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鋼索上的譯者》

第八章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我某天早上醒來，」尤根．多爾曼（Eugen Dollmann）在回憶錄中記述，「發現自己加入了親衛隊（SS）。」在事發三十年後回憶當年，多爾曼寫道：「動機很複雜—某方面出於思慮不周，某方面出於真誠坦率，還有最重要的，我不希望前往羅馬和義大利各地旅行的計畫泡湯。」多爾曼的母親是巴伐利亞（Bavaria）的女爵，而他是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末代子民，先是在慕尼黑求學，後來前往義大利研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手稿和十六世紀樞機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Alessandro Farnese）的事蹟。他答允前住一場宴會擔任口譯，德義兩國的警察總長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亞圖羅．波契尼（Arturo Bocchini）都在現場，由於表現傑出，接下來十年的職涯發展從此底定。「要是當天參加宴會的是歐洲哪位教育部長或農業部長，」他揣想著，「事情發展很可能大為不同。」事實是，他很快就見到了「兩名下士」（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於一戰期間的軍階），並在必須提供的翻譯服務範圍內協助兩人溝通。

「關於慕尼黑會議（Munich Conference）的書籍汗牛充棟，我能補充的就是自己的印象和經歷。」多爾曼對於一九三八年九月這場國際會議的記述如此開場，會後簽訂的協定容許德國併吞當時屬於捷克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並進而主宰中歐。多爾曼以墨索里尼的口譯員身分出席，他的雇主德語能力差強人意，卻堅持要好好練習。「多虧有墨索里尼扮演『口譯長』，」多爾曼寫道，「我不覺得很勞累。」至於德方的口譯保羅．施密特（Paul Schmidt）則必須隨時翻譯希特勒說的話，開會開了「將近十三個鐘頭沒有休息」。在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法國總理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也參與的談話中，這位「不知疲倦的施密特博士」「必須不停將所有人的話翻譯成三種語言……所以他說的話差不多是四國領袖說的話加總的兩倍。」彷彿這樣還不夠似的，施密特常常翻譯到一半就被他要傳話的對象打斷。他每次都會開口請對方讓他說完，因為他的經驗是不完整的翻譯會令人大惑不解。透過玻璃門觀看會議進行的人後來告訴施密特，他要求所有人專心聽他講話時，看起來「就像在全班搗亂時試圖維持秩序的校長。」

施密特於一九二四年進入德國政府工作，自一九三五年起擔任希特勒的口譯，一直為第三帝國效力，也加入了親衛隊。他的回憶錄初版於一九五八年發行，其中提到他對德國在納粹統治下的未來早有預感，給人的印象是他對將來的下場心知肚明，但基於不言自明的理由無能為力。在「決定性的一九三九年」，他就認清「算總帳的日子很快就會來臨」。書中多處皆透露他「知道希特勒的意圖」，雖然據聞他在二戰結束許久後，講到元首時語氣仍流露出崇拜。今人已無從得知施密特當時的心情。然而，論及語言學問題，他的專業意見顯得相當懇切。在慕尼黑會議之前的某個場合，希特勒會見張伯倫以討論蘇台德地區的命運，他向英國首相保證自己絕不會訴諸武力：「我總會想到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施密特盡責地照字面翻譯（後來還會常常出現這句話），並未意識到話中之意其實是「如果不是另一方讓步，就是透過武力、侵略或戰爭來找到解決之道。」

如果說施密特在回憶錄中將自己刻畫成替邪惡政權服務的正派人士，多爾曼在回憶錄中則只是隨口提到自己著迷於「兩個獨裁者參與的玩具兵打仗遊戲」。以他記述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旅程為例，當時他陪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前往德軍占領的烏克蘭閱兵。座車行駛在滿目瘡痍的烏克蘭國土，元首講到征服亞洲「如連珠砲般滔滔不絕」。墨索里尼的回應比希特勒的長篇大論更難理解，多爾曼遲疑片刻才翻譯：「接下來呢？我們應該跟亞歷山大一樣為月亮落淚嗎？」希特勒問這是什麼意思，然後聽墨索里尼吟了一首詩。「這就比較難翻譯，」多爾曼回憶道，「但是領袖（the Duce）幫忙我翻譯出來，我幾乎來不及說明這是喬凡尼．帕斯柯利（Giovanni Pascoli）以亞歷山大為題寫下的著名詩篇開頭。」墨索里尼因此興高采烈，希特勒有些氣惱，兩人繼續在依然冒著煙的廢墟裡向麾下軍隊揮手致意，而一旁陪同的口譯員暗自覺得好笑。

