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會造成更多失業？──我們要什麼樣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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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ard、Joshua Angrist、Guido Imbens贏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讓實證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受到大家的關注。其中引起注意之一的是，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在90年代發表的最低工資研究。他們以準實驗方式（quasi-experiment），將最低工資有調漲的紐澤西州界定實驗組、比鄰且最低工資無調漲的賓州作為對照組，觀察兩州的速食業者在紐澤西州最低工資調漲後的就業人數變化。結果發現，並無證據支持最低工資調漲導致紐澤西州就業顯著下滑，就業甚至可能成長。

效率市場的模型推理

這篇研究震驚了當時主流經濟學對於效率市場的主張，也堪稱是後續數十年最低工資論辯的濫觴。事實上，這裡存在兩個層面的對抗：第一，經濟理論VS.實證研究；第二，效率市場VS.不效率市場。由於經濟理論常建立在較簡化的效率市場假設上，這兩個層面的對抗也常綜合成：效率市場的模型推理VS.不效率市場的實際驗證。

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深受新古典經濟學影響，相信自由市場可以達到完全的競爭效率，政府不該干預。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就是，市場的買賣雙方都具有完全資訊，且都是市場均衡價格的接受者，沒有任何的議價能力。在這假設下，供需雙方會達到均衡的價、量，達成效率的最大化，任何對於價量的干預都只是讓市場偏離效率。

以勞動市場而言，「勞動需求」反映的是，雇主每多雇用一名勞工可以獲得的市場價值；「勞動供給」反映的是，勞工每多提供一單位勞務所需要的補償。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供需雙方相合達成均衡工資，均衡工資同時等同於勞動價值與勞方所需補償，勞雇雙方互利互惠。

但若政府妄自設定高於市面上工資的最低工資，縱使勞工願意提供的勞務變多，但因最低工資高於勞動價值，雇主無法負荷，致使失業產生。而且，由於最低工資通常只會影響到弱勢勞工，所以新古典學派（比如說Milton Friedman代表的芝加哥學派）進一步推論最低工資反而會導致弱勢勞工失業。

這種基於完全競爭模型所產生的推論，即便在現下的台灣都還廣泛流傳。如現任台大校長管中閔，在擔任國發會主委任內就曾宣稱，「（漲基本工資）不要說一顆滷蛋，一粒米都沒辦法下鍋。」

老闆有沒有議價力？

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的研究不僅給了一個實證研究的典範，同時也對原本的效率市場假設提出了質疑：如果最低工資調漲對就業沒有負面影響，甚至有所助益，那就表示勞動市場並非完全競爭市場。為什麼勞動市場會成為不完全競爭市場？可能的解釋之一，即為近年較被廣泛討論的「獨買」（monopsony）問題。

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獨買市場」指的是整個市場只有一個雇主，雇主可以決定薪資，而且明確知道只要薪資給的夠高，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勞工。但是雇主的目標不是要找到最多的勞工、創造更多的產出，而是極大化自身利益。在這樣的狀況下，雇主會把薪資壓低，讓雇用人數少一些，這時勞工所創造的價值，遠超過其可接受的補償，雇主同時享有高勞動價值與低廉薪資成本。

獨買市場的結果對整體經濟是不效率的，原因在於只要雇主提高薪資，就可創造更多的產出與就業，整體的社會福祉也會因此提升。這時，如果政府設定一個高於雇主給薪的最低工資，不僅不會對就業產生危害，反而可提升就業，這與David Card的發現吻合。

不過，傳統的獨買市場假說受到相當大的杯葛，最直覺的就是，市場上很明顯不是只有一個雇主。但目前學術上對於獨買的定義，已不侷限在單一雇主上，而是只要雇主並非「價格的接受者」，而是面對一條「正斜率的勞動供給線」，也就是薪資給的高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勞工（如果是完全競爭市場，雇主只會面對一個等同於勞動價值的行情價，雇主給不起更多，給的少沒人會來），那這樣的勞動市場就具有獨買市場的特性。

事實上，主流經濟學界已有不少分析指出，勞動市場有許多特質可能會造成雇主的獨買力（正斜率的勞動供給線）。例如：交通成本使得勞工較難到離家遠處工作；資訊成本使得勞工在真正就職之前，難以了解該工作的具體情況，以致難以形成真正反映其機會成本的工資要價；求職過程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限制了每個勞工能仔細考慮並申請的工作數量，而非在所有可得的工作機會之間進行選擇；許多行業盛行的「競業禁止條款」限制勞工在離職後不能去同行業中的對手公司就職，也限縮了勞工的替代選擇。

用白話文講，原本新古典經濟學要我們「相信」老闆跟千千萬萬勞工一樣，沒有任何的議價能力，勞工可以創造多少的價值，他就需要給多少工資，不然的話，勞工就會跑到別地方去。所以政府調高最低工資會使得老闆根本雇不起員工，失業橫生。但是，David Card的研究「證實」，老闆或許真的跟你不一樣，他可以壓低薪資，仍會有人願意做，而且他賺得更多，因為每名勞工貢獻的價值都超過他的薪資。這時候最低工資介入才是伸張正義，改善弱勢勞工權益，甚至創造就業。

經濟學在哪裡？

哪一個才是經濟學呢？是架構在數學模型裡，望而生怯的希臘字所堆砌起來的完美均衡？還是從貼近人真實感受出發，從數字找證據，回頭來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至少這次諾貝爾獎對後者給予了一個肯定。

回頭看台灣，每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爐後，我們總是非常興奮，好像又出現了幾個洞悉人類社會奧秘的先知。但這次這些學者名單的出爐，或許是要跟大家說經濟學不只是模型推理，更需要從資料裡理解經濟是如何運作。

基於這樣的邏輯，建立在美國資料的實證研究一定可以用來解釋台灣的經濟嗎？很可能不是，如果市場不再建立在一個想當然爾的假設下，任何地方的經濟運作都有可能不一樣。所以，在歌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同時，我們或許可以更致力於台灣的實證研究，至少要更多檢視「一旦調高基本工資，廠商倒光，一粒米不能下鍋」的發言。

事實上，台灣基本工資的實證研究仍有許多發展空間。我在博士論文中以2007年基本工資調漲（基本月薪從15,840元調漲9%到17,280元、基本時薪從66元調漲44%到95元）為研究點，以月頻率資料，直接分析受基本工資影響之低薪者的就業在調漲後的變動。結果同樣發現，對於所有廠商而言，基本工資的調升，並未顯著地影響其全職低薪者或兼職者的雇用量；但對於受影響較大、雇用人數小於30人的小廠商而言，全職低薪者的就業有些微的上升，兼職者的雇用量則呈現11%-24%的增加。

回想當時校園附近貼著的打工廣告從時薪66元一夕之間變成95元，這些商家卻各個屹立不搖，仍舊需人孔急，周遭打工的人也變多。那時深覺經濟學或許就是存在於課堂中，或是叫在市場中的弱勢者認命的工具。直到後來，恍然大悟，說著「一旦調漲、失業遍地」的人說的可能不是經濟學，而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