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跨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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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台灣的批判理論

我們先以一個假設出發：台灣沒有理論。對於這個假設，有人也許忿忿不平，有人也許悲觀默認，總之大部份台灣學界人文和社會各學科的學者們，以及國外的台灣學研究者們，都可能會有一些反應。本論文針對這個假設，希望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做一個初步的、按部就班的分析和應對。

何謂理論？這可能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假設時第一應該考慮的問題。從最基本的觀點來看，在人文社會各學科中，所謂理論指的是思維和分析的方法、工具或框架，應用於文化和社會文本的分析。理論因此擁有某個程度的普遍性，可以運用在不同的文本上，跨越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或語境。也就是說，理論是普遍的，而文本和語境是特殊的。如此看來，理論有別於文本和語境；它超越文本和語境而存在。在這個理解下，台灣可以是一個文本或是一個語境，但不是理論。台灣既然一般被認為不能代表普遍性，台灣就不能生產理論，不是理論自然生成之地，只能是可以將理論從其他地方借用或應用之地。因此，台灣沒有理論，而理論又基本上是歐美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歐洲的思想經由美國學術界翻譯、改寫之後才形成的「理論」。如我們常用的比較晚近的批判理論、後殖民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理論、全球化理論、跨國主義理論等，大部分都由美國傳來，包括對德國和法國的一些思想加工之後、藉著世界英語也就是美國英語的媒介傳到世界各地的歐美理論。

我覺得我們應該對理論和歐美的關係進行分析，因為這個「歐美」，也就是我們以前所謂的「西方」，事實上是近兩個世紀的建構，它與所謂的西方的崛起，亦即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西方之所以成為普遍性的能指，其實正是由於殖民和帝國主義的擴張下知識／權力相輔相成的產物。也就是說，帝國也許是我們大家可以認可的理論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當中國在前現代時期為帝國時，也曾是東亞（如日本和朝鮮）以及東南亞（如越南）等一些國家的理論中心以及普遍性的能指。如此說來，如果只有帝國才有資格生產理論，那是因為它們的理論有政經權力支撐出的普遍性，帝國的邊緣則只能運用或消費理論，不能生產理論。在帝國的時代，包括我們當前的全球的帝國時代，國際分工因此不僅是經濟和政治上的，也一直都是理論上的。有人有資格生產理論，拿來表現他們的文化優異與主動權，而有人只能被動地消費理論或「套」理論。對於這樣不平等的境況，美國拉美裔學者米格諾曾經提出「知識論的種族主義」（epistemic racism）的說法，認為西方之外的所謂的他者， 因為一直被看作是次於自以為是文明人（humanitas） 的西方人的原始人（anthropos），連他們的知識也被種族主義意識主導下的西方中心的文化優異心態所排斥，不被納入正堂（2011: 174-75）。另一位葡萄牙學者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則更大膽地說這其實是一種知識屠殺（epistemicide），他者的知識和知識學，為了撐起西方知識的霸權而被屠殺了（2014）。他們認為，事實上，世界各地都有知識，但它們不但不被認可和尊重，甚而被積極地屠殺了。

既然理論是一種知識形式，按照這兩位學者的看法，那世界各地也都可以生產理論，或自有自己的理論。我們也許可以就此引申，台灣沒有理論或不能是理論生產地的看法，是知識屠殺下的產物；這裡的問題是全球境況下知識／權力掛鉤之後的邊緣地區的理論不被認可且被排斥的問題，而不是台灣到底有沒有理論的問題。這樣看來，台灣必然自有理論，如果我們用心去找台灣理論，那我們應該會找到屬於台灣的或台灣製造的理論，台灣沒有理論的說法因此是錯誤的。然而，情況果真是如此嗎？如果不是，那我們肯定地回答了原初的假設，即台灣沒有理論。那我們就和往常一樣，大家坐在一起嘆息台灣沒有自創的理論，台灣缺乏理論式的思維，全部都是舶來品，或全部都是模仿人家的，台灣是知識殖民的客體，台灣喪失了知識主權，甚或從沒有擁有知識主權，在一連串地被外來人殖民的情況下，已命中注定喪失了獨立理論思維的可能，那本章可能處理的範圍就是探討台灣知識被殖民的來龍去脈，接受這種殖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達成了全面回答原來的假設的工作了。

