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閱讀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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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烏的《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回顧二十世紀幾次巨大的政治狂潮，包括法西斯主義、蘇聯與中國的共產極權、冷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無所不在、愈來愈難以預測的恐怖主義攻擊，都對民主政治體制、歷史進步和人類存在帶來空前衝擊。而全球資本主義和八○年代後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治理，讓「自由市場」成了近乎毋庸置疑的自然法則。自由貿易與消費、更為彈性與流動的勞動並沒有消弭，反而強化了南北半球貧窮與富裕國家和社會內部階級間的鴻溝。左右派進步與保守政治的區隔漸趨模糊，全球各地持續興起一波波民粹主義與排外主義的勢力。當代政治的研究者甚至還觀察到，我們所處的世界普遍瀰漫著對於結構性的政治改造甚至整個民主代議政治的冷感和不信任。於是，「垃圾不分藍綠白」在臺灣成為社群媒體的流行語。然而，包括德希達、紀傑克（Slavoj Žižek）、阿岡本以及本章所要討論的巴迪烏（Alain Badiou）等當代思想家，卻在這樣歷史情境中開始構思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廢墟的改造計畫。從他們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當代理論的「神學轉向」（the theological turn），他們開啟對於超越性的想像，但也關照如何介入政治現實。事實上，這樣的神學轉向正在重組文學、精神分析、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等人文學科。同時，基督教信仰與唯物論也發展出新的同盟關係，以社會實踐與改造做為終極關懷。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與思想脈絡中詮釋巴迪烏的《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Saint Paul : La Fondation de l’universalisme）。巴迪烏認為在我們所處的「當代」，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體制／生命政治／多元文化社會已經失去根本性的改造力，重讀保羅可以開展回應、批判與解決我們所遭遇的困境。巴迪烏帶著他一貫的理論概念，包括「事件」、「減除」、「忠誠」等重讀門徒保羅的宣教。保羅對巴迪烏而言是反哲學傳統的戰將，他宣揚的基督復活超越任何事實論證，引領信眾超脫族群與文化的特殊標記、政治體制的計算、分類與定位，以及法律、罪惡與欲望的惡性循環，透過信念、恩惠與愛將信徒們凝聚在基督的國度中。我們不需要是基督徒才能領略和接受保羅的思想實踐，我們關注的是一些跨越標記與界線的基本原則。某種程度上我們所處的世界對許多事都失去信念，跟著巴迪烏一起重讀保羅，也許可以是一趟找回信念的思想旅程。

當代所需要的主體

巴迪烏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生於摩洛哥拉巴特（Rabat）。一九六○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完成以史賓諾沙和康居廉（George Canguilhem）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先後任教於翰斯大學（University of Reims Champagne-Ardenne）和法國第八大學。巴迪烏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政治運動，涉入阿爾及利亞解殖民鬥爭，參與法國馬列共產主義工聯（UCFML），六八學運的發生更加堅定他基進左派的立場。巴迪烏廣泛涉入自柏拉圖以降的歐陸哲學傳統，當代則受阿圖塞與拉岡的思想影響甚巨，長期與包括德勒茲、李歐塔（François Lyotard）、紀傑克等同時代的思想巨人進行辯論。巴迪烏獨樹一幟的運用數學理論架構「主體」、「事件」、「真理」、「減除」等概念，除了產量驚人的哲學著述之外，亦有戲劇與詩歌創作，以及文學文化與電影理論與評論的產出。

「重讀保羅對於當代有什麼意義？」這是我們對於《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最根本的提問，也是巴迪烏在全書一開始要回應的問題。當代理論不乏對於當前生命政治、自由民主體制、多元文化主義、身分政治現實的批判，認為這是一個失去對真理的信念、失去社會與政治根本性改造動力的時代。巴迪烏重讀保羅不是把他當成教徒，不是為了福音或任何祕密宗教的信仰，也不帶有任何歷史化和解經的意圖，而是「主體的」意圖。「巴迪烏的保羅」是一個被真理事件震懾，從而對事件保持忠誠的主體。可以說，巴迪烏透過保羅開展出包括有關主體、真理事件與其他相關的思想，對於反思當代的生命情境具有重大意義。

