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閱讀余英時》

允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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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海外文化王國」—余英時先生1960 年代的一個構想

王汎森

余英時先生1962年從哈佛畢業之後,先留校半年,接著很快得到密西根大學歷史系的教職。密西根大學時期的余先生,忙於中國通史、中國制度史等課程的教學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寫成《漢代貿易與擴張》的英文書稿寫成,並交付出版社。另一件工作是將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兩篇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同時他也積極籌備著將博士論文擴充成一本英文書。除了計畫添寫序論「漢代的思想與生活」之外,余先生還積極選譯《太平經》的某些篇章,並計劃將桓譚〈形神論〉譯成英文附在書稿後面。這個階段的余先生因博士論文的關係,對早期道教很關注,經常提及《太平經》等書的研究,同時也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張道陵」、「抱朴子」兩條。

以上的工作以漢代為主,但當時余先生也開始將研究推向先秦。當時李濟曾親訪余先生於密大,舉出《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的若干思想宗教方面的題目,余先生答應寫四章,其中後來完成的一章,即《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中的〈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我們可以想像在密大短短幾年中,余先生同時在趕兩本書,還在寫杜希德教授唐代財政史的長評等。所以他往往是白天在學校上課開會,晚上徹夜趕寫,經常忙到感覺世界好像不存在似的。在快離開密大時,他便對楊聯陞提到他想往中古史走,而當時他也答應度希德所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寫北朝史的一章。

除此之外,至遲從1963年起,余先生頗熱心於鼓吹建立「海外文化王國」。我最初會注意到余先生這個構想,是在閱讀《楊聯陞先生日記》之時。2006年在我擔任史語所所長時,楊聯陞先生的夫人決定將楊先生的日記原本數十冊捐給史語所,哈佛燕京圖書館則留存了一份影印本。楊夫人交代日記入藏傅斯年圖書館之前,要由余英時先生看過。為了等余先生2008年7月來中研院開院士會議並目驗日記,這部日記在我的所長室存放了近一年半,所以我有機會泛覽一過並留下若干筆記。

在瀏覽楊先生日記之時,我發現在1963年後的一段時間內,楊先生提到余先生有在海外建立文化王國的想法。1963年5月3日,楊聯陞日記:「收余英時信(有通信一篇)頗佳。但過於重視『士』之傳統,主張在海外建立文化王國。何不言自由國邦。」1964年11月12日楊聯陞日記上說:「今日收納孫及英時信,即覆。英時主張中國人在海外建立文化王國,余認最後中外協力建中國文化大國聯邦(Chinese Cultural Commonwealth),以認真、虛心、合眾、求通為憲章(genius, humble, united, universal)。」此外,在1964海外中華」〉一文。

在余先生寫〈釋「海外中華」〉似乎是《祖國週刊》命題之作,而余先生在此文不但解釋何謂「海外中華」,並進一步提出他多時以來主張的「建立海外文化王國」。在這一篇短文開宗明義說:「所謂『文化王國』其義至顯,弟經多年觀察與體驗,不相信我們在最近後來可以在政治、經濟方面有何發展之可能,我們今日最能做與應做的仍是如何在文化上建立堅實的基礎。」為此,他反對進行任何政治「運動」,他說:「最近數十年來,我們有各式各樣的『運動』,但無一有真實的成就。」

這篇短文分幾個部份。在第一部份,他一方面討論乾嘉學術的得失,認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崛起的經世思想,「若外在之挑戰不若是之劇,則中國學術與社會本可望逐漸走上相互配合之途徑。然西方文化之衝擊過強,已非傳統之經世之學所能應付」,所以他說康南海的失敗不只是政治的,「更是思想的」。

對五四以來的文史研究的成績,余先生認為它一方面「置中國歷史文化之大綱大目於不顧」,「甚至也不能傳佈到一般大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僅浮在上層少數專家圈子中,和整個社會脫了節。」同時在檢討當時大陸的人文研究時,認為太受馬克思歷史公式的拘束,而走上沒有生機的兩極。在文中他還提到無論中國歷史、思想、社會或制度的研究,不能單靠舊學基礎,同時也要有「新思想的指導」、「我們所掌握的理論武器愈多,則觀察的能力愈強。」

余先生與王汎森攝於余宅,2016年。

「海外文化王國」的建立,當然是避免前述所講的重重缺失,而希望回答三個問題:一、何以中國思想上始終未能建立一個重心;二、瞭解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根本何在?要了解這個問題,便不能不從研究中國歷史入手;三、弄清楚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的特點,並了解民主、自由、科學如何才能在中國文化中生根成長。余先生並呼籲此時不能從事政治「運動」,只能在文化方面努力。他說:「文化自不能不自追求正確的知識始。同時,我還有一層思:即當略懂戰略,應知如何捨己之短而取己之長。求知識、談文化是我們的長處,搞運動則是我們的短處。這還是從主觀條件說的。從客觀方面說:我們身處海外的人,別的方面或許不及大陸上的知識分子,而唯獨在學術自由方面比他們強得多。我們可以暢所欲言,而他們則只能噤若寒蟬;我們能讀到一切新的學說,吸收任何新的知識,而他們則只許搞馬列主義(此只就社會科學、文史哲等言之),我們必須善用這一方面的優勢來為未來中國學術文化之發展培養一些種籽。」