多爾曼講述過去經歷時，很努力用幽默自嘲來包裝故事，對於自己也是獨裁者種種行為的共犯這點，盡可能輕巧帶過。舉一個粉飾太平的例子：「討論這件天大的事花了將近兩小時，我在這段時間必須翻譯統計和技術相關名詞，這些字我連德文都不懂，遑論義大利文。」相較之下，施密特的筆調一直很嚴肅。一九四○年七月，希特勒倡議「向英國提出條件優渥的和平談判」，施密特決心盡力將演講詞譯成英文，一方面抗衡「翻譯德國聲明往往很不精確而且亂無章法」的敵方；另一方面也讓所有人有機會避免戰爭屠戮。希特勒對帝國議會發表演說時，施密特帶著講稿英譯本坐在播音室裡；同事以鉛筆點在稿子上示意演說進度，他則唸出對應的英譯，過程中不時關掉麥克風讓聽眾聽到希特勒的聲音。「很多報導對我的表現嘖嘖稱奇。」他寫道（記者以為是現場同步進行口譯）。雖然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但他卻「對演說內容深感失望」，很驚訝希特勒「竟然相信這篇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能夠影響頭腦清楚的英國人。」接下來的批判之意更加明顯：「我在談判交涉中常會注意到，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另一方面，多爾曼自命為藝術愛好者和享樂主義者，認為口譯工作麻煩無趣，但至少讓他有足夠時間輕快泰然穿梭於一個又一個社交場合：「當口譯基本上沒有什麼事要做……所以我決定在歌劇院待久一點，滋潤一下枯竭荒廢的可憐心靈。」身為厭世的唯美主義者，卻因為命運的轉折，跟正常來說不會與之打交道的人湊在一起，他只能苦笑以對。「我利用在希特勒那間可怕的私人寓所吃午餐的時間，」他如此描述某次口譯任務，「體驗了忠誠男女黨員的可怕品味，他們為了向偶像致敬，獻給他許多恐怖的家庭手工製品，和五花八門難以計數的紀念品和朝貢品。」藝術品味極佳的多爾曼飽受精神折磨之際，「墨索里尼對美感不怎麼挑剔，看到眼前景象倒是不以為意。」擔任口譯的多爾曼對「兩名下士」沒有留下太好的印象，退休後時常大聊兩人私生活的八卦軼事，包括希特勒「面對無數爭風吃醋想搏得他青睞的女子顯得異常羞怯」。他談論口譯工作的場合極少，談到時則將自己定位為「著名口譯員」，能夠「避開一些不那麼愉快的任務」，因此「在義德聯軍的聖戰戰場上屬於勝利的一方」。

兩名回憶錄作者顯然都自外於爭端，不過方式各有不同。對於「大多相當原始的七情六慾、喧囂擾攘」，多爾曼的態度是輕蔑不屑，而施密特則對納粹政權玩的高層權謀遊戲比較熱衷，對於納粹罪行的枝微末節不感興趣。「我到今天還是大惑不解，自己怎麼會逐漸成為義德兩國密切來往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多爾曼寫道，他承認必定還有許多口譯者比自己更優秀，而大家都知道他的作風是「無論如何絕不贊成直譯」。施密特對於自己的翻譯技巧比較引以為傲。二戰後於紐倫堡（Nuremberg）進行的多場審判皆採用他的證詞和筆記。施密特「有三年輾轉於監牢、集中營和旅館之間，有時是囚犯，有時是受聘的語言專家，但一直擔任口譯」，後於一九五二年成為慕尼黑語言及口譯學院（Munich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Interpreting）院長。多爾曼同樣未受嚴懲、輕鬆脫身，不過德軍在一九四四年為報三十二名士兵遭義大利游擊隊殺害之仇，在羅馬屠殺三百三十五名義大利人，當時在羅馬擔任納粹軍官的多爾曼必須對此負責，而他的回憶錄中隻字未提此事。有一說是同盟國幫助多爾曼免於因涉入屠殺事件受審，交換條件是他要協助談判，以促成納粹部隊於義大利投降。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口譯員亞瑟．柏西（Arthur Birse）對雇主的評價也很高，稱許首相的發言「總是很清楚且切中要點」。然而也有些時候，邱吉爾等不及柏西寫完筆記就急著問：「他在說什麼？」但自己發言時又「偏好一口氣講完，不希望被口譯打斷」。邱吉爾這一點就不如蘇聯領袖史達林；根據波倫的印象，史達林「很為他的口譯員著想……對於發言時間長短掌控得很精準」。而在柏西的回憶中，史達林「表述想法時講得很慢、很簡單。」史達林的口譯員弗拉基米爾．帕弗洛夫（VladimirPavlov）並未撰寫回憶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為蘇聯獨裁者工作的感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從容以對，」柏西如此描述帕弗洛夫，「就連史達林偶爾對他疾言厲色，在我看來並不合理……他看起來還是冷靜自若。」這幾位口譯員共事數年之久，逐漸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一人想不出某個詞語的譯法時，其他人會提供建議，偶爾也會對彼此的譯法提出疑問。「帕弗洛夫在場讓我更有信心，」柏西回憶道，「我希望自己也能讓他有同樣的感受。」在德黑蘭曾有一回令柏西印象深刻，當時史達林正在宴會中發言，一名侍者要送上名為「波斯燈台」的冰淇淋甜點，不慎失手打翻，弄髒了帕弗洛夫的制服。「他面不改色，毫不猶豫繼續翻譯完很長又很難的段落。」