為了便於掌握巴迪烏重讀保羅的主要論述，我們可以先大致界定幾個核心概念。

事件與自由

巴迪烏談的主體由機緣的（aleatory）事件所決定，但不因此失去自由，而是有能力跳脫決定其存在的情境。這也是一種強調介入與決斷的主體論。

信念（faith）、真理與真理程序（truth procedure）

保羅宣揚的基督復活是一種沒有根源可考的虛構，不在當下的知識與計算系統中，但這被當成真理，在未來將達成無所不包的普遍性。用直白的語言來說，信念支撐的真理是「未來完成式」，也就是進入（朝向未來展開的）真理程序。

減除（subtraction）與泛型的（generic）

保羅及其追隨者不受制於任何國族、族群、文化的區分，也不受俗世與現實的法律制約，保羅甚至宣揚「（世俗的）法律上的死亡」（dead to the law）。

巴迪烏透過門徒保羅要批判、介入的「當代」，源自二十世紀初的語言學轉向、分析哲學和詮釋學，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與歷史相對主義的思想氛圍。他認為一切現實都被化約成文化差異，人人變得脆弱無比，都可能是受害者。這種情境的決定因素是「貨幣抽象化」或金融全球化，也因此造就了虛假空洞的普遍性，與當前的多元文化與社群者主義、資本主義國會主義（capitalist-parliamentarianism）相輔相成，這些都同樣依賴全面性的交換和對價邏輯運作。巴迪烏嚴詞批判當代法國陷入身分認同的狂熱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形成共犯結構。對他而言，當代不斷產生的（在地的、封閉的）身分屬性和資本主義不斷擴張、開拓新疆界的邏輯是一體兩面，「資本要求不斷創造主體和領土身分，讓它的運動原則得以將行動空間同質化；這些身分就只要求和其他人相同的權利，以相同的方式暴露在市場統一性的獨占權之中。資本主義全面對應的邏輯和社群或少數族群的身分認同與文化邏輯形成一種連貫的整體。」

巴迪烏的保羅顯然與當前反真理與去主體化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保羅宣告「基督復活」的真理，這樣的真理是主觀的、特異的（singular），但具有不受既存法律與道德秩序制約的普遍性。這樣的主體位置或基督教主體也是因為「宣告」的事件才得以發／重生，在宣告前並不存在。主體本著信念與愛忠於宣告行動所開啟的真理程序，不受國家、族群、性別標記主宰，不分男女老幼身分地位，從國家與「意見機器」（apparatus of opinion，即國會、媒體、習俗與習慣等）當中減除。保羅所號召的主體忠於自己相信的真理，並讓真理徹底改變生命，拒絕從眾妥協。

對純粹事物的信念

保羅的宣教對所有人民與習俗—用巴迪烏式的語言來說，「（羅馬）帝國內的子集合」—保持徹底開放。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只有比較連貫而明確提到猶太人和希臘人而沒有包含其他族群。不論真正的原因為何，巴迪烏提醒我們不要把「猶太」和「希臘」理解為特定信仰、習俗、語言和領土等意義下的「民族」，而應該視為主體選擇的立場，對應兩種不同的「話語」（discourses），與保羅代表的「基督話語」形成對比。

根據巴迪烏的解釋，猶太話語和希臘話語是「支配」（mastery）的一體兩面。先知是神蹟的代理人，站在例外的發言位置，智者代表的邏各斯（logos）是一種全面性的理性，兩者都屬於「主宰」的形象。巴迪烏不認為兩者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為不管是先知解讀上帝留下的徵兆，或是智者掌握的宇宙整體，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權威之上，並不是真正的事件。反觀保羅宣揚的基督救贖並不依賴解讀上帝的徵兆和掌握宇宙的知識，也就是說，不是建立在既有的知識權威之上。

