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1898．福爾摩沙踏查：德國旅人阿道夫．費實的臺灣漫遊手記》

307

一、導言和福爾摩沙、基隆、臺北、大稻埕、淡水、艋舺之行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下關條約》，日本取得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

懷抱著無窮的精力，那些騷動不安的新時代子弟即刻啟程，向彼方進發；自此之後，新的興趣、感受、觀念和價值，將取代數世紀來一切人民所深信的舊事物。

日本民族或許稱不上是最幹練的民族，但機警肯定是穩坐龍頭。他們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效率，將一群中世紀的裝甲武士和弓箭手，打造成裝備精良的現代化軍隊。他們將酷似古早時期維京人戰船的簡易帆船改頭換面，建立起不容當今列強忽視的強力鐵甲艦隊。冒出火焰的蒸汽火車，取代了過去效率不彰的肩輿。優異的蒸汽紡織廠，替換了從前簡陋的織布機。如今，他們也希望以同樣的效率迅速接管福爾摩沙，對這座剛到手、據說無比豐饒的島嶼寄予厚望——很遺憾，他們至今仍未得償所願。

時至今日，每個日本人都明白，他們當初應該索討更高額的戰爭賠款，而不是藉機擴張領土，自討苦吃。中國想必會樂於接受這樣的提議。但這顯然不能滿足那時主持國政的激進派執政黨滿滿的侵略欲。他們覬覦朝鮮，在籌劃良久後向中國挑釁引戰。這項往北擴張的計畫受挫後，由於廣大日本國人的野心仍舊需要有所寄託，日本帝國便朝向南方拓展自己的版圖。

福爾摩沙位於東經120度至122度、北緯22度至25度多之間，在地圖上緊鄰琉球（或稱琉球群島；Riu-kiu，Liukiuinseln）。從地緣上看來，福爾摩沙是日本諸島的延伸，因此取得該地是相當合理的決策；但兩地民眾是否具有深層的親緣關係，兩地的習俗和生活條件能否和諧相融，良性的文化交流是否可能……這些問題可又另當別論了，無法輕易地獲得解答——至少，無法透過目前多所闕漏的福爾摩沙相關著作文獻得到解決。

我因此決定順從內心熱切的渴望，親自去見識這個日本的戰利品，並了解當地的社會民情，對一個像我一樣無黨無派的人會留下什麼樣的印象，以及在可見的未來內，當地的經濟形勢會有何種發展變化。

為了實現我的計畫，我於1898年2月在神戶登上日本郵船會社（Nippon-Yusen-Kaisha）旗下的「相模丸」（Sagami-Maru）輪船。日本郵船會社是世界上最具規模的海運公司之一。這艘相模丸實在算不上艘好船——這種事只要一到海上就知道了。才剛出航不久，船上就已經亂成一片了。玻璃品、行李、木箱、杯盤、瓶罐……總之只要是沒釘牢的東西，全都隨著海浪的韻律，五彩繽紛地碰撞飛舞，發出震耳欲聾的碎裂聲。為了避免自己被飛來飛去的碎片擊中，我用手邊所有能找到的坐墊、毛毯，和其他能拿來遮擋的東西築起障礙，把我的上半身封死在床上，以防自己被甩飛出去。儘管如此，我的雙腿還是像鐘擺一樣，不斷地隨著船身的驚人搖晃而擺盪著。

我心情陰鬱地想像，如果這4、5天的航程都得冒著冷汗度過，那將會是多麼令人不愉快的經驗。就在此時，一位船上的服務生突然現身，宛如從天而降的天使，向我捎來無比悅耳的消息——有鑑於暴風雨風浪過大，船長下令返航，去長崎港避風頭。感謝上天，這人還算有點判斷力；我一邊這麼想，一邊放鬆地嘆了口氣。一想到幾個小時後，就能擺脫這個折磨人的處境，讓我重新振作起精神。

我們於上午10點在長崎港下錨，隔壁停著一艘大型戎克船，船員正從船上卸下鯨魚魚骨——這可不是什麼尋常的貨物。我們在那裡停泊到晚上11點。

隔天的破曉時分，船長決定碰碰運氣，再次挑戰中國海上的巨浪。不過大海並未就此展現出更和善的一面——相較於昨日的惡劣海象，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船長徒勞無功地與猛烈的風雨搏鬥了幾個小時後，還是只得退回長崎。

