧疾和隨著衛生條件差而來的水傳染疾病。人員大量流入,加上惡劣的住居環境,成了瘟疫在香港始終不消的幫凶(一九二○年代瘟疫才不致猖獗)。但對快速增加的華人、非華人居民來說,香港極具吸引力。巴格達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帕西人以及歐洲人前來尋找經商致富的機會,往往以鴉片為致富憑藉。香港未正式施行種族隔離制,但猶如雙方共識般,歐洲人和中國人碰面為了公事,而非為玩樂:香港的賽馬俱樂部限歐洲人參加。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香港已是公認中國沿海的最大口岸,中國的進出口品高達四成或更高經香港轉運。當時一觀察家論道,香港「猶如世界性的克拉彭鐵路聯軌站(Clapham Juncition),乘客在此換車,貨物在此轉運至各地。」存續更久的一項成就,係香港成為中國境內最大的金融市場、中國的「城市」。這項成就建立在香港作為貨物集散地、鴉片賣家(賺進大量白銀)、移民出入口岸、匯款接收者的角色上。在這裡,最易掌握到關於投資機會的金融資訊、匯率動態(在中國匯率動態特別複雜)、商品價格、貨運費率,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市況。香港的非華人裡,有許多人受雇於管理錢,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不久後成為中國境內勢力最大的銀行,一八六四年創立於香港。同樣重要的是,兩個「社會資本網」──歐洲和中國的資本網,在香港接合,而調動本地中國人資本,攸關此地區大部分風險事業的成敗。

一九一四年,始料未及的全球、本地情勢合力,已使香港成為中國兩大沿海門戶之一。扼控珠江三角洲的廣州仍是商業大城,天津(一八六○年起開放通商)作為北京外港發展迅速,則是另一個商業大城。但香港的主要對手當然是上海。即使拿其他亞洲口岸城市來衡量,上海的崛起仍是快如流星。一八四二年前,上海已是富裕的商業鎮:長江三角洲新生地裡廣大棉花種植、製造區的中心,沿海貿易規模可觀。事實上,因其龐大的帆船貿易,上海吸引了英國人的注意,使英國人將它列入要求開放通商的五個口岸裡。上海享有不久後就讓人覺得是舉世無雙的地利。它位於離長江口不遠的黃浦江邊,黃浦江是可通舟楫的長江支流,(一如紐奧良或加爾各答)上海掌握遼闊的河邊腹地,包括江南(中國最富庶、商業最發達的地區)。上海也是中國最北的不封凍港。如果說早期還看不清其會一飛沖天的跡象(十年間,有大半時間廣州掌握著中國的對外貿易),一八五○年代期間,上海已把諸多競爭對手拋在後頭。航運量增加了九倍;進口額增加了兩倍;人口增加一倍,達五十萬。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上海作為條約口岸的獨特歷史有關係。條約口岸開放對外通商,但對外貿受制於嚴格的關稅上限(進口額百分之五)規定。外商在條約口岸不受中國稅則、法律約束,只對其領事負責:即享有治外法權。因此,外國領事既是外國與中國當局的外交中間人,也集地方法官、行政首長、驗屍官等角色於一身。在條約口岸,外商通常獲分配到城裡一處自有區域作為倉庫和住所。這塊區域若是「租界」(concession),該區域便是只保留給外國人;若是「居留地」(settlement),則准許華人住進該區域。在上海,英國人取得上海縣城北邊一大塊河岸居留地,後來該居留地與美國人的區域合併,成為臭名遠播的「公共租界」,占地九平方哩、位處黃浦江邊。一八五○年代中期,隨著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成立,公共租界的歐洲籍居民已取得高度的地方自治權,擁有志願兵防衛隊和警力。公共租界實質上的目的,是為了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瀰漫著殖民者心態和──就西方人自身的角度看來──近乎移民共和國的地位。不久,前來中國找生意機會的更大型外國企業,幾乎都偏愛將辦事處設於上海租界。一八八○年代,上海黃浦江邊洋行林立,形成著名的「外灘」,與中國貿易有關的各大機構,順著江邊成排落腳:怡和、太古(Butterfield and Swire)、寶順(Dent and Co.)、旗昌(Russell and Co.)、半島東方、英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江海關大樓、占地七英畝的英國領事館。一如在香港、新加坡、孟買以及加爾各答,上海的貿易極倚賴鴉片,曾有很長時間鴉片是上海最值錢的進口品。嚴格來說,進口鴉片違法,因此鴉片存放在停泊於黃浦江上的船身裡,以避開敏感的官員檢查,但靠鴉片賺得的白銀,使上海有錢購入外貿所賴以興盛的茶葉和絲織品。