在外交實務上，口譯員通常負責從自己的母語譯成其他第二語言，這樣相較更容易，因為他們會比較習慣常配合客戶的講話方式和風格。柏西和波倫都很欣賞史達林「談吐流暢，用字遣詞簡潔明快」，稱許他的俄文「簡約精準毫不冗贅」，但對他的喬治亞（Georgian）口音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波倫聽不太出來史達林的口音，但柏西一開始覺得很困擾：「就像聽到偏遠蘇格蘭高地本地人講英文。」英國人柏西出身雙語家庭（其父是移居俄國的蘇格蘭人，講英文一直帶有丹地口音），對地方口音十分敏感。

柏西曾有一次替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口譯，他形容赫爾「聲音低沉，帶著我不熟悉的美國南方口音」。他很難聽懂赫爾在講什麼，只能不斷用猜的或請赫爾重講一次。「我只能聽到什麼就盡量照字面直譯。」他寫道。他覺得自己表現很差，但似乎沒有人在意，所以他「振作起來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波倫和柏西也參與了歷史上另一場重大會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邀集英美兩國召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兩人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評判要翻譯的談話內容，主要看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清楚。例如邱吉爾有時候會太過激動：波倫描述「他會先講一句話起頭，重複一遍，有時重複兩、三遍，然後腦海中才浮現他要的畫面。」接著就會是一段精采非凡的演說。至於柏西，即使他很習慣雇主那些「從靈魂深處迸發的鮮活字詞」，也記述了某次史達林在作東的晚宴上「和邱吉爾兩人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我和帕弗洛夫為了在各自的語言中找到適合的譯法簡直絞盡腦汁。」柏西認為口譯講究「流暢、快速和最重要的正確度」，他發現特別不好處理的語句包括修辭性問句如「辛苦勞動的人會看到他的家嗎？」，以及空洞瞎扯如「我提議舉杯敬和平勝利的燦爛陽光」。

三巨頭享用珍饈佳肴的同時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們的翻譯助理卻忙得連點心都沒空嚐一口。我訪問過的外交口譯人員幾乎全都提到餓肚子這個職業災害，但是沒有人像多爾曼在回憶錄裡說得言簡意賅：「睿智的口譯要嘛事前先吃一點，要嘛事後大吃一頓。」不過偶爾也會有能大快朵頤的人，注意到那些嘴巴得忙著翻譯、顧不得進食的人的難處。在同一場晚宴上，史達林舉起酒杯：「今天晚上，還有其他的場合，我們三國領袖齊聚一堂。我們談話，我們吃喝，我們度過愉快的時光。但同時，我們的口譯必須工作，他們做的事並不輕鬆。他們沒空吃，也沒空喝。我們依賴他們將想法傳達給彼此。我提議敬我們的口譯一杯。」史達林分別和羅斯福和邱吉爾碰杯之後，邱吉爾也開口酬答：「全世界的口譯，聯合起來！除了聽眾，你們沒什麼可失去的！」至少這是柏西印象中的版本；波倫則聲稱那是他「在好幾杯伏特加下肚之後斗膽」想了這句詼諧妙答。無論這句話是誰說的，這兩段話最棒的地方在於很好翻譯，就算喝了幾杯酒也沒問題。至於其他的談話內容，口譯員想必是靠著這句俄文諺語過關：「苦練的本領技藝，喝再多酒也不會忘記。」

參加高峰會的另一種職業災害──或額外福利，視情況而定──是會碰到很多攝影記者。活動留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口譯員自豪地擺姿勢與會議講者合照，但本章中幾位主人公似乎抱持不同的態度。多爾曼的回憶錄收錄了不少幀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制服筆挺、儀表堂堂，施密特的著作二○一六年版收錄的照片裡則幾乎找不到他本人，有他出現的極少張照片所附圖說則特別描述他「如常進行口譯」。柏西和波倫都沒有什麼理由逃避拍照留影。至於低調的帕弗洛夫則常在相機鏡頭出現時退到一邊，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但很可能與極權主義無關。他從政府高位退休之後在出版界工作，根據一些紀錄，他終生都是史達林的忠誠擁護者。在史達林統治下喪生的蘇聯百姓人數超過戰爭時送命的人數，或許他對口譯員來說是個好講者，但是沒有人（或許包括帕弗洛夫）會被他的言行舉止蒙騙。「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個念頭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柏西在著作中如此總結，「我很慶幸自己不是為他工作。」