相反地，如果我們同意以上兩位學者的批判，認為台灣自有理論，其知識不被認可和甚或被屠殺了，那我們應該繼續探討的問題就很多，而有關知識殖民的問題也必須納入討論。如：台灣理論在哪裡，怎麼找，而其內容又是甚什呢？ 又，台灣理論的情境為何？它的可能條件是哪些？它面臨的挑戰為哪些？

為了回答這一連串相關的問題，我想先以所謂的西方理論為例子，回顧一下所謂的西方理論之所以可能的歷史情境，來進入台灣理論相關的諸問題。近來由於後殖民理論的廣泛流傳，大家都熟悉，西方知識之所以變成普遍性典範的特權，基本上是經由殖民統治來獲得的，而殖民教育向來是普遍性建構的最好媒介。台灣之所以沒有自己的理論，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和滿清殖民，一方面是西方的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新殖民等，所有普遍性的資源都被別人壟斷，台灣因此只能是特殊性的載體，無法有自己的理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如上所述，是一種權力的關係，西方理論的普遍性，事實上是西方中心的普遍性。正如後殖民學者們提出的，這個普遍性事實上也是一個特殊性經由權力包裝之後提升出來的普遍性。這樣看來，西方理論產生於西方語境，本身也應該是特殊性的知識，因此理論並不超然於語境和文本，事實上與語境和文本有密切且有機的關係。我的這個論點部分呼應陳瑞麟對理論之區域性的討論。依此類推，我們在揭櫫並解構西方理論的特權之後，本地的理論是不是在我們的注視和重視下，就可以清楚地被看到，也可以被我們自己以及別人認可？我覺得，僅是解構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只是第一步，到找到或建構台灣理論的地步還相距很遠。我們很難說只要看到普遍性為特殊性的提升，台灣的特殊性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被理論化，或被提升為有普遍性的理論。尤其是在沒有相對的軍事、經濟、文化權力的境況下，不但別人不認可台灣有理論，即使台灣的知識界可能自己都覺得台灣沒有理論或不認可台灣的理論。更何況，西方世界兩百年來對非西方的榨取，使之擁有優越的條件，有餘裕發展各種深度的思維，西方理論的深度和厚度，確實也有它實質的內涵。沒有餘裕的國度，所能發展的思想可能有它的局限。不過，這種局限本身並不構成台灣理論貧困的必然條件。我們只要瞭望一下殖民地的加勒比海諸小國，就會發現二十世紀後半葉最主要的思想家當中不乏加勒比海出身的思想家，如馬提尼克的法農和葛里桑等，或二十世紀早期古巴的歐提茲（Fernando Ortiz）等。

為了比較有力地回答以上的各問題，我在此提出一個世界史的角度，就理論與世界史的關係，來探索台灣理論的可能性以及其已有的、可能的內容，或預想其未來的內容。我提出這樣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是希望我們對所謂理論的認知本身採取一個不同的方式，也就是重新認識我們所謂的理論這個東西。所有理論的來龍去脈，不僅是它本身的內容如某些概念而已，因為，如上提及，所有的理論內容都和其歷史情境有密不切分的關係。例如，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和資本主義的形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有啟蒙思想，又和西方殖民擴張有相輔相成的關係等。在此，我再舉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也就是我們比較公認為非常重要的