我不否認，連續兩次無功而返，讓我對這艘船——或者不如說，對這位船長先生——失去了信心。根據別人的說法，他曾經在擔任軍官的青年時期，完成過這條前往福爾摩沙的航線。然而面對這次的暴風雨，他卻顯得茫然失措。我無意測試他的航海技術，於是決定在長崎下船，改搭8天後從門司（Moji）出發的全新豪華大輪船——「橫濱丸」（Yokohama Maru）——繼續我的福爾摩沙之旅。

這次的天候也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東北季風盛行時節，海象惡劣，完全不能指望會有好天氣來相助，只要能有艘堅實可靠的好船可搭，就該心滿意足了。不論險惡的海上天候是好是壞，都還是得找到與其共處之道。

歷經了3天風雨交加的航程，我們在一天早晨看見了福爾摩沙的北角。白雲悠悠，群山映襯著翠綠的海岸，我們就如此沿著海岸線航行了數個小時。

早在15世紀，那些在此處上岸的葡萄牙人，就曾想像著這條海岸之後，是否隱藏著一座美麗出奇的島嶼，於是將這座島嶼取名「Ilha Formosa」（美麗島）。時至今日，人們依然沿用著這個名字。

這個葡萄牙文的名字，至今仍讓許多人誤以為福爾摩沙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然而在那本詳盡廣博的名作《福爾摩沙島史》中，旅居東京的路德維希．里斯教授（Ludwig Riess）明白有力地指出，這樣的想法完全站不住腳。

事實上，只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曾經短暫地將福爾摩沙據為己有，而且都只占據了島嶼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僅在1626年至1642年間占領基隆與淡水——他們從馬尼拉而來，希望在當時仍具有貿易優勢的菲律賓－日本航線上，建立一個穩固的據點。隨後他們便被自1624年起就進駐福爾摩沙西岸臺灣府的荷蘭人趕走了。而等到1661年，則輪到荷蘭人被迫讓位給那位稱霸東亞的海上魔王、家喻戶曉的海賊——國姓爺（Koxinga）。不過且容我在此賣個關子，等之後再來介紹這座漸獲重視的海上島嶼的身世。

我們逐漸接近海岸，穿越本島和坐落在港灣前的棕櫚島之間的近海區域。棕櫚島海拔約70公尺，是一座由珊瑚礁環繞的砂岩石崖。棕櫚島這個名字毫無道理可言，因為這座島上一棵樹也沒有，只有陡峭的岩壁上長著高大挺拔的青草。

基隆港也面臨淤沙逐年加劇的問題，港口的上半部在退潮時成了一片泥淖，很快就會陷入不堪使用的境地。儘管如此，據說日本政府正在籌劃疏浚工程。這項工程肯定所費不貲，而且很可能成效不彰——因為豪雨期間，此處的山澗和溪流會沿著陡峭的山坡衝下，將大量的泥沙帶入港灣。從前連體型最大的船艦都能停泊的這座港口，如今已水位過淺，無法停泊吃水較深的船舶了；它們必須到遙遠又毫無遮蔽的外港下錨，讓乘客搭3.5公里的戎克船，才能抵達位於港灣盡頭，人口約1,200人的基隆。而若是遇上惡劣天候，那顯然會是段令人不快、險象環生的旅程。

緊鄰基隆港灣的山上長著茂密的植被。港灣周圍環繞著陡峭的石壁，風景如詩如畫。洶湧的浪花不斷沖刷著石壁，持續著它們的侵蝕工程。港灣的上半部有兩座迷人的小島。小島旁邊的風化黑色砂岩，和島上簡直過分茂盛的翠綠色植被相互映襯，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一座名叫「Mero」的小島上，至今還能看見17世紀上半葉西班牙人所遺留的聖薩爾瓦多古城遺跡。