但上海商業的發達,並非全是洋商努力的結果。在中國各地,西方人都需要華籍中間人來談成生意。這些人是所謂的「買辦」。語言是一大障礙,因為絕大多數西方人頂多只會一知半解的幾句「通商混雜語」。中國的度量衡更是出了名的複雜,且因地區而異。貨幣一樣讓人頭疼。大部分較小型的交易使用銅錢──成串的小額錢幣。較大筆的交易則用銀兩,但銅錢兌換銀兩的匯率可能因地而異。每一兩的重量也可能因地區而不同(有北京兩、廣州兩、天津兩、漢口兩、上海兩),而用於交易的銀錠,其成色(從而價值)可能各地不同。當時的專家莫爾斯(H. B. Morse)提醒道,「在中國各地行走的……旅人,最好隨身帶著一把桿秤和一串挑選出來……確切知道其重量的『錢』。」對洋商來說,還有個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打進中國內陸的商人網絡,並建立互信,以便預付款項給對方後,不致收不到貨。為了發揮前述功能,買辦不可或缺。由此可見,早期以上海諸多本地錢莊的老闆充任買辦,則絕非偶然:他們有錢支付洋商所要求的保證金,將西方人的預付金轉化為給本地人的貸款,並判斷金融交易的風險。

於是,上海的舊商界菁英是上海商業擴張的必要組成。不久,來自廣州和附近寧波的商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把上海從繁榮的條約口岸提升為(一九三○年代時)中國最大都市、「現代」中國的國際性首府者,實為政治劇變。一九四○年,上海人口已比排名其後的中國大都市北京或天津,或加爾各答,多出一倍。太平天國之亂把有錢的中國人趕到安全的香港。上海也出現同樣的情況,但規模大上許多,先是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的「小刀會」之亂,然後是太平天國之亂。中國鄉紳和商人避走於上海公共租界,使該租界成為華人大城,非華人在該城只占極少數(但居統治地位)。一八八○年,該租界華人已超過十萬,英國人只千餘人。房價飆漲,對大都市貨物和服務的需求大幅增加。「洋」上海的角色,已遠非只是個商業中心。此後直至十九世紀結束,上海漸漸呈現現代大都市的風貌,寬闊的大道、飯店、百貨公司、雅緻的郊區,以及外灘成排的宏偉建築。上海有戲院、現代醫院、中小學校及學院、圖書館、博物館,以及一座賽馬場(很早就有)。上海有中文、歐文報紙,包括創刊於一八五○年的英文週報《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其內容最多時篇幅達九十頁,大量報導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性質類似英文日報《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也有無數酒吧、妓院、鴉片館,滿足華人和洋人的需要,還有兼作店鋪、住家之用的成排店屋。許多華人居民──店家老闆、工匠、工廠工人、粗活工人、搬運工、沿街叫賣的小販、人力車夫、妓女、僕人等──(一如在新加坡或香港所見)不得不住在店屋後面:這些人是「棚民」(shed people)。二十世紀某觀察家寫道,上海是「有四十八層摩天大樓的城市,而摩天大樓則建在二十四層的地獄之上。」上海的外籍居民也非全是名為大班(富商)的有錢上層人士。輪船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公用事業、船廠、工部局的職員都是歐洲人,其中許多人薪水不高。歐洲人從事教師、護士、警察、速記員、辦事員、旅店老闆、引水人、印刷工、收稅員、喪事承辦人的工作,也有人賣淫為生。到了一九二五年,最多歐洲人從事的工作類別已是「製造廠、繅絲廠、工廠職員」。其中許多人很不想「返鄉」,因為在家鄉機會有限,生活水平低了許多。《北華捷報》一九一九年論道,「除了一些幸運兒,上海是其他人的永久居所。」這是個移民世界。甚至在中國的其他歐洲人看來,上海人都有可能被認為是思想狹隘、無知,而且極度自滿。