替獨裁者翻譯和替其他人翻譯沒有太大的不同，口譯員個人對講者的看法不應影響工作。比起語言學上的歧見，政治上的歧見可能比較容易消除，而就如所有口譯員都能證實的，個性不討人喜歡的人未必會是惡魔「奧客」。客氣博學的控制狂，尤其是略懂目標語言的人，可能跟滿口粗話、不學無術的人一樣危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樣的人如何將多重詞義變成真正的地雷區。我曾有一次不得不找字典來翻給口譯案的案主看，向他證明確實有「feckless」這個字，而且和「irresponsible」一樣都表示「不負責任」。而且現在碰到有人話講到一半停住，我已經不會皺眉頭了──通常他們這時打算要說「她真的就叫我死出去」之類的話，所以想向我示警：「聽著，我不知道這句你要怎麼翻譯」，好像以為髒話是翻譯工作裡多難對付的部分。

如果問口譯員什麼是最糟糕的講者特質，很多人都會提到愛插嘴。性急的客戶會一聽到熟悉的語句就打斷口譯，過了一會兒又要口譯員幫忙解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關於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的記述中，就描述了一名不耐煩的講者，而這個案例也讓她進而省思「邪惡的平庸性」。讓通譯工作變困難的並不是被告。「蘭道法官（Judg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鄂蘭描述道，「而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嚴肅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活動。」

從第一手敘述可窺知，為獨裁者翻譯的情況類似，而且更加不妙。我們探討的幾位口譯員或許隨侍在老闆身側，或許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有時口譯員說話卻直接遭到忽略，而結果有好有壞。就連施密特博士雖然擅長維護口譯的發言權，有時候還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曾回憶一場英國高官霍瑞斯．威爾森（Horace Wilson）與希特勒的會面，威爾森帶來一封張伯倫為蘇台德危機寫給希特勒的書信，信中用詞嚴厲。施密特努力想要翻譯，但是所有人同時開口發言，所以即使曾有微渺希望可以讓蘇台德免遭併吞，也白白失去機會。「類似情況很少發生，但這一次，」他寫道，「我試圖在希特勒面前堅持我的口譯員本分卻失敗了。」

有些時候，想在獨裁者面前堅持自己的本分，最好的方式是忽略獨裁者的話。一九四○年，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o）與希特勒於昂代（Hendaye）會面，西班牙外交部長拉蒙．賽拉諾．蘇涅爾（Ramón Serrano Súñer）也陪同出席，他後來回憶當時的德文口譯葛羅斯（Gross）「對我們要說的話頂多只聽懂一半」。希特勒為了西班牙遲遲不願參戰大感氣惱，雙方商談到最後顯得略微緊張，而佛朗哥又讓氣氛更加緊繃，道別時他搬出「西班牙人的招牌場面話」。「等到德國真正需要我的那一天，」他對希特勒說，「我將不求回報，無條件站在你們這一邊。」蘇涅爾擔心希特勒會將這番「空洞場面話」當真，但是葛羅斯要不是沒聽懂佛朗哥的話，要不就是認為這段話只是冗言贅句—他一個字都沒翻譯。數年後，當蘇涅爾向一名德國外交人員提起這件事時，德方人員表示：「我們真應該幫口譯員葛羅斯立碑紀念他的表現。」無論翻譯得如何高明精妙，當再說什麼都無濟於事時，沉默確實是金。

作者從事包括報導、翻譯，以及為政府公部門口譯等工作。書籍及藝術評述文章散見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衛報》（Guardian）及其他英國出版刊物。由她將俄文譯入英文的作品包括葉卡捷琳娜．德格特（Ekaterina Degot）等人彙編文集《後後蘇聯時代？：十年之交的俄羅斯藝術、政治與社會》（Post-Post Soviet? Ar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Decade）（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最佳歐洲小說選》（Best European Fiction）的當代短篇故事（達基檔案［Dalkey Archive］出版社於2013、2018年出版），以及19世紀葉戈爾．科瓦列夫斯基（Egor Kovalevsky）所著遊記《內非之旅》（A Journey to Inner Africa）（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出版社於2020年出版）。另著有翻譯史普及讀物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本書原文版），2021年5月由英國Profile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