儘管基隆是座自由港，卻因天氣過於惡劣，沒有歐洲人在此居住。這裡每年平均降雨260天，多雨的氣候導致危險的傷寒肆虐，氣候變化也比其他地區來得更劇烈。整體來說，北福爾摩沙地區的降雨十分豐沛。5月至9月間的西南季風，以及10月至3月間的東北季風，皆為這片土地帶來大量雨水，這是因為東北季風常年盤據在福爾摩沙以東、向北奔流的黑潮（又稱日本暖流）上空；在此形成的水氣被吹向福爾摩沙島，在山巒之間凝結成厚厚的雲層，最後以豪雨的形式落在北福爾摩沙各地。

基隆港是福爾摩沙4座國際商港中，出口值最少的港口。比起出口，它在進口上扮演的角色更為關鍵——該港在1897年的進口值為367,776日圓。福爾摩沙各地都出產煤炭，就算在島嶼南部也找得到，而基隆一帶的砂岩山脈裡，也同樣蘊含著豐富的煤床，煤炭因此占了基隆港總出口值的3分之2。最有名的煤礦位於基隆的八堵（Poeh-tau）；這裡自1875年起，就已開始使用機械採礦。雖然福爾摩沙的煤炭取之不竭，價格也最便宜，但效能卻是東亞地區內最差的；這導致許多國家嚴重高估了福爾摩沙的價值。福爾摩沙產的煤炭燒得過快，煙味也重，還會產生大量的煙灰，很少船艦使用，就算用了也不受喜愛。我和幾位船長聊過，他們都向我保證，這裡的煤炭頂多只能拿來跟其他產地的煤炭混合使用。福爾摩沙的煤炭出口也因而不足掛齒——根據1897年《臺灣外國貿易年表》（Annual Return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Formosa）統計，該年度的煤炭出口值僅為3萬日圓。由於福爾摩沙缺乏像樣的工業建設，島上的煤炭需求恐怕也不會太高。

德國領事館位於臺北，我希望儘快出發；我也希望能在那裡，找到幾位能指點我如何在福爾摩沙旅行的歐洲僑民。去臺北必須搭乘火車。這條鐵路有段頗為特別的歷史：80年代初，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這間跨國企業，為了連接上海與緊鄰長江入海口的吳淞（Wusong），在當地興建了一條鐵路。這條短短的鐵路在當地官員的默許之下非法落成，卻在消息傳到北京後，驚動了政府高層；他們害怕這種壞榜樣會有損善良風俗，於是花錢買下這條鐵路，並馬上下令將它拆除。為了不讓哪怕只是一小塊的鐵路建材繼續在中國敗壞民風，他們將包含鐵軌、火車頭等所有零件運到位於福爾摩沙的臺南府（Tainan-fu）。那些零件就這樣隨意地存放在那裡，一放就是好多年。若不是才華洋溢、思想進步，於1885年至1891年間擔任巡撫的劉銘傳（Liu-Ming-Chuan），宛如喚醒睡美人一般地賜予它們新生，這些零件想必會就這麼生鏽毀壞吧。這條基隆到臺北，再從臺北到新竹（距離約50英里）的鐵路，預計一直延伸至南部的打狗，但仍需爭取目前費盡心力仍無法到位的必要資金，才能繼續興建下去。

但不單是如此。1885年到1891年間，福爾摩沙只花了極短時間，就搭好了連接中國大陸和澎湖群島的電纜線路，並擁有由法國軍官訓練的現代化軍隊。

劉銘傳在北福爾摩沙完成了許多可觀的建設成果。他在原本無法通行的蕃地（Wildengebiete）修築道路，讓許多蕃族歸順中國朝廷，拓展了文明的版圖。然而這些新建設所費不貲，必須靠加重當地人的賦稅，才能支應這些工程所需的鉅額花費，因此並不受到福爾摩沙人所喜愛。地方的反彈聲浪愈來愈強，迫使這位積極傑出的改革者於1891年稱病辭官，卸下巡撫的職務。劉銘傳卸任後，從1891年到1895年6月1日福爾摩沙移交日本為止，福爾摩沙轉而實施撙節政策，正合那些漢人守財奴之意，因為這麼做比較不傷他們的荷包。

言歸正傳，繼續來說我的後續旅程吧。

有位基隆當地的茶館老闆，想迫使我不得不在他的店裡過上一夜。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即使面對我的再三催促，他還是故意耽擱，沒有把我放在蒸汽輪船上的行李領過來。他的詭計讓我非常不開心。為了讓他的計畫落空，我決定乘上一艘閒置的戎克船，冒著可怕的風雨親自去取行李；但這麼做實在太危險，船夫不願意繼續冒險開船，我只好被迫掉頭。後來是我一個人先行前往臺北，留下我的通譯，隔天早上領完我的行李再來會合。