西方的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或為後結構理論或解構理論。我們一般都把它看作是歐陸的理論，是歐陸所獨創的。即使歐洲的殖民王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由於其深刻的思維，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普遍性，後來傳到世界各地，被很多人所納用。如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一般被看作是他繼承德國和法國哲學傳統並對其形而上學加以解構的法國哲學。就因為法國已經不是殖民大國了，所以好像這樣的法國生產的理論更是純粹的法國思想深厚的最好例證。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德希達不是所謂「正統」的法國人，他的思想是否可以簡單歸納為屬於法國的非常值得質疑。我們知道德希達的背景其實很複雜。他是從西班牙移民到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的後裔，年少時，因為法國殖民下的阿爾及利亞政府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政策而被學校開除，後來到法國讀書，也到美國研究。在反抗法國殖民的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中，他雖然沒有到前線打仗，但曾以教育軍人的小孩們英語和法語的方式參戰反抗法國，所以並沒有站在法國那一邊。戰後，他的父母舉家移民到法國，因為在阿拉伯人當政的阿爾及利亞，身為猶太人留不下去了。因此，他到法國發展的原因與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他先是站在阿爾及利亞這一邊，後來不得不在法國這一邊。身為猶太人的複雜身分，處處影響了他的人生。這個關係不只是自傳層面的，也是思想層面的。我與我同事合寫的《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的引言中，就有提到，德希達的《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一書中，他先提到對族裔中心主義的批判，之後才提到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批判（Lionnet and Shih, 2005；即本書的第六章）。而阿爾及利亞的反殖運動，又是我們所謂的全球的六○年代（通指前世紀大約五○年代到七○年代）的世界性的反殖運動的一部分。這個廣泛的反殖運動，事實上包括了美國的公民權運動、法國的學生運動、亞洲和拉美的學生運動與反殖運動、非洲的反殖運動、東歐的反蘇運動如布拉格的春天等，是世界史重要的一頁歷史，所有事件都是互相影響和牽扯的，不是各自孤立發生的。當他到美國去研讀胡塞爾（Edmund Husserl）檔案時，正是美國公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的一九五四年。如此看來，德希達的思想絕對不是只屬於法國的思想，而是在這樣糾葛交錯的世界史的經驗下衍生出來的。他對他的身分的歷史境況的無奈，導致他後來避免對這個問題著墨，只有在近年的傳記中，這些關聯漸漸被發覺和討論（Peeters 2012）。另外，大家所公認的二十世紀法國思想界的各大家們，事實上原先也都是不同程度的法國的他者或占據非主流的位置：除了德希達之外，西蘇和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也是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李歐塔（François Lyotard）曾在阿爾及利亞教書、巴里巴曾在阿爾及利亞志願服務、傅柯曾在突尼西亞教書、克莉斯蒂娃和托多洛夫（Tzevetan Todorov）都是保加利亞人等。

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這個所謂的法國思想受到全球的六○年代的影響是不容質疑的，而它也正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或是它的產物。那麼，這個情形和台灣有什麼關係呢？我之所以用法國理論為例子，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法國理論事實上和台灣有關係，而世界史是這裡關鍵的一個概念，幫助我們理解這個關係。也許很多人會以為法國的批判理論和台灣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這種說法，也許是不著邊際的。容我以世界史的角度說明：眾所周知，全球的六○年代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對立的冷戰時代是同時的。更確切地說，全球的六○年代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在內以及在外的反抗，和共產主義國家的立場有相當

程度的共鳴，如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在此時的風行即是一例。而以上提到的洪席耶或是當今正紅的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當時也都是毛派知識分子，而後者至今好像都沒有放棄毛主義。台灣當時在國民黨政權下，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區塊的「自由世界」的重要的一員，冷戰時期美國對抗紅色中國的防衛鏈上主要的一環，因此台灣的哲學思想，即使是反國民黨的，也是以自由主義的形式和內容出現，而馬克思思想的成分相對地非常薄弱。國民黨的冷戰思維對左派思想的打壓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左派的知識分子不是被殺絕就是被囚禁。而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不僅表現在自胡適以降獲得政府認可的思潮，也表現在反對政府的陣營上，如《自由中國》雜誌，誠然是當時的主要思維。