余先生攝於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室,2008年。

在這篇短文中,也反映了余先生當時關心的學術問題,如其中對於中國「士」之起源與發展的問題。當時余先生正向美國的密西根大學申請了一個研究項目:Origin and Growth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討論自春秋戰國至兩漢階段「士」階級之興起與發展。又如文中提到Robert Redfield 的「大小傳統」的問題,也是余先生後來很關注的一個學術主題。至於「王國」一詞,隱然有西洋文藝復興的味道。文藝復興時期好用「王國」的概念,尤其是在海外建立某種王國。當然「王國」一詞也可能有柏拉圖共和國的遺痕,從余先生的回憶錄看來,此前幾年他在哈佛讀書時對文藝復興與柏拉圖共和國曾特別用功。

前面提到,〈釋「海外中華」〉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因為受政治及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束縛,不可能發展出健全的文化,而身在海外的讀書人,反而可以充分利用「學術自由」的優勢,充分吸收西方理論,在紮實的舊學基礎上,關注大綱領、大關節,而對現實日用人生提供解答,克服清代學問以來上學不能下達的困難,建立一個海外的「文化王國」。他心中的這個「海外文化王國」中,顯然包括許多堅實的學術研究,譬如他認為楊聯陞在法蘭西學院演講的小書是一個性質適中的例子,同時也希望有那麼一批問題,由一群王國中人勉力進行,庶幾可以對中國歷史、思想、社會或制度得到更深入的理解。正如他在給楊聯陞信上所顯示的想法,當時一批學術新秀來美工作,他很想藉師友之力來栽培可用的人才。

這篇文章始終重視「文化」的建立,希望過去「第三勢力」的朋友擺脫在當時現實環境下不可能有進展的政治運動,應該致力於在海外建立一種「文化勢力」,而其終極目標應該要在社會上建立思想的重心,再以新的思想重心建立起新的社會重心(余先生說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社會重心」,並認為西方社會重心從未斷過)。

在海外建立文化王國的想法,此後幾乎不曾再出現在余先生的文章中。在我認識余先生的三十七年時間內,也從未再聽余先生提起,所以我原本未恰當估計它在余先生思想歷程中的位置。然而,幾年前我偶然注意到余先生在《明報》月刊創刊三十五週年(2001年1月)所寫的〈晚節與風格〉這篇短文,回憶他與《明報月刊》密切的關係時說:《明報月刊》創刊的1966年,他當時人在美國未能恭逢盛事,「但是我還記得我在1962年至1963年間給香港友人所寫的幾封信,曾在《明報月刊》上刊載過。題目也是朋友代為擬定的,大概是〈論海外中華〉。因為我從未將這些收進文集裡,手頭也早已無存稿,所以記憶不免模糊了。『海外中華』是我當時一種空想,大致認為中國文化在本土一時沒有機會發展,只能在海外由中國知識人承擔起這個任務。」余先生還說這篇文字在美國曾經引起反響,有人把它節譯成英文在紐約的一個留學生刊物中發表。余先生並表示以後有機會,他也許會找出《明報月刊》來重讀一遍。

余英時院士與普大校長合影。
於王汎森留美宿舍,1991年10月28日。

由此可見,余先生晚年仍相當注意三十多歲的這個「空想」,但是1962、63年時期《明報月刊》尚未創辦,所以這篇通信其實不是發表在那裡,而是發表在《祖國週刊》。後來在《明報月刊》一卷四期(1966年4月)中,編者將它刪節過後,與余先生其他幾篇書信放在一起,以余先生的名義,用〈涵養新知,商量舊學〉的標題刊出。值得注意的是,編者把〈釋「海外中華」〉中涉及「海外文化王國」的部份刪掉了。

當然,余先生所說的這個「空想」,也折射出他始終對現實的關注,希望透過學術、文化工作成為一種影響現實力量的抱負。而先前在香港參與「第三勢力」的經驗,也在某種程度的延續余先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香港「第三勢力」是「企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專政』政權之外,建立起一個以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為終極目標的精神力量。我當時還是一個在學青年,而且生來對於政治組織沒有興趣,因此『第三勢力』的大大小小聚合,我一次也沒有參加過。⋯⋯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我卻是同情『第三勢力』的。因為我深信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開放與寬廣的民主體制,才能走上現代化之路。」余先生認為人不一定要屬於或屈就文化,而認為文化為個人的生活而存在,所以即使不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也可以在海外的土地上創造一個文化的中國。陳弱水在〈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一文中提到:「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余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而且自始自終,在國、共之外建立文化王國或某種足以抗衡集權政治力量的想法,與余先生的學術工作如並行之兩翼。

這或許也可以從1970年1月20日給老師楊聯陞的信上所說的,「近思所作仍是俗學」看出一點端倪。雖然這只是單辭片字,但我始終認為透露了重要的意義。我推測余先生所謂的「真學」,應該是能相當程度結合學術與現實的工作。這個猜測是否正確?可能要待以後更多材料才能印證了。

作者是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啟蒙是連續的嗎?》、《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等學術專書。


書名閱讀余英時
作者:胡曉真主編,黃進興等著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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