火車首先沿著基隆河岸行駛——基隆河是淡水與基隆之間的重要水道，對當地旅人來說尤其如此。人們乘坐狹窄的竹筏，往來於這條急流甚多的水路上，並在基隆外約6英里處上岸，因為剩下的河道船隻無法通行。大雨一路上如川流般傾瀉而下，放眼望去，處處都是一片憂傷的景致，彷彿全世界都在哭泣，讓人完全不敢指望還會有放晴的一天。我們就這樣經過積水的稻田和水塘，看見水牛在田畝間呆呆地望著我們，還有幾座骯髒的、讓人不敢恭維的中式村莊。整趟車程費時2個小時左右。到了臺北火車站後，我找來一位油嘴滑舌的漢人小孩，靠著比手畫腳，以及我用所有想得到的語言熬出來的「語言燉菜」（Ragoût）讓他明白我想去德國領事館。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德意志帝國領事館不在臺北，而是在大稻埕（Twatutia）。

在我繼續講述我的旅遊經驗之前，請容我先說明一下臺北——或者更準確說，大稻埕、臺北和艋舺之間——的地理關係；它們的地理關係極其複雜，經常讓初來乍到的人很困擾。

1860年，福爾摩沙開放歐洲人入境——也就是說，歐洲人具有在淡水港和安平港居留、經商的權利。然而截至今日，使用這項權利的人少之又少。根據1897年的人口調查報告，福爾摩沙境內只有53名歐洲籍人士，其中有半數是傳教士和定居廈門的商人，而這些商人只會在採茶季時，在福爾摩沙待上幾個月。這項歐洲人於1860年取得、適用於淡水和安平的權利，於1865年擴及至基隆港和打狗港。

由於早期政府官員在樟腦專賣方面賺了歐洲人很多錢，從大稻埕到淡水、從臺南府到安平，都存在著一種雖然大方卻毫無根據的默契，也就是對歐洲人的優待。歐洲人很樂於見到這種發展。起初人們決定讓歐洲人住在艋舺——艋舺是北福爾摩沙最大的城市，人口約5萬人——但漢人不願他們的城內有野蠻人（Barbaren）居住，大力反對這項決定，歐洲人於是被遷往大稻埕（意指「廣大的稻田」）。他們大多選擇住在淡水河邊的「堤岸」（der Bund）上——亞洲的每條港邊街道，都叫做這個名字。

大稻埕人口約3萬人，距離臺北約半小時至45分鐘，與臺北同樣坐落於豐饒的低地地區，是北福爾摩沙茶商、樟腦商行和糖鋪的主要聚集地。1876年，中國政府做出決議，將北福爾摩沙從位於南部、當時還是首府的臺南府獨立出來；人們於是於1879年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間等距的位置興建臺北城——因此，它的建城時間是最晚的。

一如所有預定作為政府所在地的中國城市，為了能夠在暴動時抵禦叛賊來襲，人們也在這裡先蓋好了城牆和牢固的城門，在城外四周挖了寬闊的護城河。整座城市因而必須在預先劃定好的範圍內開發成長。

儘管過去10年來，臺北一直是臺灣巡撫衙門（Vizekönig）的所在地；但自從日本統治以來，它變得愈來愈繁榮：日本人在此設立總督府、最高法院和各中央政府機構，駐紮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並投入大量經費，從事各項市區改正計畫。

如同東京市內的每一條街道，臺北的主要道路——由北門進出的北門外街（Hokumongai），以及由西門出入的西門外街（Seimongai）——也都還有許多改進空間。在我逗留臺北的期間，人們正根據已在新加坡證實有效的排水系統設計，在許多道路兩側鋪設有流水通過的下水道。來自東京的傑出衛生學家坪井次郎——他是慕尼黑大學教授佩滕科弗（Max Josef von Pettenkofer）的學生——已受當局之邀來臺，前往視察幾個重點地區的衛生環境，並據此提出改進方案，當地的衛生條件近日內應會有大幅度的改善。