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蓬勃，和台灣當時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反共陣線上的角色相關。如果我們暫且回顧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可以說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兩個主要脈絡也都和世界史有密切的關係。其一可以說是中華民國二十世紀早期起端然後到台灣的思想家如胡適和極其重要的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潮，包括上面提到的胡適與雷震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等，一戰結束與五四啟蒙運動的大環境被冷戰接替下，這個思潮在台灣的華人社會裡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及歷史意義。胡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經批評過國民黨，後來也曾拒絕接受國民黨要他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指派，一生秉持「個人說話自由」以及民主、法治、學術自由的信念，堅決呵護中研院的學術自由氛圍等（余英時，22，110 ；胡適2013），都對於台灣的學術界自由主義主流的形成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而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參見陳瑞麟），對普遍主義、「沒有顏色的思想」、與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追求，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對抗等，在台灣的思想界有著非比尋常的地位（參見錢永祥、劉季倫）。台灣自由主義的第二個脈絡，為日據時期蔣渭水和陳逢源的反殖的自由主義思潮，吳叡人在這一方面的討論，指出它是一種積極的自由主義，與外省人的自由主義比較趨近消極的不同說法，也是台灣思想不可或缺的一個傳統，和他們所面對的不同的歷史境況有關（參見吳叡人）。外省人的自由主義是對抗冷戰時期的威權政治，而日據時期的自由主義是對殖民主義的反抗政治。冷戰是全球的，而日本殖民主義也是世界性的：日本模仿西方的殖民政策，又要脫亞，又要在大東亞共榮圈的藉口下占領亞洲以抵禦西方，是一場世界性的事件。台灣的知識境況因此和世界史的進程息息相關。又如台灣的反共小說，因此竟然和中國當時的所謂的革命小說相似到像是鏡子的兩面，只是好人壞人的意識形態相互顛倒罷了。而這種所謂的革命小說，當時世界各地都有，有的地方英雄是左派的、反殖的，有的地方是右派的、反共產黨的，都是革命加上愛情的模式，只是革的是不同的命。

因此，到哪裡去找台灣的理論的問題，事實上是世界史的問題，是台灣為世界史構成的一分子的問題。這樣看來，台灣在當時全球左傾思想相對的缺席，也正是台灣參與全球的六○年代的方式。我們可以簡單把這一部分的討論總結為四點：一、冷戰是全球革命和反殖民的六○年代的動因之一，因此，台灣也是歐洲批判理論之所以形成的可能條件之一。二、台灣在冷戰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是一個能動者，比較像是美國的延長線。這就是為甚麼批判理論必定是經過美國的中介和翻譯之後，才能輸入到台灣。台灣學者甚少直接讀法語或德語接觸批判理論，基本是以英語為媒介，而這個英語是美國英語，不是英國英語。三、批判理論到了美國之後，就慢慢失去了它的政治性，和激進的六○年代漸行漸遠。如我們熟悉的社會學家列斐伏（Henri Lefebre）本來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他的有關空間實踐的理論，到了美國，就變得沒有太多的政治意義了。以上提到的所有批判理論家，也在美國學術界的轉換過程中變得去政治化了。也正是因為如此，去政治化了的原先左傾的思想可以通行無阻地到達台灣，在台灣受到廣泛的歡迎，因為它對於台灣的反共現狀不構成任何威脅。四、以上我希望我已經揭露了批判理論或任何理論為超越文本和語境的抽象思維的謬論，讓我們重新認識理論，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的理論問題，從世界史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台灣理論的可能境況有哪些，台灣的理論到底可能是什麼樣子和內容。

作者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Irving & Jean Stone人文講座教授、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榮譽講座教授。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陳漢賢伉儷講座教授，美國加大首任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講座教授，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華文著作包括《視覺與認同：華語語系呈現，表述》、《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合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和《台灣理論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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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跨界理論》
作者：史書美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