「神子」的形象對於歷史、法律和話語傳統都是一種介入和斷裂，而非統整或總結。然而，基督話語還需要門徒對基督所彰顯的（復活）事件保持忠誠。門徒不代表任何權威，而是放棄權力、智慧和知識的宰制，以信念—有別於先知和智者的權威—宣揚普世真理。如巴迪烏所說，「門徒既非實質的見證人，也不是一種記憶。」基督復活作為一種事件毋須證明或反證，無關乎經驗、知識與歷史考證，那是一種「純粹的事件，開啟一個新時代，改變了可能與不可能的關聯」。門徒宣告與命名前所未聞的可能，也就是基督復活的福音，顛覆既有的知識和語言體系高低、強弱、智愚的區分以及本體存在，並對這「不可能的可能」保持忠誠。

為了說明保羅的基進性，巴迪烏將保羅的「基督話語」和帕斯卡頗具神祕主義色彩的神學著作進行對比，得到的結論是：保羅的基進意義甚至超越了基督教神學傳統裡最基進的詮釋者帕斯卡。兩人的共通點是皆認為基督教思想裡最重要的宣告都關乎基督。巴迪烏認為帕斯卡即便表現出反哲學的姿態，仍然關注知識與信仰論證的問題，保羅則把基督的形象當成一種發生在人們身上的事件，使人們不受世俗法律和既有（猶太和希臘）的話語傳統的束縛。他不訴諸神蹟，也不靠其他宣稱與上帝有直接溝通的人來合理化自己的信仰，以信念支撐神蹟的真實性，表示自己的語言和智慧仍有不及之處。我們從這裡也認識到，保羅宣揚的基督話語給予那些被主流社會和區分系統所摒棄的人們力量，也就是出自於微弱的力量。

現世中進行愛的工作

巴迪烏重讀保羅自始至終都關注事件對於主體的效應，我們從這個面向特別能理解保羅的基進意義超越既有法律和生命政治統治。首先，「基督事件」將主體分化成「靈」（spirit）與「肉」（flesh），分別對應生命與死亡兩種主體準則，如同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受到靈召，頓悟了往日存在猶如死亡。這樣的主體分化也改變與事物的關聯，打破既有的事物配置和定位，甚至世界的整體性，主體也因而進入失根狀態，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超越個別的文化和族群傳統，這也是基督教成為一種普世宗教至關重要的基礎。

討論到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巴迪烏重讀的保羅彰顯了反哲學的立場，反對類似上述猶太話語和希臘話語依賴的主宰（或大師）形象，以及對知識和意義的宰制。基督話語召喚的主體實質上是一種「非主體」（non-subject），不受大師和傳統典範的制約，彼此平等，在真理的道路上都是上帝的協力者。反哲學的立場也是反辯證的（antidiale­ctical）：死亡、復活、恩惠等都不是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開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無關乎任何內在的必然意義。死亡與復活間就是一種斷裂，用巴迪烏的術語來說，復活產生於死亡的情境之中，但不屬於死亡的「集合」，等於是從死亡之中減除，同時肯定了新的生命。恩惠則是一種純粹的偶然事件，讓法律終止運作，打破時間運作「殘酷的常軌」，將主體帶往超越人畜（human animal）存在的變異。巴迪烏認為保羅開創了一種「唯物論的恩惠」（grace of materialism）：每個人都可被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恩惠）擄獲，從而奉獻於對所有人都有用的事物。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瞭解，「靈」與「肉」的分化或主體的選擇也是生與死、恩惠與法律的分化和選擇。在保羅的思想系統裡，法律屬於俗世的、計算的、客觀化的範疇，阻斷了恩惠向所有人的號召。同時巴迪烏也指出，保羅充分理解法律具有「國家的」（statist）的性格，「計算、命名與控制某個情境的組成部分」，賦予並規範個別事物的特質，使它們各得其所。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當前的多元文化主義時代，如同本章一開始所描述的「當代」，每一種聲音和身分都被認可、都算進去系統裡，看似多元包容，實際上是對差異的制約。「基督事件」彰顯的恩惠和救贖則是無法計算與命名、無法預測、無法控制的，超越經驗和功效主義的計算，不依循任何既定的法則，不能套入權利和職責、工作和報償的等式計算，因而是「無緣由的」（gratuitous）。