十九世紀末,隨著中國的對外貿易急速成長,列強爭奪鐵路特許經營權,上海的商業成長似乎勢不可擋。那時,已得到改善並擴建的上海港,經手中國一半的貿易。在上海,以及在中國的其他大口岸,一種始創於一八六○年代的新組織已接掌海關和燈塔、航標之類輔助導航工具的提供事宜。這個組織就是受清廷管轄、但職員以西方人(英國人居多)為主的大清皇家總稅務司署,其主事者為令人不寒而慄的總稅務司赫德(Ulsterman Robert Hart, 1835-1922)。赫德曾說,「我想要使中國強大,讓她視英國為最佳盟友。」總稅務司署除了為日益困頓的中國政府提供日益增加的稅收來源,還是中國諸口岸現代化的大功臣。這個機構,加上治外法權、西方所強加於中國的低關稅體制、位於沿海和長江更上游的諸多條約口岸和其他「開放地」、警衛和駐軍以及數十艘維持中國水道治安、保護散居各地的西方僑民的砲艇(通常是英、法、義、日、美的砲艇,一九二二年《北華捷報》聲稱,「外國砲艇依舊是保護沿海航運、河運所不可或缺」),構成形塑──約束──中國對外關係「堅不可摧」的一環。

蒸汽和長江也是打造洋上海的大功臣。直到一八六○年為止,洋人僅獲准在少數條約口岸走動,不得進入中國內陸。隨著該禁令廢除,西方的汽船長驅直入長江,以攻占長江的貿易。汽船突破強勁的長江水勢逆流而上,幾天就能抵達內陸最大茶葉市場漢口:在中國內陸水道攬下許多茶葉貿易的中式帆船,走這趟航程則要花上數星期。上海的各大英美商行,包括怡和、旗昌,投資成立汽船隊,一八九○年代,已有一個來到中國的英國人、無畏的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發現上海有十八艘汽船提供定期駛往漢口的服務。上海成為長江河運與數量日增的沿海汽輪、來自歐洲、北美的遠洋船舶輻輳之地。十九世紀結束時,尚存的內陸汽船航行限制已取消,而中國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係促成此事的因素之一(至一八九○年代為止,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擁有的汽船,都只能停靠條約口岸,為何必須在上游開設新條約口岸,這是原因之一)。一九一三年,長江流域及其以外的內陸水道,已有超過千艘汽船行駛其上。

在上海和香港,「沿海」社會正漸漸成形。在這樣的社會裡,有錢的華人上層人士心儀於西方在政治自由、個人自由、行政與法律、教育與休閒(尤其跳舞)、行為和衣著方面的觀念一九二○、三○年代,上海已有許多咖啡館、舞廳、戲院。88一九四七年,諷刺小說《圍城》首度出版的,作者錢鍾書便在其中捕捉到當時上海社會的些許氛圍,令人禁不住會心一笑。一如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華僑,沿海社會期盼中國「現代化」,視之為抵抗西方宰制的憑藉。有太多俱樂部和協會問世,以辯論這些觀念,而一八九四年成立的華興會,即國民黨的前身,係其中之一。領導人孫中山多數時間都待在香港──或待在汽輪上。一九一一年各省起義,清朝傾覆,中國著眼於立憲政體,成立民選國會和共和政府。未想一九一五年後日本出手干預、「贊成君主政體」的總統和民選國會間的鬥爭、地方「軍閥」割據,造成政局混亂。然後,一九一九年,日本對於其在一次大戰時所占領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拒絕讓步,引爆民族主義群眾運動。該運動既表達社會、經濟方面的不滿,也抒發對外國勢力(日本與西方)影響、控制中國的強烈反感。在條約口岸和租界,工會成立,罷工、抵制變得司空見慣。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三月,船員罷工癱瘓香港航運。三年後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一場勞資糾紛,造成十二名中國人遭公共租界警方殺害,此即臭名遠播的「五卅慘案」。反英示威在華南各地蜂起,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英法士兵在廣州沙面租界與示威群眾對峙,槍殺了五十二名中國人。民憤沸騰,香港爆發長達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隨著保護中國境內本國公民和治外法權日益艱困,英國政府兩害相權取其輕,準備放棄「不平等條約」,以保住英國的經濟利益。而在當時的中國,擁有最大經濟利益的外國,仍是英國。

作者擔任牛津大學帝國史和全球歷史教授直至去年退休,著有多本暢銷書,包括《帖木兒之後》(After Tamerlane)和《未竟的帝國》(Unfinished Empire)。


書名:《解鎖世界》
作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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