臺北大概是全福爾摩沙日本人最多的城市，當地的日本人也比其他地方的更有影響力。他們擁有大街上最有規模的幾間商行——雖然他們的客人幾乎都是自己的國人，因為漢人會避免跟日本人買東西；那6、7位住在大稻埕的歐洲人則因人數太少，完全沒有被納入考量。為了拓展日本商品在漢人市場中的銷路，日本政府決議在南福爾摩沙人口最多、也最富裕的臺南府城舉辦工業博覽會，向漢人展示日本商品的物美價廉，以及商品本身的魅力特點。然而，由於漢人性格反覆無常，排斥所有陌生的事物，這場工業博覽會恐怕也會跟那些日本商人一樣，慘遭漢人的漠視。

我在福爾摩沙第一個拜訪的人是德國領事萊因斯朵夫先生。他幫了我許多忙，還委請日本政府替我撰寫寶貴的介紹信，給各級地方官員（Distriktsbeamten）和警察局等單位；在今日的福爾摩沙，若是少了這些介紹信，估計就去不成內地了。

我接受了領事的盛情邀約，挑了一間房間，搬進了富麗堂皇的德意志領事館。這棟領事館前幾年才完工，坐落在淡水河畔，是由德意志帝國向德國公泰洋行（A. Butler & Co.）所承租的，簽了複數年的長約。大稻埕一帶就屬這棟建築最為氣派。

不久後，我也認識了「大稻埕俱樂部」（Twatutia-Club）的歐洲社交圈成員。扣除掉為數不少的下級官員，大稻埕平時只有約6到8名歐洲人居住，他們都是社交圈的一員。然而到了5月至8月的採茶季，平時定居廈門的茶行代表們就會來這裡短期出差。這時候，大稻埕就會有22至23位歐洲人，社交活動也會因此來到高峰。在我逗留的期間，只有一位美麗的女性陪伴我們——一位年輕漂亮的少女。只怕此刻這裡的生活，正讓她感到單調而前途茫茫吧；你需要一點哲思或幽默感，才能沒有怨言地適應福爾摩沙的生活。因為就算不提這裡炎熱的氣候，和日本等其他海外地區比起來，這裡的生活條件也還是差得可以，不只缺乏像樣的散步或騎馬路線、美麗宜人的花園，連出去踏青的機會也沒有。而與那些討人厭的漢人往來，也無法增加任何生活情趣。

我利用天氣首次放晴的幾天順流而下，前往福爾摩沙最繁榮的商業大城——淡水。這裡貢獻了全福爾摩沙約3分之2的進出口貿易額。

你可能會以為像淡水河這樣繁忙的水路，會有一些體面的交通工具在河上往來航行。但是當我一大清早，走過由於連日大雨，簡直化為一攤爛泥的骯髒堤岸搭船時，看見的卻是一艘沒有棚蓋、讓人倒盡胃口的破爛小汽艇。儘管如此，這趟淡水河之行竟是我此生經歷過最愉快、最多采多姿的乘船經驗之一。起先我們在甘蔗園間穿行，我感到自己彷彿置身尼羅河的河域。金黃翠綠的高大美麗竹林映入眼簾，蘆葦屋頂的中式村莊在竹林間錯落有致，景致如詩如畫。更迷人的是河上無數小船和戎克船所編織起的畫面。我們就這樣緩緩地駛近坐落於北福爾摩沙，風景秀麗、山坡舒緩宜人的觀音山山區——觀音山得名自一位象徵慈悲的女神。淡水河在關渡（Kantao）附近彎成一道弧線；那裡是基隆河和淡水河的匯流處。

作者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乃一肥皂製造工業鉅子的次男，為藝術收藏家、演員、戲劇導演以及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的創始人。熱愛旅行，曾於1898年2月至5月到臺灣遊歷，將期間見聞撰寫成《福爾摩沙踏查》（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一書。1913年於德國科隆創辦東亞藝術博物館，是歐洲第一座有體系的東亞藝術博物館。對東亞藝術之研究、收藏暨評論卓有貢獻。

---

書名：《1898．福爾摩沙踏查：德國旅人阿道夫．費實的臺灣漫遊手記》
作者：阿道夫．費實（Adolf Fischer）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