為什麼門徒保羅會宣揚「法律上的死亡」？我們該如何深刻理解恩惠的普世意義？保羅的宣教帶來什麼解放或救贖的希望？這些問題的思考方向都緊扣保羅如何看待法律、罪和欲望的糾葛。〈羅馬書〉第七章記載了保羅的話語：

我們可說什麼呢？律法是罪嗎？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然而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

根據巴迪烏的詮釋，法律規範著人們的欲求和滿足，但法律所禁止的反而會成為欲求的對象，形成一種追求僭越的潛意識自動裝置，使主體陷入愈遵守法律愈想僭越法律的惡性循環，受困於肉體欲望的束縛，失去意志力，雖生猶死。保羅宣揚的恩惠超出既有的計算系統與形式的法律條文，總是以一種偶發的、過量的、「無緣由的」狀態出現，打破法律、罪惡與欲望的惡性循環，召喚主體對於普世真理的忠誠。

保羅同時還宣揚透過愛的「宣告」，開啟某種超越文字表面或形式法律的靈魂法則，召喚主體的行動和忠誠，給予主體無法以經驗計算和理解的一致性。主體在「愛的宣言」事件發生前並不存在，是愛的宣言召喚了主體，並使主體對於愛的宣言保持忠誠。這樣理解下的愛和自我中心或自戀式的愛—也就是主體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像他人要什麼再給出什麼—截然不同。必須強調的是，保羅式的愛（Pauline love）不是出世的愛，而是一種在現世中進行的「愛的工作」。對於受到真理感召的主體而言，即便是俗世中各種虛幻不實的意見、習俗（文化與族群）差異，也都是普遍真理和愛運作的場域。對此我們必須釐清，保羅絕非遊走在個別差異之中的投機主義者，而是走「群眾路線」，主張各種差異都可以統合在普遍性真理之中。

延伸思考

保羅宣揚的基督復活不受限於既存的知識體系和歷史考證，是一種由信念支撐的真理事件，召喚主體對於普世真理的忠誠，主體因而得以超脫國家、族群、文化的特殊標記。顯然巴迪烏理解下的保羅在一個強調各種層次的特殊性、對普世真理抱持懷疑甚至虛無態度，而且對重大變革失去信念的「當代」具有基進的意義。然而，當代多元文化真的如巴迪烏所認為的是資本主義邏輯的產物，有沒有其他看待多元和差異的方式？巴迪烏詮釋的保羅以基督復活作為所謂的事件，召喚主體的忠誠，凝聚在基督社群之中，這是否已經符合意識形態召喚的要件？保羅以及重讀保羅召喚的是現實世界中什麼樣的主體？其如何能普及／普世化？「以愛為名」的普世主義到底會是差異的共存或是另一種規訓的機制？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瞭解保羅是整個基督教體制化—那當然意味著信仰權威的建立—的最重要推手，巴迪烏的詮釋是否有意無意忽視這個事實，他是否把保羅的宣教過度的哲學化，因而規避了真實的歷史脈絡，一樣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作者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生命政治、恐怖文學、當代歐陸哲學、精神分析等。近期著有《跨界思考》（南方家園，2017）與《附魔、疾病、不死生命》（書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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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閱讀生命政治》
作者：黃涵榆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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